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正航向

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到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在王明“左”倾路线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指导下，继续遭受重大损失。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及广大指战员，从革命战争的实践和经验教训中认识到，苦战一年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左”倾冒险主义排斥毛泽东正确领导和军事路线的结果，因此强烈要求讨论失败的原因，改换领导，改变军事路线。一些曾经支持过王明“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的事实面前，逐步地改变了态度，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表明纠正王明“左”倾错误，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军事指挥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央红军占领遵义，把国民党几十万“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获得了进行短期休整的机会，也为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条件。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以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会议的中心议题：一、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北渡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博古主持会议并在会议上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上的错误作了轻描淡写的检讨，着重为其错误辩解。他强调党中央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正确的，把第五次反“围剿”不能胜利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苏区物质条件差，党对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瓦解白军工作的薄弱，各苏区红军配合不够等。在他看来，在客观上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是根本不可能粉碎的，在主观上红军是无法粉碎的。

周恩来作了报告，详细说明了中央红军的战略战术，撤离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了主观因素上的错误，对李德、博古不点名地进行了批评，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在会上作了发言，批评了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地、切中要害地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及其表现，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退却时的逃跑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长征中的重大牺牲。他批评李德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

出发，只知纸上谈兵，瞎指挥。批评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战略战术上的堡垒对堡垒、分散兵力等方面的错误。

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战略战术，深刻地批评了军事教条主义的错误。强调指出，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是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红军作战的形式只能是游击战和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在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用这种决战防御战胜了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是，红军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以分散兵力作战的方针代替了集中优势兵力作战的方针。广昌战役后，在打破“围剿”已不可能的情况下，仍然同敌人拼消耗，削弱了红军的力量。在后来的突围中，又实行了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大搬家式的行动，使红军继续遭受严重损失。

决议严肃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发展惩办主义、压制不同意见等粗暴的恶劣作风。决议认为，为了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创造新的根据地，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变军委的领导方式。

决议根据全国的形势，确定了党和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指出目前中心的问题，是用一切力量战胜云、贵、川的以及蒋介石的军队。红军要发挥运动战的特长，正确地、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争取战斗的胜利。在中央苏区和湘赣、湘鄂赣、闽浙赣苏区，党必须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坚持对游击战争的领导，以适应新的环境。决议号召全党同志，反对一切张皇失措与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实现党的总路线而奋斗。

这次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朱德、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会后，政治局常委分工，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3 月，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但有关军事命令和训令，仍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

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左” 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

这次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组织上的严重错误，而没有进一步联系和讨论政治路线问题。这样做适合当时多数同志的认识水平，既解决了红军的迫切问题，又团结了同志，为解决党内矛盾和分歧树立了榜样。后来，朱德缅怀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时兴奋地写道：“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际任飞扬。”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 3 万红军纵横驰骋在云贵川广大地区，同数十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周旋，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经过四渡赤水战役，终于跳出了敌人的包围，使红军从被动变为主动，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书写

了极其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