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为荣卖国独裁狂，督战临潼气嚣张。华清池畔枪声起魄飞魂散急踰墙。”“将军捉蒋世人惊，促使和平谈判成。张陷牢笼杨殉国，青松千古树英名。”

这两首七绝诗，反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经过和伟大历史作用，赞颂了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的英雄气概和非凡举动，并为他们的不幸遭遇鸣不平。

在寇深祸急，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蒋介石于 1936 年 12 月 4 日到达西安， 逼迫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进攻西北红军，否则将张、杨部队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张学良、杨虎城为了民族大义，连日对蒋介石“苦谏”，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遭到严词拒绝。9 日，西安学生万余人走上街头，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张学良表示在一星期内用事实来回答学生的爱国热忱。

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实行“兵谏”，在西安拘留了蒋介

石及其随行军政要员 10 余人，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接着，张学良宣布撤销西北“剿总”，停止一切“剿共”行动，并调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主力于西安附近，以扼控西安， 应付时局。

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压力，无视国家民族危亡，实行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的结果。同时，也是国民党内部主张全国团结一致的抗日进步力量，同主张联日反共的反动势力尖锐斗争的极端表现。

西安事变后，南京立即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联席会议。决定孔祥熙任行政院代院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剥夺张学良各种职务，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孔祥熙、宋美龄连夜由上海赶回南京，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亲日派头目何应钦亲任“讨逆军”总司令，凋动大批军队进逼西安，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取代蒋介石的地位。新的大规模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全国各救亡团体、广大人民特别是西北地区人民，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之举，强烈要求惩治蒋介石。

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推动抗日的。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的政权， 暂时不发表宣言。同日，《红色中华》发表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苏区广大军民高度赞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大智大勇和爱国举动；红军指战员怀着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深仇大恨，要求严厉惩罚蒋介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分析了国内形势后，决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捐弃前嫌，共赴国难，尽力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14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指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

同时，中共中央应张、杨的邀请，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为中共中央代表，于 12 月 17 日起陆续到达西安，同张、杨及其他爱国人士共商国是， 协助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支援东北军、西北军抗击南京政府“讨逆军”可能的进攻，中央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 28 军向大水坑附近地区出动，以监视和钳制胡宗南军的行动；并根据张、杨的建议，派陕北地方红军接替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收缩兵力后遗留的防务。15 日，陕北地方

红军进驻延长，18 日进驻延安，掩护友军侧翼，监视陕北地区蒋系军队的行动；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等部，进驻三岔、毛居井、豫旺堡和曲子以南地区， 同驻守固原、庆阳等地的东北军靠拢，协调行动；并准备在“讨逆军”向西安进逼时，全部红军迅速南下，协同友军迎击“讨逆军”的进攻。

中共代表到西安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人士反复磋商，统一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同蒋介石谈判的条件。同时，决定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由天水地区向西安进攻的顾祝同西集团军，集中主力在西安以东地区，同由潼关方向西进的刘峙东集团军作战。随后，红军进行了部署和行动，严阵以待，准备配合友军与“讨逆军”决战。

以后，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等经过与宋子文、宋美龄谈判，达成六条协议。蒋介石为了获得自由，被迫接受了谈判达成的协议，宋子文承诺保证实行。24 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蒋当面口头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5 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

惯于食言自肥的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翻脸不认人，审判、监禁张学良，并纵容何应钦再次调集 25 个师，重新进逼西安，压迫东北军、第

十七路军接受其“陕甘善后整理办法”。从 1937 年 1 月起，内战阴云再次笼罩陕甘上空。在此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仍然本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基本方针，一面致电蒋介石、南京政府和全国各团体党派，促蒋履行诺言， 撤兵释放张学良；一面经由中共代表协商杨虎城作好应战准备。

由于陕甘宁苏区的发展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三方军队的迎战准备，加之各方舆论的影响，蒋介石未敢轻举妄动，指派其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和西安方面进行了多次谈判。至 2 月，按蒋介石的条件达成协议；东北军移驻豫旺地区，第十七路军驻防渭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陇海铁路沿线；政治问题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解决。

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始终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竭诚维护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团结，本着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不谋独异、和衷共济的态度， 诚恳对待友军。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宵衣肝食、唇焦舌敝地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时，深明大义，力挽狂澜，不顾个人和身家性命，发动“兵谏”，为争取全民族合作抗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英雄壮举，丰功伟绩，将永载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