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亲》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第一次塑造了血肉丰满的光辉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是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艺术珍品。《母亲》的问世标志着作家的创作已完全成熟， 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标志着俄国文学及世界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一九○六年夏天，高尔基在美国开始创作这部新时代的作品。同年十二月，《母亲》的英译本在美国杂志上逐章发表，翌年出了单行本。《母亲》的俄文单行本于一九○七年在柏林出版，而同年在俄国出版的《母亲》不过是被沙皇政府当局大加删节后的残本。一九○七年到一九○八年两年间，《母亲》被译成法、意、德和西班牙等多种文字，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国。一九三七年译成中文在中国秘密流传。

小说是从描写旧时代的生活开始的。

每天早上，工厂的汽笛发出颤抖的吼叫，那些脸色阴沉，疲惫不堪的工人听见这吼叫声，就像受惊的蟑螂一样，向一座座高大的、牢笼般的石头厂房走去。机器从人们的筋骨里榨取了它所需要的一切。

一回到家里，工人们不是同妻子吵闹，就是对她们大打出手。年轻人则更为放荡不羁，他们下酒馆，玩乐器，听淫荡的小调、跳舞、说下流话、酗酒，甚至疯狂起来像野兽一样厮打不休，打得头破血流，乃至一命呜呼。

一个人这样活到五十来岁就要死去。

主人公巴威尔·符拉索夫的父亲也过着这样的生活，与众稍有不同的是他以打人而名扬一时。在巴威尔十四岁那年，他想揪住巴威尔的头发痛打一顿。谁知巴威尔操起一把沉重的铁锤，简短干脆地说：“不许动手！”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管儿子的事了，也不和儿子说话。后来他患疝气病死了。这个备受痛苦生活磨难，而又看不到给他造成痛苦的社会原因的工人，对现实怀着盲目的仇恨，死去之后脸上仍留着怒气冲冲的表情。他的命运在旧时代的工人中是很典型的。

他死了之后，人们纷纷议论说：他死了，他老婆可以松口气了。是的， 这个叫尼洛夫娜·符拉索娃的女主人公，被长年的操劳和丈夫的毒打折磨坏了身体，有点驼背，走动起来没有一点声响，而且有点侧着身子，好像生怕撞上什么似的。宽宽的椭圆形的脸上满是皱纹，有些浮肿，暗淡的眼神流露出工人区大多数妇女都有的那种愁苦不安的神情。这个柔弱、忧郁和温顺的妇女在长期的压抑中形成了胆小怕事、逆来顺受的性格。

父亲死的时候，巴威尔只有十六岁。年轻小伙子需要做的事情，他都做了：买了手风琴、胸部浆得很硬的衬衫、颜色鲜艳的领带、鞋和手杖，他变得和他年纪相仿佛的青年一样，经常去参加晚会，学会了跳舞。每逢假日， 回家时喝得酩酊大醉，总是非常难受，早上就感到头痛，脸色苍白，无精打采。母亲问他：“怎么样？你昨天过得痛快吗？”他带着抑郁焦躁的口吻回答道：“闷得要死！”

这些受尽煎熬，而苦于没有正确出路的人们，极待觉醒，亟得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这种觉醒，他们就会永远在黑暗中沉沦。这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部小说就是描写这种结合的过程。

日复一日地活着，母亲发现儿子变了。他干活很卖劲，从不旷工。他同世世代代工人所走的老路告别了，很少参加晚会，节假日也不在外边喝酒。他经常带书回家，悄悄地用心阅读，读完了就藏起来，有时从小册子上抄点什么。抄完了就把本子小心翼翼地藏起来。

有一天巴威尔带了一张耶稣复活的画回家，把它贴在墙上。母亲很喜欢这张画，却对儿子的行为大惑不解：“信基督，可又不去教堂。”当时她当然不明白，对耶稣复活巴威尔是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接受革命思想，走革命道路。看到儿子变好，母亲忧喜参半。就这样两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巴威尔对母亲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他告诉母亲说，我在读讲我们工人生活真理的书，如果警察查出了这些书，就会被捕、坐牢。母亲很担心，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巴威尔说：“我渴望知道真理。”接着他用母亲自己的艰难困苦的生活来启发她，这深深触动了母亲的心，使她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和感情。她因为儿子能够正确地解释自己的生活和工人的生活而感到自豪。当她知道巴威尔不但要自己学习，还要去教育别人，让大家都觉醒的时候，她知道儿子已经献身于一种崇高的事业了，她不禁又要替儿子担忧：“呵，我的天！你变得真叫人担心哪！”巴威尔的话叩开了母亲的心扉，在她的心灵深处燃烧起了早已熄灭的对生活的不满，使她开始觉悟， 最后终于走上了儿子所走的革命道路。

巴威尔的同志在他家第一次聚会之前，母亲不免提心吊胆，她以为要碰到一些可怕的人物。结果来的人当中有说话诙谐的“霍霍尔”，有和蔼可亲的娜达莎，有的人就是母亲认识的年轻工人，他们都给母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天晚上他们聚在一起念书、争论问题。母亲替他们烧茶倒水，忙个不停，对他们的争论也很有兴趣。有人认为只需要知道现在应该怎样生活就行了，不必学习历史。巴威尔和娜达莎则发表了相反的意见，他们认为，什么都要知道，要能看清一切，在自己的身上燃起理性的火光，用力量和智慧去战胜敌人。大家散了之后，母亲从巴威尔那儿知道：娜达莎是小学教员。她父亲是做钢铁生意的阔佬，父亲知道娜达莎参加革命工作后，就把她赶出了家门。母亲的心情十分复杂，她很可怜这个姑娘，同时她还担心儿子可能被捕，她不由得替他们祈祷：“上帝呵——发发慈悲吧！”

从此以后，巴威尔的同志常来这儿聚会。母亲给他们烧茶炊，热心地照顾他们。母亲还给衣着单薄的娜达莎织袜子。母亲称她是“我可怜的孩子。” 娜达莎却说，要是您能了解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有多么伟大，您就会知道我们是多么幸福，多么高兴。母亲当时对这个道理虽然还不太懂，离走上自觉革命的道路还有一段距离，然而在巴威尔的同志们唱的《国际歌》的歌声里， 她预感到一种深远辽阔的境界，她被这悲壮有力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

霍霍尔叫她“妈妈”，而且经常来帮她干活，这使她满心欢喜。后来母亲主动叫霍霍尔搬到她家里来住。还有许多人经常从城里到她家里来，来的最勤的是见多识广的地方自治局职员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和举止步伐有些像男人的姑娘莎罄卡。

巴威尔和同志们的聚会引起了邻居的注意，有人劝母亲给巴威尔娶亲， 好让他别惹是生非。母亲提起此事，巴威尔和霍霍尔却开玩笑地说，应该开导开导这些以为结婚、受压迫是好事的傻姑娘。母亲却认真地说，你们去找聪明一点的来开导吧。其实巴威尔对此是有自己的见解的，他认为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不能成亲。母亲在无意中听到霍霍尔告诉巴威尔，他爱上了娜达

莎。巴威尔劝他要从长考虑，因为革命者结了婚，有了孩子，生活就只是为了面包、孩子，于是油盐柴米，家务缠身，事业就完了。霍霍尔听从了巴威尔的劝告。

巴威尔和他的同志们散发了很多手抄的传单，这些传单猛烈抨击了工厂制度，讲到了许多罢工事件，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于是很多暗探来到工人区，鬼鬼祟祟，到处乱窜。这些传单引起了工人的极大兴趣，他们津津有味地读着传单，谈论着社会主义者。

有一天一个女邻居告诉母亲，今天晚上警察要搜查你们家。母亲把所有的小册子收拾在一起，抱在胸前，东看看，西瞅瞅，不知道藏在什么地方好。一直到巴威尔和霍霍尔从工厂回来，才把传单和小册子藏到了院子里，他们劝母亲不必惊慌。夜里无事，一个警察都没有出现，一场虚惊就这样过去了。

过了不到一个月，警察真的光临了。母亲开始有些慌张，后来她克制住了内心的恐惧，连走路也不像平时那样侧着身子了，直起腰，挺起胸，神情异常严肃。警察乱翻了一气，除了《圣经》之类的书而外，他们毫无收获。他们却蛮不讲理地逮捕了霍霍尔和当时在巴威尔家的另一个工人。母亲上前去阻止他们，一个军官却对母亲咆哮起来。母亲很愤怒，她指着军官说：“您喊什么！⋯⋯你们为什么抓人？”凶恶的军官对她却毫无办法。巴威尔镇静地同被捕的同志告别，对军官暗示他也快要被捕这件事毫不理睬。人去屋空， 面对狼藉不堪的房间，母亲对儿子叹息道：“等着吧，他们也要把你抓去的！”巴威尔仍然不动声色。母亲觉得巴威尔的心肠太硬了。

这桩事发生之后，他们的邻居，农民出身的伙伕雷宾来到巴威尔家里， 他警告巴威尔说，你们都暴露了，当局已经发现了你们的意图。后来他同巴威尔争论起了改造生活和上帝之类的问题。巴威尔认为，神父用上帝来吓唬人，他们用上帝的名义来迫使人民服从少数人的罪恶统治。雷宾却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可是有人却歪曲上帝的形象，用来扼杀我们的心灵。巴威尔相信理性和现实，雷宾却只相信心灵。尽管雷宾的观点很幼稚， 他却觉得巴威尔太年轻，不了解人和社会。

母亲在一旁听他们的争论，这些尖锐激烈的不信上帝的话刺伤了母亲的心。但她又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在不信上帝的背后，巴威尔自有一种信仰， 这又使她感到安慰。

从此，雷宾成了巴威尔家的常客，在巴威尔和同志们讨论问题的时候， 他总是坐在旁边一声不响地听着，革命的真理在这位农民的心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巴威尔的小屋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工人的注意，他们常常跑来把警察和工厂当局干的不公正的事告诉巴威尔，巴威尔就向他们介绍法律知识和斗争方法，替他们找律师。工人们对这个严肃的年轻人越来越信赖了。特别是“沼地戈比”事件发生后，巴咸尔的威望提高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工厂的周围有个腐臭的沼地，新厂主打算从中捞一把，排干沼地，采掘泥炭。他下令从工人工钱里的每一个卢布扣除一个戈比，作为改造沼地的费用，可是职员的工资却分文不扣。对这事工人们义愤填膺。他们聚在一起，议论纷纷，愤慨地抨击这种做法。雷宾首先站了出去， 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起来抗议决不是为了一个戈比，而是为了正义。我们看重的并非金钱，而是血汗、真理！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巴威尔到来的时候，大家让出一条路，让他站出来讲话。巴威尔满怀强烈的愿望，要把

燃烧着真理之火的心献给人们。他先说，财富是工人创造的，可是谁也不把我们工人当人看待。他的话马上吸引了大家，在他周围很快形成了黑压压的人海，母亲见了非常高兴。巴威尔接着号召大家：“我们彼此都是同志，为了我们的权利而共同斗争的愿望，促使我们必须团结成一个大家庭⋯⋯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如果我们要想战胜敌人，就应该把这当作我们的准则！”

听了巴威尔的话，工人的斗争情绪更为高涨，大家推举他和雷宾以及另一个老工人为代表去同厂主交涉，要求他收回成命。

然而那时工人的觉悟程度还不够高，斗争的意志不够坚定。厂主来了， 巴威尔代表工人提出了要求。可是这家伙不但不理睬，反而威胁工人说，要是不立即上工就统统罚款。工人们问巴威尔怎么办。巴威尔提议全体罢工， 可是响应的人并不多。

这使巴威尔很痛苦，他责怪自己不能很好地说明真理，所以不能把工人真正发动起来。但是他坚信，工人们今天不明白，明天总会明白的。“沼地戈比”斗争的失败说明，工人没有真正觉悟，斗争就不利，就会失败。

这天夜里，厂主收买了警察来抓巴威尔。当时母亲真想抱住儿子痛哭一场，但她感到站在旁边的军官巴不得她流泪哀求，就强忍悲痛，鼓起全身的力气，镇静地同儿子握手告别。同一天晚上雷宾的家也被抄了，还有几个同志被捕。

为了使儿子早日出狱，母亲主动要求接替巴威尔继续到工厂去散发小册子和传单，使敌人找不到理由治巴威尔的罪。传单继续出现，说明巴威尔并不是散发传单的人。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莎罄卡把印好的传单送了来。第二天母亲以卖饭的小商贩身份躲过了门卫的搜查，把传单顺利地送进工厂。在巴威尔和他的同志的影响下，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母亲终于投身到了革命斗争的第一线。

后来母亲听说，巴威尔和莎罄卡相爱了，可是他们总也不能在一起，莎罄卡刚从监狱出来，巴威尔又被抓了进去。即使在一起他们也不能结婚，因为巴威尔仍然坚持自己的信条，家庭是革命事业的累赘。母亲知道了这事感叹不已。

就在母亲送传单进工厂的这一天傍晚，霍霍尔被放回来了。母亲见到他悲喜交集。霍霍尔告诉她，巴威尔是个很坚强的人，他在狱中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母亲很自豪地把进工厂暗中散发传单的事告诉了他，还谈起了自己的巨大变化：以前她担心的是巴威尔，现在她替大家担心，她觉得革命者都是她的亲人。革命开阔了这位母亲的胸襟，使她从个人生活的狭小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加人到革命者的大家庭中。

霍霍尔出狱之后开始教母亲识字，她老是记不住，有时竟急得偷偷地哭了起来。但她是一位很要强的女人，每天从工厂散发传单回来，就背着霍霍尔用功地学起来。

巴威尔终于出狱了。他见到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亲爱的妈妈！” 母亲抑制住激动的心情，轻声地说：“你怎么说这话！为什么谢我呢？”巴威尔不无自豪地说：“你为伟大的事业出了力，所以要谢你！一个人能够称呼自己的妈妈是志同道合的亲人——这是难得的幸福呵！”看到儿子归来。这是母亲平生最大的喜悦，她想把这喜悦永远珍藏在心里。这里既有母子之情，又有同志间的深刻的相互理解，此情此景非常动人。

春天来临，冰消雪融，几条小溪欢畅地流向沼地。在这大地复苏的时候， 巴威尔和同志们在着手准备庆祝五一劳动节了。他们决定在这一天举行示威游行。这一段时间莎罄卡常来巴威尔家。当她知道巴威尔决定游行的时候亲自举旗时，她要求他不要出头打旗。她劝巴威尔说，你威信高，大家爱戴你， 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要因为打旗被流放他乡。巴威尔丝毫不改变自己的决心，他认为举红旗是自己的权利，他对她说，你是我亲爱的人，所以你不该说这样的话。母亲知道了这个决定也不好受，巴威尔叹息说：“到什么时候母亲才会欢欢喜喜地送自己的孩子慷慨就义呢？”他还补充了一句刺痛母亲的话：“有一种爱是妨碍人生活的⋯⋯⋯”霍霍尔听到了母子二人的对话， 他批评巴威尔，让他不要惹母亲难受。这样巴威尔才意识到了自己对母亲的态度不好，向母亲表示道歉。母亲的胸怀是宽广的，伟大的信念使她振奋了起来：“你就去吧，踉在你后面还有别的人，他们抛弃了一切，跟上来了！”

这时雷宾来到了巴威尔家。“沼地戈比”事件之后，雷宾就离开了工厂， 到乡下去当烧炭工去了。他带了巴威尔他们的传单去乡下，用这些传单和《圣经》作宣传。回到乡下，雷宾看到农民的生活糟透了，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而当官的还要在他们身上捞一把。农民这种生活叫雷宾痛苦极了，他觉得需要提高自己的认识。他来到这里是要让巴威尔给他一些“读了让人坐卧不安的书”，以便用革命理论来武装自己。他还要求巴威尔给农民写点东西，“让农村也沸腾起来”，“让人民敢去拚死斗争”。雷宾的到来使巴威尔和霍霍尔觉得，农民就要起来斗争了，他们会烧光一切，以使自己屈辱的生活烟消云散。他们共同意识到，应该让农民信任觉悟的工人，跟着这些工人走，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

五一节到了。一大早母亲就跟着巴威尔他们去参加示威游行，有个工人见了她非常惊奇：“连你也要造反？”母亲自豪地回答说：“在我死以前， 我还想跟真理一块走走呢！”

霍霍尔首先站出去演讲，他说他不信地球上的人可以分成各种各样的民族，只有两种势不两立的人——穷人和富人。巴威尔的演说则把群众的情绪推到了高潮。他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决定公开宣告我们是怎样的人， 今天，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旗帜，举起理性、真理和自由的旗帜。”于是长长的旗竿在空中一闪，又倾斜下来，把人群分开，隐没在人丛里。顷刻间，一面工人阶级的大旗，像红色的鸟儿一样，突然飞杨在翘首企望的人们的上空。巴威尔松开一只手，把红旗高高地举了起来，这时十来只手抓住了旗竿，其中也有母亲的手。巴威尔高呼：“社会民主工党万岁！”“全世界的工人万岁！”成千人齐声响应，发出了震撼心弦的呼声。

霍霍尔号召大家进行一次“神圣的进军”，“我们号召，凡是相信我们必胜的，就跟我们来；看不见我们的目标，就不要跟我们走，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苦难。排好队，同志们！”人群聚拢得更紧了。巴威尔把旗竿一挥， 大旗迎风招展，在阳光照耀下，红旗鲜艳夺目。这时几十个人唱起了悲壮有力的《国际歌》，在伟大雄壮的歌声中，痛苦的遭遇，感情的重压，都熔化得一干二净，对新事物的恐惧心理，也都烧成灰烬。游行队伍在歌声中前进着，壮大着。

这一天，惶恐不安的省长亲自出马，他在学校和工厂旁各派了一连兵力， 随时准备镇压游行的群众。消息传出，有些人后退了。巴威尔不停地鼓动大家继续前进。游行队伍形成了楔子形状，巴威尔身处楔子的顶端，工人阶级

的红灿灿的大旗，就在他头上飘扬。

母亲落在后面了，她提心吊胆地注视着队伍前端的动静。游行队伍的对面，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虎视眈眈地站在那里。忽然传来了口令声：“挥枪！” “齐步走！”母亲大踏步奔到儿子面前。霍霍尔也一个箭步跨到巴威尔前面， 用自己细长的身躯把他挡住。巴威尔却用肩膀碰一碰他：“并排走！你没有这种权利，大旗应当走在前面！”对面士兵的面孔已经可以看清楚了。又有人后退了。后来在旗帜下面只剩下二十来人，但他们站在那里岿然不动。一个军官冲过来抓住旗竿。“滚开！”巴威尔一声怒吼。红旗摇晃了几下，又笔直地竖立了起来。几个土兵一起冲上去才夺走了红旗。母亲在后面猛喊了起来。回答她的是巴威尔清晰的声音：“再见了，妈妈！”霍霍尔也喊道： “再见了，我的妈妈！”

在他们被抓走之后，面对尚未散去的人们，母亲用自已特有的语言倾诉了自己的心声，宣传了革命道理：“这些孩子们，我们的亲骨肉，在世界上为真理而行动起来了。为了大家，为了你们的后代，他们为自己选定走向十字架的道路”。她一面说，一面产生了一个明确的愿望：激励人们跟着被敌人抓走的革命者前进。她望着四周聚精会神地听她讲话的人们，继续大声地说：“我们年轻的骨肉为了全体人民而奋起，为了全世界的工人而前进！大家可不能离开他们，舍弃他们。相信孩子们的信仰吧——他们发现了真理， 愿为真理而牺牲。”最后她还补充说：“要是人们都不愿为我主耶稣的荣耀去赴死，就不会有我主耶稣了”。人们被她的话吸引住了，被打动了。有人喊道：“她讲的全是真理！”母亲凭着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解，用带着宗教词句的语言，向人们宣传革命真理，号召人们起来斗争。这表明了她的觉醒，她已经看到了革命的必要性，她在呼唤革命的到来。

五一游行的失败结束了《母亲》的第一章。这样的结尾是意味深长的。从五一游行的失败中革命者清楚地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取决于整个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觉醒。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向群众作宣传，使之觉醒的重要性。

《母亲》的第二部就着重描写了包括母亲在内的革命者在工人农民中播种革命火种和工人农民觉醒的过程。

巴威尔他们被捕后，以职员的身份活动的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就把母亲接到了城里自己的家中。

一天夜里，母亲和尼古拉以及他的姐姐索菲亚——一位被流放的革命者的遗孀，闲坐休息。索菲亚弹钢琴，音乐好像在表现一群受惊后飞腾起来的小鸟，把母亲引入了对过去屈辱的往事的回忆之中。母亲被音乐深深地打动了，她在音乐中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她向他们讲起了自己过去低下卑微的处境，丈夫粗暴凶残，她自己则忍气吞声，度日如年。姐弟俩很理解母亲的生活的深刻含义。别人把她当牛马看待，而在旧时代她自己也默默地把自己看作牛马；她过去的生活平凡而单调，可是世界上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也同样平凡单调，所以她的经历就具有象征性。而今天她的觉醒自然昭示着千百万人的觉醒。

母亲开始了革命活动，她和索菲亚扮成朝圣的妇人到乡下去给雷宾那里的农民送小册子和专为农民印的报纸。索菲亚很早就背叛了家庭，投身革命。在丈夫为革命献身后，她仍以高昂的斗志为革命东奔西走。她和母亲来到雷宾所在的木焦油工场。雷宾和农民们向母亲问起巴威尔的情况，他们知道巴威尔明知有危险，仍然挺身而出的英勇行为之后，对他和母亲都十分敬佩。

夜里索菲亚向农民讲起德国的农民起义、爱尔兰人民的苦难和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业绩。从这些话中，农民受到很大的鼓舞。在乡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之后，母亲和索菲亚大清早就离开木焦油工场。

从此，送禁书、传单和报纸成了母亲的工作。她每月总有好几次打扮成不同身份的女人，背着口袋，提着箱子，或水舟陆车，或徒步往返，跋山涉水，在全省各地奔波。

她渐渐对上帝产生了怀疑。她看到教堂里装满了毫无用处的金银，而在教堂的门外，乞丐高声乞讨，瑟瑟发抖，却无人问津。当人们跑去向耶稣求救，而耶稣却被禁锢在金器堆里。她不禁想起了巴威尔对上帝的轻视和雷宾的怀疑。她祷告的次数减少了，却越来越多地想到耶稣。她觉得革命者在为耶稣抛洒热血，而耶稣仿佛在这热血的洗礼中复活了。

一个母亲熟悉的革命者由于流放和惨遭迫害，身染重病，过早夭亡，同志们为他举行葬礼。母亲和尼古拉、索菲亚都去参加葬礼。当局对这几十个手无寸铁的人怕得要命，派了荷枪实弹的警察前来干涉。在坟场上警察和群众发生了冲突。警察用枪托、刀柄殴打、驱赶群众。母亲机智地救出了一个被打破了头的青年工人。母亲想到警察也会这样对待巴威尔，而且巴威尔可能牺牲，不免忧伤；一想到儿子的英勇，她又自豪起来。在母亲照料这个青年工人养伤的时候，他告诉母亲，他听说有一位很了不起的符拉索娃老妈妈， 她在五一游行之后就入党了。听到别人夸奖自己，母亲心里很高兴，同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一次母亲带了一箱子报纸，准备给雷宾送去。走进村子的时候，母亲大吃一惊：雷宾被捕了。他被押送着走在村里的路上，他双手被绑了起来，押送的警察不时地打他，但他毫不畏惧，大声地向跟在两旁的农民宣传真理。在发现母亲的时候，他大声说：世界上不只我一个人，真理是逮不尽、捉不完的。他让农民相信那些印刷品，因为上面写着真理，这些真理比面包还重要。雷宾把自己的信念告诉了农民们：人民获得解放的一天一定要到来。雷宾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他的宣传说明他已经摆脱了理论上的幼稚状态，接受了革命的真理。

母亲对雷宾满怀敬佩之情。这天夜里她只好到一个农家借宿。这家的主人斯吉潘是个觉悟农民，他从雷宾的暗示中知道了这位借宿的妇女是革命者，他让另一个进步青年木工把母亲放报纸的箱子藏了起来。母亲看出了他们的面目后，把自己下乡的真实目的告诉了他们，而他们则愿意把报纸接受下来，散发出去。母亲向他们讲了革命者的英勇斗争和神圣而秘密的革命工作。母亲说，所有受压迫的人应该跟革命者走，这些人会大公无私地给人民指明一条通向幸福生活的道路。两个进步农民和斯吉潘的妻子都凝神谛听母亲的话，他们深受鼓舞，表示要一心一意地开展革命工作，决不能向后退。母亲很高兴，现在她亲自向人们宣传真理了。在回城的路上，母亲觉得生活像丘陵起伏的、没有开垦的田地，它焦急地等待着开拓者，它好像在说：请在我这里播下理智和真理的种子吧——我会百倍偿还你们的。而农民的觉醒，正是对母亲这样开拓者的报答。

母亲回到尼古拉家里，看到屋子里乱七八糟，原来警察昨天夜里来搜查了。尼古拉也被地方自治局解雇了，这倒使他很高兴：从前在地方自治局老是抄写无聊的东西，过着畸形的生活，现在可以自由地生活了，能够同工人朝夕相处，一块学习工作了。母亲讲起雷宾被捕后英勇不屈的事迹，尼古拉

很感兴趣，马上写成了文章，叫人送去印刷、散发。他和母亲谈起开展工作需要很多同志。母亲自然想到了巴威尔和“霍霍尔”：他们要是越狱出来就好了。外面的同志曾考虑营救狱中的同志，可是巴威尔和难友都不愿逃走， 他们愿意接受审判，表现出正大光明的气概。他们打算判刑之后，从流放地逃走。

这一天母亲去探监，巴威尔偷偷塞给她一张纸条。纸条上说，狱中的同志都不愿逃走，大家希望他向母亲多加解释，还让外面的同志帮助关在同一个监狱里的雷宾越狱。母亲听着尼古拉念给她听，她说，不用解释，我全明白。这位深明大义的母亲很理解儿子的行动。尽管这样，母亲在和其他同志一起接应越狱的雷宾的时候，还是暗中希望同儿子重逢。可是雷宾逃了出来， 而巴威尔和其他同志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逃出来。

审判五一游行的被捕者的日子到了。母亲怀着恐惧的心情来到法庭，她担心一开庭法官们会侮辱、嘲弄巴威尔，而自尊心很强的巴威尔会狠狠地回敬他们、嘲笑他们，结果判决会让她同巴威尔一辈子也见不到面。其实母亲不知道，判决书早写好了，审判不过是走走形式。

这一天阴霾密布，雪花飞扬。在挂着沙皇的巨大肖像的大厅里，光线昏暗，穿着钉有黄钮扣制服的职员们东奔西跑地忙碌着。一个干瘦的、没有脖子的老头子走进法庭。此人是法庭庭长，身后跟着一些身着绣金制服的人。大厅里充满了阴森恐怖的气氛。

巴威尔、霍霍尔和另外十名被捕者跟着一个扛着出鞘的军刀的士兵走了上来。他们面带笑容，跟熟人频频点头。他们的微笑和生气勃勃的面孔，给紧张拘束的沉闷场面带来了活跃气氛，使法庭变得稍微亮堂和舒畅一些。那些人制服上的金光黯然失色了，他们也不那么神气了。大厅里洋溢着振奋人心的自信，激荡着生机盎然的活力，这使母亲感到激动、受到了鼓舞。

“审判”开始了。庭长问霍霍尔是否认罪，霍霍尔正气凛然地回答：“我有什么罪可以承认的？我既没有杀人，也没有偷盗，我只是不赞成这种使人不得不互相掠夺和残杀的社会制度。”巴威尔则宣布：“这里没有罪犯，没有法官，这里只有俘虏和胜利者”。另一个“被告”则拒绝辩护和回答问题， 他拒绝服从这种非法的审判，是因为人民并没有授权给这班人。是的，这个法庭的组成非常荒唐，担任陪审员的有市长、贵族首席代表和杀人夺妻、盗窃成性的乡长，难怪有人说，这是打人的人审判挨打的人。

在检查官起诉的时候，母亲感到很失望：当初她曾指望能有一场公正的审判，而今一看不过是早就准备好了的一场闹剧。

后来巴威尔开始为自己辩护了，确切地说，他不是在辩护，而是把法庭当成讲演厅，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表现出了对这班形同虚设的法官的蔑视。他慷慨陈词，宣布了社会主义者推翻旧世界的崇高目的，揭露了统治阶级在思想领域里的败北。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制，一切生产资料归人民，全部政权归人民，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在思想领域内你们不能制造出任何新东西，你们在精神上已经破产。我们的思想却茁壮成长，日益光辉灿烂，深入人心。你们使人们无法生活，毁灭他们，社会主义却要把遭到你们摧残的世界连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且这一点一定要实现！”

巴威尔作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土在法庭上同敌人斗争着。他的行动反映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普通工人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的觉醒和

成长。

法庭按照正义和历史的逻辑一切都被颠倒了，被告成了法官，法官和陪审员则成了被告，他们丑态百出。他们贪婪凶狠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巴威尔， 母亲觉得，他们是在嫉妒朝气篷勃的巴威尔，想用目光玷污他灵巧结实的身躯。

巴威尔讲完后，霍霍尔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其他站在被告席上的同志也兴奋地向他探过身去。他微笑着，被同志们的激情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他朝母亲坐的地方望了望，向她点点头，好像在问：“这样行吗？”母亲高兴地点点头，对儿子如此大胆地发表演说深感满意。巴威尔的话在她心中化作了坚定的信念，她坚信真理在儿子一边，斗争必定胜利。

最后，庭长按照早就在彼得堡写好的判决书宣布：所有五一节游行的被捕者都判处流放。

母亲忍着悲痛走出了法院。尽管此时巳是万家灯火，但在凛冽的寒风中， 法院旁边却聚集着一群一群的人，他们关切地等待着审判结果。母亲被人们围住了，大家急切地询问判决结果、谁发表了演说、内容如何等等。当人们知道这位妇女就是巴威尔的母亲的时候，有人握住了她的手，有人说：“您的儿子是我们大家勇敢的榜样”。后来，“俄罗斯工人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人们从四面八方跑来，挤在母亲周围。警察的警笛声被人们的喊声吞没了。母亲觉得这一切像一个美好的梦。然而这是活生生的现实，人们巳经觉醒了。

莎罄卡把母亲送回尼古拉家里。她向母亲表示：一旦自己被捕，判处流放后，一定要求到巴威尔那里去，同他一起工作、生活。母亲告诉她，他们有了孩子后，她就去替他们照顾孩子。但母亲说，现在她还不能离开，她有许多工作要做。母亲还说：“现在我是什么也不害怕了”。残酷的斗争使母亲锻炼得越来越坚强了。

说话间尼古拉回来了，他把巴威尔的演说稿整理了出来。他发现暗探在盯梢，他就布置母亲转移。第二天他果然被捕了。

母亲来到负责地下印刷所的女革命者柳德米拉的小房间。柳德米拉离开了当副检察长的丈夫来参加革命工作，她已经有八年没有见到自己的儿子了。母亲觉得她有些孤僻和冷漠。母亲决心要用自己的热情去温暖她那颗冷峻的心，使之燃起烈火。母亲紧紧握住柳德米拉的手说：“一个人一旦明白了生活中已经有了普照人类的光明，并相信一定能迎来这光明，该有多么幸福啊！你们都是同志，都是亲人，都是一个母亲——真理的儿子。当我暗自喊出‘同志’这两个字时，我的心就能听到他们前进的脚步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了：柳德米拉脸上出现了红晕，晶莹的泪珠滚滚流下。

母亲拒绝了同志们的劝阻，动身乘火车到工厂去散发印着巴威尔演说稿的传单。她来到三等候车室，这里聚集着避寒的铁路工人、马车夫和流浪汉， 还有候车的农民、商人和士兵等各种各样的人。

在候车室里母亲得到了装着传单的箱子之后，突然发现有个认识她的暗探盯上了自己，她马上意识到自己可能被捕。刹那间她产生了扔下箱子或带着箱子逃走的念头。但这些闪念转瞬之间就使她感到痛苦和羞耻，使她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损伤。这时她心里产生了一股使她全身受到震撼的力量，这力量扑灭了瞬间闪出的念头，她威严地对自己说：“别给儿子丢脸！他们谁都不怕”。

在暗探和路警向她走过来同她纠缠的时候，母亲把传单向空中一撒，扔进了人群。她看到人们争抢传单，然后揣到怀里，这使她振作起来。她放开嗓门讲了起来，她告诉人们，宣传真理的人被判了刑，但真理是谁也驳不倒的；她要人们认识到生活的苦难，团结一致，奋起斗争。她看到她的话打动了人们的心灵，人们的眼里燃烧着她所熟悉的勇敢、猛烈的火焰，这使她感到欣慰。

暗探不让母亲说话，打了母亲一记耳光，母亲的嘴里流出了血。人群中爆发出愤怒的喊声，他们要揍这个暗探。母亲高声叫道：“真理是用血的海洋也扑不灭的！”

母亲被抓走了，人群中有人为她号陶大哭。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专制强权和暴力了，再也不能忍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痛苦生活了。

母亲从一个忍气吞声，胆小怕事的家庭妇女，成为一名自觉的革命战士， 正像尼古拉和索菲亚所感觉到的那样，母亲的命运有象征意义，她的彻底觉醒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觉醒。高尔基所以把这部作品称为“母亲”，不仅因为书中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主人公，同时还有着更深刻的寓义：群众是革命之母， 无产阶级革命是否能最后胜利，归根到底取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支持。

长篇小说《母亲》是以一九○二年索尔莫夫五一游行为素材写成的。但是小说并不是这一段史实的记录。小说写成于一九○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它实际上是对一九○五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艺术总结。一九○五年莫斯科十二月起义被镇压下去了。高尔基受党的委托，到国外去寻求支援。作为一个无产阶级作家和十二月起义的积极参加者，高尔基抚今追昔，痛定思痛，对俄国革命的过去和未来进行了认真的回顾和思考。高尔基怀着对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仇恨和愤怒，反复思考着这样的问题：革命过去了，但尚未成功，“现在怎么办？”

《母亲》以艺术的形式回答了这个问题。俄国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日益觉醒，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俄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结合是小说反映的基本主题。由于《母亲》的基本思想内容包括了对过去的回顾和对未来的启示， 列宁给了这部作品以很高的评价：“这是一部必读的书，很多工人自觉地、自发地参加了革命运动，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这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

《母亲》是积极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的光辉的典范作品。在一九○ 五年的革命失败后，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状态，高尔基在《母亲》中塑造了叱咤风云的革命者形象来激励无产阶级振奋斗志，以掀起新的革命高潮。《母亲》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存在的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斗争。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经济派”之间的斗争。前者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必须从外部向工人灌输科学社会主义，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运动；后者则主张工人阶级只搞经济斗争， 它否定党的领导，崇尚自发性，否定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母亲》艺术地再现了马列主义理论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以艺术形象表现了以列宁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现实中的胜利。

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作，《母亲》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特点。高尔基在一九○七年指出：“新文学如果要成为真正的新文学的话”，就必须实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既是高尔

基对自己创作的总结，又提出了一种崭新的创作方法。这种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要求革命作家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既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又具有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要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预见未来，从而推动现实前进。《母亲》既具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又闪耀着革命理想的光辉。高尔基真实地描写了旧社会对人们的毒害，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工人只有靠酗酒和打老婆来发泄心中的苦闷；母亲曾经有过的胆小和虔信上帝也是旧社会打在她身上的烙印。同时高尔基也真实地描绘了革命者艰苦的斗争和暂时的失败。革命现实主义的光辉照亮了这些现实主义的描写，这样就写出了现实发展的历史趋向。高尔基洞察历史的趋向，力图在新事物中挖掘典型。像巴威尔和母亲这样的人物在当时还为数不多，但是高尔基相信，正是他们代表着历史的未来。觉悟的革命者一定会成千上万地涌现出来，因此他着力塑造了这样的典型。历史证明，高尔基的预见是正确的，《母亲》所表现的理想成了现实。高尔基就是这样在《母亲》中成功地把革命现实主义同革命浪漫主义成功地结合了起来。由此也构成了《母亲》同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根本区别。

《母亲》在俄国和全世界的工人和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年一群工人布尔什维克在给高尔基的信中写道：“我们怀着真正的欢欣鼓舞的情感来迎接《母亲》的出版，⋯⋯⋯⋯您是愉快的，光辉的生活的歌手。您以那样伟大的气魄写了这部作品”。卢那察尔斯基在谈到《母亲》在国外传播的情形时写道：“工人的报纸，主要是德国的，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都赞口不绝⋯⋯⋯并且把它用报纸副刊或专栏的形式成万份地散发出去”。《母亲》在中国的读者中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早在一九三七年就有了中译本， 其译者夏衍指出：《母亲》在中国受到的欢迎是出人意料的，当时反动政府立即把它列为禁书，不知有多少青年因为读《母亲》而遭受迫害。《母亲》是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母亲》都将鞭策和鼓舞着亿万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