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著

中 国

  • 《国语》 我国最早的国别史。共 21 篇，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的史事和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谋略思想。其中，对财富、货币、劳动等问题的谋略思想作了较为完整的描述。该书体现的经济谋咯思想主要有：物质财富是“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 作为产生物质财富的土地，不应该由封建贵族垄断；“民之大事在农”，农业兴旺，社会财富增殖，人们衣食无虞，就必然安定和协、团结亲睦，国家就会巩固和强大；”子母相权以行”，使轻重两种货币以一定兑换比率同时使用，以适应商品的流通；全社会成员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至庶人和庶人以下的所有人，都要根据各自的地位，从事不同形式的劳动；士、农， 工、商四民分业集中居住，很容易形成专业特点，提高劳动生产率。

  • 《论语》儒家经典之一。主要记载孔子和他某些弟子的言行。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反对统治者对百姓的无厌搜括，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重视农业生产，将“足食”作为最大的政治；强调培养税源，反对竭泽而渔；主张先发展生产，百姓因生产发展富足了，代表国家的“君”也就富足了；反之，生产不发展以致百姓贫穷，“君”也就不会富足； 把改善人们的生活放在施政的首要地位；主张贫富不能过分悬殊，“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等等。

  • 《墨子》记述墨家思想言行的书。原有 71 篇，现存 53 篇。书中主要思想是兼爱、非攻，非乐、节用、节葬等。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强调“节用”的重要意义与奢侈挥霍的严重危害，告诫人们“俭节则昌，淫佚则亡”； 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要求人们“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主张“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认为“节用”能够“兴利”，主张维持较低的生活水平，不浪费财货，就等于增加了产品等。

  • 《管子》托名于管仲的一部论文集。全书今存 76 篇，专论经济问题的有 20 多篇。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它强调“辟地”、“强本事”，即发展农业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富民”、“富国”的根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牧民》）是贯穿《管子》全书的基本思想，也是它的生产论的出发点；强调农业土地关系问题的重要性。《管子》提出“正地”、“地均”以及“均地分力”的思想（《乘马》），认为合理的土地划分和租税政策，以及农业分散经营，可以使生产者分得其劳动成果，激发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农业的发展；提出由封建国家控制经济命脉的政策主张。《管子》主张由国家掌管盐和铁的流通即“官山海”，主张国家收储或投放粮食与货币以控制粮食等物的价格与流通；提出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的思想。《管子》主张统治阶级“尚俭”，但又认为奢侈消费在某些时候有增加就业的作用；“富者靡之，贫者为之”，《管子》是我国古代经济思想文库中内容极力丰富和颇具理论色彩的论著。

  • 《商君书》系商鞅死后，由其思想信仰者收集他的遗言等，并加以阐发编撰而成。原书共 29 篇，现存 24 篇。该书从战国中后期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出发，以富国强兵，巩固和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大一统的封建国家为目标，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作者的治国方略和改革主张。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强调农战是治国的纲要，是国家富强之

本，是成就王业、统一全国的唯一途径；执行农战政策必须做到“利出一孔”： 国家的官爵只授与对农战有功绩的人；对努力耕织而增产粟帛的人，给予“复

（免除）其身（徭役）”的奖励，而“怠而贫者”则要全家没为官奴婢；每户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否则就要加倍征收他们的口赋，以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有余粮上交官府的可以得到官爵；提高粮食价格，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的积极性，将农和战结合起来，做到“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使商无得粜，农民得籴”；“重关市之赋”，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商人及其奴隶均要服徭役，使“农逸而商劳”；实行高粮价政策抑制商人；规划全国土地，使它和臣民的劳力多寡有协调的比例关系，得到充分开发利用；用“利其田宅”、“复之三世”等办法优待外来移民，招致三晋百姓来秦一心务农。《商君书》中的这些经济谋略思想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确立和发展封建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使秦国自变法之后，“乡邑大治”，一跃而成为后来居上的封建强国。

  • 《孟子》孟子及其门徒等著，今存七篇，是儒家经典之一。记载了孟子的政治主张及其活动、学术思想及其争论。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主张农民应该分得一定数量长久使用的土地；主张通过“助”法强制农民在贵族领主的土地上劳动；实行“井田制”，土地按每一方里为一井，井有田九百亩，当中百亩公田，作为“君子”的世禄，以外八百亩分给“野人”，八家各私百亩；“野人”共同耕种公田，完毕后才能耕种私田，公田收获上缴“君子”，私田出产，属于“野人”；各人从事一种行业，以其所有，易其所无， “通功易事”，发展生产等。孟子生活的时代处在列国诸侯混战最激烈的时代，各国诸侯热衷于征伐混战，孟子的主张被认为迂阔不切实际而得不到采纳。于是，孟子退而与弟子著书，这就是留传到现在的《孟子》。

  • 《荀子》 战国时期赵国荀况著。对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国家的贫富不在于客观自然因素， 而在于社会原因，在于政治的好坏与经济政策措施是否得宜；富国要在政治制度上确立封建等级和封建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实行“礼”和“分”。“礼”要求按照封建等级、伦常关系来决定分配、消费关系，“分” 要求对每个人在社会中的等级、地位、本分、职责和服用都有明确规定，不得逾越；实行“尚贤使能”和“赏行罚威”的原则；承认“贫富贵贱”是必然存在的现象，缓和矛盾的办法是反对“聚敛”；士、农、工、商各司其职， 国家就能走向大治；提出先给百姓以利，而后取之于民的财税原则；提出“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的纲领，节用裕民的中心思想是开源节流；开源的重点是发展农业生产，节流既主张节省君主和国家的开支，也要求减少不事农业生产的工商业和士大夫人数；社会剩余产品要妥为储备，才可备水旱之灾， 发展生产，使百姓宫裕起来等。

  • 《韩非子》 战国末年韩非所作，但也有后人加入部分。它集中表达了韩非的治国方略。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人口增加和财富多寡的变化是社会历史变动的基本原因；贤明的统治者应该“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根据社会实际变化，作出相应适当的措施；人生来就是自私自利的，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等社会关系都建立在个人利害的基础之上，统治者应根据人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制定赏罚的法令以维持社会秩序；认为“耕战”是国家富强的基础，发展农业而抑制工商业才能增加物质财富；财富的增加并不完全决定于山林泽谷等自然资源的丰饶，还在于人的主观努力，例如辛勤劳

动，不误农时，因地制宜，合理安排，物尽其用，地尽其利，有无相通，生活节俭等等都会增加收入；把战国末年的儒者、纵横家、带剑的侠客、“私门”的党羽、商人和手工业者喻作封建社会中无益农战，有害于经济发展的五种蛀虫等。

  • 《论积贮疏》西汉贾谊针对当时粮食储备严重匮乏的情况，向文帝提出的一篇奏文。文中陈述了积贮的重要性，并提出增加积贮的具体谋略。该书认为，“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只有民足才能富安天下，使国家得到治理。“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只有凭借充足的粮食储备，才可以细致周密地治理天下。因此，大量增加国家和个人的积贮，是富国强兵、巩固中央政权、抗击匈奴贵族武装骚扰的头等大事，也是预防水旱灾害和其它一切突然事故的重要保证。针对西汉初年由于“背本而趋末”引起的“公私之积，犹可哀痛”的现实，《论积贮疏》认为， 必须根本改变“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的局面，制止弃农经商，杜绝奢侈浪费，改变“淫侈之俗”，使民“归之农，皆著于本”，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加粮食储备。

  • 《论贵粟疏》 汉初著名政治家、“重本抑末”思想的倡导者晁错的代表作，文章把农业的重要性提到了极高的地位。指出它不仅在经济上是百姓资财和国家蓄积的源泉，而且是政治上君主得民的基础，因此，国家必须“务民于农桑”。文章还把重农与贵粟联系在一起。特别强调粟在封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王者大用，政之本务”。因此，重农必须贵粟。而贵粟之道，则“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另外，文章还把商贾和珠玉金银联系起来，企图用贱金玉的办法达到贱商的目的。文章认为，货币能和其他各种商品相交换，“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完全是“以上用之故也”。并主张只要政府宣布取消货币商品这种特殊的优越地位，就可以达到贱商的目的。这就是晁错的货币名目论。晁错的货币名目论对后来的货币思想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

  • 《限民名田疏》 西汉董仲舒向武帝提出的一篇奏议。西汉文帝以后， 土地兼并渐趋激烈，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董冲舒针对当时贫富悬殊的情况，向武帝提出对私人占田的数量必须加以限制的谋略，从而实现缓和矛盾、治邦安国的目的。奏疏认为，秦自商鞅以后，土地自由买卖，以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加之政府“又颛（专）川泽之利， 管山林之饶”，赋役繁重，农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无以聊生。为此，奏疏提出：“古井田法虽难卒行， 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除此之外，奏疏还建议武帝取消盐铁官营，“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省繇役，以宽民力。”

  • 《史记·平准书》《史记》是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著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共 130 篇，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脉络。记事起于传说的黄帝，迄于武帝，首尾共三千年左右。《平准书》是我国史籍中最早的经济史专门著作，概述了汉初到武帝时期一百多年的财政经济状况，以及政策上的得失和变化。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在于，批评当时的货币远远超过“通农商”的作用，富家蓄贾运用货币投机射利，并兼农人；弃农经商已成为社会风气；而官府实行的又是与民争利的财政经济政策。司马迁认为，当时的货币及财政经济政策将带来严重后果。

  • 《史记·货殖列传》 记述春秋末年到汉初以工商业致富的范蠡、子贡、白圭、猗顿、清、卓氏、程郑、孔氏、邴氏、刀间、师史、任氏、桥桃等人的事迹、言论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这一历史时期工商业的发展。还对当时各地的山川、物产、交通、人口、都市、商业以及风伦习惯等经济地理概况作了论述。《货殖列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范蠡、白圭的经营之道的介绍，如范蠡的市场行情预测；市场货物的运输调度；注重价格变动规律；注意货物质量；提高资金的周转率等。白圭的按生产季节筹划销售；减少消耗及费用，降低成本；团结得人才，与下属同甘共苦；以及经营的灵活性和决策的及时性、准确性等。此外，还详细介绍了汉以前的有关货殖的情况，教人怎样致富。《货殖列传》在肯定农业生产占首要地位的前提下，论述了商品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满足人们物质欲望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明确指出作为社会道德规范和人们行为规则的“礼”以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因此，要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安定，明智的统治者就必须顺应历史潮流， 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地推动社会物质财富生产。各地的自然资源“农而食之， 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为保证人民的衣食之源，治者还要运用政权的力量，调节商品和货币流通以及控制物价。

●《盐铁论》西汉桓宽编。记录西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并加以“推衍”和“增广”而成的一部包含很丰富的西汉中叶的经济史料书。全书共 10 卷分 60 篇，自第 1 篇至 41 篇是写盐铁会议的正式辩论，第 42 篇至 59 篇是写会议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杂论第 60”是全书的后序。武帝时，为解决因抗击匈奴军事侵扰所造成的财政危机，抑制富商大贾与地方诸侯王对煮盐、冶铁、铸钱等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采取了盐铁官营、统一铸钱、酒类专卖、均较、平准等一系列干涉政策。这些政策实行后，给西汉王朝带来巨额财政收入，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实力，但也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困难。汉昭帝始元六年二月，朝廷从各地召贤良、文学之士 60 余人来京师，与以御史大夫为首的政府官员议论民生疾苦与治乱之由。会上双方以盐铁为中心， 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较、平准等财经政策展开激烈的争论。该书反映了以桑弘羊为代表的主张经济干预的一派和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主张经济放任的一派的经济谋略思想，桑弘羊认为盐铁官营等政策是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防御匈奴、充实边防和军备所必需，同时也是为了排抑富商大贾势力和杜绝豪强兼并之风。贤良、文学则认为盐铁官营是妨害农业、与民争利的陋政，提出山泽无征、刀币无禁等经济放任主张，主张盐、铁、铸钱等事业均应归之于民。《盐铁论》记载了经济干预和经济放任两种经济谋略主张的交锋，为人们保存了西汉中叶丰富的经济思想史料。

  • 《均田疏》 北魏李安世于太和九年提出均田建议的一篇奏疏。李安世上疏提出的均田谋略是中国历史上实行了近三百年之久的均田制的理论基础。西晋自惠帝以后，中原地区经历了百余年战乱，百姓流散，豪强土族之家趁乱大肆兼并土地，直到北魏道武帝拓拔珪于皇始三年（398 年）统一北方，社会才日趋安定。流亡百姓重返家园，遂产生了土地所有权的争讼。由于年代久远，产权难以判断，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财政收入。为平息地权纠纷、抑制豪强兼并和开垦大量无主荒地，李安世提出了实行均田制的谋略。在《均田疏》中，李安世认为井田制是使人们平均占有土地，能够抑制兼并，解决贫富不均问题的理想的土地制度。关于如问实现均

田，《均田疏》认为，井田制难以恢复，但应重新丈量均分土地，审定土地的疆界，从而使确定各家种植的地段有依据；均田要做到“力业相称”，即人力与所耕种的田地亩数相适应，从而使普通老百姓获得生活所需要的资财，使豪强富户没有多余耕地的盈利；至于无主的荒地，则平均分于众百姓； 这样家家户户的粮食就可以堆积如山。对于有争讼的土地，《均田疏》提出一个快刀轧乱麻的解决办法：以一定的年限为断，“事久难明，悉属今主”， 从而使“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北魏孝文帝采纳了李安世的均田建议，于太和九年十月下诏均田。均田制把农民束缚在国有土地上，既使他们拥有谋生手段，又使国家能够增加赋税收入，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兼并，安定社会秩序。均田谋略和均田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

  • 《平赋书》 唐代李翱论述轻税主张的著作。唐两税法实行后，虽统一了税制，可是由于藩镇叛乱，战祸连年，为筹措庞大的军费，所征苛杂大于正税，百姓受害与改制前无异。富豪兼并，广占民田，赋敛主要由农民承担。农民忍受不了重税，大量逃亡，结果造成田地荒芜，征税更难。针对上述情况，李翱作《平赋书》提出轻税主张。其经济谋咯思想主要有：认为国家危亡的根本原因是“百姓不足”，”百姓不足”的原因在于重敛，主张恢复古代“十一之税”，以使赋税负担比较公平合理；“重敛则人贫，人贫则流者不归而天下之人不来”，其结果是“人日益困，财日益匮”；“轻敛则人乐其生，人乐其生则居者不流而流者日来，则土地无荒，桑拓日繁，尽力耕之，地有余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强”。李翱还在《平赋书》中从主观愿望出发算了一笔细帐，以展示什一税的美妙图景，但《平赋书》中的计算严重脱离了实际。

  • 《富国策》 北宋思想家李所著的经济著作。共十篇。该书的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富国不只限于财政收入的增加，而“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在于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治国的财用主要由农业部门提供，关键产品是谷米；增加谷米的途径是尽地力和务垦辟，即增加单位面积土地的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地力不尽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丧失了土地，破坏了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所以平土在所必行；认为谷“贱则伤农， 贵亦伤农。贱则利未，贵亦利未”，为了防止“蓄贾专行而制民命”，必须实行平籴政策；指出当时的平籴法存在“数少”、“道远”、“吏奸”三个弊病，主张增加粮食收购数量、将粮仓设在县一级、选择廉能官吏经办来克服三弊；反对食盐、茶的专卖制度，在盐、茶问题上主张“通商”；反对国家垄断山海之利，主张将“山海之货”让给商人经营。

  • 《钱粮论》 17 世纪著名进步思想家顾炎武论田赋问题的代表作。在田赋问题上，文章中主张废止当时已在全面通行的田赋征银的办法。认为田赋征银给广大农民带来极大灾难。“天地之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数”，这样必然造成谷贱银重。农民为了获得银来缴纳田赋，则“丰年而卖其妻子”。其结果是“谷日贱而民日穷，民日穷而赋日诎，逋欠则年多一年，人丁则岁减一岁”，因而，必须废止田赋征银办法。文章在谈到田赋征收办法时主张“赋必取其之所有”，也就是说，在商业发达地区改为征钱（制钱），商业不发达地区，则一律征收实物，至多可以征收百分之三十的钱。

  • 《钱币刍言》清代王鎏主张发行不兑换纸币的一部著作。19 世纪前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输入大量鸦片，白银大量外流，银与制钱的比价

出现银贵钱贱的现象。这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困难，也使清王朝再次出现财政危机。在这一背景之下，作者经“三十年的积思、旁搜、广询”， 著成《钱币刍言》。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发行纸币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秘方，认为纸币是取之不尽的财富，可以随需要而发，“造百万即百万， 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保证纸币购买力稳定必须注意靠国家的“权势以行之”，必须要“收敛有术”；发行纸币必须做到“足君尤先”， 由君主“操钱币之权”，以发行纸钞“尽易天下百姓家之银”，使天下之银尽入国库。《钱币刍言》认为，只要实行上述关于纸币的谋略，财政就会充裕，由此就可以官加俸，减田租，轻关税，兴水利，垦荒田。

  • 《天朝田亩制度》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的政纲。内容以上地问题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多方面。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在土地制度方面，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公有。一切土地都分配给全体农民耕种。按单位面积产量，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搭配， 不分男女、计口授田，十五岁以下减半。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

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在社会生产方面， “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 每家五母鸡，二毋彘， 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匠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在社会分配和消费方面， 建立社会产品公有的圣库制度。“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农民所生产的一切农副产品，甚至银钱，除维持一定生活外，“余则归国库”。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革命政权统一掌握并运用物资，使“用之有节，以备兵荒”，保证人民群众过着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幸福生活。

●《资政新篇》 清代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一个具有发展资本主义要求的重要文献。刊行于 1859 年，作者洪仁。该书全面阐述了对太平天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设想。在经济改革方面，《资政新篇》以英、美、法等国为蓝本，认为这些国家“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可为太平天国效法。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立即兴办新式生产和流通事业，制造火车、轮船，沟通全国各省、郡、县、乡的道路，兴办黄河、江淮的水运；兴办工厂，生产“清奇利便”的器皿；开办矿业；兴银行，办保险，设邮政，办社会福利事业等等；所有企业，均由民办，自行经营；在生产、销售方面实行专利制，奖励发明创造；“准富人请人雇工，不得买奴”，贫者“做工受值”，实行雇佣劳动制；教化无业游民等社会闲散人员从事劳动；闭关自守无益，应和西方国家进行正当的通商贸易，进行经济竞争；允许西方传教士及外国有一技之长者来华传教、传艺，献策。《资政新篇》中的经济改革方案和经济谋略思想本意是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制度引人中国，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提出了一套符合客观规律的方案。但囿于当时太平天国的种种条件，《资政新篇》的经济谋划终究未能付诸实施。

  • 《续富国策》近代资产阶级早期改革派思想家陈炽所著的一部经济学专著， 1897 年刊行。读书分《农书》、《矿书》、《工书》、《商书》四卷，共六十篇。《农书》包括兴修水利、讲求农学、种树、种果、种桑育蚕、种葡萄制酒、种竹造纸、种樟熬樟脑、种茶、种棉、种甘蔗制糖、种烟、种咖啡以及发展畜牧业、渔业等。《矿书》包括研究地质学、开采各种矿产以及伐石、制水泥、制磁器和铸金、银、铜钱等。《工书》包括奖励工业、学习数学、天文学、化学、力学、光学、电学以及发展各工业生产门类等。《商

书》包括各项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发展铁路、轮船、邮电、保险、银行、通用金币和发行商报，开设专业学校等。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商之本在农”，农业为轻工业提供原料，为本国提供出口物资，必须大力讲究农学， 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商之源在矿”，只有大量开采用作币材的金、银、铜等金属，才有经商的资本；“商之体用在工”，振兴商务的前提是发展工业，而商业的作用也在于为工业品的流通服务；改变对商人的态度，成立商部、制定商律，废除厘金，保护关税，鼓励发明创造等；发展机器生产，解决就业问题等。

  • 《实业计划》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关于中国经济建设问题的著作。其经济谋略思想包括：关于建设重点和实施蓝国。认为近代中国实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活资料的生产，铁路、道路、运河、港口、市政等方面的建设是“实业之利器”，能源、原材料等部门的生产是“其它种种事业之母”，衣食住行等生活基本需用品的生产也极为重要。据此，《实业计划》向人们展示了一幅规模宏大的建设蓝图。在渤海、东海、南海分别建立三个深水港；以这三大港为中心，在中国北部、东部和南部由沿海至内地整修水道、修筑铁路和公路、开发资源、移民垦荒、发展生产；按中央、东南、西北、东北、高原五大铁路系统修筑铁路 10 万英里；大力发展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开采煤、铁、石油及其它矿藏，建立采矿、冶金等设备制造业。只有这些经济主导部门的发展， 才会有整个经济建设的“万端齐发”。关于经营方式，《实业计划》主张国家建设和私人建设并举。它们各其经营的范围是，凡可以由私人经营，或比较适宜于私人经营的，应由私人经营；不能由个人经营或个人独占的，应由国家经营。关于资本来源，《实业计划》认为，必须实行“开放主义”，尤其应利用战后国际资本寻求投资场所的时机，大规模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全面进行中国的实业建设；强调利用外资应以不损害中国主权完整为前提，应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与外商签订合同，“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 操之在人则亡”。《实业计划》是一个宏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规划，虽未能付诸实行，但其中的谋略思想却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 《论十大关系》毛泽东于 50 年代中期撰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著作，该书以我国初步建设经验为基础，以苏联为鉴戒，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经济矛盾，提出了农轻重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党与非党关系、革命与反革命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等十大关系，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其经济谋略思想主要有：适当调整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三者投资比例，在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的同时，注重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发展重工业；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扩大地方权力，给地方更多独立性， 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在保持统一领导下，给工厂一点权力、利益和机动余地，使各生产单位都有一个相对独立性；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 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经济、科技中一切真正好的东西，对外国的经验既不一概排斥，又不一概照搬；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论十大关系》为即将全面展开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从思想理论到方针政策，作了充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