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传播及其影响

1. 战乱中的音乐交流

公元 384 年，前秦吕光攻入龟兹，获得一支完整的龟兹乐队，共有二十个乐工，所用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觱篥、毛员鼓、都昙鼓、

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十五种。并带回音乐作品多部。如歌曲《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儿》、舞曲《小天》、《疏勒盐》。后世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龟兹音乐“特善诸国”，代表了西域地区音乐的最高水准。龟兹乐传入中原与汉魏旧乐相融合，产生了新乐种《西凉乐》。

1. 通商、通婚带来的音乐交流

自汉通西域，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未有间断。丝路的畅通促进了中外音乐的交流。北魏时，不少外域人在通商过程中长居中国，“附化之民万有余家”，其中包括不少擅长音乐歌舞表演的外族人。《隋书·音乐志》记北齐后主高纬“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 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其中曹妙达作为曹婆罗门之后， 世代以弹琵琶著称，其人于北齐至隋任宫廷乐官。

公元 568 年，北周武帝宇文邕聘突厥女阿史那氏为皇后，同时带入康国、龟兹音乐，这类音乐交流比起民间的传播更为集中，规模大、水准也颇高。随同进入中原的龟兹音乐家苏祗婆带来西域琵琶以及“五曰”“七调”琵琶调式理论，对后世隋唐乐律有重要影响。

1. 佛教传入对音乐的影响

佛教约于公元一世纪中期开始传入，至南北朝已相当盛行。在音乐方面， 僧人为宣扬教义，在寺院以歌舞伎乐表演方式结合讲唱经文以吸引听者。北魏《洛阳伽蓝记》描写洛阳景元寺中“常设女乐，歌声绕舞袖徐转，丝管廖亮，谐妙如神，以是尼寺，丈夫不得入。得往观者，以为至天堂。”佛教徒在唱经中，由于“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倡促；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语而辞长”（《高僧传》）。因此，有些中国僧人为适应汉民族习惯以吸引听众，开始采用汉族民间曲调来唱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