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有关论点

西方学者对于地理条件跟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一问题，也有不少的论述。近代欧洲的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从而具有系统的理论的形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在其所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土壤的性质和地形的特点直接影响着国家的政体和法律的形式。他认为：

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

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这有时就补救了天然的缺陷。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山地、平原、近海三种地形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政体，

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在孟德斯鸠看来，居住在不同地形上的居民，在保卫自由的能力和追求自由的热情上有很大的差别，进而造成了他们对政体选择的不同要求。

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地腴瘠的不同，对于人们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他说：“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得。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他还认为，气候的不同，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面貌和命运：气候比较好的地区容易受到别的民族的侵扰，如“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暖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鞑靼人的蹂躏”；而“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等等。

①

孟德斯鸠从论证“法律和土壤的性质的关系”出发，广泛地探讨了地形、气候、土壤跟社会发展的关系。他在探讨中所得到的一些具体的结论，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甚至是极其荒谬的。他把民族的精神的形成和国家的政体的形式，统通归结为地形、气候、土壤等地理条件，显然是片面的。由于孟德斯鸠没有较多地从物质生产方面来认识地理条件的作用，所以尽管他的这些理论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对后世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即片面夸大地理条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② 《读史方舆纪要》吴兴祚序。

③ 《读史方舆纪要》熊开元序。

④ 重刻《读史方舆纪要》黄冕跋。

⑤ 《读史方舆纪要》魏禧序。

① 以上参见张雁深译：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 279—283 页，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第 1 版。

在孟德斯鸠后的一个多世纪，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 Georg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从历史哲学的高度精辟地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中明确地提出了“历史的地理基础”这个概念，他这样写道：

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假如把自然的联系同道德“全体”的普遍性和道德全体的个别行动的个体比较起来，那末，自然的联系似乎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我们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从而</PGN0113.TXT/PGN>表演的场地，它也就是一种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础。⋯⋯我们所注重的，并不是要把各民族所占据的土地当作是一种外界的土地，而是要知道这地方的自然类型和生长在这土地上的人民的类型和性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性格正就是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地理基础”的总的看法。他把“地

理的基础”也看作是他的“绝对精神”借以“表演的场地”，但他却明确地指出了“地理的基础”跟“各民族在世界历史上出现和发生的方式和形式以及采取的地位”有密切的联系。在这里，黑格尔思想中的合理的内核，是被他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包裹着的。

黑格尔认为，由于气候条件的差别，各个地区在世界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不相同的：

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在极热和极寒的地带上，人类不能够作自由的运动；这些地方的酷热和严寒使得“精神”不能够给它自己建筑一个世界。⋯⋯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正如希腊人所说，有着一个广阔的胸膛。

这里，黑格尔以全球的眼光来看待寒带、热带和温带在世界历史上的不同作

用，这在人类认识史上还是第一次。他把寒带和热带“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的论点，当然是不对的，因为热带至少曾经是人类祖先活动的地方；但是，黑格尔指出温带在人类历史发展上具有比寒带和热带更大的优越性这一事实，则是正确的。

黑格尔还认为，地形条件的不同，也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着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有三种特殊的差别：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地和平原”，二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三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处在第一种地理条件下的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其特性是“好客和掠夺”。具有第二种地理条件的居民主要经营农业，“在这些区域里发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在这里“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至于第三种地理条件，黑格尔则特别予以赞扬，他这样写道：

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航海的人都想获利，然而他们所用的手段却是缘木求鱼，因为他们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

恰巧相反。这一层关系使他们的营利、他们的职业，有超过营利和职业而成了勇敢的、高尚的事情。从事贸易必须要有</PGN0115.TXT/PGN>勇气，智慧必须和勇敢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是亚细亚洲各国所没有的，就算他们有更多壮丽的政治建筑，就算他们自己也是以海为界——象中国便是一个例子。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黑格尔进而指出，这三种地理条件的典型分别是非洲、亚洲和欧洲。从这里

可以看出，黑格尔作为一个欧洲人，他为欧洲拥有这样优越的地理条件感到自豪。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中国，认为中国虽然也是“以海为界”，但中国人却把海看作是“陆地的中断”和“陆地的天限”，因而“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黑格尔的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早在欧洲人进行远航之前，中国人已经进行过伟大的航海事业，只是因为中国那时的社会生产水平还没有达到使这种事业成为真正的需要而得继续发展罢了。然而，黑格尔所说的这三种地理条件所造成的非洲、亚洲和欧洲在历史发展上的差别，的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在讲到海的时候，黑格尔对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更有一种特殊的评价。他认为，由于地中海的存在，才使非洲、亚洲和欧洲这“组成旧世界的三大洲相互之间保持着一种本质上的关系，形成一个总体”，所以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黑格尔是这样说的：

地中海是地球上四分之三面积结合的因素，也是世界历史的中心。号称历史上光芒的焦点的希腊便是在这里。在叙利亚则有耶路撒冷——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中心点。它的东南部则有麦加和麦地那，乃是伊斯兰教徒信仰的摇篮</PGN0116.TXT/PGN>地。迤西则有特尔斐和雅典，更西则有罗马，还有亚历山大里亚和迦太基也在地中海上。所以地中海是旧世界的心脏，因为它是旧世界成立的条件，和赋予旧世界以生命的东西。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那就好象罗马或者雅典没有了全市生活会集的“市场”一样。

黑格尔强调海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指出地中海在世界历史上的特殊作用，

诚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是旧世界的心脏”，“是旧世界的中央和终极”等等，这就过分夸大了地中海的存在和作用。黑格尔说的“旧世界”，是跟被他称为“新世界” 的美洲和澳洲相对而言的；他甚至认为，“新世界里发生的种种，只是旧世界的一种回声”①。这位辩证法大师终于还是承认“终极”的存在，从而使他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蒙上一层神秘的外衣，使它无法摆脱“终极真理”的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