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上古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

上古哲学思想，指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中国奴隶社会的哲学思想，从殷代后期起，经历了殷及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殷周之际是古代思想的起源时期；西周则学在官府；周室东迁前后，官学崩溃，这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一阶段。周王东迁以后的思想，以至春秋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二阶段。孔墨显学，战国百家并鸣之学，周秦之际的思想，是古代哲学思想的第三阶段。对古代哲学思想的这三个阶段，

《庄子·天下篇》曾有所论述。

商代后期，以干支相配成的六十甲子明确无误地刻在甲骨上。以六旬为循环的纪日法，是中国历法的基础。历法反映关于人类对天体运行和时间的较精确的计算，它起源甚早。殷代先公上甲微就以十干的日命名，以后■、

■、■，都沿袭这种称谓方式。他们是成汤以前的先公。生活在夏朝的商之先公以十干命名，则干支纪日的历法当起源甚早。历法与天体运动的神话相伴随，纪实观念又与禋祀祖先相联结，从中形成了礼。殷代后期，礼器的大量出土，表明当时确实存在着《论语》所提到的殷礼。礼器的多端，以及纹饰的精致，既说明青铜冶铸技术的进步，也说明殷礼已相当繁缛。

殷虚文字，是单字象形。单字，证明其无复杂语言；象形，反映其对周围事物观察的朴素。这种文字，指示出感性的摄取与劳动的接触是特别重要的。卜辞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广泛、复杂，表明殷人以人事诉诸鬼神的宗教意识的浓厚。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对此都作过仔细的归类和分析。王国维根据卜辞而作出的商史研究具有开创性的价值。

西周学在官府。西周王室掌握文化的官职是祝宗卜史。祝代表祭者向神致辞，必须掌握关于神的历史知识。宗管理宗庙祭礼，必须掌握关于氏族宗法的历史知识。卜掌管观兆的宗教事件，必须掌握关于占卜吉凶祸福的知识。史掌管文书，观察天象，必须有关于自然现象及政治历史的知识。所谓“学在官府”的学，就是这班文化官吏所专有的知识，归根结底都与宗教有关。在主要的诸侯国，如宋和鲁以及后来的楚，也有这种掌握文化的官吏。

周人的宗教思想是天命论，至上神是上帝，亦称皇天，有福可怀，有威可畏。人受生于天，曰命。受天之命以统治天下，曰天子。人民疆土乃天子之所有，受自天，亦受自先王。故须敬畏天威，尊法先王，以祖先神与上帝相配合。

周人的道德思想以德与孝为中心，德以对王，孝以对祖。西周的金文及诗书，多涉及孝与德的道德思想。如云“监悊厥德”（《克鼎》），“秉文之德”（《周颂》），“聿修厥德”（《大雅·文王之什》），“克明德慎刑”（《书·康诰》），“乃单文祖德”（《书·洛诰》），如云：“显孝于申（神）”（《克鼎》），“祖孝先王”（《宗周钟》），“绥予孝子”

（《周颂·雝》），“永言孝思”（《大雅·下武》），“用孝养厥父母”

（《书·酒诰》），“惟尔令德孝恭”（《书·君陈》），可见“有孝有德”

（《大雅》）是西周的道德纲领。

西周的政治思想，通过颂与诰以宣扬。颂是后王歌颂先王的乐诗。由下而上的崇拜叫做“颂”。周颂用于禋祀先王，多讲武功与农事，称颂先王在政治经济上的成功。诰谓教训，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谕戒叫做“诰”。《书》之诸诰，如《大诰》、《洛诰》、《召诰》，金文如《盂鼎》，大抵指陈明天命、敬德、治民、营国的道理，训戒子孙与多士、多方，要服膺周先王的统治表率。颂与诰，是用来对下属进行崇拜与服从教育的文字，只有官府才能掌握，所以说“学在官府”。

西周末年，王室逐渐微弱，社会矛盾加剧，平王乃被迫东迁。当时有大量诗歌，暴露现实黑暗，诅咒上天与祖宗，责备上层贵族，这是对统治思想的背叛，具有进步性、人民性。这些诗歌被收集在《诗经》中，是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政权下移，王官失守，学术由官府下移，竹帛乃下庶人，西周学术“皆原于一，不离于宗”，向春秋“道术将为天下裂”转化（语见《庄子·天下篇》）。于是，就出现了孔子开创私学，聚徒讲学的新局面。

西周的学术，到了春秋时期，还保留了它的旧形式。残存的官府文化官吏，还抱着西周的学术传统苟延残喘。然而这仅如秋风中的残叶，即将飘散。

《庄子·天下篇》说：西周学术，到了春秋之世，“其明而在度数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 但是毕竟王官失守了，他们所有、所能明的只是仅存躯壳的形式了。春秋时期的诗书礼乐，只是单纯的仪式，而没有内容。西周文化成为死规矩。邹鲁之士、缙绅先生的学术，就是专门背诵古训的儒者的职业。《说文》：“儒为术士之称”。术士，犹艺士，娴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习礼乐，所以为相； 习射御，所以为将；习书数，所以为宰。此为当时贵族之学，亦懦所以进身于贵族之学。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就是传习诗书的儒者，他们的时代早于孔子。

春秋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散见于《左传》。如云“五行”，或亦曰“五材”，如云“六气”，都是指宇宙间的基本物质。又论及民与神的关系，指出应先成民事而后致力于神。或指出，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依人而行。或指出，天道远，人道迩。这些，都表明人们相信人力，而不甚相信神力；依靠切近的人道，而不依靠遥远的天道，闪耀着唯物主义思想的光芒。

春秋末世战国初年，孔子墨子开创了私学，从此开始了诸子百家并鸣的局面。

孔子生长在文化典籍丰富的鲁国，接受了邹鲁缙绅先生的诗书传授之学。那时候王官失守，学术下移，孔子处身这种文化变革的时代，首先开了私学。私学是相对于官学而言的。惟官学失守，乃有私学。孔门弟子三千， 贤者七十多人，形成很有势力的学派。孔子的学术以“仁”和“礼”为中心， 仁就是承认人的地位，礼就是讲究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言仁，是革新的。讲礼，是保守的。所以孔子的学术反映了新旧交替的矛盾。孔子周游列国， 当时的诸侯不能用他。他晚年退而著书，编定六经。据说《春秋》是经过他笔削的，《春秋》笔法成为后代史学家的准绳。孔子编定的经书，经过汉朝提倡，成为学术的正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孔子的教育学说很有价值，有些

原则如因材施教、循序渐进，今天还在遵循。孔子死后，弟子散处四方，或者为诸侯师，或者友教士大夫，影响十分巨大。

墨子稍后于孔子，当战国初期。他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乃背弃， 而著《非儒》。其书多及生产劳动，多言百工、商贾、宾萌、役夫，反映其为身份微贱的生产者。墨子的主要主张为兼爱、非攻、节葬、非乐，上同、尚贤，天志、明鬼；反对奴隶主贵族依靠骨肉之亲，无功富贵。书中《备城门》以下，是兵书，详言战争防御方术，可见墨家非攻而不反战。墨家也是徒属弟子充满天下的学派，其后学有墨辩，有墨侠。终战国之世，墨家学派传播甚广，其巨子且远至西方的秦国。墨家学派直到汉初才衰落下去。所以孔墨二家，韩非子称为“显学”。孙诒让谓：墨学之昌，几埒洙泗。犷秦隐儒，墨学亦微。至西汉，儒复兴而墨竟绝。这里所说墨学的历史兴衰，符合实际。

孔子开创私学，墨家踵兴。从此而后，道、法、名、阴阳各家并兴。与儒、墨合称六家，各以其学术相诘辩，形成战国百家并鸣的局面。奴隶社会崩溃阶段的学术繁荣，在学术思想史上放一异彩。

汉初司马谈以黄老学派立场，论六家要旨。其言虽有所见，要不免偏颇。大抵自孔子而后，战国大儒，言仁义，崇礼乐，前有孟子，后有荀子。孟子道性善，议井田，衍子思的思想绪余，流于主观唯心主义。荀子言性恶，重视后天的学习，论天行，重视人事的修治；博综各家，非十二子，赫然成为战国末年唯物主义思想的巨擘。

道家称老庄。老子其人，《史记》不能论定其时代。而《道德经》则显系孔墨而后战国时期的思想，非议仁义，批判礼制，要回复到小国寡民，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淳朴之治。其所提出的“道”，是天地万物之母，但是恍惚不可捉摸，不可名状，没有物质基础。《道德经》反映着一个以“道”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庄子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处昏上乱相之间”，生活贫困，衣履破敝，不得不贷粟于监河侯。他既不能随时代而前进，又不能把握当前的现实，只能逃离人世，处身于材与不材之间，在矛盾中求得内心的宁谧。所以他齐死生、得丧、小大、多少、贵贱、是非，乘道德而浮游， 泯然无累。庄子提出了超越时间、空间的“道”，“道”是不可认识的。这个“道”，“神鬼神帝，生天生地”，是宇宙的根本。从“道”出发，庄子要求“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不要以人为改变天然。无用是最好的用， 越无用就越合于天道。处世的方法是“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这是在命运面前听凭摆布的败北主义。庄子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对后世影响很大。

名辩思想包括名家与墨辩。名家惠施、公孙龙都逞诡辩。惠施合同异， 如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这种诡辩，抹杀事物的质的差别，把相异的事物视为同一。公孙龙离坚白，谓“白马非马”， 谓“坚白石”，离。“视不得见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白马论的逻辑特征，在于把普遍的概念（马） 与个别的事物（白马），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把本质（马）与属性（白）， 抽象而绝对地分离开来。这是他所以陷于谬误、成为诡辩的原因。坚白论则认为色（白）性（坚）质（石），互不相关，人物感觉（视觉与触觉），各各分离，互不联系。现象不可知，感性认识不可靠，把诡辩推向极端。

墨家后学墨辩，有文字六篇：《经上》、《经下》；《经说上》、《经

说下》；《大取》、《小取》，讲墨学的认识论、逻辑思想、科学思想，在

《墨子》书中，自成一组。文字体例，殆如《尔雅》，文辞简约，讹夺过多， 至为难读。今举其批驳名家公孙龙诡辩的论题如次。“白马，马也。乘白马， 乘马也。骊马，马也。乘骊马，乘马也。”（小取）。“于：石，一也。坚白，二也，而在石。”（《经说下》）。一则批驳白马非马，一则批驳坚白石，离。由此可知，墨辩的成书时代，乃有晚于公孙龙者。

法家称管、商、申、韩。《管子》驳杂，非一家之言。《商子》大体出于商鞅的言论，亦有后人依托。《申子》或近于道家。《韩非子》则集法家大成，兼言法、术、势三者。其《解老》、《喻老》，表明法家思想与《道德经》的关系。韩非时代，及于秦王嬴政，已是秦统一的前夜，其思想，为君主专制政治鼓吹。

阴阳家邹衍、邹奭，著作无传。《管子》书中，或有其绪论，当俟考定。

《吕氏春秋·应同篇》保存其五德终始之论。《史记》所载大九州之说，为阴阳家思想的一端，然而非其思想之最重要者。

这里要提出来的，是战国时期诸子书中关于思想统一要求的屡见。《管子》书中已见统一思想的端倪。《商君书》，要求“燔诗书而明法令”，禁绝游学。《荀子·非十二子》，要务息十二子之说，除天下之害，把百家争鸣看成扰乱天下的邪说、奸言。《韩非子》则禁二心私学。所有这些，成为秦统一天下以后“燔诗书百家语”以及“偶语《诗》《书》者弃市”政策的张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