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所诞生的

——高尔基创作的发展与成熟

一八九九年，高尔基首次来到彼得堡。仿佛是给踌躇满志迈入下一世纪的俄国资产阶级兜头泼了一盆冷水，高尔基在这里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部在俄国资产阶级鼎盛时期便大胆预示其必然衰落的作品，竟然是在沙皇政府的中心——彼得堡连载问世的。高尔基能运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进行创作，这一点表明作家在其文学创作的第二阶段，一开始便已具有了更大规模的艺术概括力。

高尔基通过描写一座大城市中工商业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势力后大踏步的前进，反映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基本过程。在为金钱抹煞了人的可贵品质的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了小说里的中心人物——福玛·高尔杰耶夫这样的阶级叛逆。在小说结尾处，主人公仿佛是代表作者，对资产阶级进行了面对面的抗议和抨击。尽管福玛有这种行为，但他还是游离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之外，因而也就末能最终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稍许触动，但却揭示了俄国资产阶级早在上升时期便已存在了内在的矛盾。福玛本是代表资产阶级未来的希望，但他却以自己的反叛行为动摇了资产阶级相信自己的制度是“永世长存”的信念。小说的这一主题，无疑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和现实意义。

一九○○年一月十三日，高尔基首次见到列夫·托尔斯泰。但这时，他已是俄国文学新阶段的开拓者了。

一九○一年四月，高尔基发表了散文诗《海燕》。它是当时无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时那种革命气氛的最生动的反映。矫捷的海燕不仅飞遍俄国传递着伟大革命行将到来的信息，也成了无产阶级在俄国文坛上最早出现的浪漫主义象征。列宁对它在俄国革命运动中起到时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这些年间的高尔基本人，恰似这海燕，勇敢地在政界与文坛，搏击着时代的风云。

上述这两部作品，给高尔基带来了更高的声望。他在下新城的住宅成了全城一切社会、文化和艺术活动的联络中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参加社会民主工党（俄国共产党的前身）的组织活动，捐款资助列宁创办的全俄马克思主义报纸《火星报》，并撰写抨击时政的文章。因他为工人购买油印机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而再次被捕。沙皇政府将他变相流放到阿尔扎马斯。在去此地之前，高尔基因需疗养一段时间所以去了克里米亚。在高尔基被押解离开下新城的当天，爆发了该城革命群众的第一次政治示威游行。他去流放地的沿途，因为人民迎送他并抗议沙皇政府而引起了一连串的骚动。在他到达克里米亚后不久，沙皇亲自下令取消了高尔基候选科学院荣誉院士的资格。而事实上，高尔基的世界声誉已经无可辩驳地形成了。仅在德国，一九○二年便有六家出版公司同时竞相出版他的文集。反革命的暴力企图以种种手段扼住“海燕”的喉咙，而高尔基却以更响亮的歌声作了回答。他又开始了自己的戏剧创作。

一九○一年，莫斯科艺术剧院以俄国当时的戏剧最高水准，上演了高尔基在克里米亚创作的第一个剧本《小市民》（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主人公尼尔）。剧本的主题是揭示小市民与工人阶级截然不同的两种生活观。它以自己对市民阶层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庸俗气的无情批判，以其塑造革命工

人形象的崭新尝试，划清了同旧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的界限。表面上看， 资产阶级两代人的矛盾是剧本的基本冲突。但他们维护旧制度与敌视革命的一致立场，又表明他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敌人。资产阶级的对立面—

—火车司机尼尔“坚信自己有力量、有权利按照他尼尔的想法改变现实及其一切制度”（高尔基语）。尼尔作为社会冲突中进步力量的代表出现在高尔基的笔下，不仅形象地宣告无产阶级在俄国巳经投入战斗，而且标志着作家的文学创作开始了探索正面人物形象的新阶段。尼尔这一形象在俄国舞台上的出现，使政府感到极大的惶恐。他们不仅删砍剧本中的台词，还限制演出的场次与售票的范围。彩排的当天，政府委员全部到场“审查”，宪兵马队将剧场团团围住。连剧场的验票员都换上了便衣警察。而外省上演这个剧本， 每次都要引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尼尔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首次出现的革命无产者形象。但他还只是一种新人的雏型。高尔基未能在其劳动的过程中展示他，自然也就未能将整个无产阶级引入文坛。

一九○二年夏天，高尔基在流放地阿尔扎马斯县城写出了他最重要的戏剧作品《底层》。它也以流浪汉生活为题材，但却是高尔基对社会“底层” 二十年观察之总结。

二十世纪初叶，正是巨大的经济危机袭击俄国的时期。农村破产，工厂倒闭，成千上万人失业，由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在城市中又沦为流氓无产者。

《底层》所描写的就是被疯狂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从正常的生活轨道中抛掷出去的一些人。他们像野兽一样栖身在城郊柯斯狄略夫夜店里。帷幕拉开，我们看到的是俄国舞台上前所未见的社会场面。这里有小偷、妓女、落魄的男爵、戏子、锁匠、鞋匠、做帽子的工人及搬运工人等等。他们被剥夺了常人的生活权利，失掉了爱情和自由，被活活地埋葬在这个已被烟薰得乌黑的地窖一样的地下室里。这个夜店存在的本身，就是控诉资本主义制度犯罪的物证。

对高尔基来说，流浪汉的题材并不陌生。但在《底层》中，他是更深刻地处理了这个题材。作者揭露了当时流行于俄国社会上的“安慰哲学”，批判了虚伪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指出了这种思想对人民群众争取解放、摆脱悲惨命运的严重危害性。

剧中扮演安慰者角色的是游方僧鲁卡。这个剧本的社会意义，就是为彻底揭露鲁卡的安慰哲学服务的。

在第一幕里，作者展示柯斯狄略夫夜店里所有的人物。在这里，个人有个人的遭遇和痛苦；个人有个人的幻想和希望。这样就为鲁卡的出现准备好了条件。一俟他到来，店里每个人都编织了一幅“黄金的美梦”。他要他们忘掉沉重的现实，陶醉在空虚的幻想里。妓女娜思佳生活很痛苦。她抱着遁迹的想法，而躲到言情小说里了。鲁卡不让别人嘲笑她。他安慰她说，要是你相信你有真正的爱情，那你就有真正的爱情。他安慰戏子，说有免费治疗酗酒症的医院，可以使他痊愈并恢复其演戏的才能。他劝小偷贝贝尔领着他心爱的姑娘娜塔莎到西伯利亚去，说那是块“黄金宝地”，到那里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是到第三幕的结尾，现实的矛盾爆发，人物中间发生冲突。贝贝尔失手打死了店主柯斯狄略夫，鲁卡也吓跑了。后来贝贝尔下狱，戏子听说无处

治疗他的酗酒症而绝望自杀；娜思佳陷入深深的痛苦中。整个剧情的发展彻底宣告了鲁卡安慰哲学的破产。

高尔基不仅利用剧情的发展逐步揭露鲁卡的谎言，而且通过穷途潦倒的小职员沙金之口，从理论上彻底揭穿了鲁卡哲学的反动实质。他说：“我看透了那些谎话！⋯⋯有的人靠撒谎支持自己，还有的人靠撒谎掩饰自己⋯⋯ 谎言是奴才和主子的宗教⋯⋯真理才是自由人的上帝！”沙金还针对黑暗社会对人性的摧残，讲出了关于人的崇高使命和尊严的一段名言：“人，是伟大的！人有创造一切的力量⋯⋯人啊！这个名字美极了！他真光荣！”“应该尊重人！不要你去怜悯⋯⋯不要拿怜悯去伤害人的尊严”。

《底层》同样是由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最强阵容排演的，当然也同样受到了沙皇政府的无情的压制。但它上演后在国内引起的轰动，却是史无前例的。俄国戏剧的发展，从此又开始了一个新阶段。高尔基从此又赢得了杰出剧作家的世界声誉。几十年后，高尔基论述他的戏剧创作与所处时代的关系时说： “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深刻的、空前全面的戏剧性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充满破坏与建设过程的紧张的戏剧性时代”。高尔基的全部剧作，都是这种时代的戏剧性的天才记录。

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高尔基写出了《避暑客》、《太阳的孩子们》和《野蛮人》三个剧本。这是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同革命和人民的关系的一组现实主义剧作。其中的《避暑客》是一部着力谴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逃避斗争，并在革命暂时失利时从革命阵营内部攻击革命的作品。剧木对当时还标榜自己是“精神贵族”的这类伪善者的无情的揭露，引起了自由主义分子的群起攻讦。这表明，高尔基的批判又击中了要害。

一九○五年，可说是高尔基同沙皇专制政府的斗争短兵相接的一年。俄国工人阶级从这一年年初，便开始将自己的“政治要求代替了经济要求”。元月九日，彼得堡工人在向沙皇请愿途中，遭到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高尔基亲眼目睹了“流血的星期天”这幕惨剧。反动当局灭绝人性的暴行，使高尔基义愤填膺。从街头回到他的住处，他当即起草了一份《告社会人士书》。元月十二日，高尔基被逮捕。他被解往彼得罗巴甫洛甫监狱，关进了专门关押要犯的单人牢房。整个俄国，甚至整个欧洲的进步舆论，都为解救高尔基发出了怒吼。高尔基的政治形象直接同俄国工人运动联在一起了；声援他的活动，自然成了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面对如此强大的政治压力，沙皇政府不敢轻举妄动，只得匆忙释放了高尔基，将其流放到里加了事。

在等待所谓审判期间，高尔基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曾讲过：“如果开庭审判，而且我被判罪，那我就有了最好的理由，可以向全欧洲讲一讲，为什么我非要做一个革命者”。高尔基于二十世纪初在世界观方面发生的这种变化，是他自觉投身政治变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早在一九○○年，他便同列宁携手创办《火星报》。一九○五年秋，在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前夜， 高尔基再次协助列宁创办了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生活》。虽然在这些年间，列宁与高尔某未曾见面，但都通过第三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列宁在《新生活》上发表了《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等重要文章。这无疑也为高尔基的战斗道路指明了方向。高尔基在这份报纸上发表了

《谈谈小市民习气》等政论文章，立即得到列宁的肯定。当时的法国《人道报》便将《新生活》报称为“列宁和高尔基的报纸”。一九二八年，高尔基

回忆起这一时期时说：“真正的革命性，我正是在布尔什维克里，在列宁的文章里，在跟着列宁的那些知识分子的演说和工作里感觉到的⋯⋯”高尔基在社会实践的斗争中，找到了自己十几年来不懈寻找的真理；而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造就了自己的勇猛的政治战士与伟大的文学旗手。高尔基于一九○五年下半年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列宁与高尔基在彼得堡首次见面。在高尔基生命的航船上，从此有了罗盘与舵轮。

在随后到来的一九○五年莫斯科十二月起义中，高尔基完全是以一个组织者兼战士的身分出现的。他在起义开始的当天赶到莫斯科。他将自己在那里的寓所提供给工人义勇队制造炸弹。他捐款并募集大笔的钱去购买武器。与此同时，他从未中断过撰写文章抨击反动政府的斗争。起义即使失败了， 他仍在大量散发的传单中满怀信心地宣布：“无产阶级没有被打败，革命充满了希望，⋯⋯俄国的无产阶级即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讲得千真万确， 这些话将来一定会被正直而公正的历史学家所证实”。

一九○六年二月初，高尔基按照党的决定，到国外去为党筹划经费。更主要的，是要利用他的影响，通过他的宣传，赢得国际上的民主力量对俄国革命的支持。高尔基经芬兰、瑞士、德国和法国到达美国。在那里，他住了三个半月，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社会作了实地考察。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不利于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高尔基这次欧美之行，就其政治与经济目的来说，均未圆满完成。高尔基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发出的“不要给俄国政府贷款”的呼吁，没被资本主义国家所接受，法国向沙皇政府提供了二十亿法郎的援助。高尔基在美国募集的款项，总数也不过一万美元。美国大资产阶级甚至采用逐出旅馆的手段阻挠高尔基在美国的活动。但高尔基仍针锋相对地战斗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心脏之中。他接连写出了九篇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文章。其中的《黄色魔鬼的城市》，可以说是俄国文学中，第一篇深刻暴露西方“文明”的政论文章。高尔基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及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形象化地向全世界揭露了资产阶级文明的反动本质，使这篇激情洋溢的政论散文，载入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史册。

高尔基在美国期间最重大的收获，是写出了社会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母亲》。这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在俄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坛上，表现了工人将成为自己国家未来的主人，工人是新的社会历史的创造者这一主题。它成功地塑造了无产阶级文学中第一批正面典型人物，标志着高尔基创造时代新人的探索终于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小说中巴维尔及其母亲符拉索娃，是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经过困苦磨难终于登上人类政治舞台的形象体现与生动记录。在这部长篇的创作中，高尔基自觉地将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因此小说虽然是产生在社会主义革命的酝酿准备阶段，但却反映了作家对革命是满怀必胜的信念的。因此，《母亲》对俄国工人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具有无比强大的政治鼓动力，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列宁的肯定与热烈赞扬。他称《母亲》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阅读这部小说会有很大益处的。因为这是体现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努力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典范作品，因此它的发表，自然受到了反动派的极力阻挠。小说在一九○七

——一九○八年的美国杂志上问世时，已被删节很多。至于国内的读者，当时只看到过小说的第一部，而且这一部分也很快被当局收缴上去。但国外的版本与保存下来的俄文片断，即使是以残缺不全的面目流传在国内，也仍像

地火一样在人们中间产生了巨大的革命热能。只是在十月革命后，《母亲》才能完整地出现在本国读者面前。

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仇敌》，是高尔基最优秀的剧作之一。党领导下的工人群众，第一次集体出现在俄国的戏剧舞台上。两个阶级的公开冲突，首次构成了高尔基剧本的主要情节。剧中工人集体先是自发地起来为本阶级的利益斗争，杀死了厂主，但又要将工厂毁掉。布尔什维克党人辛佐夫及时出现在罢工队伍中，使这场斗争避免了蹈入无政府主义轨道的悲剧。虽然剧本是以罢工的暂时失败作了尾声，但在斗争中已经团结战斗在一起的工厂工人，以其政治觉悟的成熟和阶级力量的壮大，预示了光明的未来。对这样一部杰出的革命剧作，反动派当然也是予以绝对禁演的。

《母亲》的发表（当时虽然仅是第一部），使俄国反动派意识到，高尔基事实上已经成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他们以“散布有害文学，煽动犯罪， 煽动工人仇视有产阶级，教唆造反，图谋叛逆行为”的罪名，对高尔基实行起诉。彼得堡的地方法院还发出对高尔基的通缉令。而早在这之前的上一年， 高尔基便已接受党的指示，来到意大利的喀普里岛进行政治避难。他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流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