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竹刻艺术达于极盛

清代，竹刻艺术更得到很大发展，达于极盛时期。

康熙、乾隆年间，造办处创竹黄雕刻，以黄杨木为胎，用竹的内皮雕成各种纹饰，贴于器表，名曰“贴黄”。稍后，嘉定、黄岩、邵阳、江安、上杭等地均有制作。乾隆时期以后，造办处还创制仿青铜器竹雕，刀法毕肖古铜器形状和纹饰，装柄、提梁诸器尤见巧思。

这一时期名载典籍的竹刻家就有百余人之多，其中艺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有吴之璠、封锡禄和周颢。

吴之璠，清代初期嘉定人，活跃于康熙年间，为朱三松之后嘉定竹雕第一高手。擅圆雕和浮雕，深浮雕师法朱氏，浅浮雕乃自创一门，称“薄地阳文”，最为工绝。

吴之璠早年的竹刻声望并不显赫，直至他故世多年后，他的竹刻笔筒贡入内府，1775年，乾隆皇帝在宫中见到他的作品，便询问侍臣：“鲁珍何人？”侍臣无以对答，遍查前人笔记，才在陆廷灿《南村随笔》中见到有关记载，据以入奏，于是，吴之璠才名声大振。

吴之璠的传世作品数量很多，据说有30余件。他的竹刻技法以浮雕为主，但也可分为两类：一是高深浮雕；一是独具风貌的“薄地阳文”浅浮雕。

吴之璠的高浮雕作品以笔筒为主，雕镂手法传承嘉定“三朱”的遗风，特别注重雕饰物像的远近效果，主要通过画面构图的虚实相衬和浮雕的深浅程度来表达。他的高浮雕水平比朱氏更高，出现了层次繁复，雕空镂透。有些高浮雕的物像从器壁突兀脱出，近乎圆雕，“漥隆浅深可五六层”。

吴之璠高浮雕的代表作是《东山报捷图笔筒》。质料为黄杨木，但雕镂刀法则与竹刻无异。悬崖之上生长着几棵苍松，虬枝披拂，崖下有一石矶，两老翁就矶对弈。一老手点棋坪，面有得意之色，一老手捻棋子，颇有推敲沉思之态。旁边站立着一位观棋者，袖手拱背。三位仕女背靠岩壁，顾盼而聚。身后有一个童子，面对着两位急驰而至的报捷骑兵。数棵古松，劲拔挺立。

《东山报捷图笔筒》用极深的浮雕法刻成，人物突出崖壁，背后皆镂刮成圆雕状。神情动态，精细入微；衣袂飘拂，轻逸生动。骏马做奔驰状，马足之间，都用透雕法剔空。马之鬃毛与人之须发，刻画尤为精工，既有笔意丝理，又无一处破败。

松树树干苍老劲拔，松针错落有致，刀工齐整古朴。山石用折带皴，层层相叠。岩壁交会处有深漥，山溪潺潺而出。壁上刻有吴之璠的名款，并镌刻乾隆皇帝题写的七绝诗二首。在清代的高浮雕笔筒中，这件作品堪称神品。

吴之璠的另一件高浮雕精品是《二乔并读图笔筒》。这件作品浮雕突起的高度低于《东山报捷笔筒》，可能与朱三松的《西厢窥简图笔筒》相似，其雕刻手法也明显地继承了朱三松。

笔筒上雕刻的两位古装仕女，是三国时期东吴乔国老的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她们正在专心赏读曹植撰写的《铜雀台赋》。其中一位手执团扇坐在棕榻之上，与另一位坐于榻前凳上展卷静读的女子互为呼应。睡榻的另一端放置着仿古铜尊花瓶、书函、香炉、文房四宝等物。

这件笔筒的最精彩之处在仕女脸部的塑造上，凤目小口，秀美娇小，比朱三松“窥简图笔筒”的女郎更为俊逸，更能体现江南大家闺秀娟秀娇美的气质。

《二乔并读图笔筒》人物的衣纹也较前者圆润柔和。在画面很大的空白处用阳文刻上七绝一首：

雀台赋好重江东，车载才人拜下风，

更有金闺双俊眼，齐称子建是英雄。

用“秀美精雅”来称誉这件笔筒，十分切合。

然而吴之璠的精湛技艺，并不单单表现在高浮雕和透雕，他另外还有一种刻法，称之为“薄地阳文”，此种刻法，实则是一种很浅的浮雕。

先将竹材的表皮刮去，然后将竹面打磨得极为光滑。表皮之下的第一层竹肌，质地最为坚实细密，经细细打磨后，能泛出润泽的油光。吴之璠就在这层竹肌上运筹设计，奏刀雕刻阳文图像。

突起虽不很高，但由于他技艺高超，游刃自如。以微妙的起伏，来表现物像的肌理和结构，尤其在薄如纸发的间隙和丝忽之间体现刀法之精微，这就是他这类作品的特点之所在。

吴之璠其他著名的竹雕还有《老子骑牛图笔筒》、《荷杖僧笔筒》、《丁山射雁图笔筒》、《松荫迎宏图笔筒》、《松溪浴马图笔筒》等，都是难得一见的竹刻精品。

如果说竹刻的浮雕技法在吴之璠手中发展到了巅峰，那么圆雕技法在康熙时期也正攀向另一个高峰，登上这个艺术高峰的竹刻家就是封锡禄。

封锡禄为练水竹刻世家，世代相传多至五六代以上者，仅《竹人录》所载，封姓竹刻名手有12人。但以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兄弟三人技艺最好，号称“竹刻鼎足”，而三兄弟中以老二封锡禄技艺最好。

封锡禄与吴之璠是同乡同代的人，年龄稍小。封锡禄性格落拓不羁，天资敏妙，奇巧绝伦。年轻时学习朱三松的圆雕法，却并不一味承袭，而是刻意经营，以新奇见胜，他刻制的圆雕竹根人物，冠绝一时。

封锡禄的竹根圆雕人物作为贡品传入宫廷，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1703年，封锡禄、封锡璋同时被召入京师如意馆，专门为皇帝制作竹刻器，赐金奖赏，以竹刻技艺供职于养心殿，由此天下闻名。

封氏三兄弟都擅长圆雕，善刻竹根人物，而以封锡禄技艺为最精。据说他制作的梵僧佛像，奇踪异状，诡怪离奇，见者毛发竦立。封锡禄制作的采药仙翁、散花天女，则又轩轩霞举，超然有出尘之想。

封锡禄的传世作品有《竹根罗汉》，作品仅高0.15米，小巧玲珑，但情态生动。这是一个坐在山石上打哈欠、伸懒腰的罗汉形象，一反佛像雕塑中常见的沉静呆板格局，给整个造型以动态感和生命力。

罗汉头部略微上扬，善眉低垂，睡眼惺忪，口唇圆张，作哈欠状。最着力的是紧握着的双手和用力伸直的双臂，双手垂至腹前，双臂由于使劲伸懒腰的缘故，筋肉暴起，与整个动作相配合的前胸，衲衣披袒，根根肋骨鼓起，做深呼吸，下身裤履不整，右腿裸露，赤足翘指，一副懒散的架势。真可谓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封锡爵，专工刻竹，两弟后来做了皇家御用艺人，只有他留在故乡，杜门家居，经常不到城市，而无求于世，人品高洁，技艺绝超。如他所雕的《晚菘形笔筒》，整个笔筒雕成一白菜形状，造型自然别致，底有“封锡爵”三字篆书圆形阳文印，题材新颖。

封锡璋，精刻竹，和封锡禄一同被召入皇宫供奉内廷，传世作品有《抚松图笔筒》等。

当浮雕和圆雕在江南竹刻艺苑中交相辉映之时，又涌现出一位卓然超群的竹刻家周颢。

从“嘉定三朱”、“以画法刻竹”开始，到吴之璠、封锡禄等人，大多数竹刻名家都“善画”、“工绘事”，但他们的刻竹之名又都高于画名，可称为“竹刻家兼画家”。

而周颢却与他们不同，清代大学者钱大昕在《周山人传》中称他：“于画独有神解，仿古贤山水、人物皆精妙，尤好画竹。兴酣落笔，风枝雨叶无不曲肖。”王鸣韶《嘉定三艺人传》称他：“工画山水、人物、花卉俱佳，而尤长于画竹，风雨雪月，短长欹侧，皆入逸品。”

周颢不但名载《竹人录》，画籍《墨香居画识》、《墨林今话》也有他的传记。他在竹刻中于三朱、吴、封诸家之外，另辟蹊径，别树一帜，故可称之为“画家兼竹刻家”。

周颢用刀如用笔，不假画稿，自然流畅，其皴法浓淡凹凸，生动浑成；所刻山水，人无耳目，屋无窗棂，树无细点，桥无略，都为他人所不及；刀法一般多为阴刻，与明及清前期之高浮雕或深刻多层者不同，轮廓皴擦，多以一刀剜出，阔狭浅深，长短斜整，无不如意。树木枝干，以钝锋一剔而就，刀痕爽利，生动传神，充满水墨画一般的韵味。

从周颢的竹刻传世作品来看，所用刀法都是阴刻，题材以山水、竹石为主。如《浅刻云林小景笔筒》、《深刻竹石图笔筒》和《浅刻松壑云泉图笔筒》等。

周颢刻的山水、竹石，能以宽、窄、深、浅、锋、圆等不同的刀痕来表现国画的皴擦、勾勒、干湿、浓淡；也能通过施刀的轻重，缓急，来表现书画中的笔意韵味，还能用钝圆之刀刻出水墨晕染，用锐利之锋勒出精微细丝。运刀如运笔，或爽利峻峭，或苍劲高古，或流畅飘逸，毫无拘谨之感。

周颢还创造了另一种叫做“陷地深刻”的刻法。如蕙兰臂搁，是在臂搁上雕刻阴文草一棵，花萼刻剔极深，蕊舌卷转，非常玲珑可爱。类似作品还有数例，如《白菜笔筒》、《莲塘螃蟹臂搁》等。

这种刻法是在物象的周边用极深的阴刻框出，而用高浮雕或圆雕手法刻出内部的层次结构，最深者可达四五层，别开生面。周颢是江南竹刻艺术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影响很大，将阴文平面雕刻技法推进到前所未有的境界，对竹刻艺术有很大贡献。

除以吴之璠、封锡禄和周颢之外，清代乾隆年间竹刻名人是潘西凤，字桐冈，号老桐，浙江新昌人，客居扬州，书画家王虚舟的弟子。

潘西凤善于刻竹技艺，传说他在黄冈岭得到一些竹子，制成一把音色很美的琴，并用剩下的竹根刻成印章送给亲友，于是竹根印章竟成时尚。又说他喜欢用畸形卷竹制作臂搁，连虫蚀斑痕都看得很清楚，好像没有加工一样，然而臂搁却具天然之趣。铭文款识，著字无多，却也隽永有味。

从这些记载来看，潘西凤的刻竹风格与濮仲谦相同，都是以不事刀斧为奇，强调巧夺天工的风格。郑板桥称他是濮仲谦之后金陵派第一人。

随着嘉定、金陵、浙江三个艺术流派的兴起，“徽派竹雕”也很快显明于世。“徽派竹雕”的代表人物有吴元满、李希乔、张立夫和程文在等。

吴元满是明末清初安徽人，精通书法，擅长篆刻，尤喜“六书”研习。因此，竹雕独显文字风采，并以金石碑体为主，运刀时都能和运笔一样得心应手。形成了浑如三代鼎彝的独特艺术风格。

李希乔是清代初期著名的竹雕大师，他的竹雕既有吴元满书法入竹的风绪，又有新创，简笔刻画如竹石、人物山水臂搁、笔筒，线条简洁、流畅，画面清丽而富有意韵；张立夫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成名的竹雕大师，以多才多艺饮誉江南。以雕版、刻漆为业，多有建树，竹雕作品也独具一格。

清代的竹雕，除了地区形成的流派艺术之外，还有一些雕刻家在继承前人、推陈出新方面作出了贡献，发明了有别于地区流派之外的新技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耀、张步清、马根仙、邓孚嘉、尚勋、时学庭和时钰两兄弟等人。

如李耀创作的竹根雕刻《钟馗》，在厚约3厘米的大竹根上，雕钟馗骑毛驴在奔驰，两侧有5个小鬼各执剑、伞、花瓶相随，形象生动。

自嘉庆之后直至清代末期，竹刻的风格渐趋浅刻和平刻，镂空雕法与圆雕技法不再被普遍使用。竹刻家多不是文人出身，不能自画自刻。当时画坛上正流行海上画派，往往以前人故事、戏剧人物、传说故事为题材，竹刻家自然也受到这种习尚的影响，竹刻图案题材大部分采用各家书画，力求以刀痕表现书画之笔墨，摹刻的书画，达到使人一望便知为某家笔法的地步。

同时，由于金石学的盛兴，雕刻在竹器上的书法和铭文多以金石碑拓为主，或集款识，或拓器形，缩写钩摹，为前期所罕有，以技法言，各种糙地，都见用于此时，有砂地、核桃地、橘皮地种种名称。市上流行的竹刻器多为笔搁、帖架、扇骨、旱烟筒杆、眼镜盒、香烟盒等。

清代后期的竹刻家虽多有记载，其间也有若干名家，但“自具面目，堪称大家的实罕其人”。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工人物小像的方絜和擅长画本的蔡照。

方絜刻竹技法有线条阴刻和陷地浅刻两种，他最拿手的就是在竹笔搁上替人镌刻小像，往往为突出人物而舍弃陪衬，物象简单，刀法明显，须眉如生，被称为“绝艺”。线描阴刻人物肖像是以线条变化表现见长，而陷地浅刻则是以重在表现人物衣服的质感而取胜，并且所刻人物立体感强，层次丰富。

方絜为张廷济69岁镌刻《清仪阁吟砚》，所刻肖像有“庞眉皓首，如镜景澈”之称，可见一斑。从传世实物看，这些作品所刻人物，形神活现，线条流畅，刻笔简练而气势非凡，题款字体也娟秀遒劲。

如著名的《苏武像笔搁》，绘刻苏武在北海牧羊时的情景：画面不刻一羊，苏武身穿交领式宽衣，手持旌节，端坐于地，目光凝视前方，姿态自若，气度浩然，表现其坚贞不屈精神。上刻五言诗：

朔雪满天山，飞鸿入汉关。

麒麟高阁在，何幸得生还！

字迹富有书法艺术情趣。

方絜传世作品尚多，以笔搁、笔筒为主，如《醉归图笔搁》、《诸葛亮像笔搁》和《紫气东来笔筒》等。

蔡照，精刻竹木、碑版，尤以浅刻画本最佳，常常与同乡任熊合作创制版画和竹器。曾刻任熊绘图的《列仙酒牌》、《剑使图》、《高士图》、《於越先贤传赞》，都刻得奇巧工细，技术熟练，婉中有劲，既无斧凿痕迹，又不失原作笔意，极负盛名。

如蔡照《黄石公像竹笔搁》，正中浅刻神人黄石公肖像，画面表现了老者庄严肃穆的神情，左上方镌有画题行书两行，落款“咸丰九年仲春三月渭长绘蔡照初刻”楷书款一行，背面浅浮雕嫦娥像，上有李商隐七言行书句，作者以简洁匀称的线条刻画出人物丰满圆润的面庞，衣裙舒展飘逸，线条流畅细腻，表现了嫦娥腾云飘然而行的姿态，充满了艺术感染力。

[旁注]

陆廷灿　有“茶仙”之称，从小就跟随司寇王文简、太宰宋荦学，明理解人，深得吟诗作文的窍门，被录取为贡生，后被任为宿松教谕。撰有《续茶经》3卷、《艺菊志》8卷、《南村随笔》6卷。

曹植（192年～232年），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后人因其文学上的造诣而将他与曹操、曹丕合称为“三曹”。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评价。

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被唐代帝王追认为“李姓始祖”。其作品的精华是朴素的辩证法，主张无为而治，其学说对古代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罗汉　佛教名词，是阿罗汉的简称，有杀贼、应供、无生的意思，是佛陀得道弟子修证最高的果位。罗汉者皆身心六根清净，无明烦恼已断；已了脱生死，证入涅槃；受诸人天尊敬供养。

钱大昕（1728年～1804年），清代史学家、汉学家。是18世纪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他在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公推钱氏为“一代儒宗”。

晕染　指绘画的一种技法，战国时期开始在人物顶部饰以红点，两汉时期才在人物面部两颊晕染红色，以表现面部的色泽，到了敦煌又有所改进，并使之与民族传统的晕染相融合，逐步地创造了既表现人物面部色泽，又富有立体感的新的晕染法，至唐而达到极盛。

郑板桥（1693年～1765年），清代画家、文学家。一生主要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扬州八怪”之一。其诗、书、画均旷世独立，世称“三绝”，擅画兰、竹、石、松、菊等植物，其中画竹成就最为突出。

钟馗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赐福镇宅圣君”。古书记载他是唐代初期长安终南山人，生得豹头环眼，铁面虬鬓，相貌奇异；然而却是个才华横溢、满腹经纶的人物，平素正气浩然，刚直不阿，待人正直，肝胆相照。

张廷济（1768年～1848年），清代金石学家、书法家。工诗词，风格朴质，善用典故，精金石考据之学，尤擅长文物鉴赏，一碑一器都能辨其真伪，别其源流。喜收藏各类古器文物，收藏鼎彝、碑版及书、画甚多。

黄石公（约公元前292年～公元前195年），得道成仙，被道教纳入神谱。是秦末汉初的五大隐士之一，排名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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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我国古代的最后一个“盛世”，在这一时期，竹刻艺术在江南地区发展很快，表现为从事这一艺术的人数激增，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就艺术风格和技法而言，也比明代后期更加繁茂绚丽。

名家们都冠绝当时，垂法后世。无论浮雕、圆雕、透雕、还是留青浅刻、阴文浅刻、薄地阳文、陷地深刻、各种技法都已创建并日臻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