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

历史表述要达到高度艺术水平，是很不容易的。但从基本要求上说，它

跟一般的历史表述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只有高、下之别，并无彼此之分。这些基本要求是：确切、凝练和生动。

历史表述必须确切，这是不说自明的。但真正作到这一点，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确切，包含表述的真实、正确和恰当。这就有一个态度问题、认识问题和技术熟练程度的问题。

真实地表述历史，是每一个史学工作者的天职。作不到这一点，就是没有尽到职责。有意地违背这一点，至少是学术道德上的错误，甚至是政治上的犯罪。古人称道良史，总是“不隐恶、不虚美”。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刘知几把历史记载的真实性看作重大的有教育意义、政治意义的事情。他说，一个人如果载入史册，就“得失一朝，荣辱千载”。他反对执笔的人“爱憎由己，高下在心”，主张“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①章学诚著《史德》，说：“德者，何谓？著述者之心术也。”又说“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章学诚所谓心术，就是指著史者的态度。所谓天人之际，就是客观和主观之间的区别。天，是指历史的客观存在。人，是指史家的思想感情。章学诚认为史学工作要尽量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要掺杂个人的偏见。他也认为这一点不是轻易可以作到。他记载黄巢义军入长安时的动人景象，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这很不同于后来那些对农民起义军随意诬蔑的史书。但在关系到黄巢义军与唐皇朝的关系时，司马光就处理不好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我们不能苛责他们因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下所作不到的事。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虽然已有六、七十年，旧的偏见，再加上新传入的偏见，仍在干扰和阻碍我们对历史的正确认识，这是很值得重视的。

真实而正确的表述是需要的，但如表述得不恰当，仍然不能达到历史表述上应有的效果。《礼记·经解》说：“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就是说的表述恰当的问题。“属辞比事”是选词和组合史事，是历史表述能否成功的最后一关。这一关把不好，好的表述还是不能出现。

以上可见，确切的历史表述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内容。《孟子》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旧唐书·刘知几传》记刘知几“史有三长”之说：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楩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PGN0343.TXT/PGN> 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从问题的性质看，孔孟所谓“义”和刘知几所谓“识”，类似于我们今天所

说的认识或观点。“文”和“才”类似于我们所说的表述的技巧，“识”和“学”是指对史事或史事的掌握。他所说的才、学、识与我们所说表达的真实的涵意不同，但也有一些的联系。在具体看法上，我们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但他们的这些话毕竟是很著名的言论，对于后世的史学理论有重要影响，值得我们参考。

凝练和生动比确切更有技巧方面的意义，但也不是单纯技巧问题。“凝

① 见刘知几《史通·曲笔》。

练”二字，前人似还未曾用以论述历史的表述，但《史通》中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不少。概括起来，他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尚简，一是用晦。史文的烦与简，在史学领域里是个争论很久的问题。汉献帝因《汉书》

篇幅过多，命荀悦删为《汉纪》，把一部百卷的书改写为三十卷的书。刘知几说这书“历代褒之，有逾本传”，这只是因为《汉纪》简约，比《汉书》易读，未必就是以烦简定二书的高下。晋代干宝评论各家史书，特别推重《左传》，说它“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这就明确提出以简约为高了。另一晋人张世伟撰《班马优劣论》，说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写了五十万字；班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却写了八十万字，“是班不如马也”。这就完全是以文字的烦简定史书的优劣了。因此，史文烦简简直成了一个大问题。刘知几著《史通》，有《烦省》一篇。他认为：“夫论史之烦省者，但当要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这是说，妄载谓之烦，阙书谓之省，二者都不可取。这就明确地批评了那种单纯以文字烦简定史书高下的看法。刘知几在

《书事》篇中还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若烦则尽取，省则多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这段话论史文烦简，说得比较公平、合理，没有什么偏见。但他针对魏晋以后偏于浮华的文风，在《史通》的《浮词》、《叙事》、《书事》、《点烦》等篇里，都强调了简的重要，提出“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这在当时是有实际意义的。近人郑天挺同志对中国历史家尚简作了论述：他指出“有时候已经叙述了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罗列事迹；有时候已经用事迹衬托出一个人的才行，就不必再用抽象的话笼统地赞美；有时候对于才行事迹全不说，而把当时的言语记出来，因为言语有所关涉，事实也就显露了。他们绝不同时并写，以免虚费文字。假如说一个人尽夜读书，又何必再说他笃志学习？已经说了下笔千言，又何必再说文章敏速？既然已把一件事情发生时有关系的对话记下来了，又何必再把这件事情的经过重说一遍？这是历史家尚简的理由。因为尚简，所以他们更主张省字省句，不妄加，不烦复，但是却要简要合理。他们要作到“‘骈枝尽去，尘垢都捐，华逝实存，渣去瀋在’。”①这里所讲的尚简在具体运用上的种种要求和经验，现在仍然是适用的。

在史文烦简上，我国史家主要倾向是尚简，但也不是愈简愈好。这一点，刘知几已经说到。宋人洪迈进而提出：“文贵于达而已，烦与省各有当也”②。不论烦与省，都应写得明白、全面，不可失当。顾炎武也认为：“辞主乎达，不论其烦与简也”①。他们提出的这个“达”字，比刘知几对史文烦简的看法，更加明确了。我们认为，现在还是应当注意继承尚简的传统，而对于烦和简，则应有辩证的看法。史文烦简，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对历史的见解问题，对材料的取舍问题。史学工作者要把这些问题处理得好，既要有明确的认识，也要认真付出功力。

刘知几《史通·叙事》篇提出来文章有显有晦的说法：“显也者，烦词缛说，理尽于篇中。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又说：“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① 郑天挺：《中国的传记文》，《探微集》第 269 页，中华书局 1980 年 6 月版。

② 《容斋随笔》卷一“文烦简有当”条。

① 《日知录》卷一九“文章烦简”条。

他所说的“用晦”，是从史文烦简的角度提出来的，有突出重点的意思，也有含蓄的意思，好象类似于概括，但跟概括的意义又不相同。他在文中举出的几个例子，似乎还不能说明“用晦”的表达方法。在用晦的方法上，顾炎武曾提出一种表述的形式。他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

《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序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此法者，鲜矣。惟班孟坚间一用之，如《霍光传》载任宣与霍禹语，见光多作威福；《黄霸传》载张敞奏见祥瑞多不以实，通传皆褒，独此寓贬，可谓得太史公之法者矣。”② 顾炎武说的“于序事中寓论断”，是对“用晦”的一种主要的表述方式。这也确实是太史公书的特点。司马迁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就可以把自己的论点表达出来，这是他表达历史论点的特殊形式。不过，司马迁“于序事中寓论断”的最好例子，不一定是放在篇末，而往往是在篇中；不只是借着一个人的话来评论，而有时是借着好几个人来评论；不一定用正面的话，也用侧面的或反面的话；不是只用别人的话，更重要的是联系典型的事例。《叔孙通列传》全篇都在写一个不讲是非曲直，而与时进退、以面谀得势的人。全篇先后四次通过别人之口对他进行评论，而作者却未置一词。第一次，是叔孙通讨好秦二世，得到二世赏赐，诸生曰：“先生何言之谀也？”第二次，是叔孙通准备为刘邦定朝仪，文章记鲁两生的话说：“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第三次，记朝仪场面及刘邦的反映，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这是从侧面对叔孙通所作的批评。第四次，是叔孙通得到刘邦赏赐后分送同伙，同伙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的其他篇中，都有类似的表达史论的形式①。

生动，是指熟悉表述对象，言之有物，有感人的生活气息。它不夸张，不是华丽的词句，不是形容词的堆砌。不只在写轻松场面时可以生动，在写严肃和紧张的场面时也可以生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又，《关张马赵黄传》：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第二例写的是一个轻松的场面，在这个场面之中，生动地写出关羽的性格和

诸葛亮的风度。第一例，在同一场面中，写出曹操和刘备因地位之不同，心情、神态各异，在曹操是从容，在刘备是紧张。《左传》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

癸酉，师陈于鞌。邴夏御齐侯、逢丑父为右。晋解张御郤克，郑丘缓为右。齐侯曰： “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履，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

② 《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

① 以上关于尚简和用晦的论述，袭用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225—227 页。对原文有删改。本章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情况，不再一一注明。

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缓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这是一场严肃的战争场面，《左传》写得又生动，又凝练。象这一类的例子，

在本章第二节中说了很多，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真实、凝练、生动，这三个基本条件，在历史表述上是应该具备的。长期以来，我们很少讲史学撰述中应有的文风。认真作起来，总不免有点吃力。但只要我们努力，困难是可以逐渐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