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身边的共产党员

1936 年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毅然对蒋介石实行“兵谏”，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几十年来，张、杨两将军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千古功臣，参与西安事变的许多人物，亦常见诸报端。然而，有一位与张学良有着特殊关系、运用特殊方式为西安事变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物，至今尚鲜为人知。

此人就是解方将军。全国解放后，他曾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元帅统领百万大军；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是刘伯承元帅的得力助手。“文革”后，又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西安事变中，他是张学良将军的联络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时年 28 岁。

要叙述解方这段经历，不能不先交代一下他和张学良的关系。解方原名解如川，字沛然，1908 年生于吉林省东丰县一个地主家庭。他资质聪颖，记忆惊人，4 岁开始读书，14 岁考入奉天三中，与张学良之弟张学铭为同学。当时，奉天三中是重点中学，以办新学著称。解方思想敏锐，成绩优异，为人谦和，性格活跃，打球、游泳、演戏，样样拿得起来。入校不久，便成为学生中的佼佼者。

1927 年初春的一天，即将高中毕业的解方正在宿舍看书，一位同学找到他说：“沛然，张大帅要送一批学生到日本学军事，张学铭也去。他让我转告你，最好能和他一起去。”

听到这个消息，解方颇感惊讶。他和张家素无联系，虽说和张学铭是同学，但不在一个班，平时也没有交往。此事又从何说起呢？思忖片刻，他让那位同学转告张学铭，自己准备报考医科大学，将来当个医生，济世救民。张学铭得知解方的想法后，径直来找他，热诚地说：“沛然，同学中我

最佩服的就是你。我们一起去，相互有个照应。学成回来，也好共同为桑梓出力呀！”见解方沉默不语，张学铭便把张学良搬了出来，“我已把你的想法告诉了大哥，他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解方曾在奉天的一些集会上见过张学良。这位 20 多岁的将军，英气勃勃，风流倜傥，是东北青年人的偶像。听说他对自己有话，忙问道：“汉卿将军有何指教？”

“他只说了四个字。”张学铭一字一顿地说，“大医医国！”

“大医医国？”解方不觉心头一悟，陷入了沉思：当今国家内有兵连祸结，外有强敌欺凌，人民身处水火，苦不堪言。张家父子为振兴东北集团， 官费派留学生赴日本学习军事，看来是想整军经武，有所作为。自己体格强健，精力旺盛，如果能学一身本领，将来为外御强敌，内平战乱作出一番事业，也不枉为七尺男儿啊。想到此处，这个处事果断的年轻人一改初衷，当即表态：“行，我去。投笔从戎，效命疆场！”

很快，他和同学孙铭久陪同张学铭乘船东渡，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0 年，解方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

此时，张学良由于东北易帜有功，后又在蒋、冯、阎大战中提兵入关， 支持了蒋介石，已被蒋任命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北平分会委员会会长，掌握了东北、华北军政大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他安排张学铭为天津市长兼警察局长，解方也担任了天津特务总队主任。他和贾陶、孙铭久等协助张学铭大刀阔斧地整顿保安队，令世人刮目相看。1931 年底，他们成功地粉碎了日寇在天津的暴动阴谋，受到张学良的嘉许。1934 年初，张学良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时，又安排解方在东北军 51 军参谋处当科长，实际为张的联络参谋，并交待军长于学忠、参谋长刘忠干，要解方参与中枢，所有军中要事通过解方与他联络。解方也以他勤业谋事的干练进一步得到张学良的器重。一时间，年轻的解方成了东北军中的佼佼者。

可是，面对中国的现实，喜读书、爱思考的解方不但没有踌躇满志的感觉，思想上却越来越苦闷了：张学良一失东北，二陷热河，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受到国人唾骂，仍然执迷不悟。在红军进入西北之后，又被蒋介石委任为“西北剿总”代司令，带领 20 万东北军真刀实枪去打红军。难道他看不清寇深祸急的逼人形势？难道他看不透老蒋坐收渔人之利的险恶用心？每次从兰州 51 军回西安，解方都要对张学良坦率陈辞，而张学良总是说：“要相信我会有办法！”有时说得多了，张就不耐烦地挡回去：“我都知道了！” 照这样下去，东北军还有什么希望？个人又能为国家民族做出什么有益的事情？多少个深夜，他苦苦思索，辗转难眠。

1935 年底，张学良派解方到广西考察民团情况。解方从西安出发前，见到了曾在天津共过事的密友贾陶。贾当时担任张学良特务团的副团长。两人谈到当前的形势，贾陶感慨地说：“张副司令就不如李宗仁、白崇禧明白， 人家把蒋介石看透了。张副司令才傻呢！‘九·一八’事变听蒋介石的，一枪不放丢了东北，好多部队也没有撤进关里来。现在又执行老蒋的命令，调这么多部队打红军。打又打不赢人家，一接火就丢了两个师。人死了，枪丢了，政府又不给补，我看迟早得把东北军拼光拉倒！”

解方说：“我这两天又详细读了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人家讲的道理， 真叫人心服口服！”

贾陶像猛然想起了什么，一拍解方的肩头说：“你说起共产党，有个共产党就在咱们跟前！”

“谁？”

“苗勃然！”

解方一听，两眼射出灼热的光芒。苗勃然是几年前他和贾陶在天津遇到的共产党员。“九·一八”事变后，他经常和这两个年轻人交谈抗日救国问题，对他们的思想有很大影响。听说苗勃然就在西安，解方如大旱之望云霓， 拉上贾陶就赶往东关苗的住处。一见面，他们就把心中的苦闷向苗勃然抖落

出来。

苗勃然首先为他俩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指出当前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要抗战就必须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政策。接着又详细讲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讲了东北军抗日复土的使命⋯⋯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苗勃然对国际国内形势鞭辟入里的分析， 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主张，使解方和贾陶茅塞顿开，当即提出入党的要求。

苗勃然望着这两位热血青年，鼓励说：“你们的愿望很好，只要有实际行动，党组织是会看到的。”

“那就给我们布置任务吧！” “你们要利用和张先生的关系，经常向他反映东北军的苦处和厌战情

绪。张先生聪明过人，恐怕他不肯眼睁睁看着东北军拼完拉倒！”

回到贾陶的庄处，俩人仍然激动不已。贾陶向解方透露说：“这几天， 东北军的家属来西安的不少，几乎天天有人来总部门口求见张副司令。我们应该让张副司令听听父老乡亲的呼声。”

隔天，解方按贾陶约定的时间，有意识地把张学良请到总部门前的广场上。广场上黑鸦鸦的人群，全是东北军的家属。女的抱着小该，老的拄着拐棍，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衫褴褛，一声声熟悉的东北口音传到张学良耳朵里：

“我们不明白，放着占领家乡的日本人不去打，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卖命？”

“我们的男人让红军打死了，吃没吃的，穿没穿的，住没住的，张副司令要给我们想办法！”

“少帅不能忘了张大帅是怎么死的呀！”

听着这一声声哀婉、泣诉又带责问的乡音，张学良深深感到愧疚。回到总部，他对解方说：“沛然，我现在是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我决定把个人积蓄都捐出来，成立难民村，安置这些无衣无食的同胞。”

“这也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关键是东北军今后怎么办？恐怕副司令比我考虑得更多吧！”解方乘机进言说，“我总觉得我们在这里打红军是死路一条，不得人心。东北是日本人抢的，不是红军抢的；老帅是日本人炸死的， 不是红军炸死的。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硬要来打人家，这不是毫无道理吗？ 据我在下面了解的情况，弟兄们都想不通，都说副司令上了蒋委员长的当。要是我们停止打红军，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我想不光是东北父老拥护，全国民众也会支持！”

张学良沉默片刻，望着窗外说：“沛然，此事我岂没想过？今后你不要多向外人讲。你这次到广西，要特别注意李宗仁、白崇禧对抗日的态度。”此后，解方奉张学良之命又一次出使广西，与李、白联络抗日大事，并

接来李、白的联络员常驻西安。平时，每次从兰州回西安，解方也都按照党的指示向张学良反映东北军官兵打回老家去的要求，鼓动张学良抗日复土。张学良的思想由拥蒋抗日转变到逼蒋抗日，解方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36 年 4 月，张学良在我党多方面力量推动下，飞赴延安，与周恩来作了倾心交谈。周恩来高瞻远瞩的分析，人格的魅力，使张学良大为折服。从而坚定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信心。他下令东北军停止进攻红军，还为红军送去粮食、衣物和银元。应张学良请求，党中央又派刘鼎同志作为常驻西安的代表。

5 月中旬，在刘鼎同志建议下，张学良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创办了“军官训练团”，请蒋介石任团长，张自代团长。这个训练团，名义是培养剿共骨于，实际上是在部队中灌输抗日思想，洗刷陈腐作风。

解方被张学良召到西安参加了第一批集训。一见面，张学良就精神振奋地说：“你在奉天、日本上学，都小有名气，这次来训练团更要发挥作用， 鼓动大家的抗日情绪，多组织大家讨论，每次讨论的意见都要整理出来送我看。”

解方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苗勃然。苗首先告诉解方，党组织已于 4 月正式批准他为中共党员，然后又带他到东大街旅社见了党派来做东北军工作的总负责人刘澜波同志。刘澜波当即和解方等分析了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变化，又研究了党在训练团进行活动的具体措施。

解方进入干部连后，以他坚实的军事功底，积极的抗日思想，很快赢得了学员们的信赖。他还发挥文艺特长，经常在课余时间教大家唱《码头工人歌》、《毕业歌》、《扬子江暴风雨》等歌曲。张学良得知后，高兴地鼓励解方说：“干得好！教唱一首歌，比我讲一次话作用都大！”解方除去教歌， 还通过刘澜波从西安搞来一台留声机，天天放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义勇军进行曲》。“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响遍营区的歌声，或悲凉凄楚，或慷慨激昂， 深深地打动着青年军官们的心，激发着大家的抗日情绪。

训练团学员住的是土窑洞。每个窑洞，宽约一丈五尺，长约五丈。窑洞里有挖好的土桌、土凳，学员吃饭就坐在这些土凳上。张学良经常来团讲话， 吃饭也和大家一样，坐在土凳上边吃边谈。解方每次送给他的讨论意见，他都有亲笔指示，多是鼓励学员们抗日复土的话。解方就把张学良的指示一次次地传达给大家。

5 月底的一天，张学良来团里讲话，解方对他说：“副司令能不能和大家座谈座谈？弟兄们有好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哩！”

张学良痛快地答应了。当晚，解方和学员们围坐在张学良周围，讲家乡沦陷后的苦难，讲流浪关内的感受，讲中央军欺负东北军的气焰，讲东北军的前途，不少人讲着讲着失声痛哭起来。解方见群情激昂，便站起来高呼： “请副司令率领我们打回老家去！”

顿时，口号声响了起来： “我们愿为抗日救国而死！” “誓报国仇家恨！”

望着一张张激动的面孔，张学良情不自禁，眼泪刷刷地流淌下来。他猛地站起，挥动胳膊大声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我都理解。请相信我！我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我怎能忘记报仇雪耻，收复失地！大家不要急，要好好训练，作好准备，我一定带领大家走上抗日战场，披甲还乡！如不兑现，学良以头来谢国人！”

会场上，一时掌声雷动。

1936 年 10 月，张学良成立了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亲任会长。刘澜波、苗勃然、高崇民、贾陶、解方、孙铭久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组织成立那天，张学良在他的公馆里带领会员宣誓：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复土雪耻，披甲还乡！会后，张学良留下解方，交待说：“你速回兰州，尽快组建一个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要把积极要求抗日的军官组织起来，我随时会给

你们指示。”又取出一本密码本，小心翼翼地交给解方，叮嘱说：“这是和我联络的专用密电码，紧要时刻会用到它。你要切切用心保存！”

解方返回兰州，立即着手筹建了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主力团的团长李荫坡、张儒彬等，都被他发展为抗日同志会会员。

抗日同志会成为张学良发动逼蒋抗日活动的核心组织。

1936 年 12 月 12 日。黎明的寒风中，光秃秃、灰蒙蒙的兰州城正在懒慵

慵地沉睡。寂静的 51 军军部一角，解方屋里却一直亮着灯光。这位年轻的中校科长思潮翻滚，不停地踱着步子。

这几天，他有点心绪不宁。

7 天前，蒋介石从洛阳来到西安，还带来陈诚、顾祝同、蒋鼎文、卫立煌、刘峙等高级将领。兰州绥靖公署、省党部的高级官员、51 军军长于学忠及该军 113 师师长李振唐、114 师师长牟中珩、118 师师长周光烈，也被蒋召往西安训话。解方从西安至兰州的往来人员口中，隐隐约约得知，蒋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拟调其嫡系主力部队 30 万人开入陕甘，企图一举消灭红军。还听说蒋介石对张学良抗日的要求大加训斥，要张、杨服从命令，积极剿共，否则就要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

西安城，蒙上了一层神秘而险恶的气氛！

张副司令究竟是怎样看待当前形势的？解方边踱步边苦苦思索：假如他这次又服从了蒋介石的命令，那国家、民族将跌入苦难的深渊！他又逐项回顾张学良回国两年多来的举措。

“不，张副司令不会轻易受蒋介石驱使了！”可是，如果和蒋闹僵，东北军将向何处去？党的联合抗日的主张又如何落实？解方当时是 51 军唯一的共产党员；此时此刻，他多么期望得到党组织的指示啊！

解方推开窗户，凛冽的寒风钻了进来。启明星已在天边升起，灰蒙蒙的兰州城廓依稀可见。凭窗东望，他猛然觉得应该找个理由赶往西安，观察一下形势，听听刘澜波、苗勃然有什么指示。

他开始做动身的准备。

突然，“笃！笃！笃！”传来一阵紧急的敲门声。

解方打开屋门，只见一位年轻的电报员手拿一份电报，急急地说：“西安急电，让长官亲译！”

解方接过电报，一见那专用密码，立即明白发生了大事。他分秒不敢耽搁，即刻动手翻译。

“军事会议破裂，我与杨主任合作，于今晨 3 时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 已将其及中央军政要员扣押⋯⋯”刚译出这一句，解方便激动不已：“张副司令，干得好呵！”他一拳擂在桌子上，握笔的手也抖动起来。望着长长的电文，他马上又意识到：西安扣蒋，顷刻就会举世皆惊。张、杨如何善其后？ 兰州为西安后方，张副司令对 51 军有何交待？十万火急，要分秒必争！他立即揣起电报，敲开了通信营长冯梦瑞的门，让冯帮助翻译。冯梦瑞精通电讯， 思想进步，抗日态度坚决，经常和解方一起谈论时事。他抢过电报扫了一眼， 大喊一声：“嘿！”便和解方分头翻译起来。

随着两支笔“沙沙”作响，译电纸上出现了张、杨给全国的通电以及张学良的命令：

⋯⋯速转达 51 军，立即在兰配合西安行动，切断绥署与南京之任何联系，将胡宗南部两团、绥署特务营及军统有关武装一律缴械，对重要人员限

制其自由。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

解方揣起电报说：“梦瑞，刻不容缓，你赶快准备，我这就去报告刘参谋长！”

参谋长刘忠干看过解方送来的电报，不由得脸色突变，口中连呼：“石破天惊！石破天惊！”一时竟呆立屋中。解方见天色已亮，催促说：“参谋长，事不宜迟，快做决定吧！”

刘忠干沉思有顷，脸色恢复了正常。他让解方速请参谋处长张熙光。 张熙光赶来看过电文，定定地望着解方问道：“沛然，你看怎么办？” 解方说；“这是张副司令的命令，自然要坚决执行！”

张熙光说：“用兵动武，事关重大，干了又如何善其后？”

解方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现在木已成舟，我们必须和张副司令同进退。如不先下手，兰州马上就会陷入混乱。兰州是西安的后方，稍有差错， 局面就难以收拾！”

张熙光说：“军长、师长都不在，部队执行这样重大的任务，有无把握？”解方说：“于军长已经在西安参加了扣蒋行动。他一向忠于张副司令，

如果他在兰州，也一定会坚决执行张副司令的命令！三个师长虽然不在家， 可参谋长都在呀！根据平时的了解，应当信任他们。”刘忠干和张熙光对视一眼，定下了决心：“干！祸福成败，在此一举！”

当下，刘忠干吩咐张熙光和解方：“你们立即拟定一个行动计划，通知各师参谋长、团长，下午 1 时在军部开会。我到省府通知周从政秘书长，让他也参与其事！”

解方参与拟定行动计划并参加了紧急会议。会上，张学良的电令一宣读， 东北军军官顿时群情激昂，都表示坚决执行张副司令命令。接着，参谋处长张熙光宣布了各部队行动任务： （1） 113 师以足够兵力解决驻东校场的胡宗南蔡、徐两团并占领飞机场；（2） 118 师以部分兵力解决绥署特务营，

另以一部兵力解决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3） 118 师以适当兵力在城关内外巡逻，维持秩序，保卫全城治安；（4）将绥署高级职员暂集一处， 照常待遇，限制自由，保证安全；（5）对兰州军统头目、警察局长史铭加以看管；（6）切断兰州对外电话联系，占领电台、电报局和报馆；（7）晚 7 时开始行动。

解方走出会议室，抬腕一看表，已是下午 2 点多钟。虽说天气阴冷，但

这位 28 岁的青年军官却感到浑身躁热。驻兰州中央军及其他部队的情况他早

就了然于心：除兰州城驻有胡宗南两个团、第 7 军炮兵团、中央军骑兵团外， 兰州外围，静宁驻有毛炳文部，平凉驻有孔令恂、周祥初两师，岷县驻有鲁大昌师，天水驻有王均部第 7 师，青海、宁夏、河西一带驻有马家军⋯⋯万一走漏消息，或今晚行动失利，或处置稍有不当，都会酿成大祸，危及西安！

他也知道 51 军忠于张学良，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抗日复土情绪高涨；也知道刘忠干胸有谋略，指挥晚上的行动不会出什么纰漏。但胡宗南的蔡、徐两团，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有一定战斗力。解决他们，113 师有无绝对把握呢？

“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想到这里，解方以最快的速度赶到 113 师师部。师参谋长窦希哲刚刚给三位团长布置完任务，正趴在桌上看军事地图。他和解方是陆军士官学校同学，近来常谈论抗日救国的话题。一见解方到来，便拉上他审核行动方案。解方见方案周密细致，便提出到团里去转转。窦希哲

说：“没问题，弟兄们受够了中央军的气，早就红了眼，就等着这一天了！” 解方随即来到李荫坡团。李荫坡向他谈了进攻胡部蔡团的方案，握住他

的手说：“沛然兄，我既然加入了抗日同志会，就不会给张副司令丢脸！你看好吧！”

解方和李荫坡研究过行动方案，又赶到张儒彬团。张儒彬递给他一张写了遗嘱的纸条，说：“万一我回不来，你就把它交给张副司令，就说我这个会员没白当！”

了解了 113 师的部署和士气，解方感到很满意。返回军部的路上，他猛然又想起一件事，便径直来到通信营。营长冯梦瑞正手拿话筒，口述命令。一见解方，便兴冲冲地说：“沛然，动起来了！参座刚来电话，命令立即切断兰州对外的一切联络！”

“梦瑞，事变一起，我们会不会和中央系统翻脸？”解方分析说，“朱绍良那个绥署，肯定收集了东北军不少情报。今晚一打响，我们就把它抢过来，看看都是些什么货色。为了稳妥，还是咱俩闯一趟朱绍良办公室。”

“不成问题。”冯梦瑞胸有成竹地说，“我再带上一个连！”

激昂的情绪在军营中流动。灰蒙蒙的天色下，“参谋造反”的行动计划在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

解方返回军部，正要向刘忠干报告部队的情况，抬眼见绥署副官长杨祥华也脚步匆匆地走向刘忠干办公室。此人是朱绍良的亲信，万一被他看出什么破绽，晚上的行动就会毁于一旦！解方急中生智，赶上几步高声喊道：“杨官长来啦？快请进吧！”边喊边抢身在前，把杨祥华往屋里引。待杨走进屋， 刘忠于、张熙光笑容可掬地起身相迎：“来吧，伙计！三缺一，专等你啦！” 杨祥华狐疑地问：“我在街上看到部队有调动，好像是有什么事情？”刘忠干摆摆手说：“正常换防，咱们不必管他们。”说着，拉他坐在方桌边，又吩咐卫兵拿烟上茶。解方趁卫兵出去端茶的当儿，悄悄跟出来交待说：“看住此人，今夜不准离开这里一步！”

苍茫的暮色笼罩了兰州城，51 军军部门口，却是灯火通明，人来车往。甘肃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及各处处长揣了 51 军的请柬，兴致勃勃地前来赴宴。刘忠干笑容满面，将客人一一迎进宴会厅。

正当酒酣耳热之际，东校场方面突然枪声骤起，一时举座皆惊。刘忠干不动声色地站起来，两手往下压压，平静地说：“刚才接到报告，外面发生了一点小事，大家不要惊慌。为保证诸位安全起见，现在请大家到下水巷营舍集体居住，不经允许，不要随便走动。”绥署官员一听此言，不由得面面相觑。他们明白：自己从现在起，失去了自由。

枪声一起，解方便和冯梦瑞、通信科长李翔云带了一支队伍冲进绥署办公楼，解方将重要文件、档案统统取出，带回了军部。后来一查，果然有不少中伤 51 军的“小报告”。从绥署回来，解方又赶往中央军第 3 军炮兵团外围，直接对团长喊话。该团团长也是解方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经晓之以利害，即命令全团放下了武器。

拂晓，城内外枪声渐渐停止了。清点结果，驻东校场的胡部两团及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和特务武装全部被缴械。胡部蔡、陈两团长为黄埔军校生，有“黄马褂”之称。东北军官兵对其素无好感，这次又带队顽抗，因此被当场击毙。

早饭后，解方即代表 51 军对被扣押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进行宣抚，

同时建议以 51 军和甘肃省政府名义联合发出通电，拥护张、杨两将军的“八项救国主张”，随即将兰州事变的情况报告了张学良。

由于这次行动果断、迅速、周密，51 军很快控制了兰州的局势，市内秩序很快平静如常。兰州事变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增强了张、杨两将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谈判地位。

兰州事变的第 4 天，于学忠乘张学良的座机飞返兰州。一见解方，便拉住他说：“沛然，你可是立了大功！要不是你那个密码本，兰州怕是一片混乱了！”原来，张、杨扣蒋之后，即将八项爱国主张的电文交给西北总部的交通处长蒋斌，令他即日通报全国，以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响应。不料蒋斌别有用意，竟偷偷将电文扣压下来，转而向南京方面报告，南京舆论界占取先机，切断了西北方面的一切通讯与交通，并伪造、加工各方面文电，讨伐张、杨。两天之后，张、杨才发觉通电根本没有发出，下令逮捕了蒋斌。大家听罢，都倒吸一口冷气：好险啊！如果不是解方有张副司令交给的专用密电码，及时得到张副司令的指示，那么，兰州的中央军就很有可能按南京的命令攻打东北军及十七路军，兰州一乱，局面恐怕难以收拾！

当晚，于学忠又告诉解方：张副司令让他乘这架座机即刻返回西安。解方正急于得到党的指示，便于当晚飞往西安。翌日，又奉张学良之命第三次飞赴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络抗日事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