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中的机会主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八七”会议批判与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后，党内又接连出现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以及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党和红军同这些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克服了他们的错误，保证了党的事业和革命战争的不断发展与胜利，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

1927 年 8 月 9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肯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提出在一切可能暴动的地方，立刻准备暴动，推翻军阀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及农民政权等正确主张。但它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否认革命处于低潮，因此只强调进攻，没有注意必要的退却。在批判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倾向，从而助长了“左”倾情绪的发展，对某些武装起义产生了不良的影响。11 月 9 日，中共临时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 “现实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并规定了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各地普遍举行城市暴动，应“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这给党的事业和各地武装起义，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为了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中国共产党于 1928 年 6 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阶段的革命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起义。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暴动。大会进一步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批判和纠正了“左”倾盲动主义。

1930 年夏，国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战争发展的变化。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消耗了反动派的力量，客观上为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造成了有利条件。红军经过3 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全

国主力红军已发展到 7 万人，地方武装近 3 万人，组建了 17 个军，为红军实行以游击战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创造了条件。同时，苏区也有很大发展。但是，从全国总的形势来看，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并未有改变。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对中国革命

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认识不足，片面夸大形势有利的一面，加上强烈的复仇情绪和对革命速胜的渴望，使党内存在着的“左”倾思想又一次抬头，最后形成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

早在 1929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两个《通告》及指示信中，就陆续提出了“以群众革命暴动来消灭军阀战争”，集中农民的武装，编成正式的红军，使“全国革命高潮走向直接革命的形势”等“左”倾口号和政策。1930 年 2 月，党中央向全党发出 70 号《通告》，提出党在目前的政治路线是“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党应集中力量，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以后又接连发表文章或讲话，召开会议，提出更加系统的错误主张，并部署贯彻执行。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实际领导下，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认为“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面前了”，中国革命一爆发就会“掀起世界的大革命”，而中国革命高潮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的形势”，并“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提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并规定了组织政治罢工以至总同盟罢工，组织地方暴动和兵士暴动，猛烈扩大红军，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路线。这标志着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统治地位。

中共中央为了实现“左”倾冒险主义政治路线，在军事上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命令红军进攻敌人控制的大中城市和交通干线，要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组织行动委员会，强调组织武汉暴动、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李立三还强调立即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集中统一指挥全国武装起义。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使党和红军受到了严重损失。毛泽东领导的苏区和红军对立三路线没有机械执行，使红军不但免遭损失，而且还有很大发展。

1930 年 9 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纣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

红军和苏区接连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以及“九·一八”事变激起的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造成了有利于革命发展的新形势。在胜利和形势有利的面前，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头脑发热，全身膨胀，他们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和“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在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央的统治，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逐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左”倾路线，它统治中央 4 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危害。

1931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由王明起草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过分夸大了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断定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要求苏区的党和红军“在政治军事顺利的条件之下，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要“红军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不要再重复胜利后休息”。这个决议，不仅在政治上发展了王明“左”倾路线，而且在军事上重提夺取中心城市的冒险主张。

1932 年 1 月 9 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进一步发展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对形势作了完全脱离实际的估计，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长江以北各地的红军，积极进攻， “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下游及平汉铁路的形势”。这个决议，完全否定了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标志着王明军事冒险主义战略正式形成。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其主要特征是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政治上的机

会主义，行动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他们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完全否定了毛泽东制定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用所谓正规战代替人民战争，以消极防御的方针代替积极防御的方针，以阵地战、消耗战代替运动战和歼灭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进攻中实行冒险主义，搞御敌于国门之外，让红军攻击敌人碉堡林立的坚固阵地；防御中实行保守主义，搞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六路分兵，全线抗击；退却中实行逃跑主义，不作充分准备，仓促转移，视大转移为大搬家，把长征变成长跑。结果中央红军苦战一年，损兵折将，丢掉了苏区，在长征初期继续遭受严重损失，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红军由开始时 8.6 万人锐减至 3 万余人。由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导致临近和其他苏区形势危殆，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

在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红一方面军到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的计划，到敌人统治薄弱的贵州，建立新的根据地。1934 年 12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红一方面军西渡乌江，到川黔边建立苏区，避免了红军覆灭的危险。1935 年 1 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结束了他们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从而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为尔后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胜利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 年 6 月，红一方面军在懋功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两军指战员欢呼雀跃。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继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误国政策，一面“围剿”红军和镇压抗日救亡运动，一面对日妥协退让，卖国求荣。国民党政府，通过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出卖了华北大部主权，同时，按照日军的要求，把驻河北的东北军于学忠部调往西北“剿共”。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为解决两军统一指挥问题，实现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保证。但是，张国焘并不满足，自恃人多枪多，向中央讨价还价，借口红军“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没有解决，按兵不动，并声称下解决这些问题，便“无法顺利灭敌”。

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关于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但为了照顾两军的团结，并肩北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同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的军团改称军。后来，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拒绝了张国焘增补红四方面军干部 9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8 人）的意见，决定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为了迅速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还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红 1、红 3 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 4、红 30 军组成，由中央率领，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红 9、红 31、红 33 军及红一方面军的红 5、红 32 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右、左两路军分别从毛儿盖、卓克基北上。

左、右两路军通过茫茫草地，分别到达阿坝和班佑地区后，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涨，不能北上，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即报告毛泽东。党中央立即决定率红一方面军的红 1、红 3 军单独北上，并致电张国焘：“中央现在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批判了张国焘南下川康边的退却逃跑主义和分裂红军的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

尔后，党中央率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后又经过东征、西征两役和对东北军、西北军统一战线工作，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苏区，发展了红军，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张国焘公然违抗党中央的命令，率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再过草地南下，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决定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并下令通缉他们，公然走上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道路。在张国焘南下错误方针指导下，红四方面军等部在川康僻地苦战数月，受到严重损失，部队由南下时的 8 万多人剩下 4 万余人。在南下碰壁的情况下，经过党中央和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等以及同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任弼时、贺龙等人的促进张国焘在取消伪中央后，才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但仍主张北上西进甘、青、新，另创一局面，继续同中央分庭抗礼。后来，由于多方的斗争，终于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