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中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

《西厢记》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原本是个爱情悲剧故事。直至金代董解元改编的诸宫词《西厢记》，才将《莺莺传》转为喜剧结尾。到了元代，王实甫又根据这部诸宫调《西厢记》，将结尾改成老夫人妥协，并答应崔莺莺婚事的大团圆结局。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写张生与崔莺莺这一对有情人冲破困阻终成眷属的故事，剧情是说：

书生张君瑞在普救寺里偶遇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对她一见倾心，却苦于无法接近。此时恰有孙飞虎听说莺莺的美貌，他率兵围住普救寺，要强娶莺莺为妻。

崔老夫人情急之下听从莺莺主意，如果有人能够退兵，她便将莺莺嫁给他。张生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他便修书请来故人白马将军杜确率兵前来解围。

但是此事过后，崔老夫人绝口不提婚事，只让二人以兄妹相称，张生失望之极。莺莺在丫环红娘帮忙下得知张生总是以弹琴诉说衷肠，心里很是不安。

后来崔莺莺听说张生病倒，她让红娘去书房探望张生。张生相思难解，央求红娘替他从中传递消息。崔莺莺怜惜张生，终于鼓起勇气写诗回赠，后来在红娘帮助下，二人瞒过崔老夫人，私下幽会并订了终身。

老夫人知情后怒责红娘，但已经无可挽回，她便催张生进京应考。张生与崔莺莺依依而别，他在半年后得中状元。

与此同时，崔老夫人的侄儿郑恒早先与崔莺莺有婚约，郑恒趁张生还未返回之时，谎报张生已经被卫尚书招赘为婿。崔老夫人一气之下要将莺莺嫁给郑恒，幸好张生及时归来，有情人终成眷属。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喜剧人物形象，比如崔莺莺、张生、红娘等。这些人物是戏剧领域的经典形象，他们通过不同的语言风格和处世态度，生动逼真地体现了那个时代不同身份背景之下人们的爱憎立场，极具时代意义。

《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一上场就带着青春的郁闷。当崔莺莺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四目交投，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她分明觉察到一个陌生男子注视着自己，但她的反应是“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西厢记》剧本写到红娘催促崔莺莺回避，而崔莺莺的反应却是：“回顾，觑末，下。”

按照封建礼法的规定，为女子者，“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崔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把箴规抛之脑后。作者通过这一细微却引人注目的举动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她性格发展的走向。

王实甫《西厢记》剧中崔莺莺遇见张生以后，她主动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傻角”月下吟诗，便去酬和联吟。张生故意撞出来瞧崔莺莺，崔莺莺“陪着笑脸儿相迎”，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崔莺莺的态度，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崔莺莺从一开始对爱情炽热追求，才使她一步步走上违背纲常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

王实甫笔下的崔莺莺追求的只是爱情。她对张生的爱，纯洁透明，没有一丝杂质。长亭送别，崔莺莺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在她的心中，“情”始终是摆在最重要位置，至于功名利禄，是非荣辱，统统可以不管。

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崔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崔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熏陶，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因此，崔莺莺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聪明而涉狡狯。

当观众看到崔莺莺“对人前巧语花言，没人处便想张生，背地里愁眉泪眼”，看到她有时一本正经，有时黠谲多端，有时又扭捏尴尬时，都会哑然失笑。

在《西厢记》作品中，作者王实甫让崔莺莺形象具有两种不同内心节奏，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又是忐忐忑忑。崔莺莺内心节奏的不协调，是导致她行为举止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

王实甫《西厢记》笔下的张生，也不同于《西厢记诸宫调》的张生。在王实甫《西厢记》中张生被去掉在功名利禄面前的庸俗，以及他在封建家长制面前的怯懦。作者突出地表现出张生是一个对爱情执著诚挚追求的“志诚种”，志诚，是作者赋予这一形象的内核。

当然，张生是个才华出众、风流潇洒的人物，他出场时唱的一曲：

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

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

描述的黄河景色，充分表现出文采风流和豪逸气度。

不过，王实甫在塑造张生形象时，并没有把张生的才华作为表现重点，而是表现他一旦坠入情网，才子竟成“不酸不醋的风魔汉”，他痴的可爱，也迂得可爱。

王实甫《西厢记》剧中张生跳墙，是王实甫刻画他这一痴性格最为精彩的关目。那天晚上，张生应崔莺莺诗简之约，到了后花园，他知道小姐已经在隔墙，于是樊垣一跳，一把搂着崔莺莺。

崔莺莺吓了一大跳，她没有想到张生会跳墙过来，而且“角门儿”还开着，她惊呼：“是谁？”这一下，约会便砸了锅。

其实，张生在接到崔莺莺请柬时，是红娘受了崔莺莺的气，红娘拒绝再为他俩效劳的时候，张生感到爱情已经无望了。可是，当张生打开诗简一看，原来是崔莺莺约他幽会，他大喜过望，红娘与张生就有了下面一段对话：

红娘问他：“怎见得着你来？你解我听听。”

张生解释：“待月西厢下，着我月上来；迎风户半开，他开门待我；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着我跳过墙来。”

据此，他便跳墙赴约了。

崔莺莺约会张生，却没有让他跳过墙来，是张生把诗理解错了。张生本身是个才子，不至于不会解释，他之所以会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是因为在绝望之余，突然受宠若惊，欣喜之情冲昏头脑，使他连诗也解错了。

由于张生解错诗，引发一场误会性冲突，大大加强了全剧喜剧性色彩。王实甫通过这样的艺术处理，把张生大胆追求爱情而又鲁莽痴迂的性格展现无遗。

还有红娘这个人物形象，王实甫让红娘经常把道学式的语言挂在嘴边，在“拷红”一场，红娘坦率地把崔莺莺与张生的私情和盘托出，接着她又对老夫人说：

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老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

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老夫人有此一端。

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日后张生名垂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老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

红娘这番话滴水不漏，完全说的是封建大道理。红娘拿起“信义”的大牌子，摆出维护封建纲常和家庭利益的样子，以冠冕堂皇的教条压住老夫人。红娘一下子抓住其弱点，击中要害，这“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一招，着实奏效，老夫人只好自认晦气。

作者在《西厢记》中从红娘胸有成竹和滔滔不绝地陈词中，从她一本正经地搬弄封建教条，实际上又是对它大胆嘲弄的过程中，让人们看到了红娘泼辣而又机智的鲜明个性。

《西厢记》能够在繁复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并且一直保持着翘首地位，是与它拥有这些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息息相关。

此外，《西厢记》经久不衰，还与它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有关。这一方面表现在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上，另一方面与它拥有的丰富戏剧语言特色是分不开的。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是无与伦比的，它继承了唐诗宋词精美的语言艺术，吸取了这些古典诗词的精华，又吸收了当时元代民间生动活泼的口语，经过提炼加工，博取众长，从而形成自身华美秀丽的语言艺术特色。

所以《西厢记》的语言艺术既丰富多彩，又极有文采风华，两者完美结合，而且通俗、合律、自然流畅，代表了我国古典戏曲“文采派”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西厢记》最大特点是语言艺术的丰富性，这部剧作包含着多种不同风格的艺术语言，又不留雕琢痕迹地融合为一体，浑然天成。《西厢记》剧作中有雄浑豪放的曲辞，如：

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却便似弯箭乍离弦。可见九曲黄，一泻千里。

《西厢记》剧作中也有绮丽流畅的小词，如：

风静帘闲，透纱窗麝兰香散，启朱扉摇响双环。绎台高，金荷小，银镇犹灿。比及将暖帐轻弹，先揭起这梅红罗软帘偷看。

这段话中，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一样的气氛。但剧中写惠明和尚的唱词却是另一种慷慨激昂的“金刚怒目”式，如：

恁与我助威风擂几声鼓，仗佛力呐一声喊。绣旗下遥见英雄俺，我教那半万贼兵唬破胆。

这是高亢激越，掷地有声的英雄誓词。剧本中也不乏幽默解颐的话辞，比如《拷红》第四本二折中红娘的一段唱十分精彩，尤其是红娘十分俏皮的“供词”，逼真地表现了红娘绝顶聪明和老夫人的无奈，具有很好的喜剧效果。可见，《西厢记》语言艺术的丰富性方面成就甚高。

《西厢记》在对环境气氛的描写方面也十分突出，剧中作者描摹环境，突出诗情画意，结合人物活动，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堪称生花妙笔。

《西厢记》剧中展开情节冲突的环境是在僧舍普救寺，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将普救寺理想化地写成一个幽雅清爽，饶有诗意的胜境，如：

琉璃殿相近青霄，舍利塔直侵云汉。

寂寂僧房人不到，满阶苔衬落花红。

在这里，青霄的琉璃殿、幽静的僧房以及青色的苔、红色的落花，使男女主人公在这样充满诗意的环境中展开一段千古称颂的风流佳话。

再比如，作者在刻画人物性格感情方面，善于驾驭语言的天才得到很多读者首肯。如果我们仔细品读剧中有关描写人物的语言，便会感受到人物的至情至性无不一一凸现，令人有呼之欲出的感觉。

如在《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中，孙飞虎兵围普救寺，欲掳获崔莺莺做压寨夫人，众人慌作一团。崔莺莺则提出著名的“五便三计”，便是：

第一计是献身于贼，第二计是献尸于贼，老夫人皆认为不可。于是崔莺莺有第三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例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老夫人认为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陷于贼中。

此时，张生在众目注视下出场了，他鼓掌说道：“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这一句“何不问我”有力地表现了张生的才智胆识，使人感到这位痴情书生并不是无能懦夫，而是临危不惧的勇士。由此，张生在众僧人和崔莺莺、红娘心中留下美好深刻的印象。

在《西厢记》中，这种即景生情而又贴合人物个性的语言是很多的。《西厢记》还善于对民间俗语吸收运用。纵观全剧，作者对文化修养高的人物，比如张生、崔莺莺多用文雅的语言，而对于文化修养较低，性格粗豪或爽朗泼辣的人物，如惠明和尚、红娘则多用口语俗语。《西厢记》作者善于学习并成功运用民间俗谚口语，是使这部剧作语言丰富多彩脍炙人口的其中一个因素。

王实甫是元代文采派的杰出代表，其代表作《西厢记》堪称文采派的典范。这部作品在艺术上几乎是完美无缺。“文辞华丽”是《西厢记》语言艺术的特色，这种语言特色是形成剧本“花间美人”风格的重要因素。

作者在剧中第三本第二折，又通过红娘之口正面写了驾营：

则见他钗蝉玉横斜，髻偏云乱挽。日高犹自不明眸，畅好是懒，懒。晚妆残，乌云彩掸，轻匀了粉脸，乱挽起云鬓。将简贴儿拈，把妆盒儿按，开折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

这折唱词以秀美的艺术语言刻画出崔莺莺外表懒散娴静，内心却对张生病情消息的焦虑和等待以及见到简帖后的喜悦心情。

可见《西厢记》剧本写人与状物一样，其语言同样不乏华美秀丽的特色，保持着“花间美人”的艺术风格，这些艺术风格在写其他人物，如张生、红娘、老夫人、惠明和尚等时也随处可见。倘若没有语言上这种五彩缤纷的娟丽姿采，“花间美人”就要黯然失色。

总而言之，《西厢记》的语言文辞优美、优雅自然，既借助诗词的格律性，又吸取了口语的自然，既化雅为俗，又化俗为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

《西厢记》不但便于观赏，又便于案头阅读。同时，它情景交融、寓情于景，充满了诗情画意，这在我国戏曲中是无与伦比的。正是这些杰出的艺术色彩构成了《西厢记》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旁注]

传奇小说　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产生和流行于唐代，又称“唐传奇”。传奇小说是一种传录奇闻的文体，实际上是已具规模的小说。唐代传奇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部分高水平的传奇成为后代著名小说戏剧的蓝本。

礼法　也称“礼仪”，也就是礼仪的法度。礼仪在我国古代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法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修养起了重要作用。

长亭　秦汉时期在乡村大约每10里设一亭，亭有亭长。秦制30里一传，十里一亭，故又在驿站路上大约每10里设一亭，负责给驿传信使提供馆舍、给养等服务。

请柬　又称“请帖”、“简帖”，是为了邀请客人参加某项活动而发的礼仪性书信。使用请柬，既可以表示对被邀请者的尊重，又可以表示邀请者对此事的郑重态度，使被邀请者体味到主人的热情与诚意，感到喜悦和亲切。

唐诗　泛指创作唐代的诗。唐诗是汉民族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是汉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同时也对周边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唐代被视为我国各朝代旧诗最丰富的朝代。而流传最广的当属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按照时间，唐诗的创作分4个阶段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小词　是宋词的分类之一，词是一种配合曲调传唱的文学样式，它产生于隋唐之际，成熟于晚唐五代之时，大盛于宋代，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词，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宋词是继唐诗之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

僧房　又作“僧坊”，是指我国古代僧众经常止住起卧之房舍，僧房内有画白骨髑髅者，或者有安置佛像者。小型的寺庙，一般只有一到两进院落，一进山门迎面就是大殿，两厢为僧房，二进的后面还有一座后殿。

僧人　在我国各地的寺庙中，多穿搭衣，将右臂袒露于外的佛门中人。他们通常受戒，意在表明对佛与菩萨的恭敬。僧人信奉的大乘佛教经典中，有反对食肉的条文，所以僧人是坚持不饮酒和不食肉的，认真地履行着戒条，不仅潜心学修，虔诚奉佛，而且有保护和维修寺庙的责任。

诗词　是指以古体诗、近体诗和格律词为代表的我国传统诗歌。诗词是阐述心灵的文学艺术，而诗人、词人则需要掌握成熟的艺术技巧，并按照严格韵律要求，用凝练的语言、绵密的章法、充沛的情感以及丰富的意象来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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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厢记》里，王实甫把红娘放置在一个相当微妙的位置上。老夫人让她服侍崔莺莺，让她“行监坐守”，但是红娘心底对封建礼教对年轻人的捆束也感到不满，当她觉察到崔莺莺与张生彼此的情意后，便有心促成其事。

红娘愿意为崔莺莺穿针引线，她又知道崔莺莺有“撮盐入火”的性子，也有“心肠儿转关”的狡狯。

红娘只好处处试探、揣度，她照顾着小姐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她要对付小姐，又要对付老夫人，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

而《西厢记》作者王实甫愈写红娘“两下里做人难”、“缝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中巧妙周旋，越能生动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