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荣华与刘伯承半个世纪的情和爱

1991 年汪妈妈去外地，出于对刘帅和汪妈妈的热爱，接待单位兴师动众，夹道欢迎，她既不习惯也看不惯这种形式。她刚走进屋里，尚未落座， 一位女领导干部热情地大声问道：“刘帅夫人在哪儿？刘帅夫人在哪儿？” 汪妈妈站起身静静答道：“她不叫刘帅夫人，她叫汪荣华。我就是汪荣华。” 是的，她就是汪荣华。刘伯承元帅的战友和妻子，一位始终保持着光荣革命

传统的红军老战士。

1987 年，汪荣华回到久别的故乡——安徽省六安县郝家集村。她的二弟， 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普通村民。他在旧宅基地上盖起了新瓦房，汪荣华只寄了 500 元表示姐姐对弟弟的关心帮助，其他什么也没有。瓦房盖好，笔者去大别山，曾在他二弟家小住一夜。但有一间旧房未拆，至今尚存，我亲眼目睹。泥巴墙，茅草顶，墙土已剥落，茅草巳难遮风雨。住在里面，白天能看见天，晚上能数星星。汪荣华已逾古稀之年，难得回来一趟，二弟说什么也得让大姐住在新屋，可她执意不肯，偏偏要住在破旧的茅草屋里。晚上，她目视屋内，一切是那么熟悉。泥墙，泥地，房梁，锅台。仿佛妈妈坐在灶口同意她上学读书的情景又浮现眼前⋯⋯这一夜，她失眠了，人老了爱忆往事， 昔日的峥嵘岁月，血雨腥风的历程，历历在目，恍如昨天。

夜，静得出奇。静得可以听见淠河鼓浪的湍湍声。流不尽的淠河仿佛在诉说皖西人民的苦难与奋起，失败与欢乐；也在诉说淠河养育的儿女——红军女战士汪荣华戎马倥偬的岁月，诉说她与刘伯承元帅驰骋祖国大地半个世纪的情与爱，诉说她的婚恋，她的家庭，她的儿女们的生活⋯⋯

草地，有悲壮的英雄交响乐；草地，也有浪漫的爱情奏鸣曲。

那是在 1935 年深秋，红四方面军二过草地时，由于粮食奇缺，饥寒交迫， 红军病号日增，人员锐减，汪荣华所在的川陕省委工作队解散，她和另外几名女同志被分配到红军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开始了和刘伯承的最初接触。但她第一次见到刘伯承却是在几个月前，中央慰问团来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杂谷垴慰问的那一天。

这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1935 年 6 月 12 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懋功胜利会师。两个方面军指战员欢欣地握手拥抱，联合举行了庆祝大会。可是，两军会师的欢乐气氛不久就被张国焘反党分裂行径冲淡破坏了。在两河口政治局会议上，否定了张国焘向川康的计划，决定两个方面军继续北上，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张国焘虽然最后举手赞成了中央决议，但在会后却玩弄花招，一再拖延。他公然在部队散布“谁的人多枪多， 谁就应该当领导”，还指使别人借提意见为名，要挟中央“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正是在这种矛盾复杂尖锐的时刻，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和争取张国焘， 派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及林伯渠、李富春等人组成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并传达两河口会议精神。

那一天，阳光灿烂，碧空如洗。汪荣华当时任川陕省邮政局副局长（局长由省交通部长兼任），她在刚吃早饭时就得到通知，要她率领省邮政局工作人员整装列队欢迎中央慰问团。汪荣华匆匆吃过饭，便组织同志们来到山寨杂谷垴的街头。

街头站满了欢迎的人群，人们欢欣地露出一张张笑脸。来了！来了！中央代表团来了！顿时，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口号声和热烈掌声，整个山寨沸腾了。中央代表团有十几位同志，其中有两位尤为引人注目：一位是头发斑白、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一位是身材魁梧，戴着眼镜，有标准军人气质的刘伯承。汪荣华问身边的同志：“那个戴眼镜的是谁呀？”

“嗨！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啊！”

澳，他就是刘伯承！当时红一方面军从江西出发直到两军会合，对刘伯承传说很多，谁都知道他是无产阶级的孙武。

汪荣华鼓掌欢迎中央代表团，注目看着刘伯承从眼前走过，她眼里充满

了一个红军战士对红军领袖的尊敬和爱戴。谁也没有想到，连汪荣华自己也没有想到，她会成为这位杰出的红军将领、无产阶级军事家的妻子和伴侣。草地无垠，汪荣华和刘伯承的两颗心却渐渐相近。经中央与张国焘的多

次斗争，北上的方针终于实施。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分成左、右两路分别走向草地。朱德和刘伯承来到以四方面军为主的左路军，与张国焘一起率领红军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班佑地区向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右路军靠拢。

左路军一过草地时，汪荣华被编入川陕省委地方工作队随军行动。草地， 纵横数百里，茫无人烟。没有道路可走，一路沼泽泥潭，沼泽地的水大都有毒，连水也喝不上，加上粮食短缺，风餐露宿，病号日增。经过五天的艰难行军，左路军于 8 月下旬到达阿坝地区。就在这时，张国焘非但没有向右路军靠拢，反而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拒绝北上，左路军又往回开，南下川康， 不得不第二次过草地。张国焘还亲自动员，召开会议，斗争和围攻坚持中央北上正确路线的朱德和刘伯承同志。

二过草地，苦上加苦。此时已是深秋，高原寒，秋风凉，汪荣华和广大红军战士一样，身着单衣，两脚成天泡在又臭又凉的水里，在沼泽地里艰难行军。草地气候多变，刚才还晴日当头，瞬即雨雪交加；还有难辨的泥潭， 一不小心掉进去，顷遭灭顶之灾。有一天，汪荣华目睹一匹马陷进泥潭，不一会就只剩下一个马头了。二过草地，在渺无人烟的沼泽地，找不到一粒粮食，只好挖野菜充饥，有的野菜还有毒，一些同志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找不到了，只好找来一些牛皮煮着吃。不少红军战士由于饥饿疲累，伤病相加，永远倒在了草地上，没能再爬起来。活着的人也是历尽苦难，备尝艰辛。汪荣华至今提及，仍忍不住内心的气愤说：“在以后的岁月里，只要我一想二过草地的情景，就使我更加痛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径，他无辜害死了我们多少革命同志啊！”

草地给红军带来巨大损失，给汪荣华带来终生难忘的痛苦。但是，草地也给江荣华带来终生难得的爱情和幸福。

汪荣华到了四局工作后和刘伯承接触见面的机会多了，经常在一起行军。她看到刘伯承非常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又毫无官架子，令汪荣华和同志们对他十分敬重。一天，四局的同志不知从哪儿搞到两只毛茸茸的兽蹄，谁都不认识是什么。刘伯承提起兽蹄高兴地说：“呵！这是一对熊掌！是很名贵的东西，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哩！”说着他亲自动手，刮去皮毛，洗净砸碎，用脸盆当锅，熬了一锅熊掌汤，叫大家一起来吃，尝尝味道。虽然每人只分吃到一点熊掌肉，喝了几口汤，也吃不出什么味道，但在生活极为困难的草地，刘伯承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的阶级友爱精神，使每一个同志的心里都热烘烘的。

在行军途中，刘伯承看到一些病号走不动路，或是掉队的同志，他总是把自己的马让给他们骑。有一天，汪荣华掉队了，刘伯承看到她行走很艰难， 一步一步向前挪着。刘伯承便把马让给了汪荣华：“骑上马吧！”

汪荣华抬头一看，原来是刘伯承总参谋长：“谢谢首长，我能走，我行！” “行啥子哟，骑上吧！”刘伯承带着浓重的四川话腔，充满对战士的关

怀。

“不，首长骑！我会跟上的！”汪荣华笑着执意谢绝，笑容里显出倔强， 谢绝中包含着敬意，说着明显地加快了步伐。

刘伯承笑着点点头，内心不无钦佩：这女同志硬是不简单哩！

能参加长征的女同志都不简单！在与汪荣华的不断接触中，刘伯承越来越了解她了，这位来自大别山的少女纯朴端庄，勤劳聪慧，14 岁就瞒着父母参加了红军，该是多么巨大的勇气和智慧啊！明明体力不如男战士，硬是几千里徒步行军，翻越大巴山，突破敌人围追堵截，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 该是多么勇敢顽强和坚韧不拔啊！想到这些，刘伯承的心怦然而动了，他知道自己爱上她了，可是怎么说？当面谈，容易变成上下级关系，给姑娘带来压力，人家才 19 岁啊！不，要自由恋爱，自由恋爱！叱咤风云、身经百战的刘伯承决定以笔代言，倾吐心声，好让心爱的姑娘从容地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到了宿营地，刘伯承处理完公事，自己研磨了一盘浓墨，提起毛笔，工工整整写起蝇头小楷来，别人还以为他又在抓紧时间练书法哩！他一连写了好几页，然后认真叠好装进信封，喊来警卫员黄兴正：“小黄，请你送封信给汪荣华同志。”

“是！首长还有什么指示？”小黄接过信问。

刘伯承随即嘱咐：“请你一定要当面交给她。”。

还一定要当面交给她？警卫员小黄似乎明白这封信的份量，立即点头跑步送去。

这是刘伯承生平第一次用蝇头小楷写的情书，也是汪荣华生平第一次接到情书。她拆开信一看，原来是刘伯承送来的求爱信！那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那笔尖下倾吐的炽热感情，令汪荣华怦然心动，脸不由刷地红了⋯⋯

明月当头照，草地静悄悄。同志们以天作被，以草作毯，背靠背地休息了。可汪荣华怎么也睡不着，刘伯承又重现在眼前⋯⋯

红军官兵几乎都知道刘伯承是川中名将，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参谋长， 红军官兵更知道刘伯承直接或参与指挥了突破乌江、智取遵义、攻占娄山关、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和小叶丹在彝海歃血结盟、抢渡大渡河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战役，是一往无前的常胜将军。关于刘伯承动人的真实故事，真是说不完，道不尽。

草地静悄悄，东方已泛白。汪荣华几乎是一夜未眠，越想越觉得刘伯承可敬可爱可亲。他能征善战，不正是自己崇爱的英雄么？他诚实朴素，不正是自己理想的爱人么？他对革命忠诚，不正是自己情投意合的伴侣么？她想着想着又觉得这件婚事不合适，文化水平没法和他比啊！资历也没法和他般配呀！拒绝吧不忍心，接受吧又自感不合适。可刘伯承还在等着回话哩！干脆把心里话掏出来，让他再慎重考虑考虑。她如约前去，当面说清，刘伯承一听不由地笑了起来：“这有啥子关系嘛！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至于文化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还可以尽力帮助你。”

他看着她，觉得她是那么可爱纯朴。她看着他，觉得他是那么诚恳亲切。

刘伯承和汪荣华彼此向对方献出了一颗真诚的心。

刘伯承深沉平易地对汪荣华也讲述自己的家史和个人经历。

原来刘伯承也是贫苦农民家出身！他原籍湖北荆州，后来移到四川开县赵家场定居，祖父带着 6 个儿子垦荒种地，当过吹鼓手。小的时候，穿着祖父穿过的破棉袄，光着脚板在地里干活。父亲排行老六，是家中唯一读过书

的人，但体弱无力难以胜任体力活，生活很困难，分家以后日子更难过了。但父亲是文化人，有眼光，为了儿子的前途，5 岁就把刘伯承送去读私塾。刘伯承个头没有巢子高，只好脚下垫两块砖头。由于私塾离家远，就寄宿在与父亲相识的和尚庙里。启蒙之后，才转到离家近的学校。尽管刘伯承勤奋好学，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可地主少爷和富家子弟总是欺负穷孩子。13 岁那一年，父子俩一起进城考秀才，儿子名列第 2 团第一名，父亲列在第 14 团， 父子双双上了红榜，似乎儿子的文才胜过了老子。刘伯承是小孩子，当然高兴得又蹦又跳，马上被父亲厉声制止了。刘伯承不明白父亲为什么生气，回到客栈却又大出所料，一进房门，父亲就抱起儿子，又亲又拍，又笑又流眼泪。然后父亲才说：做人要沉得住气，要喜怒不形于色，刚才看榜那个样子， 太毛愣了，要不得。可是第二场考试，却被主考官取消了资格，理由是祖父当过吹鼓手，是“倡优之后”。不久，父亲去世了，刘伯承只好休学回家干活，借债为父亲办了丧事。母亲当时还怀着遗腹子，妈妈哭着说：生下来也养不活，只有送人。刘伯承说：妈妈不要哭，也不要难过，千万不要把他送人！我一定要把弟妹养大成人！然而家里只有两个劳动力，怎能养活一家 9 口人！旧社会，世道太不公平了！这不是一家一户的问题，而是全社会、全民族、全中国的问题⋯⋯

刘伯承说得娓娓平易。汪荣华听得泪水盈盈。

刘伯承看看一望无垠的草地，又看看身边的汪荣华说：“正因为我们穷， 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理想，志同道合， 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

的确是革命才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一个从瑞金杀出重围，历尽血雨腥风；一个从大别山冲破追剿，备尝人间艰辛。是命运，是姻缘，也是共同理想，使他们成为生死相依的夫妻，患难与共的伴侣。

1994 年 9 月，汪妈妈对笔者说：那时刘帅正遭张国焘的迫害，可是一点也看不出他有情绪，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汪妈妈还说：张国焘闹分裂， 开会批判刘帅和朱总司令，要他们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软硬兼施，逼他们就范。软的时候说好话，甚至流眼泪；硬的时候唆使手下的人把枪栓扳得哗哗响，进行威胁。在激烈的争吵中，刘帅和张国焘都拍了桌子，他一针见血指着张国焘说：“你在南昌起义就是机会主义，现在又想分裂红军！”这个话激怒了张国焘，他说：“不看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你头了！”刘伯承回答说：“革命怕什么杀头！”

“这时伯承因为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而被软禁，撤消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让他到‘红大’当校长，实际上是军事教员，因而我们也无法结婚。”

秋风送爽，大地铺金。1936 年中秋节前后，当红军三大主力即将会师之际，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源河畔的甘南小镇，汪荣华和刘伯承结成了终生伴侣。从杂谷垴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 他们都感到是那样的幸福。

从此，汪荣华戎马倥偬伴刘帅，整整走过人生的半个世纪，他们生死与共，患难与共，始终是一对恩爱夫妻，模范夫妇。

汪荣华到延安不久，进入抗大学习，多么难得的学习机会。早在草地与刘伯承定情之后，她就努力学习文化，提高自己的水平。刘伯承只要有空隙， 便帮助她学习文化、学军事、学政治，要求非常严格。如学习语文时，他要

汪荣华一定要做到广读、精读、多写；学习书法要注意间架笔势，认真临帖。汪荣华刻苦学习，刘伯承热情帮助，水平提高很快。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汪荣华和刘伯承婚后不到一年， 又天各一方，共同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去。

刘伯承率 129 师东渡黄河，进入敌后转战在极度紧张的抗日前线，夫妻二人在战火中分离。他们成家没有家，一在延安，一在太行，只有彼此的心息息相通。

1938 年 5 月，汪荣华在延安抗大毕业，分配到 129 师随营学校任政治教员，夫妻才得以重聚。即便是此刻，他们也是各自投入自己的紧张战斗生活， 过的是集体生活，吃大伙房的饭，只有星期六才到刘伯承这边来。刘伯承时下部队，时到前线，走时对妻子说一声“我走了”，便牵上骡子匆匆而去。短则数日，长则数十天才风尘仆仆地从前线回来，一身硝烟，一身汗湿，一身疲累。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岁月里，他们夫妇相继生了太行、弥群和解先， 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放在老乡家里，与普通老百姓一样，度过艰难岁月。刘伯承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以自己精深的军事理论和丰富的军事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首创了游击集团的人民战穹形式和确立了汲其宝贵的“敌进我进”战略思想和战略原则。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亲自指挥了解放战争的第一仗——上党战役，相继指挥组织了平汉战役、陇海战役、定陶战役、鄄城战役、滑县战役、巨金鱼战役等，直到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全歼黄维兵团，与三野共同举行渡江战役，然后横扫大半个中国，进军大西南，发起大陆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战役——成都战役，给解放战争划上句号，可谓无往不胜，功勋卓著。可他们夫妻依然是时聚时别，居无定处，相见时少，分别日多。直到刘伯承赴南京创办军事学院，汪荣华于 1951 年初带着孩子举家迁到南京后，才过上比较安定的生活。

她没有想到，刘伯承比战争时期还要操劳紧张。战争时期，刘伯承可以几天不睡，战斗结束，他能随便倒在柴禾堆里睡个够。可在军事学院则是天天紧张，日夜操劳，成天是办不完的事情，脑子里是想不完的问题。她看到了丈夫在南京最紧张、最操心、最苦最累的情形，累出了高血压、头痛、虚脱症，可有病还不愿意去医治。记不清有多少个深夜，刘伯承会在睡梦中突然惊起，披衣打开台灯，坐在桌前批改教案或是校译译作。江荣华既是贤慧的妻子，更是红军老战士，她知道丈夫的脾气，更理解刘伯承为了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军事干部的急切心情，从不阻拦。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也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和爱护，提醒劝说他几句，刘伯承也只是嘴里答应，身子却不动，照样干自己的事，汪荣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毫无办法。只是到了 1957 年春天，汪荣华看到刘伯承实在是太累，血压又高，经常头痛， 才好说歹说将刘伯承劝到上海去检查一下身体，顺便休息一下。汪荣华万万没有想到，她和刘帅刚刚离开南京，国防部就来人写了专题报告，突如其来地开始了军事学院的所谓反教条主义运动，而且愈演愈烈。这次运动，持续一年半时间，直到 1958 年夏天，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全军一千多名高级干部开了近两个月的会，把全军反对教条主义运动推向高潮。

本来，刘伯承已请了病假，毛泽东也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 可以不来参加会议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可是在全军展开这样一场“路线斗争”，总得树一个靶子。毛主席说“可以不来”，可有人偏偏叫刘

伯承非来不可，专派二人去南京“请”刘伯承一定要出席会议做检查。刘伯承是军事家，长期的军旅生活养就了刚强的性格，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观念。他勇敢地舍弃自己，不顾病痛，不顾身名，拒绝了一切善意的劝说，抱病直赴北京。赴京的前一天，他不由思绪翻滚，彻夜未眠，左眼球红红的。在火车上又是一夜没有合眼，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青光眼急性发作，眼压高达 73 度，而正常只有 20 度。他不得不住进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做检查。

豪爽耿直的陈毅到医院看望刘伯承，看到老战友病成这种样子，还要做检讨，心里很是难受，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 写一百个字就行了。”周恩来、朱德等知道刘伯承身体不好，都表明与毛泽东相近的意见，表个态就行了，不必上台检讨了，可是有人却打着“群众” 的旗号说，大多数与会同志的意见还是要他公开检讨。

进不邀功，退不避责，是刘伯承终生信守的原则；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的一贯作风。7 月 10 日，刘伯承径直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当由人搀扶，迈着缓慢沉稳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顿时全场起立， 爆发出热烈持久的掌声，延续有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这仿佛不是低沉压抑的检讨会，而是欢迎冲锋陷阵的英雄凯旋归来。一些将军看到刘伯承如此这般来做检讨，思绪万千涌心头，禁不住鼻子一酸，眼睛里滚出泪水。刘伯承检讨完毕，全场又爆发出持久热烈的掌声！

掌声里饱含着由衷的爱戴，掌声里包含着对与错，是与非。

1959 年 1 月，汪荣华和刘伯承举家由南京迁居北京。离开南京的这一天， 军事学院的许多同志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可刘伯承执意不肯，抢先和汪荣华上了渡船，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

渡船向对岸徐徐驶去，送行的人们伫立岸边，默默无语望着一直站在渡船上的老院长身影渐渐远去。这位身经百战，指挥百万雄师过大江，出任中国第一任南京市长，呕心沥血创办全军第一所高等军事学院，终生反对教条主义反被扣上“教条主义”的老元帅，就这样形影孤单地离开了虎踞龙盘的石头城。

1959 年 9 月，中央军委成立战略研究小组，刘伯承被任命为组长，徐向前为副组长。汪荣华担任刘伯承的秘书，她在工作和生活上，对刘伯承给予了巨大支持和深情关怀，使刘伯承相继写出了《回顾长征》、《我们在太行山上》、《千里跃进大别山》等三篇重要著作。说来令人心酸，也令人起敬。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困难期间，他们的生活，不是别人所想象的宽裕。汪荣华除了正常的秘书工作之外，还得挑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他们夫妻两人的工作，要保证 6 个孩子的读书上学，还要供养两位老人和负担她弟弟上大学。国家缺煤，暖气烧不热，冷得伸不出手。每次洗澡，都是汪荣华自己烧水。刘帅洗头遍，她洗二遍。生活供应紧张，元帅家也是菜缺荤腥。为了保证丈夫和孩子们能有一定营养，在大白菜收获季节，汪荣华去住家周围的田地里，捡回人家丢弃的白菜帮子，剁碎喂鸡下蛋。当她在田野里弯腰捡着白菜帮子时，谁能想到她竟是刘伯承元帅的夫人！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汪荣华和刘伯承一贯勤俭节约，廉洁奉公，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们夫妇对自己、对子女、对亲属， 都是言传身教，严格要求，保持着革命的家教家风。

汪荣华和刘伯承一共有 6 个孩子：长子太行，二女儿弥群，三女儿解先，

小女儿雁翎。到南京后，又生了两个儿子：阿蒙和太迟。

1950 年，太行和弥群在北京上学。刘伯承从西南到北京开会。当对《中国青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审判后的谈话》，说的是一个教授的儿子犯了罪， 受审后当教授的父亲发表了一篇谈话。由于时间紧迫，他把两个孩子叫到住处，首先叫孩子读这篇文章。晚上，刘伯承边吃饭边对孩子说：“由于爸爸为革命做了一点贡献，党和国家给了优厚的待遇。你们是子女，近水楼台先得月，你们沾光了。你们在北京，又住在叔叔阿姨家，又是客人，你们要求什么他们总是满足你们。在 这样优越的环境里，就会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头， 容易产生骄傲自大的思想。其实你们真是一点本事都没有，千万不能学那个教授的儿子。”他语重心长地对孩子说：“我们是打扫舞台的，把三座大山推倒了，把舞台整理好，唱戏要靠你们，你们要唱好戏，就要好好学习，唱戏要靠真本事。”

孩子小，总有闯祸和调皮的时候。刘伯承常常指定孩子在课外背诵鲁迅的杂文，毛主席的讲话或是史记中的一些文章。太行由于玩心重，边玩边读书，有一次竟把书里的一页撕掉了半页。背书时刘伯承发现了，他并没有发脾气，而是耐心地教育孩子说：“书是老师，而且是一个百问不厌的老师， 随便你问它多少次，书从来不会生气发火，总是耐心地回答你的问题，因此你要爱惜书。”然后他把被撕掉的半页书，用白纸补贴得整整齐齐，用毛笔一笔一划把缺页的内容写上去。

弥群和其他孩子一样，平时是没有零花钱的。直到小学快毕业时，妈妈每月给两块钱，还是周末只准坐公共汽车的车票钱。有一次汪荣华给弥群买了一支新钢笔，孩子不慎丢失了，不当一回事的告诉了妈妈。汪荣华非常生气，刘伯承知道后也很不高兴，他给孩子讲了一个故事：在战争年代里，他身边有个作战参谋，有一天突然在他面前哭了起来，于是就问参谋哭啥嘛！ 参谋说自己丢了一支红蓝铅笔。刘伯承拍拍弥群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人家丢了一支红蓝铅笔就哭起来了，而你丢了一支钢笔都不在乎，这是为啥子呐？因为你从小养尊处优，你东西多，这支钢笔不是你劳动得来的，因此你不心痛。而那位作战参谋从小在家打草喂猪，吃不上一顿饱饭，他认为一支红蓝铅笔来之不易。”

阿蒙是解放初期出生在南京。1967 年春天，刘伯承在南京治疗眼疾。在学业荒废的狂热年代里，阿蒙到了南京，来到爸爸妈妈身边。当时刘伯承给他规定两门功课，一是古文，一是书法。刘伯承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他自己每天早上 5 点钟起床，汪荣华就把孩子叫醒，让孩子背书习字。那时，刘伯承虽视力渐退，但记忆力仍十分准确。青少年时期读过的《古文观止》，几乎篇篇能背。每天早饭后，他都要检查阿蒙背书。由于阿蒙不用功，很怕检查，就把检查叫做“晨关”。每当早饭后，汪荣华总是敦促孩子去他爸爸那儿，阿蒙总要做个鬼脸，对妈妈说一句：“‘晨关’ 难过啊！”

一天早上，刘伯承指定阿蒙背诵《辨奸论》。可是孩子觉得这篇太难了， 怎么也背不顺。于是就想出一个借口跑到林子里去玩，直到吃早饭时才回来， 结果那一天“晨关”是怎么也蒙混不过去的。阿蒙就将事先准备好的托辞， 对刘伯承说：“《辨奸论》是苏老先生影射王安石的。王安石主张革新、变法，所以不是一篇好文章，我不想背它。”说完之后又有些后悔，刘伯承虽然眼力不济，但阿蒙仍然感到爸爸的眼睛一下子就把自己看穿了，他心虚地

看着父亲宽阔的前额，心想不知父亲会怎样批评他。

不料，爸爸并没有揭穿他的心眼，却沉静地对他说：“你从小就想做个勇士，在北极阁山上乱跑，说要打狼。你现在大了，应该懂得勇敢就是不怕困难，勇者不惧嘛！只要你不怕困难，半个小时后，你一定能背下来。”

阿蒙有点“二憨子”脾气，如果有什么事，别人说他不敢干，他就偏要干。听到爸爸鼓励他要勇敢，不怕困难，就回到屋里，专心致志背了半个小时，终于把《辨奸论》背得烂熟。

在生活上，刘帅夫妇总是要求孩子们俭朴，跟普通工农子弟一个样。汪荣华也是很少给阿蒙零用钱，孩子们的衣服，都是汪荣华亲手缝制的，也是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为了买玩具，阿蒙每天都走路上学，节省下来的八分车票钱放到“爆噗”里。“爆噗”就是存钱的小泥罐，刘伯承说四川老家的孩子叫它“爆噗”，平时把零钱存放进去，过年时“噗”地一声把它摔碎，拿出里边的钱去买吃食和玩具。所以阿蒙也把小泥罐叫“爆噗”， 新年到了，把它摔碎，阿蒙用这些钱去厂甸买风筝，买山里红做的大佛珠和一只新的“爆噗”，迎接新春的到来。

京城里的元帅之家，依然保持着故土的纯朴。

阿蒙上中学了，可穿的还是姐姐穿过的女式旧军装。有些同学取笑他， 叫他“黄皮”，而且是“女黄皮”。他回到家里，跟妈妈嘟着嘴说：“以后我不穿这女式军装了，人家都笑话我。”

汪荣华看着孩子，个子都挺高了，穿的还是女式军装，不由也笑了起来： “是啊，你都大了，等这件衣服破了之后，就不再让你穿女式军装了。”她停了一会儿，想了想又说：“你在生活上要向你爸爸学习，你看他的棉鞋穿了好多年，补了好几次，不是还在穿吗？穿得干净整齐就行了。”

汪荣华讲的这双棉鞋，刘伯承整整穿了 15 年，鞋口坏了剖开换了个元口，再缝上里子，一块钱钉了个鞋底，一直穿着，直到刘帅去世。

汪荣华和刘伯承给子女们还立下这样一条规矩：结婚以后一律搬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去住，不要再和他们住在一起。儿女们都能理解父母的用心，自己结了婚，不应该再沾父母的光。1970 年以来，他们的 6 个子女先后结婚， 都是住在本单位，只有节假日才回去看望父母。

长子太行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工作单位分配给的一间 9 平方米的房子里，厨房、厕所公用。肖玉兰生了个孩子，她的母亲从湖南老家来照顾她，房子实在住不下，领导给他们换了一个 28 平方米的套间，厨房、厕所依然公用。

一天，汪荣华和朱德夫人康克清去看望太行一家。太行在延安保育院时， 由康克清照管接送。太行是喊着“康妈妈”长大的。肖玉兰母亲对来看望的两位大姐说：“您看这么挤，没地方坐，没地方站。”汪荣华拉着亲家的手说：“单论住房子，城里甚至不如乡下，现在群众还有三代人同住一间房子的哩！”康克清也笑着说：“这比延安时候好多了。那时候，我把太行从幼儿园领回来，还不是我和朱老总睡床，他就睡在拼起来的椅子上。”

肖玉兰在北京西郊的一家军队医院工作，每天上下班在路上就得用三个多小时。太行工作单位离家较远，不能天天回来，生活上很不方便。她要求搬到医院住，但是医院解决住房也有困难。肖玉兰见自己提出的要求不管用， 想请婆婆出面帮助解决，汪荣华听了后说：“这种事我不能管！”直到前几年工作单位住房有了改善，他们才分了一套营职干部住房。

二女儿弥群结婚时，只在机关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事后，刘伯承提出用一个星期天，全家欢聚，庆贺弥群夫妇新婚。不巧，弥群所在单位正好利用星期天组织义务劳动。她有些为难地把这事告诉父母，刘伯承风趣地说：“家规依从国法，个人服从组织嘛！”

汪荣华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至今还是大别山贫困老区的普通农民， 没有因为她的关系得到特殊照顾。他们也曾向大姐提出过一些要求，凡是不符合原则和政策的，汪荣华是一件也不办。有人觉得她“绝情”，她却丝毫不徇私情。

刘帅夫妇的 6 个孩子没有辜负长辈的期望，他们都读完了大学，靠着“自觉、自爱、自强、自立”的独立人格力量，在各自岗位上贡献自己的才智。长子太行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64 届毕业生，始终安心本职，坚持在科研工作岗位上，现任空军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部长。二女儿弥群是空军司令部某业务部门的一名领导干部，以吃苦耐劳，勤于钻研业务著称于同事之中，曾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三女儿解先、四女儿雁翎是医生。五子阿蒙在高级军事机关当参谋，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工作。

刘伯承夫妇教子有方，博得人们的广泛赞颂，汪荣华被评为北京市“好家长”。

汪荣华对刘帅的关心是战友加妻子的深切关怀和柔情体贴，始终如一， 斯世不变。

刘伯承在 1958 年遭到错误批判后，心情不好，身体日渐多病，只有妻子最关心、最理解。

1972 年刘伯承双目失明，伤残破损的身体每况愈下，只有妻子最体贴、最爱护。

1973 年，刘伯承丧失思维能力；特别是 1975 年以后，刘伯承丧失生活自理能力，汪荣华不顾自己年高有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夜相伴，精心护理了整整 13 年！13 年的辛苦与焦虑，使汪荣华额头增添了道道皱纹， 满头青丝变成了缕缕白发。

汪荣华，这位刘伯承元帅的学生、战友、妻子，与刘帅共同生活了整整半个世纪。1986 年 10 月 7 日，刘伯承元帅辉煌而艰难地走完了人生征途， 她挥泪面对深情无语望着她的丈夫说：“伯承，你走了，永远地走了！我无法躲避开面对着的这个难以补偿的残酷现实。虽然，你没有像以往无数次分别的那样，对我谆谆地说过什么，但我心里明白，你留给我的是什么，更明白，我在送你远行的悲痛之余，应该多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