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农业

金元之际，北方农村遭到严重的破坏。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开始重视农业。一二七○年，朝中设司农司掌管农桑水利，御史中丞字罗兼为大司农卿， 督课各地方官劝农。司农司还颁行农桑之制十四条，作为督率农业生产的依

据。忽必烈一朝，北方和两淮地区，农业渐得恢复。江南和边疆各地区则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农田的垦殖元朝经过开垦荒地、开发边疆和兴修水利，使农田面积逐渐有所增加。

荒地的开垦——金元之际，北方出现大量荒地。一二七七年，元朝规定， 各处荒地在限期内许旧主认领；逾限，许自愿耕种。一二八六年，朝廷又下令募人开耕荒地，每丁拨地百亩，三年后再依例纳税（《元典章·户部五》）。经过垦荒，两淮地区逐渐出现变废墟为良田的景象。忽必烈时，淮北内地， 只输丁税。成宗大德时多次在那里括地，征收地税。

屯田和边境的开发——元朝建国后，在各行省立屯田以助军饷，分军屯、民屯两种。据一三○八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所，垦田面积约在二十万顷以上。北达漠北，南至海南都进行屯田，对各边境地区的开发，起着显著的作用。哈刺哈孙经理称海屯田，教当地诸部落人耕作，溉田数千顷， 岁得米二十余万斜。赛典赤在云南教民耕种，修治滇池，辟地万余顷。

水利与水田——屯田的发展也促进了水利的修建。元初，张文谦、董文用、郭守敬等修浚原属西夏境内的唐来、汉延、秦家等古渠，灌田九万余顷； 又开辟中兴、西凉、甘、肃、瓜、沙等州的旱田为水田。忽必烈以朵儿赤为中兴路新民总管，统领南军子弟垦田，塞黄河九口，开其三流，据说三年之后，赋额增倍。江南地区南宋时在江淮水乡依水造田，已见成效。王祯《农书》载有围田、圩田、架田、沙田等多种。元代在南宋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元初松江曹梦炎依澱山湖围田九十三围，得数万亩。不过，豪富占湖围田， 往往因此造成湖面收缩，或水流堵塞，使周近农民受害。

木棉的推广木棉的种植，在南宋时已逐渐扩展到江南的许多地区。元代

更为普遍。桑哥执政时，曾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 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桑哥败后，罢废六处木棉提举司。但朝廷仍在各地征收木棉，每年不下五十余万。成宗时，木棉布开始列入正赋，说明木棉的种植和纺织，已遍及于民间。北方地区在金代种棉甚少。只是西北地区从回鹘略有传入。北方民间甚至仍流传着木棉是“垅种羊”的传说（城上种羊脐，从土中生长）。耶律楚材到了西域，才知有木棉。作诗说：“西方好风土，大率无蚕桑。家家植木棉，是为垅种羊”。元代北方也逐渐推广种植木棉。王桢《农书》记木棉说：“江东、陕右亦多种，滋茂繁盛，与本土无异”。自陕右至淮北，木棉日益普及。

耕作技术的交流 元朝建国后，曾经长期隔绝的北方与江南人民之间以

及各族人民之间，得以交流耕作技术。汉族农民迁往漠北后，在一些地区开始经营农耕。山北道居民原来不知稼穑，姚天福任按察使时，提倡树艺耕作， 渐致富庶。云南爨、■等族人民从汉人学会蚕桑。西域色目人定居在宣化等地，促进了当地果园农艺的发展。江南农民来到大都东南，开垦水田，形成北方重要的水稻产区。元朝一代不乏此类事例，说明各地区各民族间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地交流了经验和技术。一二七三年，元朝颁行《农桑辑要》一书， 汇编历代农学著述，并依据农业生产的实际经验予以增订，但它只限于当时北方的农业成就。元朝建国后，山东人王祯著成《农书》，着意于总结南北方农业生产的经验，“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不偏废。”书中论述荆桑与鲁桑各有优长，应以荆桑为本，以鲁桑条嫁接，便能久远盛茂。又论述生产工具：北方多用铧，南方皆用馋，应依老农经验，南北互用，馋铧不偏废。

垦生地宜用馋，熟地宜用铧。经验技术的交流，无疑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