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乐歌与新音乐启蒙

1898 年“维新变法”运动中，在积极倡导“废科举”、“兴学堂”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口号下，“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主张在新式学堂中开设“歌乐”课程。“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等改良派文人仍极力提倡于学校中设乐歌课，发展学校音乐教育，指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在国内的一些刊物上，亦曾发表不少文章强调学校设乐歌课在思想启蒙中的作用。一些留日的知识分子也组织有音乐社团（梁启超等创办“大同音乐会”）并举办讲授西乐的“音乐讲习会”（有沈心工， 曾志斋等），并开始采用将日本及欧美流行曲调填新词编新曲的方式来推广新乐。

1903 年，清政府对在新学堂中设置乐歌课予以认可。与此同时，各种撰译、编印介绍西洋音乐和新歌曲的书谱刊物陆续刊发，促进了新乐的发展， 学堂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种新风尚。

学堂乐歌的创作主要是据现有曲调以填新词，曲调大多选自日本和欧美歌调，以中国传统曲调填词的乐歌为数不多，自创曲则更少。其歌词内容主要反映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宣传女子自强、男女平等的女权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学习科学文明的思想以及许多专门向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和知识教育的歌曲，学堂乐歌早期创作中也夹杂有忠君尊孔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

学堂乐歌早期歌集主要有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1904），曾志斋编的《教育歌唱集》（1904），李叔同编的《国家唱歌集》（1905），辛汉编的《唱歌教科书》（1906）等。在从事学堂乐歌活动的音乐教育家中较突出的是沈心工（1870～1947）与李叔同（1880～1942）。沈心工是最早开始编写乐歌教科书作者之一。他所作的歌曲有《黄河》、《采莲曲》、《革命

必先格人心》等六首，其中《黄河》（杨度词）一曲“雄沉慷慨”（黄自语）， 影响最大。李叔同早在留日期间便编辑出版了我国最早的《音乐小杂志》

（1905）。其中编收的乐歌《祖国歌》（1905）当时曾受到广泛欢迎。他自己填词编写的《春景》、《送别》、《西湖》等歌，长期为青年学生所喜爱。他创作的三部合唱曲《春游》是当时艺术水平较高，也是最早的合唱歌曲。

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广为传播或者说是真正被接受，不是靠传教士的输入，而是中国的有识之士为改造中国，变法自强而进行主动选择的结果。最初是通过学堂乐歌活动及相应的音乐启蒙教育而开始的。这不仅使得西方的乐器及演奏法、记谱法和基本音乐理论知识逐步介绍进来，甚至直接引进外来歌调以重新填词，更为重要的是，乐歌的广泛传唱从文化心理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音乐审美听觉趣尚、习惯，在行为上产生了新的音乐活动方式， 预示着中国音乐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文化转形期。

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来看，这一颇具主动性的文化选择，实际上已成为新的文化变迁的开端。

从乐歌活动及早期音乐启蒙教育中音乐的形态构成、听觉心理和欣赏习惯的改变，以及音乐教育体制、音乐活动方式这些文化因素的变异来说，均意味着中国音乐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代阶段的结束和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