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高尔基的创作进入了最后的、最重要的阶段，也是他一生创作中最丰收的时期。长篇史诗《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就写于这个时期，是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从一九二五年开始，高尔基就从事这部小说的创作，一直到一九三六年逝世为止，用了将十二年的时间。小说长达四卷，作家逝世时，第四卷的结尾部分尚未最后完成。不过小说的情节、结构已经清楚，基本上已经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了。这部规模宏伟的长篇巨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家一生创作活动的总结，就其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来讲，也是二十世纪苏联文学和世界文学史上所罕见的现象。

这部作品的中心人物是克里姆·萨姆金，这是一个个人主义的市侩，一个脱离人民、敌视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

那么高尔基为什么用自己这部总结性的、最重要的作品来写这样一个人物，对这一类的典型为什么如此重视？这要从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一九○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谈起。

在三十年代初，高尔基在同一些作家谈话时，讲到过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他说：“早在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年的第一次革命以后，我就想写这部书。当时自称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多少少确实也参加过第一次革命的组织工作），在一九○七年和一九○八年迅速地开始向右转。当时出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路标文集》和其他许多作品，这些作品指出并证明，知识分子同工人阶级，而且一般来说和革命不同路。”

高尔基看到，有一些人在革命运动高涨肘也能参加革命，但是他们经不起严峻斗争的考验，革命一受挫折，他们不是跑掉，就是转而反对革命。一九○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开始时，那些参加了革命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就背叛了革命，暴露出了原来的丑恶面目。他们开始诅咒革命，批判马克思主义，追求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颓废主义的思潮和流派。高尔基说，这时“我就产生了一个愿望”，我要“描写以萨姆金为代表的中等价值的知识分子，这种人怀着种种优郁的心情，在生活中为自己寻找最独立的、在那里他在物质上和内心上会感到舒服的位置。”

其实社会上出现的后来被称为萨姆金气质或萨姆金精神的现象，早在上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高尔基就敏锐地观察到了。他在《给苏联的“机械的公民”》一文里说，远在一八九一到一八九二年间在梯弗里斯的时候，他就遇到过一些这样革命者。这些人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迷失了方向，在猖狂的反动势力面前吓破了胆。他们竟然开始向人们宣传非常反动的观点：说什么“为了管理民众，鞭子和刺刀还是必须的”，仿佛俄罗斯人民“除开专制， 独裁的制度以外，永远不会满意任何别种形式的管理”。

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现实，特别是二十年代异常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情景，以其具体而生动的新的历史内容充实并加深了作家对这类人物的认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两面派和反动分子：反对派、亡命徒、派别分子、投降主义者⋯⋯这一切就激起了高尔基要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的强烈愿望。这就是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面貌， 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都在克里姆·萨姆金的形象中得到了反映。

下面就是高尔基笔下的萨姆金：

伊万·阿基莫维奇·萨姆金喜欢标新立异，因此当他的妻子生第二个儿

子的时候，他坐在产妇床前，就开始来说服她： “悦拉，你知道吗，咱们是不是应该给他起一个少见的名字？⋯⋯” “萨姆逊！萨姆逊·萨姆金，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可不坏！是《圣

经》上英雄的名字，至于姓，咱们家的姓是很特别的！”

但是这个孩子很孱弱，人们怕他活不长，所以后来伊万·阿基莫维奇就抱歉地改变了主意：

“悦拉，最后一分钟我决定给他起个名字叫克里姆。叫克里姆！一个老百姓常用的名字，什么干系也不用承担。你以为怎样，啊？”

“克里姆”一词俄文是“楔子”的意思，发起音来也是尖细、干巴巴的。“萨姆金”原文由“自我”一词变来，这里使人感到有一种自负，一种依靠自己、希望表现自己的味道。

克里姆出生在“那种把大家都绞死的年代”，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 俄国民粹派运动被粉碎的年代。他母亲说：“他是在惊恐不安的时代生下来的，——这时候又是发生火警，又是亚珂夫被捕，还有许多其他事情。我怀着他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他出生的日期也提前了一些，我想，他那种怪脾气就是这样来的”。

当民粹派革命家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许多人蒙受了苦难。萨姆金一家在这场斗争中也未能幸免：他的一个远房舅父死在被流放的途中，他的伯父亚珂夫两次被流放，他的父亲也未逃过被捕和入狱的灾难，接着又从大学里被开除。

民粹派运动失败之后，“忍耐吧，骄傲的人！”、“只有‘勿以暴力抗恶’的道路可以通向自由”这样的反动思潮开始在社会上出现。俄国知识分子的市侩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一些人很快就放弃了斗争，“变得聪明了”，迅速地接受了“我们的时代——不是大展宏图的时代”这个口号。

萨姆金一家变得还不那么快，有一些满面愁容的人还常常悄悄地来访问他们。伯父亚珂夫，远房舅母玛丽亚·罗曼诺夫娜一点没有背叛当年的信念， 但是克里姆的父亲在那些来访者面前总好像有什么过错似的，感到很内疚。

克里姆的父亲常常说：“一切美好的东西——玩具、糖果、画书、诗歌

——都是瞎编出来的”。外祖母在谈到饭菜的时候，也常常对女厨子说：“你别麻烦我啦，自己编几样菜吧”。因此克里姆自己也认为“总得要瞎编些事情出来才成，否则的话，成年人谁也不会注意你”。所以克里姆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好撒谎，好表现自己。

在学校里，老师们不喜欢克里姆，对他很轻视。对于已被家庭娇惯坏了的克里姆来说，这是很不舒服的。但是这种情况很快就改变了，副校长和几位教师对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了。这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有一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人向副校长办公室的玻璃窗上投了两块石头，把窗上的玻璃和窗台上的花盆都打碎了。又过了几天，克里姆与另一个同学德罗诺夫面对面地站在过道上，这时克里姆远远地看见副校长从后面过来了，他故意挑逗“万事通，德罗诺夫，问他玻璃是谁打的。被惹得发火的德罗诺夫就把这件事的罪魁祸首说了出来，于是学校马上就把肇事者叫了去，给开除了。就是这次出卖性的活动改变了学校当局对克里姆的坏印象。

一年冬天，几个孩子来到城外河岸上刚刚开辟的滑冰场上。包里斯和华丽亚不慎掉进冰窟里。他们在那里拼命地挣扎着。梨吉雅招呼克里姆快来营救，把皮带扔给他们。

在这之前不久，克里姆由于他自己的错误曾经被包里斯揍过一顿。这时他看到包里斯的危险处境，刹那间竟产生了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如果不是在这儿，而是在家里，能叫许多人看到包里斯这张难看的吓坏的脸，看到他那种软弱无力和倒霉的样子，可就好极了”。

他把皮带扔给了包里斯，但是他怕自己被拉下去，于是他尖叫了一声， 闭上眼睛，就把手里的皮带松开了。等他睁开限晴，要离开这里的时候，包里斯的头和手都不见了，只剩下一顶羊皮帽子还在水面上漂荡着。

后来有许多群众来救人，不知是谁提出了这样一个怀疑性的问题： “真的——有小孩子掉下去吗，也许并没有小孩子掉下去吧？”

克里姆听到这句话，好像一个落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感到自己良心上的谴责顿时就减轻了，似乎自己也并未曾有过什么错误，又变成一个完美的好人了，又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了。

克里姆十七岁了，正在中学读书。逝去的岁月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使他激动的事件。许多人一个跟一个地、非常自然地消失了。由于“事业” 的逼迫，他父亲长期离家到国外去了，祖父和哥哥也去了。他们走后家里并未感到空虚和寂寞。民粹主义的作家涅斯陀里·卡金带着他的妻子和妹妹住在厢房里。很多人都来这里，各种思想在这里汇集，其他的人也参加了这里的争论。

克里姆的伯父亚珂夫从流放地回来了，虽然已经不可能有所作为，但仍未放弃当年的理想。他和家里人很疏远，但和厢房里的这位作家却很亲近， 因为卡金也是一个受警察监视的人。他问作家小组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接头的地方？他还是说，“应当把人民发动起来”。

克里姆的继父华拉甫卡是个新兴的资产阶级，这资本家对厢房里的这些言论和思想很不以为然，他说那里“是一座专门表演已经过时了的戏法的杂技场”。他说在人民相信巫神，用木犁耕地这样愚昧、落后的国家里，靠作诗是什么也干不成的，“首先必须有好的犁，然后就是要有——议会。豪言壮语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华拉甫卡和卡金不同，他常常用嘲笑的口吻，怒气冲冲地谈论人民。他说，“人民是些喝得酩酊大醉的、狡猾而懒惰的人”。

厢房里还常常进行更深刻的争论。作家卡金说：“美——就是真”。每逢这时家庭教师陶米林就用权威的口吻针锋相对地说：“不对，美就是虚伪， 整个的美，彻头彻尾都是为了欺骗自已而捏造出来的”。

厢房里的，以及由它引起的所有这些思想、谈话和印象，都夹杂在别的思想当中印入了克里姆的脑海。

克里姆和他的伙伴们，遇到什么深奥难懂的问题，就去找他的家庭教师， 红头发的“土圣人”陶米林。他教导他们说：“在思想领域里必须能辨别什么人是在寻求真理，什么人是在藏猫猫。那些寻求真理的人，必定要找到通向真理的正确道路⋯⋯至于第二种人却只是想藏猫猫，掩饰自己的恐惧生活，掩饰自己对生活秘密的无知，用一种便于利用的思想来掩饰自己”。

陶米林是一位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土哲学家。他常常向萨姆金这些青年人灌输一些非常反动的观点：“对信仰的热望——就是热望可以得到安静”，“一个人希望真理，是因为他渴望安静”。

克里姆时常觉得，他被别人的话给淹没了，已经看不清自己本来的面目。仿佛每一个人都害怕什么东西，都希望他成为他们的同盟者，竭力对着他的耳朵喊叫一些意见，大家都认为他是他们意见的收听器。

克里姆来彼得堡上了大学。住在继父华拉甫卡一个远房亲戚家里。

他的哥哥德米特里来了也住在这里。他对民粹派依然怀有好感，又开始研究工人问题了。他告诉克里姆，伯父亚珂夫在萨拉托夫又被捕了，后来就死在狱中。他的父亲在欧洲跑来跑去，正在跟法国人、西班牙人做橡木桶板的买卖。

上了大学后克里姆接触的人物更多了。其中一个是悲观主义者涅哈叶娃，当她给他朗诵一些有浓厚神秘色彩的诗句时，克里姆被一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寂寞心情所征服。在这种共同的心境中他们相爱了。

这时出现在他周围的另一名重要人物是库图佐夫。库图佐夫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这部作品中最主要的正面人物），是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萨姆金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克里姆对库图佐夫没有好感，他用华拉甫卡曾经说过的话来攻击库图佐夫，说人民自己从来不会闹革命，是领袖们推动他们起来闹的。

这个期间克里姆最感兴趣的问题是：究竟是领袖掌握群众的意志，还是群众创造了领袖，又使领袖成为自己的工具和牺牲品呢？克里姆非常害怕自己会成为别人意志的工具。

他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接触的人物越来越多，而且他看见人们在不断地变化着。

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八日，在莫斯科霍登广场发生了一场惨剧。沙皇尼古拉二世举行加冕典礼，赏赐给市民一些微薄的礼物。人们在争夺糖果的过程中发生了冲突，互相践踏，死亡二千余人，数万人成为残废，历史上称为“霍登惨剧”。

对这场惨剧人们的反应是不同的。有革命思想的人感到很惋惜，他们认为，当时整个人群从广场上一直冲进克里姆林宫去就好了，那样就可以迫使沙皇颁布宪法，事情就成功了，而萨姆金的结论则完全相反，他说：为了几块糖果“竟有千千万万人互相践踏而死，在这样国家里，幻想发生革命，真是太愚蠢了”。他认为抱着这样幻想的人就是自杀分子。

一八九六年，全俄博览会在尼日尼——诺甫戈洛德举行。在展览会期间萨姆金希望能够看到沙皇，看到这位统治着这个巨大的、富饶的俄罗斯国家的人物。他认为这个国家里的老百姓是可疑的，其中掺杂着许多不安分的人。他希望尼古拉二世是个有才干的人，一个人可以反对大家，他那年轻的手臂十分强健有力，可以举起彼得大帝使用过的狼牙棒，对人们大声喊叫：“是的，你们为啥捣乱呀？”他希望沙皇对人民的统治要更加严厉，以使俄国出现新的曙光。

克里姆·萨姆金因为有病和懒惰，没有及时申请转到莫斯科大学去。后来就决定暂时休学，今年不再到学校去了。由于空虚和寂寞，克里姆来到莫斯科华拉甫卡所办的报馆参加工作。

萨姆金有些阴暗的思想，这是可耻的，是反动的，但他生活在无产阶级已经展开革命活动的年代，他这些思想，又不能随便暴露，因此他也得找一个假面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装扮成激进的样子，也完成革命所给予他的某些任务，成了一个“不自愿的革命者”。他的这个特点在他的生活道路上也暴露得很明显。

有一次，伊诺珂夫来找他，约他一起到郊外去走走，看看那个正在修建的炮兵营房。不料，他们到那里正碰上这所三层楼房倒塌。霎时间，梁木、

砖瓦、工人，从那上面一起向下飞落。情景骇人，一片惊慌。伊诺珂夫急忙跑到前面去救人，可是萨姆金却跑开了，没有向前去。

有一次，他到乡下去，遇上一些贫苦的农民，就是他所说的那些“暴民” 正在砸仓库抢粮食。他认为这也是和他无关的不愉快的事情。“他可怜起自己来，他这个人本来不愿意，可是他被迫看见和听见的净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这一切与他有什么关系。

由于一些朋友的连累，萨姆金的家里也被搜查了。被搜查以后，人们开始用尊敬和赞许的目光看待他，有人甚至都把他当成了英雄。对于人们的这种态度，他一方面感到很愉快，另一方面又感到很好笑，他心里想：这些人都把我看成了自己人，这是他们愚钝的表现。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就可能在他们中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是又怕有人去告发他们，自己受牵连。一个宪兵大尉在同他谈话的时候说，看过他的笔记，认为其中有些观点是很有趣的：“例如关于在文学当中必须有保守主义的意见，就是很成熟的思想”， “那段谈到一个小姑娘喊叫‘你们为啥捣乱呀？’您所做的解释，特别使我感到高兴”。

这位宪兵军官并且开导他，要用自己为国家做出有益工作的方法纠正青年时代所犯的错误。军官问他是否认识库图佐夫，于是他讲了在彼得堡跟库图佐夫曾在同一人家入伙吃饭的事。

他第二次被叫到宪兵队时，同他谈话的是一位上校。上校对他说：“由于职务上的责任，我看过了令堂的几封信，看过了您的一些笔记——我坦白地承认，使我很惊讶！这是怎么搞的，拿您这样一位私下看问题又健全又严肃的人，怎么会两次落进宪兵队军官的手里来呢？”“在那些笔记里，十分清楚地表示了您对那些政治阴谋的否定态度”，最后，请他给他们当情报员， 当然不是拿薪水的职务，而是“自愿的和思想上的合作”。

在萨姆金面前现在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他想他不会担任宪兵队的职务的，但是如果能出版一个与政治小组和党派无关的刊物，那他倒很愿意为它写稿的。

萨姆金觉得，生活对人不断地进行压迫，宪兵上校让他当特务，库图佐夫又把他往另外的方向推。他觉得如果社会主义分子和他们的敌人都不存在的话，他就会感到非常轻松和舒适了。

萨姆金认为“革命要求一个人驯顺地承认自己是历史的仆人，是历史的牺牲品，不能去幻想什么个人自由和独立创作的可能”。他是不愿意充当这样一种角色的。他对于自己未来的前途是这样考虑的：“他常常觉得将来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过着安定的生活，享受着名气和尊敬；有一位训练有素的妻子，她是一位能干的主妇，谦虚的女人，又擅长谈论一切问题，多多少少具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她一定会很好地尽一位小小沙龙主妇的天职， 由许多认真研究文化问题的人组成的小组在那个小沙龙里聚会，而克里姆·萨姆金就在那里指挥着他们的情绪，建立一些标准，制定一些法则”。总之， 他是那里的主人。

萨姆金的形象体现了俄国小市民阶层的理想、观点和要求，反映了某些中间阶层的情绪和愿望。所以高尔基说他是一个有“中等价值的知识分子”。克里姆·萨姆金在执行工作任务的过程中，常常溜到各个小县城里去旅

行。这里那种从容不迫的朴素生活吸引了他。许多地主的美丽庄园矗立在田野当中的岗丘上，农村寺院的十字架在空中闪闪发光，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

俄罗斯。他认为这里的商人、小市民和神甫是不愿意生活有什么变化的。因此他得出一个结论：要想使千千万万的人跟随幻想家们——革命者走，把现存的一切都打碎，是不可想象的，未必能办得到。

以前在念大学期间，萨姆金就避免参加街上的示威游行。但是有两次他曾远远地看到过警察如何驱散和逮捕游行示威的人，那时他觉得那种做法既粗暴又可恨。可是现在他看到警察围攻和驱散学生的情景，却觉得警察的做法一点也不粗暴，也不凶狠了。

斗争越来越复杂，街头上人们在辩论，示威。当萨姆金重新又只剩下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那种熟悉的寂寞感觉和惊恐心理又笼罩了他。过去种种可怕的情景又在他的脑子里呈现出来：几十万黑压压的人群在霍登广场上骚动，把他们脚底下的地面都要压塌了，如果这股力量团结一致地向沙皇的铜像冲去⋯⋯啊，这太可怕了。不过这时他突然又想起来那句口头语：

“真的——有小孩子掉下去吗？也许并没有小孩子掉下去吧？”

对于萨姆金来说，这句口头语似乎是一种心理上的力量，凡是对他不利或与他为敌的东西，都会被这句话所吞没，被这句话淹死，就像当时包里斯淹死在那条河里那样。

萨姆金觉得，在过去的十年中，他老是处在十字路口上，他哪条路都不想走，可是周围尘土飞扬的旋风却把他转过来转过去，不让他安宁。他觉得过着这样生活的人，不止他一个，而是成千上万。在这动荡的年月里，这种旋风旋转得越来越凶了，而一切没有力量反抗它，没有力量躲避它的人都给卷进中心去了，而像库图佐夫、波亚尔珂夫、葛根、乌素夫一类的人却在不住地和拼命地给这个旋风增添力量。这一类人以一种莫名其妙的速度在增加，而且毫不客气地和粗暴地指挥着那些由于某种误会而帮助他们的人。

想到这里萨姆金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他从沙发上跳起来，抽着一支纸烟，想起了那个驼背小姑娘的喊叫：

“真的，你们为啥捣乱呀？”

萨姆金每次谈到工人运动或学生风潮，总是强调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自发性，强调他们的破坏性。

萨姆金是一九○五年一月九日沙皇政府制造的“流血的星期日”这一惨案的目睹者。当时人们还不清楚他的真正面目，因此，为了给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募捐，有人请他就这一事件作了几次报告。他本来把这些人看做仇人， 可是他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他心里本来认为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沙皇政府也没有什么不好，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希望别人听到他的讲演会感到恐怖；因为他认为恐怖会使他们清醒。他看到他正在达到这个目的，一些人听了他的报告确实感到很恐怖。

报社也请他就这一天的事件写一篇时事文章。写出来以后，编辑部有人微笑着对他说：“这是一篇吓唬老百姓的东西”。

他一生中还没有经历过像这几天这样成功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在他的脑子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式：“为了消灭革命党人，所以才需要革命”。他认为，在这样历史事件之后，“那些胡言乱语的人或者是改造好，或者是毁灭掉”。

一九○五年革命失败之后，克里姆·萨姆金像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样，急剧地向右转了。这时萨姆金政治上的反动色彩更加浓厚了。

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一个“不自愿的革命者”，只是不愿意为革命做什么牺牲，那么现在他对革命则怀着一种强烈的仇恨心理了。

萨姆金说尼古拉一世镇压群众，“是自卫，每个人都有权保卫自己”。他说生活把人们骄惯坏了，确实应该有一种能使所有的人都得服从的暴力。

但是萨姆金有个小市民的灵瑰，他总是标榜他“超阶级”、“无党派”， 幻想维护个人的绝对独立，走中间道路。这样人在阶级斗争尖锐化、两军对垒日益分明的时候，脚下没有坚实的基础，脑子里没有明确的信念，显得十分软弱和空虚。在公开场合，在人们面前，他故作姿态，还能勉强应付，但当他只剩下一个人的时候，便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内心感到无限的空虚和凄凉：“孤独啊！在这世界上我只孤零零的一个人⋯⋯”“我快到四十岁了， 这巳是人生过半⋯⋯”这种人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他认为俄国不需要革命，只需要改良。他说，你“看英国吧，这代议政治和社会仲裁的发源地，并未革命就强大起来，征服了半个世界”。他自己也发现，“我好像是立宪民主党的一名普通党员”了。

萨姆金本来并不关心工人运动。但是自从听说西欧某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在国会中占了大多数，有人因此当上了什么议长，做了官。这时萨姆金就认为他是生活在能够产生英雄人物的时代。这是我们隐隐约约地可以感到萨姆金那种要在政界显露头角的心理。

但是俄国资产阶级姗姗来迟，当克里姆·萨姆金刚刚开始想到政权的时候，俄国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巳经走上了历史舞台，他的梦幻是注定无法实现了。

高尔基原来打算把历史事件写到一九一九年同尤登尼奇的斗争为止。但是由于作者的逝世，原来的构思没有全部实现。小说现在是以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春回到彼得堡，工人发生了自发的示威游行，克里姆·萨姆金被游行群众踩死而结束。

克里姆·萨姆金的形象是工人运动已经广泛展开，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已经轰轰烈烈进行的时代的一个脱离人民、敌视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萨姆金的形象表明了俄国资产阶级统治欲的破产。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就是俄国资产阶级统治欲破产的整个历史过程。

小说发表后影响极大，因此主人公萨姆金这个名字巳经变成了一个专用名词。一听到萨姆金这个词，人们马上会想到市侩，想到两面派，想到在无产阶级革命时代，那些脱离人民、敌视人民的知识分子。所谓萨姆金气质、萨姆金精神或萨姆金主义，就是指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就是指有些人对革命、对革命人民所怀的那种反动情绪和阴暗的心理。

当然这部作品不止是塑造了克里姆·萨姆金这样一个典型，它的内容比这要丰富得多。

这部长篇史诗有两个书名，在正标题《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之下， 还有一个副标题：四十年。这两个标题就反映着作品两方面的内容。

作者所以要加一个副标题，就是强调这部作品的历史内容，让读者注意作品里所反映的俄国革命前“四十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它包括从上一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十月革命前这个时期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如民粹派的破产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八九六年在尼日尼·诺甫戈洛德所举行的全俄工业博览会，霍登广场惨案，一月九日“流血的星期日”，颓废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的出现，二十世纪初期的工人运动和农民骚动，一九○五年革命，第一

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等等。

在这部史诗里，这些历史事件，不仅仅是背景，它们有着更积极、更主动的作用，它们推动或者制约着萨姆金思想、性格的发展，主宰着他的命运。因此这部书，既是一部描写萨姆金生活道路的小说，又是一部反映俄罗斯历史命运的史诗。

在这部史诗中，作者对形成克里姆·萨姆金性格的社会条件——资产阶级的社会环境，做了广泛的描写。在这里作者写了三类人。

第一类是资产阶级事业的实践家，沙皇俄国社会生活的“主人”。大企业家华拉甫卡是这一类人物突出的代表。华拉甫卡是萨姆金的继父，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它对萨姆金社会政治观点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第二类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一些为地主、资产阶级沙皇帝国编造

谎言、制造舆论，忠实为它服务的“奴仆”，是萨姆金思想生活中的“导师”。萨姆金的家庭教师陶米林是这方面的主要代表。

第三类是正从资产阶级社会中“跌落”出来的人物。这些人虽然不满意本阶级，甚至产生了和它敌视、对立的情绪，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 他们还没有新的思想武装，还没有走到革命、走到人民方面来。这类人物的出现说明统治阶级内部不稳，说明革命巳经临近。

这部史诗全面地反映了俄国广阔的社会生活，除了上面我们介绍过的三类资产阶级人物以外，作品还写了人民群众，反映了他们的革命斗争，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革命者的形象。这里最突出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库图佐夫。

库图佐夫性格完整，立场坚定，行动果敢，正好与萨姆金形成显明的对照。在高尔基全部作品中库图佐夫是一个经验最丰富、理论水平最高、最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

这部作品主要是揭露以萨姆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因此描写人民群众，描写革命者没用多少篇幅。但是作品仍使人感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这部作品内容广泛而深刻，构思新颖，形式独特，是二十世纪苏联文学及世界文学史上一个非凡的现象。

这部作品有三个最显明的艺术特点：

第一，它的内容极其广泛而丰富。这一点连作家法捷耶夫都感到吃惊。一九三二年三月十四日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写道：“难道这一切都是您亲眼看见、亲耳听说过的吗！简直令人震惊。当然，这不仅是关于知识分子的， 而且，与其说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毋宁说是关于整个国家的，⋯⋯。这一切， 所有这一切汇集到一起就构成了一幅异常宏伟、完整而真实的图画。”

第二，这部小说对衰落中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反动本质，包括对它的政治、哲学、美学等各个方面的观点，做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多少年来，人们对资产阶级在各个意识形态领域里所编造的谎言， 从来还没有这样逼真、这样尖锐地揭露过。高尔基不是一般地谈论某种观点的反动性，而是把它和资产阶级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利益的联系揭示出来，这就使这种揭露显得更加生动而有说服力。

第三，是它的独特的结构形式。在这部作品中，克里姆·萨姆金的形象在资产阶级的社会里，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它和一切敌视革命的政治思想， 一切反动的势力和思潮都有联系。它是一个焦点，社会上的一切落后的、反

动的东西都要集中在他那里；它又是一面镜子，反映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典型的特点和情绪。

这部作品内容非常丰富而深刻，因此也比较难懂，所以也常有人埋怨作品写的太复杂，叫人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