第八节 农民战争与元朝的覆亡

（一）农民起义的发动一、颍州红巾军起义

元朝末年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是从一三五一年（至正十一年）颖州红巾军的起义开始的。

起义的发动者是白莲教会的领袖韩山童。韩山童祖籍滦城。他的祖父曾被官府加以“以白莲会烧香惑众”的罪名，谪徒到广平永年县。元武宗、英宗时，一再下诏禁止白莲佛事。韩山童被称为“韩学究”，大约是以文人的面貌继续秘密传教，并以白莲会作为联络的工具，暗地组织农民，准备起义。河南和江淮地区的人民，多随从韩山童，加入秘密组织。

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今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省的交界地带，元顺帝时是黄河决口、水旱连年、灾害极重的地区，也是贾鲁征发民夫治河的地区。韩山童组织的农民和治河民工，迅速发展到上万人，并且涌现了一批组织者和领导者。山东杜遵道原是枢密院的小吏，被沙汰免职，参加起义。颖州刘福通英勇善战，是当地白莲会的首领。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等也都是韩山童周围的起义领袖。史称韩山童为“徐州盗”（叶子奇：

《草本子》、何乔远：《名山藏》）。组织起义的中心地区当在徐州至颖州、汝宁府一带。

起义作了周密的组织准备，也作了舆论准备。

宣传“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 自隋唐以来，民间即在流传着来自佛教净土宗的弥勒佛出世之说，成为人们反抗朝廷统治的一个思想武器。北宋时贝州王则起义，公然提出“弥勒佛当转世”的口号，旗帜号令，都以佛称。元朝禁止白莲教后，弥勒下世之说，又成为起义者的依据。泰定帝时， 息州民赵丑厮等起义，宣言“弥勒佛当有天下”。顺帝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信阳棒胡起义军中，也有弥勒佛小旗。韩山童利用民间广泛流传和熟习的传说，倡言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剥去宗教的外衣，它的实际意义，是号召人们整个地推翻元朝的统治，重立新王。

宣传恢复宋朝 利用前朝的旗帜，作反抗本朝的武器，是历代农民起义中常见的惯例。韩山童、刘福通等提出恢复宋朝的口号，则又意味着推翻蒙古贵族，重建汉族的政权。伯颜执政时，力排汉人，激起广泛的不满。韩山童在他的起义文告中提出“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口号，把贫富的对立， 与南北、即蒙汉的矛盾结合到一起，以便广为动员汉族人民反抗元朝。刘福通等倡言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韩山童既是天国降世的“明王”，又是亡宋皇室的后裔，充当起义领袖的理由更为充足，出任新皇帝的根据也充分了。

制造谣谶，动员造反 如象前代多次农民起义一样，韩山童、刘福通、杜遵道等人在准备起义时，也事先制造谶语，查四处传播。说“莫道石人一只跟，此物一出天下反”。在修治黄河的要道黄陵冈（山东曹县西南）附近， 预先埋下了一个独眼的石人。民夫开河道时，掘出石人，远近轰动了。韩山童提出“天下反”的口号，即不只组织白莲会众，而且进而鼓动广大人民举行全国规模的起义。

韩山童等利用自莲会作为联络会众的工具。准备起义的舆论，也带有宗教迷信色彩，但重要的是在于它的实际的政治意义。和以前的某些小股起义

不同，这次起义从一开始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斗争的闰标是根本推翻元朝的统治，重建新朝，并且号召天下造反。这一目标的提出，正是当时阶级斗争的条件已经逐渐成熟的反映。它显示着一场农民战争的巨大风暴，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早在金朝南侵时期，中原地区的农民，即头裹红巾，举行起义。韩山童、刘福通等起义者也都头缠红巾作标志，并高举赤旗。因此，起义军被称为红巾军，或红军、香军（烧香拜弥勒）。

一三五一年五月，刘福通等三千人在颖州境内某地聚会，誓告天地，准备起兵。不料事先泄露了消息。官军赶来搜捕，韩山童被捕牺牲。妻杨氏、子韩林儿乘间逃走。

起义的计划遭到意外的破坏。刘福通、社遵道等随即起兵，攻下颖州州城。

刘福通起义后，元朝立即命枢密同知赫厮、秃赤率领素称骁勇的阿速军千人和诸部汉军，会同河南行省军前往镇压。赫厮军遇到红巾军，立即为农民起义的浩大声势所吓倒，扬鞭大呼：“阿卜！阿卜！”（蒙语，意为“走”） 回马逃走，全军不战而溃。红巾军乘胜进占朱皋，据仓粟；连续攻破罗山、上蔡、真阳、确山，并到达舞阳、叶县等地。各地贫苦农民相率加入红巾军队伍。九月，红巾军克汝宁府和光州、息州，众至十万。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点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