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与理论活动的全盛时代

一位当时在农村同富农作斗争的工人，为高尔基的“归队”而写信给他时，这样说道：“当大家都在紧张战斗的时候，我们队伍里看不到您，心里可真有点儿不是滋味啊！⋯⋯啊，我们在一起经历过多少战斗，经受过多少折磨。这下好啦，最重要的是您又和我们在一起了，您是我们的人了，这回您就再也不会离开我们了，永远在一起了！”这是全体俄国人民的心愿，高尔基把它化作了空前的工作热忱。他挑起了在一片废墟上建筑苏维埃文化大厦的领导重担。

在一九一八年底，高尔基回到苏维埃政权这一边的最初日子里，他作为党和政府的代表，多次出席了国际会议。当“难忘的一九一九年”来临后，高尔基的文化创建工作也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艰苦的国内战争使得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丧失了起码的条件。高尔基所要从事的恢复高等院校、团结知识分子、保护国家文物、出版普及读物、开展科研活动等全部工作，离开列宁的亲自过问便都寸步难行。高尔基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给列宁找的麻烦太多了。诸如水力采掘泥炭法啦、残疾儿童啦，高射炮校啦，等等。”列宁当然未把这些事情看作是高尔基个人的私事。列宁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要求道：“同志们！我恳切地要求你们，不管何时何地，高尔基同志如果用此类问题要求你们支援，你们要千方百计予以协助，如果有这样或那样的阻碍、干扰或者反对意见，要及时将事情原委报告给我。” 正是在这样的支持下，高尔基保护了萨波日尼科夫、费多罗夫等一大批科学家，组织了“改善学者生活条件中央委员会”，创立了“世界文学”出版社和苏联第一份大型杂志《红色处女地》，创建了苏维埃自己的第一所工农大学，建立了彼得堡大戏院，保护了爱尔米达日等博物馆，出版了青年作家的革命著作和大批通俗文化读本。他的这些具有奠基性质的开创性工作，永远载入了苏维埃文化艺术发展的光辉史册。

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年期间，由于列宁当时住在莫斯科养伤，而高尔基又整天奔忙，他在思想上未能经常保持与革命导师的联系。面对国内外敌人造成的重重困难，高尔基对革命热情有余，信心不足的思想毛病又有所抬头。一些心怀叵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利用他忙于编务而不能深入生活的局限，重新以谣言和怨言包围了他。列宁多次去信，力劝他走出彼得堡，“彻底改换环境”，“到农村或外地的工厂（或前线），去观察人们怎样以新的方式建设生活”。列宁还将自已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赠给高尔基。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好转，高尔基很快便结束了他在政治生活中这最后一次动摇。

在这百废俱兴的草创时期，高尔基仍然坚持着自已的文学创作。他配合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写出了苏维埃戏剧史上的第一部讽刺作品《说大话能手》。他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了大批政论文章，向全世界集中抒发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怀。这期间写出的《回忆列夫·托尔斯泰》，是高尔基回忆录文学中的精品。它连同高尔基在革命前后写出的关于卡罗宁、柯罗连柯、柯丘宾斯基、加林-米哈伊洛夫、叶赛宁、契诃夫、勃洛克等人的回忆录里，刻画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借助于高尔基的传神之笔，他们至今还“活”在俄罗斯人民及世界人民的心中。

由于彼得堡在战时的生活条件过于艰苦，加之繁重而紧张的工作，高尔基的肺病再次恶化。在列宁的恳切要求下，高尔基于一九二一年十月离开彼得堡去国外。先是在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疗养院治疗了两年半，在一九二四年春，移居到意大利的索伦多岛上。他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二八年五月，度过了他文学活动的最后一个时期——总结性时期。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与世长辞。高尔基在国外，在病中承受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他怎能忘记与列宁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他怎能忘记列宁对他的哺育之恩与手足之情。他怎能忘记正是列宁建议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将高尔基列入在国外享受苏维埃国家公费医疗人员的名单；又怎能忘记，在列宁敦促他出国就医的信上，写着这样的话：“⋯⋯我疲倦极了，以致于不能有何办法挽救我自已的生命，但是您在咯血，却还不肯走！！”他含着热泪奋笔疾书，在同年五月份便写出了回忆自已导师与挚友的特写《列宁》。以后，他怀着对列宁的满腔热爱，和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几易其稿，认真而又出色地完成了用文字为后人保存这一伟大形象的光荣任务。

列宁与高尔基长达二十年的革命交往，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史册里，是极其宝贵的一页。列宁作为革命导师，对社会主义文学奠基人高尔基的全面指导及全力支持，谱写了无产阶级科学地处理政治与文学相互关系的典范篇章。高尔基一直是从政治家列宁那里获得方向，摆脱思想迷误；同时，又从自己朋友列宁那里，不断地汲取生活的力量，开辟创作的源泉。高尔基正是从这两点最深刻的实际感受出发，在《列宁》中塑造了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列宁形象。作为人，列宁那苏格拉底式的前额和深邃的目光，他那极富感染力的笑声和他那童心未泯的广泛生活旨趣，使读者为这种巨大的个性魅力所倾倒，从而永远希望自己能去效仿列宁，像列宁那样生活；作为政治家，列宁那洞察历史的思想、坚忍不拔的精神、卓绝的工作才能、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使每一个革命者都能从这里获得开展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和动力。高尔基不仅再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俄罗斯人，而且塑造出一个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衷心敬仰的导师。

整个二十年代，苏联人民在胜利结束了国内战争之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火热激情空前高涨。高尔基虽然这时生活在国外，却始终通过密切的联系，感受着这种民族精神的昂场勃发。他的创作热情也随之空前旺盛。他在这一时期写出了一生中几乎所有的大部头作品。看到这一批长篇的书名：《我的大学》（1923）、《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1925）、《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前两部），我们很难相信这些都是一个正在养病的人之所为。但事实是，高尔基在自己文学创作的全盛时期表现出来的艺术力量，不仅在概括历史的广度上大大加强，而且在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方面，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列宁在生前读到的最后一部作品，是高尔基的自传三部曲之三《我的大学》。它使列宁在弥留之际，回想起了自己的“喀山大学时期”。正是在那几年里，列宁也到过喀山。高尔基将自己那个时代的战斗生活，写给正在创造新俄国的苏维埃时代的青年。书中阿列克塞追求真理，憎恶邪恶的精神，有力地鼓舞着苏联青年高举列宁的旗帜前进。

还在一九一○年，列宁第二次来到喀普里岛时，高尔基向他谈到了一部小说的构思。他说想写一个家庭从农奴到资本家的百年史。列宁肯定说：“主

题非常好，”但他又说：“我看不出：你将如何结尾？现实生活还不能提供一个应有的结局。没有。这应当在革命以后去写”。一九二五年，这部小说以《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为名出版了。十月革命提供了高尔基寻找“结局”的可能；高尔基也很快便实现了列宁的遗愿。

在这部作品里，高尔基在几十年观察的基础上，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工厂主阿尔达莫诺夫一家三代人的实践，历史地概括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俄国资产阶级的兴衰过程。

小说从一八六三年农奴制改革后不久，老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带着他的三个儿子来到德略莫夫城开办工厂写起，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为止。

老伊里亚·阿尔达莫诺夫是这一家第一代的代表，是这一家的家长和“事业”的创始人。他一方面生气勃勃，富于创业精神；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资本家发家的血腥本质，体现了俄国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特点。

老伊里亚的长子彼得是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宗法制思想的资本家，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保守性与落后性。这一家的第三代，彼得的小儿子亚科甫体现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和堕落。

这一家的第二代，老伊里亚的外甥，过房的儿子阿历克塞，和他的儿子米隆都是资产阶级的活跃人物。但是他们也未能挽救这一家的没落与衰亡。只有彼得的大儿子小伊里亚，背叛了本阶级参加了革命，找到了新的前途。一九二八年五月，高尔基决定回国。这一次，并没有列宁或党的直接呼

唤，但却有着一种使他难以克制的向往祖国的冲动。他取消了不写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不回国的原定计划。祖国和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高尔基的归来。

从进入国境的第一站涅戈列洛起，高尔基可以说是在由震天动地的欢呼声与热情洋溢的人群“铺成”的“铁路”上抵达莫斯科的。高尔基深深地感动了。他从人民给予他的莫大荣誉中，领会到了自己文学工作的崇高价值。他从扑面而来的感人气氛中，看到了祖国人民的崭新风貌。他含着热泪对欢迎的人们说：“我觉得，我离开俄罗斯不是六年，而是至少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祖国变得年轻了。我的印象是：在旧事物之中，在旧事物的包围之中，新事物，朝气蓬勃的新事物正在成长⋯⋯我看到祖国年轻了。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我也变得年轻了。”正是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这种崭新而又坚定的信念，高尔基在回国第三天，便提出了创办《我们的成就》一大型杂志的倡议。他要在革命胜利的旗帜下，开始讴歌新俄罗斯的新生活了。

高尔基从未像这时这样紧密地同人民联系在一起。尽管在索伦多时，国内寄给他的大量邮件几乎形成了欧洲一条用户专用线，但他始终为不能亲眼见到火热的生活而懊恼。现在，他真正投身到这蓬勃向前的时代洪流中了。整个春天，他走遍莫斯科进行参观。他更乐于独自来到街头，与路遇的任何人随便交谈。但这必须先把自己化装一番后才可进行。著名作家费定回忆过这样一件事。他陪同高尔基去国家出版社。因为事先未想到要化装，高尔基只把自己的帽沿拉得低一点。但他的个子要比身边人高出半头，结果在出版社门口一下车，便被路上的行人认出来了。只听一声高叫：“高尔基！”人们立刻将他们俩围住了。群众向高尔基表示敬意，向他提出各种问题，递给他纸笔让他签名。高尔基被挤得一动不能动，只得大声说：“尊敬的公民们，你们这样做只能坏事，我绝对听不明白你们说的话。”还是出版社里的工作

人员闻讯赶来，才将他们“救”了出来。

这一年夏天，高尔基怀着被莫斯科人的新生活所鼓动得更炽烈的欲望，开始了他一生在俄罗斯的第三次旅行。然而，这一次，他不是以一个“流浪汉”的身分，也不仅是以一个誉满全球的作家的身分，而是作为“新时代与旧时代决战的见证人”身分去对祖国的历史性变化进行了解和介绍的。他在一年之内，游历了南方与北方，从高加索山脉到乌拉尔山脉，从黑海到白海，从第聂伯河到伏尔加河，从北极圈里的穆尔曼斯克到他的故乡下新城，行程不下二万俄里。他访问了工厂与集体农庄，矿山与水库建设工地，油田与牧场，学校与部队，劳改营与工学团。来到留有他青春足迹的喀山，高尔基要求青年们不应忘记父辈们的艰辛与十月革命对民族新生所具有的伟大意义。面对无比热情地迎送他的劳动群众，高尔基赞颂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力量，勉励人民为祖国建设忘我地工作。会见各地的作家与文化工作者，他始终强调文学要反映新人，新生活，教育要为培养造就接班人服务。火热的时代，焕发了青春的人民，沸腾的生活，使高尔基在认识社会主义制度、坚信共产党领导方面，上了生动有力的一课。他在下新城的“红色索尔莫沃”工厂群众大会上讲了下面这番话，是绝非偶然的。他说：“我指的是共产党。我不是党内的人，不是共产党员，但凭我的良心，我不能不对你们说，这——的的确确是你们的大脑，你们的力量，确确实实是你们的领导者。”诚然，高尔基后来在形式上一直留在党外。但这仅仅是因为考虑到这样作，会更有利于争取一切文化力量，在布尔什维克的旗帜下团结向前。在高尔基政治生涯的这一最后阶段，他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努力贯彻党的路线，为开辟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创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建立了不朽业绩。他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是符合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的。

这次漫游全国的丰富感性材料，形成了高尔基的一组特写《在苏联各地》。它成了苏联第一次国民经济建设高潮的历史见证者。回到莫斯科后，高尔基从扫盲工作到安置流浪儿童，从成立出版社到创办全苏实验医学研究所，每一项社会文化事业，凡是需要他出面的，他都给予大力协助。在这些活动当中，高尔基始终关往的是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与壮大苏联的作家队伍。在他的倡议下，先后组织了“工厂史”、“内战史”、“农村史”等出版社或编辑部，以工人阶级、革命战土和农庄社员撰写自己所在部门的光荣历史这种方式，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观念。应当说，这是一项极有裨益的政治文化方面的全国性事业。至于说到培养年轻一代的苏联作家，高尔基更是有“初学写作者的‘教父’”之称的。可以说，在二十—三十年代的苏联文学界中，几乎找不出一个没有受过高尔基影响的作家。他以罕见的耐心和极大的热情，尽量亲自处理数量多得难以想象的来访、来信和来稿。他乐于从中发现天才的萌芽，也严格要求这些本能地希望从他这里得到扶持的新苗，例如革拉特柯夫、肖洛霍夫、希什柯夫、巴赫麦季耶夫、法捷耶夫、列昂诺夫、费定、符·伊凡诺夫、巴甫连柯、尼·吉洪诺夫、马卡连柯、伊萨柯夫斯基，以及还可以列出更长的名单的许多苏联作家。还有许多末能达到他们这样成就的作家，以及根本就未成为作家，而只是因为一时幻想的冲动而要求高尔基予以指导、赞助的人，都从高尔基这里得到过关心与爱护。高尔基在几十年间为此付出的心血是十分巨大的。他是无产阶级当之无愧的文学导师。

在对文学界提出表现新生活，表现新人物的新任务同时，高尔基深知旧

有的创作方法是不堪胜任的。人类最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同祖国人民最壮观的社会主义实践，形成了水乳交融的一个崭新现实。它使得高尔基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应当探索出一种能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成为第三种方法的可能性？而这种方法应当能用更鲜明的色彩刻画今天英雄的时代，用更高昂、更相称的格调来表现它。”高尔基并非只提倡两种旧有创作方法的简单结合。在强调历史地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前提下，高尔基主张“多侧面的现实主义”，后由斯大林同志概括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高尔基从创作《母亲》时便开始了的这种探索实践，终于在三十年代上半期从理论上得到了肯定性的总结，并被规定为指导苏联文学发展方向的根本性原则。这是高尔基对社会主义文学的又一奠基性贡献。

一九三二年四月，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议撤销了长期以来一直在苏联文学界中削弱党的领导，破坏文学界团结的“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党委托高尔基须导这项改组工作，并筹备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组建内设党组的全苏作家协会。在此之前，高尔基曾多次呼吁国内作家能以党的事业为重，为人民的利益走到一起，共同繁荣苏联文学。担任了作协组织委员会主席以后，高尔基将这一工作放到了更大的范围内去进行。他不仅在俄罗斯民族内致力于加强党内作家、党员作家与非党作家的团结，而且大大发展了俄罗斯民族与苏联其他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的团结。他本人尽可能广泛地建立并保持同少数民族作家的联系。他建议国家出版社出版《苏联各民族作家文集》，安排俄罗斯作家到各兄弟加盟共和国去学习。在他的要求下，出版了迄今仍在发行的《各民族友谊》这一刊物。这一切，都使他赢得了国内少数民族作家的尊敬。他们称高尔基为苏联“各民族文学之父”。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七日，苏联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高尔基主持了这次标志着苏联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盛会。他在会上作了题为《苏联的文学》的总结报告，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他在会上，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赢得了党和人民的无比信赖。还在一九三二年，全苏纪念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四十周年的时候，他的诞生地下新城便被命名为高尔基城，以上演他的剧本而声名显赫的莫斯科艺术剧院被命名为高尔基艺术剧院。到了这时，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的工厂、矿山、集体农庄、学校和文化团体已遍布全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名，也大量出现在共和国的地图上了。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六年，高尔基一直住在莫斯科的小尼基特斯卡娅街的一幢房子里。这所建于一九○二年的“维也纳摩登式”洋房，由于高尔基在那里度过了晚年，而成为苏联当时领导文化事业的实际中心。那些年里，进出这所内外布满稀奇古怪的花纹雕饰的楼房的人，上至政府首脑，下至普通市民。高尔基在这里接待过新生活的各类建设者，登门求教的各种拜访者。他在这里，会见过《母亲》中巴威尔形象的生活原型——来自高尔基城索尔莫沃工厂的老工人彼得·安得烈耶维奇·佐洛莫夫。而且只是由于十分偶然的原因，高尔基未能看到也来登门拜访他的革命前喀山一家面包店的老板—

—那个被写进中篇《老板》及《我的大学》中的“丑母鸡”谢苗诺夫。高尔基在家里召开过几十次会议。斯大林正是出席在这里召开的筹备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的聚会时，讲出了“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句名言，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具体范畴。高尔基上午在这里进行创作，下午会

见客人，晚间有时同家人与朋友们举办家庭音乐会、舞会和文学作品朗诵欣赏会。高尔基在他六十六岁那一年，为儿子过生日举行的家庭舞会上，“穿着一件花花绿绿的东方式长衫，戴着一顶绣花的小圆帽，样子显得非常漂亮，最低限度像童话里的神仙。”而来到这里的客人们始终恪守一条不成文的制度，即一律不在高尔基所在的房间里吸烟，尽管高尔基本人从未戒过烟。这是为了保护高尔基的健康，因为他有肺病。连斯大林呆在这里时，也都去楼内其他房间吸烟。

高尔基在他生命的最后八年里，表现出自己是一位十分杰出的政论家。在萨马拉时期已磨砺得敏捷而锐利的文笔，在这一时期成了迅速反映火热斗争生活的如椽大笔。在不到六年时间里他写出了三百多篇政论文章以及近千份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接近于政论文的书信与演讲稿。表达深厚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赞颂社会主义新人的创造性劳动，揭露思想文化战线与经济建设上种种弊端，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抨击资产阶级“文明”，呼吁世界和平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这些便是政论家高尔基恣意纵横的政论文的基本内容。而关于文学艺术的大量论文，是高尔基留给我们的遗产中尤为宝贵的财富。在这些文章中，高尔基不仅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特征、任务和方法，而且详尽回答了有关文学自身的内在规律和文学与生活、与政治的外在联系等一切重大问题。高尔基在晚年利用这种形式总结了自己毕生的创作经验，丰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宝库。

高尔基在其文学创作的最后几年里，除了一直继续着《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写作外，还创作了三个剧本，改编了一个二十年前写的剧本《瓦萨·日列兹诺娃》。

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年间，国外反动势力操纵的间谍机关，在苏联中、上层知识分子中间（以工程师为主）网罗资产阶级残余，组成从事反革命暗杀破坏活动的地下组织“工业党”。高尔基及时写出了《索莫夫和别的人》这个剧本，它揭露了这场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

三十年代初，高尔基曾计划写出描写资产阶级在十月革命前后，覆亡与挣扎的剧作三部曲。尽管在《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及《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他已经历史地再现了资产阶级在俄国的失败过程，但他一直还想用戏剧这种最恰当的形式再现一九一七年革命前后那些不平常的日日夜夜，以完成自己的夙愿。这剧作三部曲便是《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

《陀斯季加耶夫和别的人》以及《李亚宾宁和别的人》（未完成）。

第一个剧本从一九三一年夏开始写起，次年九月上演。最初高尔基曾将它命名为《前夜》。因为它描写的是二月革命的前夜。剧本在二月革命来临的背景上，塑造了外省的巨商布雷乔夫及其他一些资产阶级形象。由店员爬到当地商业界头面人物的布雷乔夫，一生巧取豪夺、放荡不羁。帷幕拉开时，他已染上不治之症，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一边是，象征着俄国资产阶级已经病入膏肓的主人公在想尽一切办法延续自己的存在；而与此同时，来自同一阶级的律师、女修道院院长、资本家、地主、甚至他的妻子儿女，却围绕着他身后的遗产而当着他的面，提前展开了争夺的丑剧。目睹这严酷的社会现实，布雷乔夫责怪自己“住错了街”，对自己拼命跻身进来占了一席之地的资产阶级作了无情的揭露。面对无可救药的“疾病”，他慨叹必然规律的无情，为自己及其整个阶级被生活所淘汰而无限感伤。高尔基将他视为“忏悔的商人”。这个形象说明，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面前，资产阶级从内部已

经开始崩溃。

然而，并非是所有的资产阶级都像布雷乔夫这样听凭历史的安排。三部曲之二，描写了以陀斯季加耶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在一九一七年七月到十月间，对抗社会主义革命，而最终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过程。同布雷乔夫相比，陀斯季加耶夫这个人不仅对资产阶级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更善于将这种清醒的头脑运用于改变自己阶级的厄运，同无产阶级进行更隐蔽的斗争。因此，他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最凶险的敌人。高尔基在设想的第三部中，曾交待说陀斯季加耶夫混过了在第二部结尾时他曾因预谋暴乱而对他进行的审查，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成了飞黄腾达的人物。但由于作家后来事务繁忙，未能写出三部曲之三。

剧中资产阶级的对立面革命者的形象，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逐渐占领三部曲的舞台的。在第一部中，共产党人尚处于地下。作者主要是以布雷乔夫的私生女舒拉和女仆格拉菲拉等人在政治上的觉醒，展示了布尔什维克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在第二部中，布雷乔夫的教子、布尔什维克拉普捷夫，他的雇工顿纳特，革命的组织者李亚宾宁，以及剧本结尾时出现的大胡子士兵，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公开同资产阶级进行较量，最终战胜了他们。到了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部，剧本的名称已经是《李亚宾宁和别的人》了。按照高尔基的构思，舒拉“将会向左转，”格拉菲拉成了党的工作者，连第二部中出场的修道院的女仆塔伊西娅，也入了党。活动在社会舞台上的无产阶级及革命群众，正在创造着新的历史。

高尔基平生创作中规模最大的作品是《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同他大半生是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度过的，有着一定的关系。这部作品描写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十月革命这四十年间，俄国知识分子在革命路上的分野，高尔基既有亲身经历，更有实际教训。所以，当这部酝酿了将近二十年的小说在一九二五年春开始动笔时，高尔基几易章节，几延篇幅，仿佛关于这个题目，他有说不完的话。他在名符其实的史诗规模的背景上刻画了萨姆金这个形象。从他身上反映了俄国知识界中小市民习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及他们对斗争、对革命的恐惧，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领导欲的破产。高尔基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一直在写这部小说，但直到他逝世，也没有写完。然而萨姆金作为祖国与人民的敌人，巳经得到了被游行队伍中的革命群众活活踩死的可耻下场。然而体现着高尔基的理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斯捷潘·库图佐夫所走的道路，却没有作交待。但高尔基的一生，显示了知识分子同生活，同革命，同人民相结合的一切可能与灿烂的前景。

就高尔基一生创作的主题与题材来说，他显然是埋葬旧世界的一位文学巨人。还在十月革命前，他便预言了旧社会的必然灭亡。革命成功后，他又孜孜不倦地清扫着旧世界的废墟，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旧世界被毁灭的全过程。他同时又十分渴望自己成为新俄罗斯的赞颂者。他用特写这种精悍的文学形式，写下了新生活的赞美诗《在苏联各地》。他为了实现自己提出的表现新人的号召，还曾计划写一组《英雄的故事》。参加国内战争的英雄战士，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妇女与青年，这些记录在高尔基笔记中的普通人，都是“既平凡、又伟大的人物”。他们本应更多地出现在高尔基的作品中，但却被万恶的病魔剥夺了这种权利。

从一九三三年起，高尔基在克里米亚南部的泰斯里过冬，在莫斯科郊外的戈尔卡村避暑。而在一九三三年前，高尔基几乎每年都要因肺病发作去索

伦多住一段时间。一九三六年夏初，高尔基因克里米亚气候干热而返回莫斯科。但莫斯科这里同样是高温天气。六月一日，他在戈尔卡村患重感冒，从而引起肺病及心脏病的合并症。六月六日起，首都各报开始发表高尔基的病情公告。极为感人的是，《真理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专门印了一份不登这种公告的报纸供病中的高尔基阅读。苏联人民密切关注着他的身体状况。各级组织与群众发出的慰问电函，带着衷心的祝愿，从祖国各地云集戈尔卡送到高尔基的病榻旁边。但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这次未能满足自己人民的心愿。他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时十分，与世长辞了。

六月二十日，在红场上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这一天，苏联全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母亲》中母亲的原型，八十七岁高龄的高尔基城市民安娜·吉里洛芙娜·佐洛莫娃在电台发表广播讲话。在结束自己的悼念演讲时，她怀着无比深沉的母爱，高声呼叫着：“别了，阿辽沙！别了，儿子！”这时，整个俄罗斯大地的上空，回荡起这一诀别掀起的恸哭声浪。

从流浪汉到文学家，从十月革命的怀疑者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捍卫者和热情赞颂者，高尔基走过了充满艰辛曲折、但更是辉煌灿烂的人生道路。作为一个人，他给我们留下了正直、坚韧、热情和勇敢的美德；作为一位作家，他给我们留下了逾千万言的文学作品和不可估量的理论财富。他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伟大的人物。他那凝神思考、睿智慈祥的导师形象，永远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引路帅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