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成熟的近代音乐

  1. 专业音乐社团与音乐教育机构

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小学校音乐教育日益发展和不断提高的形势,迫切要求建立起专业的音乐文化事业,为社会培养和提供大批具一定专业音乐水平的人材。从 1919 年起,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纷纷建立各种新的音乐社团。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19)、“中华美育会”(1919) 以及“北京爱美乐社”(1927)、“国乐改进社”(1927)。这些业余音乐社团办社的宗旨大多接受蔡元培提出的有关“美育”的主张,通过艺术、音乐来培养高尚情操、发展个性,达到改善人生、改良社会的功效。这些社团的活动包括进行中西音乐理论知识、乐器演奏技能的学习,组织各类音乐演出活动,介绍和翻译西洋音乐理论和进行传统国乐的整理和研究。实际上起到了音乐学校的某些作用。

正是在这些音乐社团的基础上,在相近的时期,我国开始逐步建立起一批最早的音乐教育机构,如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音乐科(1920)、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1922)、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1920)。继此之后, 又成立有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6)、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音乐系和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同期,一些外国基督教会所办高等院校也相继成立音乐系、科。其中有燕京大学音乐系(1927)沪江大学音乐系(1921)、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音乐系(1933)。1927 年,上海建立了我国第一所规模较大、制度较健全的独立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初名国立音乐院,1929 年改为此名)。这些虽也大多因袭北大音乐研究会提出的“兼容并包”方针,也设有国乐方面的课程,但主要参照欧美音乐教育体制,以传授西洋音乐知识和表演技能为主要教育内容。

三四十年代,音乐师范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均有很大发展,不仅培养了一批专门的音乐人材,并且在机构规模与教学质量方面都有了提高。抗日战

争时期,一些进步音乐工作者纷纷奔赴抗战前线或深入各敌后根据地,在延安建立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在其它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也建立了类似的音乐机构,为中国革命音乐事业建设和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干。

  1. 现代专业音乐创作

我国现代专业音乐创作在五四之后才真正有所发展。在当时,声乐体裁的创作(包括抒情歌曲、学校歌曲和合唱歌曲)首先得到了发展。在这方面以萧友梅和赵元任的创作影响较大。

萧友梅(1884~1940)是我国近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毕生致力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在教学工作中编写有许多音乐教材,撰写有 50 余篇音乐论文,并创作有九十多首歌曲和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哀悼引》、大提琴曲《秋思》、合唱曲《春江花月夜》和弦乐四重奏《小夜曲》等。其中《新霓裳羽衣舞》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首以民族历史题材为内容的大型钢琴曲。他的一部分歌曲如《五·四纪念爱国歌》、《国耻》、《国民革命歌》的创作同当时反帝爱国斗争有直接联系。艺术歌曲《问》产生于五·四后,曾被广泛传唱。萧友梅的音乐创作标志着我国现代音乐专业创作的趋向成熟。

赵元任(1892~1982)作为语言学家和作曲家,其学识渊博,艺术造诣很深。1910 年留美攻读物理、哲学博士学位期间,曾选修作曲和声乐。1915 年发表的钢琴曲《和平进行曲》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一首钢琴曲。五四以后,曾陆续谱写约 100 多首作品,其中发表歌曲 40 多首、大型合唱曲 1 首, 钢琴小品若干。他的不少作品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与民主倾向,艺术上勇于创新。歌曲《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听雨》、《呜呼三月一十八》、《也是微云》、《西洋镜歌》、《老天爷》以及合唱曲《海韵》等影响甚广,至今仍是音乐会及专业教育演唱曲目。赵元任的歌曲创作十分注意歌词声调和语言音韵的特点,并注意吸收民间音乐语言,也是中国较早重视收集、改编民歌的音乐家。萧友梅曾认为他的艺术歌曲“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

五·四以后专业音乐创作领域中,黎锦晖(1891~1967)以儿童歌舞音乐创作获很大影响。他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为改革学校音乐教育与推广国语而热心从事儿童歌舞创作。20 年代,共创作 12 部儿童歌舞剧和 24 首儿童歌舞表演曲。此外还写有数量众多的歌曲、舞曲和民间器乐曲等。他的儿童歌舞剧作品多数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较成功的作品有《麻雀与小孩》、《月明之夜》、《小小画家》、《可怜的秋香》、《努力》等。30 年代,黎锦晖在商业性歌舞活动中写了不少迎合市民阶层中低级庸俗趣味的歌舞音乐,如《毛毛雨》、《特别快车》、《妹妹我爱你》、《桃花江》等。抗战开始后,他停止了这类歌曲创作,并写过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歌曲。1943 年曾为郭沫若的话剧《虎符》配乐。

五·四以来在新文化发展中,在民族音乐领域具创新精神并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刘天华的民族器乐创作。刘天华(1895~1932)在“平民教育”、“平民文学”等民主思想影响下,反对音乐成为“贵族们的玩具”,提出音乐“要顾及一般民众”。他主张发展国乐“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 另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方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 他的音乐创作成就主要在民族器乐曲方面,共创作二胡独奏曲 10 首、琵琶独

奏曲 3 首、民乐合奏曲 2 首。他的二胡曲《病中吟》、《苦闷之讴》、《悲

歌》、《亲居吟》及《独弦操》等,表现了处于五·四至 30 年代知识分子在黑暗社会现实中苦闷彷徨及愤懑的心情。另有二胡曲《良宵》、《光明行》和琵琶曲《改进操》表达了作者憧憬未来的别种心境。刘天华的二胡革新表现在创作、教学、记谱、乐器制造各方面。他大胆汲取西洋音乐的技法融之于民族器乐创作规律中,其作品至今仍保持很强的生命力。

30 年代的专业音乐创作首先要提到黄自(1904—

1938)。作为杰出的音乐教育家,黄自教导和培养出我国一批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音乐家,如贺禄汀、刘雪庵、张曙、谭小麟、丁善德、陈田鹤、向隅、江定仙等。作为作曲家,其创作涉及的题材范围相当宽。他的音乐创作以歌曲为主。抗日战争爆发后,黄自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带领学生为东北义勇军募捐演出,并在爱国热情激发下创作了《抗敌歌》、《赠前敌将士》、《九一八》、《旗正飘飘》、《睡狮》、《热血歌》等。作品具有激动和振奋人心的情感力量。艺术歌曲是黄自作品中数量最多的一种体裁,也是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和成就的一个方面。他以唐宋诗词谱写的《点绛唇》

(王灼)、《南乡子》(辛弃疾)、《花非花》(白居易)、《卜算子》(苏轼)等曲,在词曲韵律、曲调关系、音乐意境的刻划,以及旋律的展开与和声的色彩方面皆有特色。另有以现代诗词为题写的音乐会独唱曲《春思》、

《思乡》、《玫瑰三愿》都是他的抒情歌曲代表作。他也为中小学音乐教育写了不少学生歌曲。他以唐诗人白居易同名诗创作的清唱剧《长恨歌》,是他唯一的一部大型声乐曲。其中对民族调式的复调写作有创造性探索。此外, 黄自在音乐史、音乐欣赏与和声学方面,有相当数量的理论著述。

30 年代的专业音乐创作,在歌曲方面突出的有青主的《大江东去》、《我住长江头》、《红满枝》,陈洪的《冲锋号》、《上前线》,应尚能的《燕语》、《吊吴淞》,周淑安的《抗日歌》、《纺纱歌》,老志诚的《民族战歌》,江定仙的《春晚》、《前途》、《静境》,陈田鹤的《采桑曲》、《山中》、《哀挽一位民族解放战士》,刘雪庵的《春夜洛城闻笛》、《长城谣》、

《飘零的雪花》,张肖虎的《声声慢》,李惟宁的《渔父词》、《玉门出塞歌》等等。在器乐创作方面突出的作品有贺禄汀的《牧童短笛》,该曲中国风格的对位化和声的处理尤有特色。此外贺禄汀的《摇篮曲》、老志诚的《牧童之乐》、俞便民的《C 小调变奏曲》等也是当时较好的钢琴作品。当时尚活跃于日本音乐界的江文也所写管弦乐曲《台湾舞曲》等作品获国际乐坛的重视。

我国第一代小提琴家马思聪在 30 年代开始从事专业作曲。1937 年他写作的小提琴独奏曲《第一回旋曲》和《内蒙组曲》是他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后几年他又创作了《第一交响乐》(1941)和小提琴组曲《西藏音诗》(1942)、

《小提琴协奏曲》(1944)以及声乐作品《20 首抗战歌曲》等,其中不少作品音乐采用民歌素材,具一定民族风格。解放战争期间,马思聪写下了《民主大合唱》(1946)、《祖国大合唱》(1947)和《春天大合唱》(1948) 这 3 部歌颂祖国、向往光明的大型声乐作品,在民主斗争中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