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史和世界史

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

中国史作为一门国别史，作为一门如此源远流长而又内容丰富的国别史，自然有必要不断地进行深入的专门研究。同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 是在世界的总环境中发展的，所以，中国史又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的必要。这就是说，既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又要把中国史放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来考察。

当然，要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历史必须放在与外部世界的比较中来考察， 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有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自人类开始进入文明以来的约五千年中，新航路的开通在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至今不足五百年；如果说世界作为一个有机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整体的形成，那就是更晚的事了。古代人注意到从比较中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总是从与邻近的国家或民族比较开始的。然后，随着接触和了解范围的扩大，比较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在中国，注意到以他邦的历史来与本邦作比较的情况是出现得很早的。《尚书·周书》中有若干周人与商人作历史比较的文字。例如《酒诰》记：“王曰：封

（康叔），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这里不仅有商周两代的纵向的比较，而且有商周两邦之间的横向的比较。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争霸和兼并斗争的激化，邦君谋臣在分析天下大势时亦往往兼有对不同的邦的历史比较分析。西周晚期，周王室势力将衰，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友曾“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回答了一大篇话，这就是《国语·郑语》的基本内容。这篇话既分析了当时形势，也比较了有关诸邦的历史（且不论其观点见解如何）。郑桓公听了这番分析后很高兴，“乃东寄帑与贿，虢、郐受之，十邑皆有寄地。”这样就为春秋时期的郑国安下了立足点。

在古代西方，注意从与外国比较中认识本国历史，也是有很古老的传统的。在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中，不仅有很多篇幅用于追述埃及、巴比伦等东方古国的历史，而且从比较中认识到希腊文化的许多因素是从东方学来的。例如，他知道希腊文字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历史》，V，58）。又如，他说“（埃及）国王阿玛西斯还规定出一条法律，即每一个埃及人每年要到他的诺姆的首长那里去报告他的生活情况，而如果他不这样做或是不来证明他在过着忠诚老实的生活时，他便要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伦从埃及那里学了这条法律而将之施行于他的国人中间，他们直到今天还遵守这条法律。”（《历史》Ⅱ，177）当然，希罗多德也说到了希腊与其他国家传统的不同。例如，他曾引用一个被放逐的斯巴达王和波斯皇帝的对话，以寓论于史的方法说明波斯传统重视王的权威，而希腊传统则重视法的权威（《历史》V11，102）。以后，希腊、罗马的许多史学家、哲学家在其著作中都有比较

的探索。亚里斯多德的名著《政治学》一书中充满了对希腊各邦之间以及对希腊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研究。普卢塔克（Plu-tarch）著希腊罗马名人传，更是有意识地在作比较的研究。

西方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文化衰落，史学不振，直至文艺复兴以前没有多少成就可言。但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新航路的开通，尤其是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后，西方学者在其学术活动中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里进行比较的研究。例如，法国的孟德斯鸠所著《论法的精神》（严复旧译称

《法意》）一书，不仅是一部表示作者政治思想的巨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对多国法制作了历史比较研究的书。到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更有所进展。例如，毛勒（Georg Ludwig Ma-urer，1790—1872）对于古代公社土地所有制的研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 对古代氏族制度的研究，都是具有重大启发意义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随时分析研究当代学术研究的新成果，同时亲自作了许多历史的比较研究。我们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及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书中可以看出，伟大的导师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也正是在比较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阐明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使史学发展成为科学。

在我国传统史学中，自司马迁《史记》以下，大部分纪传体史书多记边区少数民族。也有关于外国的记载。这些记载作为历史资料，是十分宝贵的， 但其中作比较研究的意思不多，也可以说比较研究作得不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值得作深入的探讨。明中叶以后，世界形势迅速变化， 而中国人于外国历史之认识仍裹足不前。于是中国人失去了对自己在世界上的实际处境的了解，到清中叶以后，我们的国家因此而饱经苦难。

严重的外来威胁使中国人逐渐清醒过来。于是乃有林则徐、魏源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之作。近代的许多学者和政治家都开始注意比较中外历史了。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很注意从世界看中国， 注意中国历史与外国历史之比较。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中说：“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土耳其）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钤辖，前皇残暴，民气凋丧，岌岌不可终日；自大彼得游历诸国，学习工艺，归而变政；后王受其方略，国势日盛，辟地数万里也。今夫德，列国分治，无所统纪，为法所役，有若奴隶；普人发愤，兴学练兵，遂蹶强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专政，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记曰：不知来，视诸往。又曰：前车复，后车戒。大地万国， 上下百年间，强盛衰弱之故，不爽累黍。盖其几之可畏如此也！”梁氏所述史事容有未确之处，但是他的话道出了中国人必须把自己的历史置于世界变化的历史中自省的迫切心情。

近代中国史学家注意结合世界历史之背景来研究中国历史，在多方面都比前代有所进步，但其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问题大体在于两端：一则以为中国历史文化为世界之冠，为国粹派；一则以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为民族虚无主义派。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以世界史为背景对中国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研究中国历史具体发展规律的阶段。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我们将永远不忘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筚路蓝缕之功，当然也不能永远以他们的成就为满足，从此裹足不前。

现在我们要结合世界背景来考察中国历史，显然有大量工作有待进行。这是因为：第一，要作为中国史背景来考察的世界史，正在不断地而且相当迅速地发展着，我们必须结合世界史的最新科学研究成果来比较研究中国史。第二，从事中国历史研究所需的资料和条件也在不断地而且相当迅速地发展着，我们的研究不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必须有所进展。前进是必须的。以上论述中国史有置于中外比较中考察的必要，考虑的是中外历史间客

观存在的逻辑联系。那末，现在可进一步讨论中国史有必要置于中外历史的现实联系中考察的问题。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世界联系发生、发展的情况而分为两大阶段。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指历史——引者） 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②这就是说，全世界范围的有机联系有一个长期的发生过程，随着近代大工业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才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出现。大体说来，上古和中古时代是世界的有机联系发生的时期，近代以后是世界的有机联系形成和发展的时期。

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有一个漫长的发生、发展过程。先秦时期的情况，由于史料不足，诸多待考。秦汉以后，尤其“张骞凿空”以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成为中国史书中一项经常保有的内容。当然，从秦汉以至近代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还不具有经常和必然的性质。关于这一时期中国史的世界背景，主要也应该从中外历史比较的角度来考虑。联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总趋势是由近而远、由疏而密，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西汉时，张骞西行，从此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东汉时， 班超副使甘英历安息，抵条支，临西海以望大秦（罗马），虽未能直接与罗马建立联系，但汉与罗马都已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间接的商业联系也已发生。《后汉书》载，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至桓帝延熹九年， 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说明东汉时与西方的海上联系也开始了。虽然这两条通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时通时断，但是通过这两条路而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与之相应的文化艺术由此传入中国。三大宗教对于中国历史影响不小。佛教不仅在民间曾广泛流传，而且影响了中国的正宗思想——儒学。伊斯兰教对于回族、维吾尔等民族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三大世界宗教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宗教也经由这两条路传入中国。如伊朗的

①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112 页。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51 页。

祆教、摩尼教，以色列的犹太教（一赐乐业教）、印度的婆罗门教等都曾传入中国。这些宗教对中国也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例如摩尼教（又称末尼教、牟尼教、吃菜事魔等）就曾经被起义农民用作号召和组织群众的工具。此外， 波斯、印度、阿拉伯及西方的许多物品也由此传入中国，其中矿物、植物、动物皆有，而且不少植物逐渐在中国培植和繁衍起来。这些不大容易被人注意的事情，对于中国历史实际是有其相当深远的影响的。如果我们浏览一下唐宋以来的药物记载，就可以看到其中有很多药物是从国外传来的。当然也有多种物品由此传往外国，对外国作了贡献，《中国伊朗编》（B.Laufer： Sino-Iranica ，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对此考订颇详。唐宋以后，中国与波斯、阿拉伯及西方的贸易日益发展，这种往来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也日益重要。南宋以偏居一隅，财政负担十分沉重，因而重视大量的市舶之利对政府收入所起的作用。

近代以后的情况与以前又有了很大不同。首先，中国近代史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在西方资本主义武装力量的压迫下，封建的中国门户被打开，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 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这恰恰是中国跨入近代的总的历史环境或世界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来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开端问题，那末我们对于当时中国历史处境的认识，将不会超过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统治者的水平。

中国在近代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际都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国人民头上压了三座大山——帝国主义者、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不管三者之间存在多少各种各样的矛盾， 他们在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中却总是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的，而帝国主义者就是他们的总支柱。因此，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都完全离不开世界的总背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同样也必然地带有世界的性质。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①同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②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因此，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离不开世界的历史环境。不然，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也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现在，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现代

化是当前不可遏制的世界潮流。中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伟大历史意义，也只有结合世界历史的总背景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