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兵十万围长春

194B 年 10 月 19 日，东北重镇长春和平解放。长春市民和学生涌向街头， 载歌载舞，欢庆胜利，欢庆解放。

长春围困战是辽沈战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大的围城战例。它从 1948 年 5 月 23 日长春外围战斗结束，到 10 月 19 日长春

解放，历时 5 个月。在我军事围困、经济封锁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以及

我军攻克锦州这一决定性胜利的影响下，长春守敌第 60 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郑洞国被迫投诚。

但是，胜利来自不易。

长春外围战结束后，我 10 万大军兵临城下。10 万敌军成了瓮中之鳖。但“翁中捉鳖”并非易事。

长春城中之敌，西半部新 7 军，是曾骄横一时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有所

谓“远征军”、“王牌军”之称；东半部云南滇系的 60 军，虽到东北后屡屡受挫，士气不振，但还有相当的实力；其余那些由东北的地主武装、土匪杂牌军改编的部队，也非常反动。

这些敌人，只要还有一线生存的希望就决不会放下屠刀，也决不会立地成佛，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垂死挣扎。

我军采取的方针则是“久困长春、政治攻势、经济斗争”，迫敌就范。围城之初，敌人还比较嚣张，小股部队经常出来袭扰抢粮，准备固守。不久，城内情报源源不断地送来：

蒋介石命令郑洞国率部突围；郑洞国在洪熙街察看地形；敌人连续几夜演习夜行军、急行军；敌人每人发了 3 天军粮；敌军官家属集中于海上大楼； 敌将走不动的马都杀掉⋯⋯，这些重要情报说明敌人有突围的明显迹象。

10 月 7、8 两日，敌全副美械装备的 38 师向我独 7 师阵地全力进攻，企图占领大房身机场，进而在增援部队或飞机接应下突围。

但经我数次各个击破，敌进展甚慢，气势渐挫。

遭此迎头痛击后，长春守敌便缩了回去。突围计划遂成泡影。

此时的长春，飞机不能降落，步兵不能突围，内外联系中断，真正成了一座死城。

围困长春的斗争，是一场非常复杂的全面斗争。除了严峻的军事斗争以外，最尖锐最直接的斗争还表现在经济斗争上。

实行经济封锁，是我军围困长春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军在通往长春城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资料和牛马入城，严禁一切走私分子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

对于军队来说，历来是“兵马未至，粮草先行”。我军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就如同卡住了敌人的脖子，把 10 万敌军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郑洞国 10 万敌军要在城内生存下去，吃饭活命是起码的条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城内的守军绞尽了脑汁。

围城之初，他们经常在长春城外的村庄里抢粮抢柴，储存起来，以备后用。长春城外方圆三四十里的中间地带，无一村庄幸免，粮食都被抢走，老百姓留的种子粮也全被搜刮掉。许多房屋被拆得只剩四壁，房上的草被拉进城去喂马，木板木梁被拆去当柴烧。

后来，我围城部队日益向前压缩，距敌越来越近。

敌人外出抢粮、拆房，只要被我军发现，即毫不留情地打回去，逐渐逼得敌人不敢出城，只好依靠空投。

然而，执行空投任务的敌机遭我炮火和高射机枪的射击，有的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仓皇回窜；有的被迫漫无目标地乱投，很多粮食都落到我军阵地或封锁区内了。

这些南方的大米、四川的榨菜、猪牛肉罐头，均成了我军的美味佳肴。真得感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

敌军方面，郑洞国专门设立了一个空投指挥所，由敌兵团参谋长杨友梅任总指挥，统一分配投入城内的粮食等物资，规定大部分供给新 7 军。

60 军当然不服，离心倾向日增。

由于国民党军官兵饥饿难忍，谁抢到谁就私留分吃，加深了国民党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甚至发生械斗。

后来，郑洞国不得不亲自签名出告示： “倘有不顾法纪仍敢擅自枪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 足见国民党军矛盾之尖锐。

8 月初，除新 7 军 38 师每周偶尔能吃一顿大米饭，60 军 182 师能用 1/3

高粱米掺大豆吃外，余下的 4 个正规师都发代粮金，由各连自己去买，买到什么吃什么，每人每天发的钱只够买一斤黄瓜，只能熬些菜汤喝。

这样，困守长春的敌军内部，除了共同面临的饥饿危机外，正规军中嫡系与非嫡系的矛盾，正规军与地方军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广大受害市民与国民党军的矛盾，都异常地尖锐起来。

长春城，人心浮动，朝不保夕。郑洞国惊呼： “长春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

由于我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坚决的军事打击和严密的经济封锁，长春成了一座死城。

敌人内外交困，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士气大跌，军心浮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敌人内部开始分崩离析。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在部队中迅速展开。

广大指战员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无比的智慧，创造了多种宣传形式。如广泛的阵地喊话，开始经验少，单纯用嘴喊，声音又小又容易暴露。后来， 大家做土喇叭，利用各种掩蔽物。有的还发明了“弯形长话筒”，用长竹筒绑成弯曲的形状，一直通向敌人阵地前沿。这种办法既安全，效果又好。部队还在护城河内放宣传木船，将宣传品送到敌阵地上；缝制慰问袋，内装宣传品，开展过节送礼活动；给敌人送饭，请敌人过来吃饭，将食品和宣传品同时送给敌人。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城内敌人纷纷投诚。从 6 月 25 日至 9 月底，

我军共接收敌军投诚官兵 1.35 万余人。

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的同时，在另一条战线，即在敌军内部，尤其是对 60 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60 军原属云南滇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就派有几位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中工作，使他们受到革命的影响。

以孙公达为首的地下党组织，在此期间也积极工作，扩大影响，发展了一批党员，为 60 军起义创造了条件。

10 月 14 日，我军对锦州发动总攻，经 31 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范汉

杰部 10 万余众。

这种形势，也加速促成了 60 军的起义。

17 日午夜 12 时，按照预定计划，我接防部队悄然进城，60 军同时撤出城外，开往九台休整。

天一亮，纵贯长春市南北的大同街以东地区成了我们的天下。郑洞国的后院起火，长春守军更是人心惶惶，朝不保夕。

但这时，郑洞国还颇有一些“正统军人”的愚忠愚孝思想，不肯起义。而防守长春西半部的新 7 军却已土崩瓦解了。至 18 日，新 7 军派代表与

我兵团洽降，达成了协议。

19 日上午 10 时，按照预定方案，我军接收了长春市的西半部。

至此，长春市已基本解放，只有郑洞国与其卫队还占据着中央银行大楼。为了使郑洞国能“体面的投降”，其部下对我方代表提出以大楼为据点，

“抵抗”一二日后再降，要求我军发表郑“负伤被俘”的消息。因此，双方商定 21 日晨 4 时，郑洞国率其卫队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