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

中国

●孔丘（前 551—前 479）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其一，求富之心是一般人的人性，只要求富有道，就乐于躬求，“君子”先义后利，强调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处理局部的、暂时的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其二，鼓励直接生产含发展生产，减轻统治阶级的剥削，实现富民，主张“使民以时”，“因民之利而利之”。其三，在分配上，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提出“足食”、“所重，民食、丧、祭”，认为食比丧礼、祭礼重要，要把解决人民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问题置于为政的首位。其四，在财政上，主张“敛从其薄”，反对财政征课上过分搜刮。其五，在消费上，主张以礼的规定为标准。每个人应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安排自己的消费。富贵者不能太俭。同时，又提出黜奢从俭的原则。主张国家财政开支要节用，“节用而爱人”，其惠民思想成分甚重。

●墨翟（约前 468—前 376）相传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先秦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墨家学派创始人。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重视物质利益，“衣食者，人之生利也”，他首先重视他人之利，反对那些“亏人自利”的行为，主张“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为了增长物质利益，就要发展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他认为生产的好坏及其发展，决定着社会财富的多寡和人们生活的苦乐。其二，主张“节用”，“去其无用之费”，认为任何奢侈浪费，不仅会使财用不足，而且会加重人民负担，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其三，为了发展生产，必须重视人口增长，只有增加人口，才能解决当时“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所不足也”。其四，主张通过合理的劳动分工，提高劳动效率。认为劳动分工使每个人“各从事其所能”，“辟如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劳动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有利于发展生产。墨翟的经济谋略思想在秦统一以前十分流行，墨家学派是与儒学并立的两个最重要的学派。

●范蠡（生卒年不详）楚国人。春秋末年辅佐越王勾践，刻苦图强，称霸中国。越灭吴后，范蠡离越游齐，后又辞官至陶，以经商致富，名闻天下。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其一，“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他认为，天时变化和物质生产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如荒年以后是丰年，丰收以后是歉收。丰年百物落价，荒年百物上涨。因此，人们必须有预见性地做好物资的储存准备工作，然后根据市场需要不失时机地卖出去。其二，掌握物价变动规律， “贱取如珠玉”，“贵出如粪土”。他认为，商品的多寡与供求关系十分密切，“一贵一贱，极易反复”，“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人们必须及时了解信息，当某种商品便宜到适度时，要及时收购，这叫作“贱取如珠玉”：当所存货物上涨到适度时，也不要徘徊观望，而应立即抛售，这叫做“贵出如粪土”，这样就能通过贱买贵卖而致富。其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他认为商品、货币要不断循环周转，通过多销、快销加速资主流动去获取利润。其四，提出“平籴齐物，关市不乏”的治国之道。他认为，谷贱伤农，谷贵抑商，价格过高过低都会影响社会经济和社会安定。为此，他主张由国家吞吐物资的办法去调整价格，在荒年粮价过高时由国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粮食，在荒年粮价过低时由国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通过平籴之法以保证市场的物资供应，做到“农末俱利”。

●李悝（约前 455—前 395）战国前期的著名政治家，法家的奠基者。曾任魏文侯、武侯的相国，在位时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活动，取得很大成效，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如果农业搞不好，吃饭穿衣问题不能解决，“饥寒并至”，人们就不可能“不为奸邪”；农业是积累和国家财政收入的源泉，农伤则国贫；发展农业生产必须禁止“雕文刻镂”（高级手工业品）和“锦锈篡组” 等奢侈品生产；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和耕作技术，挖掘生产潜力，增加单位面积的产量；种植粮食要杂种五谷以防灾害，做到“力耕数耘”；实行“取有余以补不足”的平籴政策，“使民无伤而农益劝”。李悝的经济谋略思想以及他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对于维持农业的再生产，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具有积极意义。

●商鞅（约前 390—前 338）卫国（今河南洛阳一带）人。战国时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他的经济谋略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变法实践中。其一，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免得役。其二，合并乡邑为三十一县；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创立了按丁男征赋的办法，规定一户有两个丁男者必须分居，否则加倍征赋。其三，颁布法定的度量衡器，统一度量衡制。他两次变法，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基础。秦孝公死后，由于变法期间得罪了一些贵族，被诬告谋反而遭车裂。主要著作有《商君书》。

●孟轲（约前 372—前 289）鲁国邹（今山东邹县）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主张“仁政”治国，省刑薄赋，达到“黎民不饥寒”，以缓和阶级矛盾。其二，强调要恢复“井田制”，企图以小农经济的形式把人们紧密地固定在土地上，以建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社会关系。其三，对商工之民，主张实行“市廛而不征”、“关市饥而不征”和“泽梁无禁”政策，以吸引他们从事工商业。但又要保证“什一而税”，否则统治阶级必要的礼仪条件就保证不了。其四，在农业税率上，反对采取“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的“贡”法，以为根据若干年的平均数规定出来的税率缺乏灵活性，不能适应各年收成的具体情况，故主张采用助耕公田的方式，以当年公田收入上缴（“助”法）。孟轲的经济思想比孔丘的具体而系统，对后世影响很大。

白圭（约前 370—前 300）战国时周人。曾任梁惠王宰相。擅长经商致富，提出一套经营商业之术，对后世有较大影响。“言天下治生（经商）祖白圭”。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其一是，经营商业必须“乐观时变”，实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原则。在丰年谷价下跌时，收进谷物，出售丝漆等手工业品；在荒年谷价上涨时，出售谷物，收进帛絮等手工业品，其二是薄利多销。他说“欲长钱，取下谷”。经营下谷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利润虽薄，但因成交数量大，仍可获得巨利。其三是，以质取胜。他说“长在计，取上种”。质量高的粮食，不致有损耗从而能保证数量。其四是，商人必须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经商应掌握时机，做到“趋之若猛兽鸷鸟之发”，当机立断，及时掌握，不要坐失良机，要像“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那样。
荀况（约前 313—前 238）战国时赵国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字卿，对人称荀卿或孙卿。曾三次任稷下学派“祭酒”（学派领袖）。著作有《荀子》。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其一，主张“义与利者，人之所

两有也”，应该将“义”与“利”统一起来，在满足人们物质利益的同时，加强道德教育。其二，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认为富国就必须重视农业，说“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要量地立国，度人力而授事，使人人有足够的工作条件和工作量。其三，认为贫富差异的存在是合理的，反对社会财富平均分配。因为物产多寡有差别，而且人们的欲望不齐，平均分配就会引起争乱。其四，主张节用崇俭。他把节俭看作人们和自然斗争的一种手段，认为，人们如能“强本节用”，即使天也不能使其贫穷，反之，如“本荒而用侈”，则天也不能使其富有。对一个国家来说，必须“节用而裕民，而善藏其余”，以从事和扩大未来的生产和消费。其五，要藏富于民。并把这一观点解释为“故王者富民，霸者富上，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他还提出了一个“节其流，开其源”的财政原则，成为后来理财者的一个重要信条。

韩非（约前 280—前 233）韩国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其一，通过劳动力的合理使用增加收入。“不以小功妨大务，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纴，则入多。”其二，劳动者因地制宜播种五谷，根据家畜生长规律繁殖六畜，能增加收入。“务于畜养之理，察于土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则入多。”其三，劳动者掌握不同季节的气象变化情况，使农作物能适应气候条件而顺利成长，不发生自然灾害，能增加收入。“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则入多。”其四，发展手工业为农业提供高效率的运输工具和劳动工具，使劳动生产率提高，能增加收入。“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则入多。”其五，利用贸易和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利商市关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无，客商归之，外货留之，俭于财用，节于衣食，宫室器械周于资用，不事玩好，则入多。”
贾谊（前 200—前 168）洛阳人。西汉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曾任太中大夫、长沙玉太傅、梁怀王太傅等职。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巩固封建经济基础。他认为“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只有发展农业生产，人民丰衣足食，才能治国安天下。要发展农业，必须扭转弃农经商现象，使民“归之农，皆著于本”。其二，储备粮食，积贮财物，以防备自然灾害及其他事故。为了积贮财物，必须反对奢侈浪费，“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其三，主张由国家垄断制造货币，勿令铜布于天下。认为铜作为制造货币的材料，不能掌握在私人手中，必须由政府控制。这样既可以使采铜铸钱的人返耕于田，又可杜绝“伪钱”。其四，主张国家应通过调节货币平抑物价，“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这样，可以限制富商大贾的操纵，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晁错（约前 205—前 154 年）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西汉文、景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主张发展农业，重农抑商。认为农业是治国之本，发展农业，生产更多的物质产品，才能富国强兵。要发展农业，必须抑商，因为商人不事生产，坐享其成。而且商人与地方诸侯勾结在一起，破坏西汉王朝的政策法令，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其二，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应实行“贵粟”的政策。他认为以法律抑商难以达到目的，“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宫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因此，必须要“贵粟”，“贵粟”关键在于“以粟为赏罚”，这样，人们为获得爵位和免罪，就会努力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其三，鼓励向边疆移民。认为这不但可以抗击匈奴入侵，而且可以开发边疆，发展生产。为了鼓励移民，还特别注

重要安排好移民的生产和生活，使“民相慕而劝往”，“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这一主张为后代封建王朝主张移民戍边的人所称道。

●桑弘羊（前 152—前 80 年）西汉著名财政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13 岁任侍中，后被武帝擢用，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 年）任大农丞吏、治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职。汉武帝时，为了抵御匈奴贵族的侵略，反对屈辱的“和亲”政策，桑弘羊积极参与制定盐铁酒专卖政策，主张有关国家经济命脉的盐铁业须由官营，酒应由政府专卖，铸币权也应归属中央；在流通领域，他认为国家必须掌握大量物资、运输手段和人力，并设立平准、均输机构，控制全国商品的贱买贵卖，即当市场价格低时买进，高时抛出，以平抑物价，抑制官商大富获取巨利。以往由各郡进贡的产品，而京师又不太需要的产品，可运往高价地区销售，以减少各地在义务运输中的浪费，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他曾组织六十万人屯垦，对开发长城以南的农牧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司马迁（约前 145 或前 135—前 87）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认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求利、求富。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上壤壤，皆为利往”。主张对老百姓的求利活动实行自由政任的政策：“故善者阻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公然表示对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的不满。其二，反对重农抑商思想，认为农工商虞各个经济部门互相联系，缺一不可：“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乏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外，司马迁还论述了农工商各业的利润率问题，比较正确地说明了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换。司马迁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彻底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自然得不到封建统治阶级的赏识，但对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有重要的影响。

王莽（前 45—23）字巨君，创建了一个短暂的封建王朝，国号“新”，在位仅 15 年，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中在较短时期年推行较多经济改革措施的人。其主要经济谋略有：其一，推行王田制，内容是将天下人的私田更名为“王田”，禁止私人买卖。无田农民由国家授予土地。同时，为了防止农业劳动力外流，禁止私人买卖奴婢。推行王田制的目的是反对土地兼并，稳定农业生产。王田制自颁布后遭到各地豪强富户的强烈反抗，三年后自行宣布撤销。其二，实行“六筦”政策。即盐、铁、酒，分别由政府专卖；货币改制；山泽资源在国家管制下由私人经营，政府直接从事货币贷放及管理物价。其中市制改革，由于变动频繁，并在发行新币后即宣布旧币作废，故各次币制改革从未贯彻执行。但其他五项均一直推行到政权崩溃。其三，提出了所谓“市平”的城市经济政策，即随客观情况变化而调整的一种标准价格。主要是为了稳定物价，规定在各种重要商品的市场价格超出“市平”十分之一以上时，政府即照“市平”抛售，以平抑物价。如低于“市平”，即听其自由跌落。如谷帛等重要商品滞销时，政府则按成本收购，以维护生产者利益。王莽经济谋略的特点是非常重视各公私经济活动的成本问题。
刘晏（715—780）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唐朝中期的理财家。上元元年（760 年）为户部侍郎，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不久罢相，仍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及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等职。刘晏受任于国家危难之际，他深知改革漕运，事关唐政权的安危，“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他组织民工兵丁，疏浚汴水，同时

以重价雇人打造舟船。后又变从前的直运为分段接运，变散装为“囊米而载”，这样，既保漕运安全又减少耗损。刘晏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盐政也进行改革，他任盐铁使后，先整顿、精减盐政管理机构，后改官运官销为盐场专实。这样，既保证了国家在盐政上的收入，又满足方便了人民对食盐的需求，得到了“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的双重效益。刘晏面对租庸调对农民的残酷剥削，认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反对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破坏社会生产。为此，他一面废除额外苛征，安定人民生活，大力发展生产；一面根据每年歉收情况，及时适当地减收税赋，以至免征或赈济；另外还采取一些有效措施，进行防灾抗灾。如实行防灾先于或重于救灾原则；救灾的根本在于民众因地制宜地进行生产自救；搞好“常平仓”的储粮备荒工作等。刘晏在管理国民经济中，为稳定物价，使物“常平”，他首先改革通讯制度，做到准确及时地掌握各地经济情况和市场动态，然后主要通过政府掌握的商业经营机构吞吐物资，调剂余缺，“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在诸多物价中，他又十分重视粮价的稳定，采取很有谋略的巧妙办法，适时、适量、价格合理地收购粮食。前后二十年间，刘晏是唐政府财政工作的首脑，他贯彻“以爱民为先”和重视生产的理财方针，采取各种措施，稳定人民生活。就是这样一位才能超群、成绩卓著的理财家，最终被奸相元载的党羽杨炎害死。刘晏虽含冤而死，但他培养的一大批经济管理人才继续在唐政府中担任经济领导工作。他的经济谋略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杨炎（727—781）凤翔（今陕西凤翔）人，唐代著名的财政改革家，两税法的倡行人。任宰相期间，主持施行两税法，这次重大的财政改革，对我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的财政具有深远的影响。其经济谋略思想大都和两税法有关，择其要者有：首先，对国家财政提出量出为人的原则。他说：“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人。”这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与量入为出相反的财政原则，并根据这个原则来确定两税的总税额。其次，抛弃原来以人丁为征税标准的租庸调制，主张“人无丁（丁男）、男（中男），以贫富为差。”在此之前，唐代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是根据劳动力的强弱作为衡量纳税农民负担能力的标准，而两税法则是以“资产为宗”，即以土地、业产等财富的多寡，按每户的贫官差别进行征课，这项改革使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顺应了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第三，采用以钱定税的原则。除谷米外，均按田亩计算货币缴纳，顺应了唐代中叶货币经济发展的要求。第四，实施两税法。在两税法实行前，唐代的租税有租、庸、调、户税、地税、青苗钱等多种，还有名目繁多的杂征。两税法把原来的一些主要租赋归并在一起，废除了众多的科敛名目，简化了税制，统一了征收时间，夏税六月纳毕，秋税十一月纳毕，简称为两税法。
陈亮（1143—1194 年）婺州永康（今浙江永康县）人。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永康学派创始人。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宣扬“事功”，认为功利在人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只有让人民“各力其力以业其业，休戚相同，有无相通，无告者得伸”，才能实现天下治平。其二，提出了控制“利欲”的规范，要求帝王“不自纵其欲”，把“好货之心”控制在“民无冻馁”的限度内；官吏不对天子计较利欲，老百姓“不得自绚其欲”，主张按不同等级分配财富。其三，重视发展商业，认为“农商一事”、“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主张加惠富人大商，以增强国势。其四，主张让各郡县分享一部分财务行政权力，认为郡县财权太轻则无法推动各项政策，

结果各郡县以各种附加税补救财政困难，反而会加重人民负担，提出要“与州赋而纵其自用”。

●王安石（1021～1086）中国宋代政治家。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 年）任参政知事，积极推行变法达七年之久。王安石变法的历史背景是为了解除北方辽、夏政权的军事威胁和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变法的内容以财政经济的改革为核心，具体措施有：新建立一个财政改革的设计领导机构—— 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摆脱旧的财政领导机关的阻挠；实行均输法，改无偿运送上供物资为有偿运送，并实行“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以减轻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运输贡品的烦难；颁布青苗法，于农村青黄不接之际对农民进行预购和低利贷放，以减轻农民的负担；实施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兴修水利和开垦荒地，以促进农业生产，水利工程所需工料，由受益户按户等负担；推行募役法，改宫府的差役为募役，凡当役人户，以等第出免役钱，这是对旧的徭役制度的否定，并对一向不负担徭役的官僚大地主们征收助役钱，用作募役费用；实行市易法，在京师设常平市易司，作为官营机构经营收购商品和贷款业物，以打击商人资本的投机活动；推行方田均税法，进行大单位面积的土地丈量，并依肥瘠分土地为五等，以平均土地税的负担。王安石推行新法，确实在短期内扭转了中央财政绌支的现象，实现了国用充足的目标，但直接或间接地加重了农民的赋税负担。●张居正（1524—1582）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明代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事由他主持，前后当权十年。其时军政败坏，财政破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危机严重，他以“得盗即斩”的手段加强镇压，并推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万历六年（1578 年）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三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这是我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改变了历史上赋、役二者平行征收的形式，并役于赋，按亩征粮，促使劳役制逐渐消失：对封建财政，张居正主张节财、省用、量入为出，并通过裁汰冗员，减少开支：他还提出了“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的经济思想。另外，他用名将戚继光等练兵，加强防御鞑靼贵族的攻掠；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都有成效。

黄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反对传统的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的观点，明确提出“工商皆本”，主张积极发展工商业，振兴经济。他还提出要反对与奢侈习俗以及巫佛迷信相关的一切“不切于民用”的事业。其二，提出授田于民，余田归富民的主张。在赋税制度上，则采取“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的原则。这一主张反映了农民对土地和减轻负担的要求。其三，对明清之际出现的“银荒”和赋税征银问题，提出了“废金银”的主张，目的是反对赋税征银。同时，还提出了以行钞代银，他认为“银与钞为表里，银之力绌，钞以舒之”，铜钱不能携远，不能满足“商贾” 的需要，必须用行钞取而代之。在他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中，重点是行钞。主张铸行每文重一钱、不冠年号的足重的铜钱；行钞方案则是一种以铜钱为本的可兑现的行钞制度，反对发行不兑现的纸币。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中国 17 世纪的进步思想家，明清之际有多方面成就的大学者。《论私租》、《钱粮论》等是他的经济思想代表作。明清两代苏南赋税在全国为最重，地租剥削率也特高。顾炎武对苏南地区土地分配状况、亩产量以及每亩生产费和地租量进行详细调查研究，

提出了减租的主张。顾炎武的减租主张是为了减轻地租剥削对农民简单再生产条件的破坏，以保证地租和国家赋税来源，其主张对保证农业生产力，以及对苏南地区工商业发展非常有利。顾炎武反对田赋征银，主张在商业发达地区改为征钱，商业不发达地区，则一律征收实物。顾炎武的经济思想主张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提出了保护与发展自耕农的土地方案，认为农民应该拥有自己的土地，要解决农民少地问题，应在对田亩课税时区分自耕与佃耕，减轻自耕农负担，加重对佃耕农即地主的赋税，以维护土地私有权。其二，要减轻税赋，提出了“因畈籍以定户口，则户口以制粮税” 的原则，即根据现有户籍所载民户业产来定每户税额，长期固定不变，使得“地虽辟而赋不溢”，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其三，主张重农贵粟和抑末贱金。他说“民之生也，莫重于粟，故劝相其民以务本而遂其生者，莫重于农。商贾者，王者之所必抑。”对当时的银荒与赋税征银问题，反对并役于赋、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还主张广铸铜钱，渐夺白银之权，最后实现废银用钱的目的，并反对发行不兑现的纸币。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代思想家、文学家，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影响较大的人物。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龚自珍认为，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动乱不安的根源，并揭露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群众的所谓“大公无私”及“耻言富”、“耻言利”的说教。提出“不讳私”和“毋耻言富”的观点，公开宣传市民意识追求的“私”和“富”。主张严格按照封建等级制度来分配社会财富。其二，在土地的分配上，主张把封建家法组织与小土地分配制结合起来。他把农业中的全体社会成员分成大宗、小宗、群宗和闲民四个等级。大宗占有土地百亩，小宗和群宗占有土地 25 亩，闲民作为前 3 个等级的佃民。他认为这样，既可以清除土地兼并及贫富悬殊现象，又可以利用宗法关系，以维持社会秩序。其三，他主张有限制地开展对外贸易和自铸银币，禁止奢侈品进口，以促进本国的商品生产，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建议由清政府设厂并允许沿海商民自行仿造西方的轮船、枪炮以及其他某些新式工业用品，加强海防，抵抗外国侵略。其二，主张靠移民、屯垦的办法增加粮食生产。其三，减轻赋税，提出征税的原则：国家赋税只应该征收富民的一部分收入，而不应该侵害他们的财产本身；同时要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其四，反对窖藏余银，赞成把货币财富尽量投入流通过程。主张听任商民开采银矿，还赞成“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五币、贝币”，以抵制外国银币在中国的流通。其五，主张在不妨碍中国主权的情况下，同外国进行贸易。魏源是近代地主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他的经济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人物更清楚、更全面地反映了近代初期的时代动向，对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来说，更是其直接出发点。

●王茂荫（1798—1865）安徽歙县人。清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时期，掌管清廷财政、货币大政的主要官员。咸丰元年（1851 年）上《条议钞法析》，建议发行由银号出资替政府负兑现责任的丝织钞币，以解决财政困难，被议驳。咸丰四年（1853 年），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奏请防止通货膨

胀，反对铸大钱，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铸大钱必然使物价上涨。次年又针对新发行的不兑现纸币户都官票和大清宝钞的贬值现象，提出兑现主张，受到“严行申饬”而名闻中外（《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注（83）曾提到此事）。后调任兵部侍郎。著有《王侍郎奏议》。王茂荫的“以实运虚”的钞币发行原则，对纸币与金属货币之间的联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这较前人是一种进步。

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的革命领袖和主要思想家。主要经济谋略有：其一，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均天下田结农民耕种，实行“有田同耕，有饭同吃”。还主张妇女在经济上要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和地位。其二，为了保证太平天国军需，建立了圣库制度，将士兵缴获物“尽缴归天朝圣库”，然后按规定分配。后来又把这个制度扩大到一切财产的处理上，希望实现“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美好理想。其三，在平等互利、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下，同外国进行正当贸易，“和洽中外，通商不禁”，但禁止外国人向中国贩卖毒品。其经济谋略思想充满反封建、反列强侵略的革命精神。
张之洞（1837—1909）直隶（今河北省）南皮人。中国近代史上洋务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依靠英德等国贷款，先后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其经济谋略思想是为洋务活动服务的。他主张“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旧学”即封建君主制度和道统，他虽然办了许多新式工业，但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却保持传统的封建主义形式，极力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工商业。还提出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发展新式工业，即由“商民”出钱，朝廷派官僚来对企业进行监督，把持企业大权。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商民的利益。后来因为贤产阶级不断要求扩大企业中的商权，他才被迫提出官商分权的主张，同意给予一定范围的“商权”。但由于财政人事大权仍控制在封建官僚手中，商权难以真正落实。
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曾当过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创办过贸易、航运等企业。郑观应经济思想的中心和主要内容，是他的商战思想，提出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的对策。主张设议院、商部，发展机器制造工业，指出“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要求清政府实行护商政策，指出官“朘削”、“遏抑”商是中国商务不能振兴的根本原因，提出了下列一些措施，限制和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的种种特权，包括保护关税，海关不用洋人等措施；要求由国家政权而实行“保商之法”和革除“困商之政”，包括给予专利权、举办商品竞赛会、鼓励组织公司、裁撤厘金、允许商人自由投资、商人造铁路由国家保付利息、商人可举办为议员及发给“称颂功牌” 等护商措施。商战思想的实质是要求发展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马建忠（1844—1900）江苏丹徒（今镇江）人。字眉叔。他认为“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主张改变我国传统的鄙视经商的封建思想。要发展商业，使物资得以流通。较早地提出了商品流通是使人民致富的途径。他还提出对外通商是“求富之源”，主张改变闭关锁国的状态。认为要发展对外贸易，互通有无，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要发展新式工业和

农业，改变手工作坊式小工业的落后面貌。在对外贸易中，要争回关税自主权，避免外国商品长驱直入中国，冲击中国的传统工业。他还主张由“商人纠股设立公司”来兴办新式工商业，通过“纠股”将零散的小工商业联合起来，实现一定的规模，来抵抗外国工商业的冲击。他极力反对洋务派的垄断，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壮大寄予无限的希望。马建忠较早地吸收了发这国家发展经济的经验，结合我国当时工商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发展中国工商业的主张，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謇（1853—1926）江苏南通人。近代立宪派、资本家。清末状元，后来弃官经商，走上兴办实业的道路。先后创办了大生纱厂等几十个企业，形成了一个较大的民族资本集团。张謇的经济谋略思想以“实业救国”为中心。他说，“救国为日前之急，⋯⋯而其根本则在实业。”实业包括工业、农业和商业，他认为振兴实业，必须以发展新式工业为中心，而在新式工业中又必须以棉纺织业和钢铁业为首，即所谓“棉铁主义”或“棉铁政策”。其理由有三条：一是因为棉铁是基本工业，只有优先发展棉铁业，才能有效地抵制外国经济的侵略；二是可以减少对外贸易入超；三是国家财力有限，发展工业必须有重点，重点就是棉铁。张謇从工业是国民经济中心的观点出发，对农、工、商的关系作了论述。“民生之业农为本，殖生货者也；工次之，资生以成熟者也；商为之绾毂，而以人之利为利，末也。”认为农业之所以是本，因为农业为工业提供原料。张謇的以工立国思想，比早期改良主义者的片面重商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他是中国第一个翻译介绍西方思想的人，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书。严复的经济谋略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为《原富》的中译本所写的大量按语中。他认为，只有个人自己最能知道自己的利益。欲求“利民”和国家富强，必须予个人经济活动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并要实行变法，废止一切妨碍私人资本自由活动的措施；农业和工商业是本和末的关系，农业所以是“本”业，是因为农业生产的一定剩余是工商业独立存在的前提，如果农业生产不能有一定的剩余，则工商各业都将无法存在。又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来看，如果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都不发达，则农产品无法销售，从而就会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提倡“崇俭”，认为俭是美德、是“宝”，但俭本身并不是目的，提倡俭，是为了把节省下来的财富用来扩大再生产，以增殖更多的财富；消费和积累都受收入的数量的制约，只要收入增多了，就可以并且应当适当增加消费。其中，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洋务派对新式工业的官僚垄断政策，这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一个有特征性的内容。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中国近代学者、思想家，戊戌变法运动的领袖。其主要经济谋略有：建立和健全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近代货币信用制度；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除发行货币和邮政事业仍由国家统一经营外，其余一切工、矿，商业、交通运输业，包括一向被洋务派视为禁脔、绝对不允许私人资本染指的军事工业，都应该“一付于民”和“纵民为之”，听任私人资本家投资经营，并由国家在培养人材、供给技术资料、减轻捐税、颁发专利执照等方面，给予鼓励和帮助。在货币信用制度改革方面，主张设官银行，集中全国现银准备（令全国银号将现银缴存国库），统一全国的纸币发行；以广东省已开铸的银元的式样成色为标

准，在各省普遍铸造银币，并在将来黄金储备较多时，逐渐铸造金元。另外，还主张设立一个拥有制订国家政策、权衡变法大计的权力的机构——制度局，其职权相当于当时的军机处；在制度局外，另设法律、度支（财政）、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物、游会（主管全国社团活动和宗教事务）、陆军、海军等十二局。时当时的“部”、“寺”等中央行政机构“分其事”，以保证变法的进行和成功。但是由于顽固势力的强大和支持变法的社会力量的软弱，这些变法措施没能真正得到推行。

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领袖。1894 年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主张，后来领导了推翻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并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孙中山的经济谋略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民生主义学说中，即通过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解决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平均地权的具体措施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土地所有者都必须依法向国家申报自己的土地数量和价格，国家每年按申报价格征收一定比例地价税；在申报以后，土地价格的增长部分则全部归国家所有，国家有权随时按申报价格收买土地。节制资本的基本内容是：对在中国土地上的有垄断性的企业，不管是属于中国人还是属于外国人所有，一律收归国家经营，以防止私人资本操纵国民生计。孙中山还主张，一定要在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解决民生问题，提出了“实业救国” 的《实业计划》，想通过大规模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

●粱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学者、思想家、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人物。 1890 年起师从康有为，主张变法维新，大力宣扬资本主义工业化，明确提出“以工立国”的主张，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反对清朝廷的“病商”之政，企图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争取较有利的经济、政治条件。其主要的经济谋略有：由国家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听任私人按照土地、物性、人才的所宜，自由兴办对自己有利的事业；用给予专利权、设立商品展览会、改进交通运输之类的办法，来扶助和鼓励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设立农、工、商各种学校，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培养所需要的各种人材；把各种弊政（他举当时中国的盐务、漕运为例）加以整顿，这事实上也含有为资本主义开辟更大活动范围的意义；最后与当时清政府压迫私人资本的各种政策和做法抗争。他还认为，一国的富力以劳动生产力为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主要手段是在各种生产部门使用机器；鼓吹自由贸易，实行保护关税；在不触动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建立租地经营的资本主义农场。

●陈嘉庚（1874—1961）爱国华侨领袖、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其经济谋略和经营实践主要有：认为实业和教育互相消长，学战和商战互相促进；第一次明确地提出要同日本等殖民主义国家打一场商战；他积极支持对内捐资兴学，对外削价同外国人抗衡。他的企业面临危机的时候，痛感设立银行、掌握金融的极端重要性。他开办银行，经营橡胶业，开办工厂，能够抓住时机，拼搏一战，往往收到出奇的效益。在《南侨回忆录》中，他对 20 年代末的经济危机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认为只有战争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经济危机。他对新加坡所得税的批评，犀利有力，有关免征劳动者的人息税，征收工厂、商店门牌税的意见，得到广大华侨的热烈拥护。

●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是：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中

后，工作的基本方针是恢复和发展生产；根据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援助的原则把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轨道上来，决不能剥夺农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要重视同农民联盟和民族资产阶级联盟；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主张提高生产建设速度，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综合平衡，有计划地发展经济；反对平均主义；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分配关系；提出了人民公社化思想；价值规律既在流通领域，也在生产领域发生作用；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应该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交换是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应有一个很大发展。毛泽东的许多经济谋略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仍具有指导意义。

●邓小平（1904— ）四川省广安县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领导了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必须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坚持以经济建议为中心。应该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衡量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的标准。其二，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三，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即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到下个世纪中期基本实现现代化。搞经济建设要抓住时机，能快则快一些，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其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重视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其五，要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经济制度的标志，通过改革，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六，要坚持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积极引进技术，利用外资，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七，在分配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影响和带动其他地区、企业和个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陈云（1905— ）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长期主管财经的领导人。其主要经济谋略思想有：其一，提出了“主体——补充”模式，即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起补充作用的个体经济；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补充。其二，主张社会主义改造要保留多层次所有制和多种经营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一面要扶持，一面要限制。其三，适当扩大地方政府和企业主管人员的管理权限，调动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其四，必须处理好农业和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以及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其五，经济建设要与国力相适应，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综合平衡关系，为防止经济建设规模超过国力许可，必须使财政收入和银行信贷保持平衡，基本建设规模与财力、物力之间平衡要瞻前顾后。

●王永庆（1917— ）台湾经营之神，世界塑胶大王，台北新店直潭人。高小毕业后去米店当学徒，以后自己经营米店兼木材、煤炭生产。1954 年与友人合作创办台湾塑胶公司。1965 年，创办台湾化学纤维公司，

1980 年创办台湾塑料公司企业集团，私人财产达 10 亿美元以上，成为中国的“石化巨富”。王永庆的经营管理谋略是：其一，独创的管理模式。设立两套不同的管理班子，即总经理室和治安、监督系统（又称“红色警卫”），由他一人领导；其二，巧妙地用人艺术（坚持“能力主义”的用人原则）；其三，永无止境的拓展精神（进行“逆上”式投资，占领经济梯度高的国家）；其四，追求合理化的经营理念（人才、技术、资源、管理均要求合理化）。

●包玉刚（1918—1991）浙江镇海人。世界航运巨子，实业家。先后在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中国工商银行等部门任职，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银行副总经理。 1955 年开始航运事业至 1974 年。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包玉刚的船只总吨量已超过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和尼亚科斯的总和，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其经营谋略主要有：其一，稳健求存的经营哲学。包玉刚说，“我既不要耸人听闻的利润数字，也不要在市场不景气时，突然有资金周转不灵的威胁。”他把从事了十几年的银行工作经验——“稳健”用于航运业；其二，与金融界保持良好关系的经营策略。包氏认为，办船队需要雄厚的资金，因此，必须和金融界保持良好关系；其三，高度重视精细管理的风格。他说，管好一个企业“一定要制度健全，管理精细”；其四，注重招才、育才。包氏说，“船公司获致成功的两大重要先决条件就是获得使用贷款和够资格的人才”；其五，高度重视政治信息，广交政府要员。包玉刚十分重视保持和各国首脑、要员的友谊，他说，“信息是企业致富之路”。

●霍英东（1922— ）广东番禺县人。工商巨子，香港大亨。 1945 年抗战胜利，和友人合伙做转卖旧设备生意，取得资金，投身航运业、地产业，成为亿万富翁。霍英东在经营谋略上的主要心得是“大胆开拓”和“活心经营”。他说，“一个人要干成一番事业，其中放开眼界，抓紧时机，百折不挠，艰苦创业，占 95％的因素。”他的具体做法是：“敢为人之不敢为；能为人之不能为”。早在 50 年代，他做地产生意时就充分表现了他的“能”。

1954 年，他筹建了“立信建筑置业公司”，拆旧楼买新楼之际，首创了大楼分层预售的方法，这一项改革，使他生意提高了好几倍，一举打破了香港房地产记录。这就是能为人之不能为而带来的经济效益。

●李嘉诚（1928— ）广东潮州人。地产大王，香港首富。22 岁时自办”长江塑胶厂”，后改为公司。实行多种经营，投身股市、银行、保险、贸易、航运、教育、房地产等业。他的私人财产达 25 亿美元之巨，成为香港首富。李嘉诚的经营管理谋略主要是“重信笃行”、“知人善用”、“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他总结了五点：要勤力工作；对自己要节俭，但对别人则要比较慷慨；求知欲高，要时刻学习对你事业有帮助的任何事物；要创新，不要跟风，要领导时代：十分重视守诺言，建立良好的信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