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命论者》

有一次，我在左翼阵地的一个哥萨克村庄里呆了两个星期，那里驻扎着一营步兵。晚上，我们在 C 少校屋里打过牌之后，闲谈伊斯兰教认为人的命运有定数是上天注定的问题。于是引起有趣的争论，在座的人各执其辞，各人讲着各种不同的奇闻，以证明自己正确或者反驳别人。

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情况下，中尉乌里奇从墙角处走过来，他严肃而平静地扫视了大伙一圈，建议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身上试一试，看一看一个人能否随意支配自己的生命，还是每个人的死期都是上天注定的。我不甘人后，旗帜鲜明地肯定人的命运没有定数，并随手掏出口袋仅有的二十个金币放在桌子上，愿意打赌定夺。谁知乌里奇也凑足二十个金币跟上，又从少校卧室的墙壁上挂着的手枪中取下一支，并当众装上火药。这一突然的举动， 引起在场人的惊慌，都不由得叫起来，不知他要干什么，认为他这是发疯。在这一刻里，我自己觉得在他那苍白的脸上似乎看出了死的阴影，并不加思索地脱口说出，他今天一定要死。符里奇也不示弱，当即把手枪对准自己脑门，扣动扳机，开了一枪，结果没有发火。他又把枪口对准墙上的军帽，扣动扳机，枪声响后，军帽被打穿。足有三分钟，围观者个个惊魂未定，都愕住了，但乌里奇却表现得若无其事的样子。

头一回合的赌注，符里奇赢了。但是，我不明白，我恰恰看出他的脸色像是在劫难逃的人。果然，当天在回家的路上，他被一个喝醉酒的哥萨克兵用马刀砍死了。

那醉鬼砍死中尉以后，逃进村子，躲进村头的一间空屋子里。他一手端枪，一手举刀，谁也不敢进屋去捕捉他。然而，这当儿，一个十分古怪的念头，在我脑海里闪现一下。我想跟符里奇学一把，在自己身上也试试命运的定数。于是我生死不顾，从后窗冲了进去，他向我开了一枪，没打中。结果不到三分钟，他就被涌进来的人捆绑起来，押走了。

经过这番遭遇，一个人怎能不成为宿命论者呢？自此以后我开始相信命运的安排了。但是，就我自身来说，即使前途凶吉未卜，也总要勇往直前， 因为人生除死无大事，也终免不了一死。回到要塞，我把这一切讲给马克西梅奇听，他也说不清楚。他想了想，只说：

“是啊，那个倒楣的人真可怜⋯⋯不过，这也是他命中注定的⋯⋯” 我再也不能从他嘴里听到什么了，因为他这个人根本就不爱谈论玄学。

通过上面这五组故事，莱蒙托夫以他那细腻而深刻的笔触，掀开了毕乔林心灵的扉页，写尽了他一次次流放中的际遇，有不安于命运的胡为，精力过剩的寂寞和烦恼，也有寻求风暴的希冀和开拓生活的追求，从而展现了人

生匆匆与毕乔林暂短一生的几个春秋。

莱蒙托夫笔下的毕乔林是一位贬义的“当代英雄”，他是三十年代俄国“多余人”的典型。毕乔林形象的典型性，就在于揭示了主人公的精神悲剧是整个黑暗沉默的时代造成的，是专制农奴制社会的产物。

《当代英雄》所提出的当时进步贵族青年的命运问题，这也是作者整个创作的中心主题。作者巧妙地通过对一个时代的典型性格的塑造，逐步揭开主人公的“心灵辩证法”，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本质，揭露了专制农奴制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别林斯基认为：“长篇小说的中心思想表现在主人公毕乔林身上⋯⋯‘当代英雄’这是我们时代的哀思。”作者在他自己留下的“序言” 中，也开宗明义、毫不隐讳地写道：“当代英雄的确是肖像，但不是一个人的，这是一幅由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充分发展的缺陷构成的画像。你们又会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是那样邪恶的⋯⋯为什么不相信毕乔林的现实性呢？⋯⋯ 是不是因为他的真实性超过了你们的希望？”

毕乔林出身于贵族，受过典型的贵族教育，有着良好的教养，他风流倜傥，聪明机智，其天资和才华都很出众，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贵族青年。但他过的却是上流社会的空虚生活，染上了这个社会所给予他的缺陷。他厌倦并且不满足于“享受金钱所能买到的各种快乐”，患上了时代的忧郁症。

他尽管排解不开自己的忧郁和痛苦，却能头脑清醒，独立地评价生活， 批判地对待环境，他是一个我行我素，鄙视富贵功名，不愿随波逐流，勇于揭露上流社会欺诈伪善、庸俗卑鄙的行为的人，包括毫不放松对自我的解剖。他的灵魂已经同风涛搏斗和厮混惯了，一旦要把他投在岸上，他便会烦闷苦恼⋯⋯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他才一次再一次地被流放。他为了寻求解脱， 曾冒险抢劫贝拉，拒绝了显贵的公爵小姐玛丽的爱情。他的生活行径证明， 他所追求的不是贵族社会的所谓“锦绣前程”。但同时他也给别人带来了灾难。

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与本阶级决裂，而习惯于在上流社会周旋，以成为矿泉社会的中心而自炫。他总以为自己是一个担负重大使命的天才。他好像真心探求着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渴望着真正有意义的行动，并且准备着干上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然而由于远离社会政治和人民生活，毕乔林又必定找不到正确的生活目的。他不知道活着为什么。

毕乔林把过剩的精力，无益地耗费在情场角逐，欺骗打赌，抢劫决斗这类无聊的事情上。他不想结婚，力求保持绝对自由，保持自己思想行动的独立，但又无力摆脱贵族阶级的偏见。他本是个怀疑论者，对什么都不相信， 根本否定人生命运的定数，但到头来竟成为“宿命论者”，深信种种荒诞不经的“预言”。他痛苦、绝望，否定一切，也蔑视自己，为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悲伤，成为一个“多余的人”。他意识到自己内心的矛盾，并批判自己。毕乔林这种时代所造就的性格和他的精神矛盾，是三十年代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悲剧性的反映。

毕乔林不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莱蒙托夫所创造的这一形象的主要意义在于，通过探讨当代贵族青年的命运，对造就毕乔林一类“多余人”的沙皇封建专制农奴制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揭露了它的黑暗和腐败，说明不仅人民在它的奴役下呻吟，而且它也损害贵族阶级中富有才智的优秀人物。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作为新时代的诗人和小说家，莱蒙托夫对俄国

当代社会虽然进行了犀利的嘲笑和鞭挞，但却开不出药方来，他还没有看到新的社会力量，也不可能给当代青年指出正确的出路。莱蒙托夫对此十分清楚，所以他一再申明：“病症也许会诊断出来，至于怎样治疗它——那只有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