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过路的人”与列宁

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沙皇政府开始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一九○七年，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开始。工人运动浪潮的暂时低落，尤其是白色恐怖的空前猖獗，使革命营垒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生了剧烈的动摇。他们不仅大批逃离革命，而且还掉转头来，批评和谴责马克思主义。俄国思想界与文学界中，唯心主义哲学和颓废派文学横行一时。俄国共产党内，思想斗争、路线斗争也相当激烈。以波格丹诺夫为代表的一伙人，在政治上反对列宁的革命策略，主张从国家议会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放弃合法的斗争权利而全部转入地下，从而形成了“召回派”；在思想上，他们鼓吹马赫主义， 混淆科学社会主义与宗教的界限，形成了“造神派”；在组织上，他们搞派别活动，破坏党的团结，削弱党的战斗力，甚至通过办“党校”，培植派别势力。以列宁为首的党的正确领导核心，顶住了反动派的猖狂进攻，也挫败了党内机会主义者搞分裂的企图。

高尔基自一九○五年起至十月革命前后这一时期，基本上是站在了列宁一边。他对党外反动势力发动的文化围剿，予以了坚决有力的回击。他在党内，为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队伍，做了大量对革命有益的工作。但正如后来他本人承认的那样，他在这一时期，曾是个“迷过路的人”。尽管在本世纪的头几年中，高尔基的政治与文学实践，有了本质性的飞跃，但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上还有许多欠缺。加之他远在国外，脱离阶级斗争的实际， 因此，他曾在思想上接受过波格丹诺夫等人哲学中的反唯物主义观点，宣扬过“造神说”；也使得这位《母亲》的作者被资产阶级的反动舆论所左右， 顽强地宣扬过“科学救国论”，甚至达到否定十月革命必要性的程度。正是列宁，始终为他紧紧地把握住前进的航向，引导这艘几度濒临搁浅的无产阶级文学战舰，顺利渡过了险滩。

一九○七年，高尔基以列席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直接而广泛地认识了共产党人的政治面貌，与列宁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在回到喀普里岛上后，高尔基同列宁曾在一九○八年四月——一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之间，中断了一年半的通信联系。这主要是由于高尔基同当时也在喀普里岛上流亡的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巴扎罗夫等人，于思想上产生了共鸣。起初，列宁曾想请高尔基作党的机关报《无产者报》的文学批评栏的撰稿人。高尔基未接受这一重任。这并非是由于他当时像列宁所猜测的那样，“正在从事严肃的、巨大的著述工作”，事实上他当时正在写宣扬“造神说”的中篇小说《忏悔》。后来，他将有着同样观点的著名文艺理论文章《个性的毁灭》寄往《无产者报》。列宁在一九○八年二月份，表示不赞成在该报原封不动地刊登这篇文章。四月份，列宁为了同波格丹诺夫等人进行斗争，亲自前往喀普里岛。他同高尔基进行了长谈。从这次见面后开始，两人便未再通信。

高尔基在《忏悔》这部作品中，通过农民出身的马特维对所谓“正确信仰”的追求，阐述了“人民能创造奇迹，人民就是神”这样一种观点。高尔基的本意是要通过对人的信仰的宣传，鼓舞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因此在书中，他同时也否定了官方的教会。但正如列宁严肃指出的那样：“神的观念永远是奴隶状况（最坏的、没有出路的奴隶状况）的观念，它一贯麻痹和削弱‘社会感情’，以死东西偷换活东西。神的观念从来也没有把‘个人同社

会联系起来’，而是一贯用对压迫者的神圣性的信仰来束缚被压迫阶级”。如果按照高尔基的“新宗教”去理解人民，那么他们只能是脱离现实斗争、盲目崇拜自身力量的新的造神者。无疑，在当时的革命形势的背景下，向人民灌输这类思想，起了涣散革命斗志的有害作用。这表明，高尔基当时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尤其是在人的本质及宗教的本质等问题上，存在着模糊认识。

高尔基在这一期间，还为“党校”学员讲授文学课，他没意识到自己这种活动本身有分裂党的性质。由于他没认识到自已的错误，所以那时他还一直在为俄国工人运动内部的这种“分裂”感到忧心。他错误地指责双方“都是虚无主义者”，认为“这种分裂的程度并不次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裂”。一九○九年十月，喀普里岛“党校”中，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与波格丹诺夫的拥护者们终于发生分裂。在他周围发生的这些事情，使高尔基更加感到难以理解，并为之痛苦。列宁得知这一情况后，于十一月十六日给高尔基写了一封十分及时的长信。列宁承认自己将高尔基也划入“新派别的最坚决的分子”是错误的。

列宁以革命导师的坦荡胸怀，以对高尔基的真挚的爱护，主动伸出了恢复友谊的手，并在这以后的频繁通信中，热情帮助高尔基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当列宁再次来到喀普里岛时，他同高尔基就一起离开这里了。高尔基终于声明，他同波格丹诺夫“断绝了一切往来，断绝了一切关系，并且和他们全都断绝了关系”。

高尔基在理论上犯过的错误也反映到了他的创作上；但对颓废派文学， 他始终是反对的。作为文学家的高尔基，在这一阶段也未停止过创作。他从列宁对《母亲》的高度评价中，看到了自己应当走的路。他在一九○九年之前，写出了中篇小说《夏天》等多部作品。《夏天》以其对农村题材的独到开掘而树新。觉醒的俄罗斯农村。追求真理的一代青年农民，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战斗生活气氛，农村妇女瓦丽雅的形象，这一切都以一种时代的特色， 取代了当时清一色的对农村的晦暗描写。

集中批判小市民阶层的社会庸俗气，在这一阶段仍然是高尔基热衷的创作主题。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他写了两部内容有直接联系的中篇：《奥古洛夫镇》和《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这是作家计划描写俄国外省偏僻城镇小市民生活的三部曲的前两部。前者描写了一九○五年革命浪潮对这座昏昏欲睡的小城的波及。这里是被世人遗忘了的地方，金钱欲，利己主义、忌妒、暴行、愚昧与保守，永远落后于时代的小私有者的种种可怕特征， 构成了封建俄国极为典型的一幅缩影。在小说发表后，“奥古洛夫式的俄罗斯”、“奥古洛夫精神”，便成了专指一种束缚俄国社会发展的顽固守旧势力的代名词。革命思想的到来，在这潭死水中激起的却是足以使其遭受灭顶之灾的腥风恶浪。市井无赖瓦维拉·布尔米斯特罗夫以无政府主义的行径尽情享受了“革命”带给他的自由；“土瘪”马雅金一家和小康家庭的库古罗夫、巴祖诺夫等人，唆使布尔米斯特罗夫弹压小城市中开始觉醒的人们。《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分四部分。它以马特维在一生不同时期受到不同政治面貌人物的政治影响，折射了社会变革风云对“奥古洛夫式的俄罗斯” 的递进冲击。在第一部里，马特维的父亲以最典型的小市民习气，极力影响着主人公的性格与世界观。但他的后母与家人、退伍兵普什卡尔，却从另一面，以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整个俄罗斯的热爱，去影响主人公。第二部中，民

粹党人曼苏罗娃来到镇上定居。她曾一度以民主主义的思想，开导过马特维及城镇小资产阶级，唤醒他们去寻求社会道德。但她在陷入与马特维的感情纠葛之后，终于意识到自己无力克服这种势力的影响。她以离开马特维及小镇为结局，表明民粹派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碰了壁。玛克·瓦西里耶夫是书中惟一富有经验和力量的革命者。他在曼苏罗娃走后，来到奥古洛夫。他组织起进步的学习小组。但他也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宣传中虽然有着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最终还是未超出民粹派的思想樊篱。因此，他在奥古浴夫人之间从事的这种活动，其结局也是可想而知的。在小说的第四部中， 一九○五年革命使年轻的一代人自觉地起来同窒息人的沉闷气氛作斗争了。而小说的主人公马特维，却在“新的一天开始了”的春日黎明中，结束了他的庸碌无为的一生。他在小说的后半部中，基本是过着行尸走肉一般的“猪狗”生活。他不仅终生未能燃起追求新生活的热情，而且还始终散发出腐蚀青年、甚至能毒害革命者的迂腐气。作者通过这两部作品及玛特维等形象， 表达了他的这样一种见解：在这种地方，这批人非但本身无力摆脱它的停滞状态，而且还能具有窒息革命精神的可怕力量。高尔基得出的这种结论，是他考察俄国社会几十年的正确认识。而他对俄国小资产阶级惰性的嫉恶如仇，又使得他过分夸大了这种力量的反革命作用。他在文学中的这种倾向， 导致了十月革命到来时，他犯的又一次政治错误。

在俄国文学最消沉的年代里，高尔基的这两部作品，恰似以更沉闷的雷声，有力地震撼着文坛。小说不仅表现出高尔基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彻底清算， 还像《底层》那样，以严峻的现实召唤了人们为使自己不至于成为“奥古洛夫人”而斗争。

高尔基在回到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后，曾满腔热情地希望创办一份大型的布尔什维克杂志。他也很想有一个这样的出版社。但由于资金不足，缺乏印刷条件而未能实现。在一九一○年，布尔什维克办起了第一份合法的报纸

《明星》周报。在其创办的不长时间里，高尔基是它的重要撰稿人。他在一九一○至一九一三年，为适应日趋活跃的革命运动的要求，写了一组洋溢着重新高涨起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意大利童话》。作者以意大利劳动人民的生活为底色，用浪漫主义手法描绘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为之向往的光明的未来，幸福的生活与美好的个性。列宁曾评价它们是“精彩的‘童话’” 和“革命传单”。

一九一二年召开的布拉格会议上。布尔什维克正式宣布成为独立的政党。列宁曾及时地写信给高尔基，向他介绍了会议的情况。一九一二年四月， 布尔什维克党报《真理报》创刊。高尔基在该报发表了不少作品，并为编辑部筹集过资金。与此同时，他还主持过布尔什维克杂志《启蒙》的小说栏， 他的《俄罗斯漫游记》，就曾在这里发表过。

一九一三年，沙皇政府为纪念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宣布大赦。列宁看到高尔基属于所涉及的文化人物，便写信劝其回国。高尔基因当时肺病恶化拖延了几个月后，于年底回到了彼得堡。

国内人民是将高尔基作为革命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来欢迎的。他的归国，可以将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紧密地集中到布尔什维克党这杆大旗下面来。因此，高尔基回国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组织自己的文学队伍，培养自己的文学新人。他抱病回复大量的初学写作者的求教信，发表指导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理论文章。一九一四年，他编辑出版了第一本《无产阶级作家选

集》，并在序言中预言革命无产阶级的艺术繁荣时期即将到来。他尽全力支持《真理报》的工作，为它捐款撰稿。为反对仍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高尔基通过他参与领导的《帆》出版社，计划出版一批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小册子。列宁担任撰写金融资本部分，这就是后来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为关怀青年的成长，他还邀请国内外一批著名作家写出一套名人传记。就是在请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撰写《贝多芬传》时， 高尔基与罗曼·罗兰建立了友谊。

还在高尔基旅美期间，国外就有人想让高尔基写自传，并以十万美元的代价购买高尔基的自传版权。想到可以为党搞到这样一笔可观的经费，高尔基当时也曾想动笔撰写。但直到一九一三年回国前，他才写出了《童年》。一九一四年初起在《俄罗斯言论报》上连载后，顿时引起文坛的震动。一九一六年，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之二的《在人间》在《纪事》上发表。它们给人与众不同的印象是：作者不仅在作品中真实地表现了自己的童少年时代，同时还广泛地再现了上一世纪末期俄国的社会生活。高尔基虽然描写了“这些铅样沉重的现实生活中的丑事”，但却使人坚信：“俄罗斯人的灵魂⋯⋯一定能够消除它们”。

东方的地平线上，十月革命的曙光已经透出了微熹，高尔基恰是在这一时期，又陷入了政治迷惘的昏暗中。由于同转入地下紧张准备起义的党失去了联系，高尔基又陷入了《纪事》编辑部中孟什维克分子的影响之中。这一回，他用小资产阶级的眼光去分析形势，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不合时宜”的错误结论。二月革命后，他连续发表文章，既鼓吹目前“应看重资产阶级的作用”，又呼吁临时政府与执行委员会尽快缔结和约。用他本人后来的话说，他在这一时期主要是“低估了布尔什维克的意志力和勇气”。的确，他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但却对他一直严加戒备的俄国农民的“奥古洛夫精神”作了过分的估价。他担心无产阶级——“俄国这独一无二的积极力量⋯⋯就像是一把盐摔进了农村这样一个淡水的泥塘里，无声无臭地溶解掉，消逝得无影无踪”。这样，在摈弃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之后， 他武断地将全部知识分子认作了革命的首要力量。而且他还主张要“刻不容缓地、有计划地、全面地和坚决地”开展文化教育工作，使人民在文化之火中“受到锻炼，挺起腰板，完全摆脱受奴役的状态”。甚至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他还撰文大谈他的“只有文化才能救国”论。

列宁对高尔基的“社会和平主义”即刻进行了坚决的批评。他在著名的

《远方来信（之二）》中，明确指出“这不仅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其流行的偏见，而且还反映了一部分受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工人的偏见”。列宁针对高尔基的“倡议”回击道：“建议这个政府缔结民主和约，那无异于向妓院鸨母宣传行善积德”。但高尔基拒不接受列宁代表党所作的批评，并在四月份加入了孟什维克的《新生活》报编辑部，从此脱离了布尔什维克党。

列宁以其天才预言家及伟大战略家的革命胆识，率领布尔什维克党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高尔基在彼得堡迎接了十月革命，但却是带着上述那种疑惑，进入了新社会。他并未放弃自己的右倾立场，而是极力从社会变革所势必带来的暂时混乱中，为自己寻找继续否认这一革命的依据。布尔什维克这时从地下转为公开的活动；高尔基的身边，却麇集了革命前处于“地上” 的偷安分子。他们专门向高尔基提供“世风日下”的流言蜚语。而高尔基使

不加分析地写入他的文章，发表出来抨击革命。他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日子里，不仅未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倾心尽力，反而站在它的对面，评头品足地指责它。高尔基实际上成了小资产阶级在当时“诉苦与发牢骚的中心”。他本人未能认识到，当十月革命已经成为现实之后，他仍抱着这种否定的态度，就等于将自己置于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位置之上。列宁在不得不下令封闭高尔基的讲坛《新生活》报时，他却十分自信地对自己身边的同志说：“高尔基是我们的人，⋯⋯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回到我们这边来”！因为他看出：“高尔基始终是在政治上最没主见而且是感情用事的” 的人。高尔基所沉湎的那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只有用资产阶级反人道主义的事实才能予以彻底揭露。

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列宁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血的事实抹去了高尔基脸上“怜悯的眼泪”。他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当即给列宁发去了慰问电，并在不久之后前往莫斯科看望了列宁。这一次，是他主动结束了从一九一三年底到这时为止的将近六年的未见面、未通信的同列宁的“冷淡” 时期。高尔基当面向列宁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列宁以“一个严师和一个和善的、体贴入微的朋友的态度”，接受了他这个“迷过路的人”的悔悟。高尔基后来说：“从卑鄙地行刺弗·伊（列宁——引者注）的那一天起，我觉得自已又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领袖，就是这样，不仅以自己的思想，甚至以自己的鲜血，哺育了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