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理论

音乐思想

欧阳修（1107～1072 年）谈琴乐审美，认为无论是纯古淡泊的意绪，还是幽深思远、忧患怨刺乃至悲愁感愤的情感，都能以平和的琴声或表现其平和心境，或疏导郁结、抒发忱思，最终都可以藉琴乐自身谐和的本质使心归之于平和。周敦颐（1017～1073 年）提出的“淡和”审美观，主张人心的平和无欲，他说“乐声淡而不伤，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拜。”与此相关，他极力排斥民间音乐，认为其“代变新声，妖淫愁怨”，强调音乐审美的“淡和”准则。朱熹（1130～1200 年）基本上延承传统儒家思想，强调以音乐“去养君中和之正性，禁尔忿怨之邪心”，认为音乐以其“自然之和”、“自然之节”体现了“中和之德”。其音乐思想带有其理学思想的深刻烙印。

在涉及到具体的音乐词曲关系问题上，结合当时的音乐创作实际经验，沈括（1031～1095 年）、郑樵（1104～1160 年）等人都提出一些极有价值的思想。沈括认为音乐的曲调所表现的情感应与歌词的情感内容相对应，主张

“声词相从”，反对填词中“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调”。郑樵提出的“应知古诗之声为可贵也”突出了歌诗作品中音乐曲调感情表现的重要性。他甚至提出“与其达义不达声，无宁达声不达义”这样的见解，反映了重视音调以情动人的审美作用，这是一种促使人更为看重乐曲声调的审美价值与功能的美学倾向。

随着世俗音乐的广泛发展，宋代音乐思想中产生了有关“雅”、“俗” 问题的多种认识。张知白、房庶从音乐表演形式本身就在不断丰富发展的事实，说明不必去求古乐，而当时教坊中所奏的音乐，也未必都是“淫声”，在宋人经常表现出的稽古保守思潮中，他们能大胆肯定今乐，并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音乐上的创新，是很可贵的。郑樵从《诗经》的“风”、“雅”、“颂”出现的先后次序谈到，先有民歌，然后才有文人创作的歌曲与赞颂祖先的歌曲。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积风而雅，积雅而颂。”他肯定了民歌是其它歌曲创作的基础，并已接触到历史上以俗入雅的音乐文化现象，其现实意义就在于他肯定了当时世俗音乐的自身文化价值。

蔡元定“十八律”理论

南宋乐律学家蔡元定（1135～1198 年）在三分损益十二律制的基础上，又提出增加六个比本律高一个古代音差（24 音分）的变律（即变黄钟，变太簇、变姑洗、变林钟、变南吕、变应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三分损益十二律各均“旋相为宫”建立七声古音阶的问题。但这种调整在理论上与实践上仍有自身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