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内翰执事；洵布衣穷居，常窃有叹，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于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为枢密副使，执事与余公、蔡公为谏官，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而询也，自度其愚鲁无用之身，不足以自奋于其间，退而养其心，幸其道之将成，而可以复见于当世之贤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 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既复自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今之世，无复有善人也则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忧焉？姑养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伤？退而处十年，虽未敢自谓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与曩者异。而余公适亦有成功于南方，执事与蔡公相继登于朝，富公复自外入为宰相，其势将复合为一，喜且自贺，以为道既已粗成， 而果将有以发之也。既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爱悦，之而不得见之者，盖有六人焉，今将往见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则又为之潸然出涕以悲呜呼！二人者不可复见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犹有四人也，则

又以自解。思其止于四人也，则又汲汲欲一识其面，以发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为天子之宰相，远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于其前；而余公、蔡公，远者又在万里外，独执事在朝廷间，而其位差不甚贵，可以叫呼扳援而闻之以言。而饥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于执事之庭。夫以慕望爱悦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见，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则四人者之中，非其势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 纤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 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盖执事之文，非孟子、韩子之文，而欧阳子之文也。夫乐道人之善而不为谄者，以其人诚足以当之也。彼不知者，则以为誉人以求其悦己也。夫誉人以求其悦己，洵亦不为也。而其所以道执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执事之知其知我也。

虽然，执事之名满于天下，虽不见其文而固已知有欧阳子矣。而洵也不幸，堕在草野泥涂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粗成，而欲徒手奉咫尺之书， 自托于执事，将使执事何从而知之、何从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其后困益甚，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夫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 入其中而惶然，博观于其外而骇然以惊；及其久也，读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当然者，然犹未敢自出其言也。时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矣。然犹未敢以为是也。近所为《洪范论》、《史论》凡七篇，执事观其如何。嘻！区区而自言，不知者又将以为自誉，以求人之知己也。惟执事思其十年之心， 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嘉祐元年（1056），作者重游京师，向欧阳修写了这封自荐信，倾诉自己多年来对欧阳修等人的仰慕心情，介绍自己学习古文的经过，以求得对方的援引。

文章由对方的生活经历、文章特点说到自己十年仰慕、十年学“道”的经历，顺势托出希望援引之意，很容易打动人。史载欧阳修见到作者的信和其它文章以后，便极力推荐，遂使苏洵成名。文中写作者在学习古文时不同阶段的不同感受，生动细致，颇能启发人。他对于各家文章的评价，也十分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