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于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发展关系的看法，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它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自然的因素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这些看法或者过分地夸大了地理条件的作用，或者最终还是对地理条件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尽管已经有了比较丰富的思想资料的积累，但并没有达到对于这个问题的科学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

① 以上引文，见《历史哲学》第 121—147 页，王造时译，三联书店 1956 年 12 月第 1 版。

面。它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第一，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而“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又必须有一定的“自然基础”；这个自然基础包括“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和“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因此，“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①。关于“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意义，我们将在本书第三章予以论述；这里，着重就自然条件即地理条件之作为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谈谈我们的认识。

从生产和劳动的观点来看，地理条件乃是生产得以进行的原始条件，是劳动存在的前提。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

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肉体存在），是一种并非由他创造的自然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②99900041_0118_1 </PGN0118.TXT/PGN>

这说明，如果没有作为自然的人的存在，没有作为人的生存的自然条件，生

产是不可能进行的；而如果没有生产，也就没有人类的历史。马克思还说： “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①这就是说，不论是劳动的存在，还是劳动者本身的生存，都不能离开自然界。总之，地理条件对于生产和劳动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前提，从而也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不可缺少的前提。

举例来说，土地是地理条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对此，早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人们已经提出过一些看法；但只是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时候，才把这些看法发展为科学的见解。恩格斯指出：“土地没有人耕作仅仅是不毛之地，而人的活动的首要条件恰恰就是土地。”②这里，恩格斯把人的活动的重要和土地的重要两种关系都讲到了。关于土地对于生产的重要性、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作了详细的论述，他写道：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生存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PGN0119.TXT/PGN>

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也并不妨碍把它当作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当作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① 99900041_0120_0

从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来看，土地是人类生产和生存的源泉，是共同体得以建

立的基础；离开了土地，生产和生存不能维持，共同体无法出现，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建立也都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土地跟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这种密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24 页。

①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二卷第 92 页。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 612 页。

切关系，有力地说明了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

第二，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上面讲到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之一般的或普遍的关系，这里涉及的是这种关系的具体的或特殊的表现形式。而这些具体的或特殊的表现形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上都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例如，一定的地理条件曾经是原始居民的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形成的前提。马克思在分析部落共同体同土地的关系时是这样讲的：

⋯⋯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人类不是天生定居的；只有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象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象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①

这就是说，有了丰盛的水草这样的地理条件，才有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

体的出现。这种情况，从我国北方草原民族大多具有“逐水草而居”的历史看得十分清楚。

又如，不同的地理条件形成了各地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类型的不同，从而促进了交换的发展。地理条件的差别，对定居下来的原始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认为：“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②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公社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即对于部落所定居的土地）之关系的种种不同形式上③，而且还表现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类型的自然差别上。这是因为：

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④99900041_0121_3。

在马克思看来，产品交换的发生，即产品逐渐变成商品的现象的发生，是由

于不同地区的自然差别所造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的不同的结果，即由于地理条件不同所造成的生产分布不同和社会分工不同的结果。他在批评那种“把交换看作分工的基础”的论点时，十分详尽地阐述了这个思想：

亚当·斯密把交换看作分工的基础，但是相反，交换是（但不一定是）分工的结果。霍吉斯金正确地指出，在一切国家和一切政治制度中都有职业划分，即社会劳动的分工。这种分工最初存在于家庭中，它是由于生理差别即性别和年龄的差别而自然产生的。个人的体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差别是这种分工的新原因。后来，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和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互相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①99900041_0122_0

这一段被马克思所引证并且也为他所赞成的论述表明：社会劳动的分工，最

初是由于劳动者的生理差别而产生的；而在比较发展的阶段上，这种分工则

① 《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 472 页。

② 同上。

③ 《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六卷（上）第 484 页。

是由于劳动者所处的地理条件的不同而引起的。从后者来看，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是显而易见的。

再如，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阶段上，地理条件的差异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温床；反之，在地理条件的单调和自然产品的单调的地方，一般地说，生产力发展要缓慢得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势必就步履蹒跚，难得到来。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地理条件的关系，马克思是这样说的：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并且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绝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公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经济地加以利用，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以便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① 99900041_0123_0

一般地说，肥沃的土壤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最肥沃的土壤未必

能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需要有相当发展的商品生产作为前提的，而商品生产只有在地理条件存在着差异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的情况下，只有在具备了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的情况下，才可能有充分的发展。如果在那些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地方，则可能造成产业史发展的缓慢。从这个意义上说，地理条件不仅影响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甚至也影响着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

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因而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就具有不平衡性和多样性的特点。这个特点，不论就世界范围来说，还是就一个国家（尤其是那些地域辽阔的国家）来说，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第三，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历史特点。马克思特别举出亚洲许多国家的历史来阐明上述论点，他写道：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地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PGN0124.TXT/PGN>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①99900041_0125_0

从这一段引文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气候和土地条件引起对水利工程的需要，这种需要又影响到政权的形式和职能，这种政权的形式和职能的存在与否则影响到这一地区的国家的历史进程。在这里，地理条件对国家政权形式及其职能的影响是通过经济的杠杆而发生作用的。这是亚洲许多国家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历史上历代皇朝都重视兴修水利工程的事实，同样证明了马克思论断的正确。

第四，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地理条件只有在直接地或间接地和生产联系起来时，才可能显示出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如果离开了生产活动，这种影响也就不复存在。质而言之，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通过它与生产相联系而实现的。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它跟地理条件相联系的状况会不断发生变化，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会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指出：

撇开社会生产的不同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PGN0125.TXT/PGN>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①99900041_0126_0

马克思的这段话告诉我们：人类越是进步，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作为生活资

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失去它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而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将日益增强它对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在社会生产发展较高的阶段上，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才能更多地、更广泛地和生产相联系，它们对生产的作用才能愈来愈多地被释放出来；反之，在社会生产发展较低的阶段上，尽管作为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是早已存在的，但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人们还不能够大量地、广泛地把生产跟这一部分自然富源结合起来，而只能较多地利用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这说明，不同的自然富源在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其影响于社会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而相同的自然富源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其影响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同的。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之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这种影响所发挥的作用，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增强的。马克思在讲到近代劳动生产力和自然条件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

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取决于：

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
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PGN0126.TXT/PGN>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

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各种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来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而得发展起来。①99900041_0127_0

这里所说的（1），指的是自然条件本身；所说的（2），指的是生产的规模、

分工的发展、机器的发明、生产方法的改进和对于种种自然因素的应用及各种科学发明等等。可见，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要取决于自然条件，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对“自然因素的应用”即“驱使自然力为劳

动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换言之，人们应用自然因素的能力愈强、水平愈高，则地理条件对劳动生产力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就愈大。本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所带来的生产力的空前发展，证明马克思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第五，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确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并不认为作为社会的人在地理条件面前是被动的和消极的，因而并不认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正确的。恩格斯在批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时写道：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PGN0127.TXT/PGN>条件。日尔曼民族移入时期的德意志“自然界”，现在只剩下很少很少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可是德意志自然界在这个时期中没有人的干预而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微乎其微的。①99900041_0128_0

恩格斯的上述论点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指出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

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这个事实，从而说明人在自然界面前并不是消极的和被动的。同时，他又指出了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要比未经人的干预而发生的自然界的变化大得多，从而说明人反作用于自然界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我们认为，只有既承认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又承认社会的人也反作用于地理条件、可以改变地理条件，才是坚持了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之间关系的辩证法则，才能够同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划清界限。如上文所述，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地理条件的差异性和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对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又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是坚持这种辩证法则的典范。

应当特别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强调“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这个论点，并不只是着眼于这种反作用所带来的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且十分重视这种反作用及其后果在人们的认识上的意义。恩格斯说：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

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①人类对于因自身活动而改变自然界所带来的积极结果与消极结果的自觉认识，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②，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认识的获得对于人类重新审查、调整自身活动与自然界的关系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即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大量地存在着的。恩格斯的这些话写于一百年前，然而一个世纪以来，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各地，人们都还没有能够免除自然界的这种“报复”，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人们不断探索、不断实践、不断提出新的认识的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条件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之一。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讲到“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时，明确指出：“⋯⋯包括在经济关系中的还有这些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和事实上由过去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这些残余往往只是由于传统或惰力才继续保存下来），当然还有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①恩格斯把经济关系“赖以发展的地理基础”也作为经济关系的一部分看待，这就把地理条件与生产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它和生产关系的关系都全面概括了。后来，斯大林也指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这一概念所包括的首先是社会所处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因为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必要的和经常的条件之一，它当然影响到社会的发展。”①斯大林说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跟上文所引恩格斯说的“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一致的。他们把地理条件作为“经济关系”体系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体系的一环来看待的论点，对于我们认识地理条件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最后，我们认为有必要指出普列汉诺夫在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之认识上的错误。普列汉诺夫的早期著作在阐释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关于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他也作过一些精采的论述，这主要见于他撰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两书。但是，普列汉诺夫的有关论述却导致了下列一些错误的结论，如：“总之，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则决定着经济的、以及随着经济之后的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现在我们知道，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决定着一切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决定生产力的发展的则是地理环境的性质。”②“归根结底，这个制度（指社会制度—

①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517—518 页。

② 《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 518 页。

①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第 193 页，人民出版社 1962 年

第 1 版。

②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第 28、29 页，张仲实译，三联书店 1961 年 7 月第 1 版。引文中的着重号是

—引者）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③。这样的结论，无疑是把地理环境看作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因素了，这显然是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相违背的。诚如斯大林所说：地理环境影响到社会的发展，表现在它能够“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的影响”；“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①斯大林的论点，概括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见解，应当受到足够的重视。

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自然主义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地理基础这个古老的、同时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这个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也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历史进程的指导方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