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窗结谊

莱蒙托夫从高加索回来以后，又动手重写 《恶魔》。这篇长诗，远在一八二九年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开始构思了。批评家安宁科夫在自己的《文学回忆录》中记叙，别林斯基在这篇长诗中发现，“除了描写热情之外，还热烈地保卫着人类自由的权利及无限制享用自由的权利。在诗的神话性本质之中发展着悲剧”，别林斯基认为“有绝对现实性的内容”。长诗表现的“绝对现实性的内容”，在莱蒙托夫的创作道路上具有转折性的意义。

莱蒙托夫从格罗德宁联队回到彼得堡的时候，已经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了。

这时，《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他的《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不过作者没有署名，只用了一个“夫”字。那时流放者不能署名公开发表文章。这是编辑的曲意。目的在于得到书报审查官的通过。

除了《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莱蒙托夫这时已经创作出了好几首叙事诗和几个剧本，长篇小说《瓦季姆》还没有竣稿，另一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已开始写作，《恶魔》已经修改过五六遍了，此外还写了三百多首诗。

莱蒙托夫的创作态度是极其严肃认真的，他一贯不愿意轻易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是尽管如此，他的诗篇如《恶魔》、《波罗金诺》、《诗人之死》、

《宝剑》等等，已经和雷列耶夫、普希金的禁诗，格利鲍耶多夫的喜剧《聪明误》，拉吉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样地驰名了。那时书籍的发行量不大，正式出版的都是经过许可的诗文，所以每个文学爱好者只好各自装订一个专用的手抄本。有时这种手抄本厚达千页。那时许多家庭几乎都有抄录诗文的本子。而且不论什么人，从中学生到作家，从有文化的农奴到驻扎在外省的军官，都纷纷抄录着这些俄罗斯诗人和作家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也抄录和传送着莱蒙托夫的诗篇。

从一八三九年初开始，《祖国纪事》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莱蒙托夫的《沉思》、《诗人》、《不要信赖自己》等诗篇。这时别林斯基来到彼得堡，开始主持这个杂志的评论栏。杂志周围团结了赫尔岑、奥加辽夫、柯尔卓夫、莱蒙托夫这样一些作家，稍后又增加了涅克拉索夫和屠格涅夫。几乎每期《祖国纪事》上都登载着一首或者数首莱蒙托夫的诗，《当代英雄》的片断和别林斯基的大块论文。

从高加索流放地回来以后，莱蒙托夫重又踏进上流社会，虽然他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深知从《诗人之死》开始，他已公开地指控专制政治和宫廷显贵是杀害伟大诗人的罪魁，公开地挺身揭露上流社会的罪恶，这就意味着已经展开了一场难以和解的，以寡敌众的战斗。他主张行动，他登上俄国诗坛的本身就是一次行动，他作为诗人的特质也在于行动。他号召人们行动起来，在他的口中，这便意味着去采取革命的行动。

没有斗争，莱蒙托夫就吟唱不出时代的悲欢，他是以自己的生命和创作去反对自己的阶级的。

他已经认识到自己与上流社会斗争的艰难。他写道：“我已经获得经验， 对于这方面是有益的，它给了我反对上流社会的武器。”不言而喻，这武器就是诗歌。

他看到自己周围的空虚和冷漠，并缺乏政治上的斗争。尼古拉一世的俄罗斯帝国，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沙皇的主要助手是迫害普希金的卞

肯道尔夫，是秘密警察头子杜别尔特将军和国民教育部长乌瓦罗夫伯爵。他们形成了尼古拉帝国最反动的核心。正是这个乌瓦罗夫提出臭名昭著的所谓“东正教、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三位一体”的谬论。他对俄罗斯文学恨之入骨，曾经说过：“最后，我希望俄罗斯文学死亡，那时，我至少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不遗余力地剿杀进步思想，对那些关心祖国命运的人，进行残酷的迫害，不是判刑，判苦役，就是收监或流放。

生活在俄罗斯，对那些正直的，想为祖国谋自由，为人民谋幸福的人， 是越来越困难了。“怎么办？”这是时代的问号，也是千百万青年人向自己提出的问题。许多人看不到前途，找不到答案，终因碌碌无为，潦倒终生， 对时代失去理想，对自己失去信心，逐渐堕落为无用的“多余人”。

莱蒙托夫在《沉思》中，表现了对自己这一代人命运的思索。别林斯基说：“这些诗是用血写成的，它们发自一个受辱的灵魂的深处：这是哀泣， 这是一个人的呜咽，在他看来，内心生活的缺乏却是一种较生理的死亡更可怕一千倍的不幸！⋯⋯新一代的人们，有谁没有在他的诗中找到对自己的忧郁、精神麻木及内心空虚的解答 呢？有谁没有用自己的哀泣、自己的呜咽回答过他呢？”他在《诗人》中对诗歌的作用和使命作了解释。他认为诗人的天职在于揭露社会的罪恶，诗人应该是真善美的宣告者，要用“强有力的语言”，“燃烧起战士们的斗争热情”。他还指出革命诗人要“在人民的喜庆与灾难的日子”里，要像“一只巨钟从高大的钟楼上发出声响”。

莱蒙托夫要把自己炉火纯青的诗才为诗人的伟大天职服务。他回彼得堡时常常出入上流社会的沙龙和舞会，愈发感到上流社会的生活和军人的每日操练使他极为苦恼。他在给女友洛普欣娜的信中写道：

“我是一个最不幸的人，如果你知道我每天去参加舞会，你会相信我这话的。我一下子走进了上流社会。近一月来我大出了风头。大家争先恐后地邀请我⋯⋯所有以前我在我的诗中讽刺过的人都围绕着我大肆恭维⋯⋯但是我感到烦闷⋯⋯操练和调动引起的只有疲倦。我曾请求休假半年⋯⋯不行，请求给假二十八天——未准。请求十四天——就是这么一个请求，亲王也依旧不准⋯⋯我要求到高加索去——也被拒绝了，就是请他们把我杀了，也不能如愿以偿⋯⋯我开始感觉到这一切是难以忍耐的⋯⋯⋯”

莱蒙托夫在上流社会出现得越来越少了，他敏锐地感觉到自己作为诗人在祖国面前，在人民面前的责任。他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常常到叶卡杰琳娜·安得烈耶夫娜·卡拉姆辛娜家里，作家符拉季米尔·费道罗维奇·奥多耶夫斯基家里，普希金的女友斯密尔诺娃家里，彼得·维雅捷姆斯基家里，巴纳耶夫家里去作客。这些普希金生前的友好，都很重视和喜欢这位青年诗人。

莱蒙托夫只有在狭小的朋友圈子里，才感到是在自己人当中。这时他和一个青年小组保持密切的联系。小组成员是一群骠骑兵和大学里的青年，他和密友斯托雷平都参加进去。这个小组有十六个成员，因此这个小团体命名为“十六人团”。通常在晚上，剧院和舞会散场之后，小组成员集合在一起纵情畅谈，他们谈论戏剧，谈论俄罗斯的过去和未来，谈论十二月党人，谈论新文学作品。后来一个小组成员追述道：“聚会时大家毫不拘束地、任情

任性地议论一切，好像第三厅完全不存在似的。”对此当局有所风闻，十分恼怒。沙皇的弟弟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亲王得知在皇村中莱蒙托夫住处和斯托雷平住处，均接待过小组会议，亲王公开扬言要“捣毁这个巢穴”。这已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莱蒙托夫毫不掩饰自己对上流社会和政府的态度，他那大胆的、揭露性的诗歌使上流社会胆战心惊。

一八三九年末，上流社会的花花公子小说家梭洛古勃伯爵秉承了沙皇的女儿，大公主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的旨意，写了一部中篇小说《上流社会》。借寄人门下的食客，贫穷的陆军军官莱奥宁的形象来讥诮莱蒙托夫。

梭洛古勃是上流社会的一个拨弄是非之徒，官廷和贵族阶级不过是利用去他来和诗人斗争而

一八四○年元旦前不久的一天晚上，莱蒙托

夫参加了贵族会堂中的假面舞会。屠格涅夫回忆那次舞会，他发现“别人不让他安静，时常缠扰他，跟他握手，假面不断地更换着，但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座位，只是默默地听着别人的窃窃私语，把自己的忧郁的眼光从这人移到那人身上”。舞会中有两个戴着假面的人特别缠绕着他，一个穿着蔷薇色的连头巾长袍，一个穿着淡蓝色的连头巾长袍，这一对隐藏在假面下面的人，是沙皇的两个女儿，身居显位的大公主。可是莱蒙托夫装做不晓得她们是谁，说了些不体面的话，来刺伤她们。

莱蒙托夫在上流社会的这种太随便的行为，已经引起风波，接着《祖国纪事》杂志又发表一篇诗对假面舞会上的女客进行挖苦和嘲讽，说了一些不允许说的话。

形势剑拔弩张，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好把莱蒙托夫重新从彼得堡驱逐出去。他们喜欢玩弄阴谋，又想要进一步除掉这位“不安分的”诗人了。于是他们利用莱蒙托夫一首小讽刺诗，就轻而易举地制造了诗人与法国公使的儿子兰特的纠纷。巴兰特要跟莱蒙托夫决斗。敌人们希望诗人在这场决斗中被打死，如果不能遂愿，其结果相反，那也可以用“杀害法国人”的罪名判他的刑。

决斗在当时本是个人争取自己的人格及人权的方法，而在专制政治及上流社会看来，决斗则是制裁当时最优秀人物的巧妙手段。

一八四○年二月十八日，举行了决斗。巴兰特没有击中，而莱蒙托夫则只朝天放了一枪。

这次决斗没有酿成流血的后果。莱蒙托夫开枪的原因，是为了在外国人面前维护一个俄国军官的名誉。然而，他却被逮捕起来，交付军事法庭。

别林斯基曾经专程去探访过拘禁在司令部军官监狱中的莱蒙托夫。在铁窗下，骠骑兵军官与当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领袖、平民知识分子晤而长谈，这可以说是铁窗结谊。这是他们认识以来的第一次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交谈。他们热烈的谈论了俄国人民，谈论了祖国文学，谈论了普希金， 也谈论了莱蒙托夫本人。会见后，别林斯基赶快把他所得的印象告诉给朋友们：“不久以前，我曾经拜访过监禁中的莱蒙托夫，并且第一次同他尽情而谈。一个多么深刻而坚强的灵魂！啊，这将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大诗人不可思议的性格！”

在司令部拘留所铁窗下见面的时候，莱蒙托夫曾把自己的构思与计划告诉了别林斯基。他想写三部以三个时代为对象的长篇小说：一部取材叶卡杰

琳娜二世在位的时代，一部取材一八一二年战争和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时代，另一部取材现代的生活，自然是指尼古拉一世的时代。他也同别林斯基谈过自己的愿望，他有意摆脱军职，然后整个献身于文学事业。

从铁窗结谊之中，莱蒙托夫与别林斯基发现他们的思想和气质是多么地一致。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观点，他们结成的是为俄罗斯文学的共同事业奋斗的深厚友谊。莱蒙托夫在和别林斯基谈话的直接影响下写了许多有关政治主题的锋利无比的诗篇。

一八四○年四月十三日，军事法庭的判决获得尼古拉一世的批准：“遣送莱蒙托夫中尉以原职军衔去捷根斯基步兵联队服役。”该联队这时正在高加索同山民作战。诗人的敌人们又把他流放到山民的枪弹之下了。

动身前夕，朋友们聚集在一起与他话别。大家凄楚愤懑，尽在不言中。莱蒙托夫凭窗而立，凝望彼得堡春天的天空，对景生情，吟出了他的新诗《乌云》：

天空的乌云啊，终身的流浪者！ 你们，被放逐者啊，也和我一样， 打从碧色的草原，像珠链似的

由可爱的北国匆匆地奔向南方。

是谁在迫害着你们：是命运的安排吗？ 是悄悄的嫉妒吗？是露骨的恶意吗？ 是压在你们心头的罪行？

还是朋友们狠毒的诽谤？

不，贫瘠的田野使你们感到苦闷⋯⋯ 你们不知道什么是热情和苦难；

你们永远是冷冰冰的，永远是自由自在的， 你们没有祖国，你们也不会被流放——

作为一个流放诗人，他把自己的命运，比做天空的终身流浪者——乌云。四月将尽的时候，莱蒙托夫离开彼得堡去莫斯科了。临行时他提笔写下

一首《感谢》诗，表现了对于尼古拉一世帝国的全部憎恨和鄙视：

再见吧，污秽的俄罗斯， 奴隶的国度，老爷的国度， 你们，穿青色制服的人们， 你们，服从着他们的人民。

也许在高加索的山脊背后， 我能躲开你们的沙皇，

躲避他们无所不视的眼睛， 躲避他们倾听一切的耳朵。

这一首诗，又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在俄罗斯大地，激荡着人们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