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战士到学者

1940 年，范文澜以一个党的知识分子干部的身份，从抗日前线被调往延安，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负责编撰《中国通史简编》。开始了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生涯。他自己曾回忆说： “未去延安之前虽然反复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选集》， 但作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少得可怜⋯⋯到延安以后接触马列主义的书多

了些，学习了干部必读的若干本书，增加了书本知识，就是用这点知识开始了中国历史的研究工作。”

《中国通史简编》是为延安的一些干部学习文化和学习中国历史用的。编写的宗旨是“揭示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为了写好这部书， 范文澜曾专门请教过毛主席。毛主席指示他编史书要“夹叙夹议”，鼓励他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搞历史研究，并且希望他把中国通史写出来，这些都使他受到莫大鼓舞。当时，生活条件艰苦，史学资料缺乏，他想方设法克服困难，千方百计搜集资料，使《简编》的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很快印出了第一版。尽管第一版存在诸多局限，便它毕竟完全不同于旧的历史书籍，它是我国第一部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系统阐述我国几千年辉煌历史的著作。作者曾这样介绍《简编》的内容和编写体例：“第一， 书中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旧类型史书以帝王将相作为主人的观点被否定了。第二，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这是和旧体历史完全不同的。第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但三千年来决不是没有发展，本书把封建社会分为三个时期⋯⋯说明它的发展过程。第四，书写的阶级斗争，着重讲腐朽残暴的统治阶级如何压迫农民，和农民被迫起义⋯⋯对于外来民族侵入，也着重写了民族英雄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抵抗。农民起义和反抗外族侵略，说明中国人民确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伟大传统。第五，注重收集生产斗争的材料、古代的科学发明以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的知识。”这种写法与旧体历史相比较，无论是在取材方面，还是在观点方面都是一次大胆的变革，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历史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来研究中国历史的产物，无异于在旧史学领域里掀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简编》出版后深受广大读者欢迎，许多人把它作为学习中国历史的启蒙读本。有的读者写信给作者说：“读了《简编》，对祖国古代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从而增强了爱国心，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充满希望。”但国民党反动派却把《简编》视为洪水猛兽，唯恐避之不及。他们认为：“范书宣传阶级斗争，混淆视听，可恨可恶。”严禁在“国统区”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简编》几经修订再版，篇幅扩大了 4 倍以上，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范文澜也成为新中国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名学者。除《中国通史简编外》，范文澜还写了大量有关历史研究的论文。如《百家争鸣与史学》、《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等，批判了旧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观点，提倡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范文澜的治学风格极为严谨，对重大历史事件及有关资料总是反复钻研，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在深思熟虑之后才作出正确的判断，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如他在研究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事件之后，认为必须用一条线索把这些事件贯穿起来，方有可能认识近代历史的发展和趋向。于是他便从研究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入手，对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周密的分析，发现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古老的中国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长期的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研究近代历史必须掌握这样一条线索：即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程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主框架，“同时配合着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发展情况，综观主要的，次要的各种矛盾相互间的

联系和影响”，从而才能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全貌，掌握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范文澜非常重视对理论的学习和掌握。50 年代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担任所长期间，就谆谆告诫同志们，一定要掌握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才能获得有关这门知识的真正学问，从中得到益处；要用正确的态度去学习其立场、观点、方法，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来对待；学习和运用要“神似”，决不能“貌似”。当时近代史研究所在他的领导下，许多史学研究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运用其立场、观点从事史学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研成果。

范文澜从事史学研究和史学界领导工作几十年，他以自己丰硕的研究成果，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的宝库，并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工作作风，影响着新一代广大史学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和我国一批史学研究者共同努力，把新中国的史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创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科学的新途径。可以说，范文澜为创立我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付出的巨大劳动，使他无愧于新中国史学奠基人的光荣称号。

（王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