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夕节在后世岁月中的演变

农历七月初七这天，在夏商周时代就有人注意到了。古人认为“七月黍熟，七日为阳数”。当时在民间，这一天只有些与农事相关的活动。

在《诗经·小雅·大东》这首诗中描述说，银河两岸的织女星、牵牛星，尽管有其名，却不会织布，不能拉车。诗中对织女、牵牛两星仅是作为自然星辰形象，引出一种隐喻式的联想，并无任何故事情节。

这时人们对两星的认识，虽然很可能与当时农耕信仰中的谷物神，即牵牛星和帝女之桑女神即织女星有关，但还只是有关日月星辰简单的神话形象，同对爱情的认识和想象尚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之中，自然它还不能成为传说的前身或胚胎。

然而，这不是说同传说绝无关系。因为，此时的牵牛与织女，已不再是纯粹自然现象的星座而并无其他含义，牛郎和织女星作为一种文化的因素，开始进入文学的大系统之中。正是这种因素，为这个古老而浪漫传说的生成，准备了潜在的文化条件。

牛郎和织女传说中，主要人物牛郎和织女的原型是周人的祖先叔均和秦人的先祖女修。周秦文化的交融造就了这一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

关于牛郎和织女传说的典籍记载，最早见于《诗经·大雅·大东》：

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皖彼牵牛，不以服箱。

其二为《诗经·周南·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神女，不可求死。

这些记录只是牛郎和织女传说的雏形，这几句话描述了织女没有织布，牵牛不拉车，显然，此时描绘的织女星和牵牛星，主要还是作为带有农耕文明和家庭手工业文明象征的两个星宿出现，至汉末，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形成基本情节，并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到了秦汉以后，对相隔银河的织女星和牵牛星，人们附会了不少神话传说，产生了许多与之有关的民间故事，给这节日的风俗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

七夕风俗除继承远古的一些习俗外，在汉代以后，还产生了与牛郎、织女相关的文学故事。

在西汉时期，织女、牵牛已经被传为两位神人，而且有了塑像，面面相对。汉武帝刘彻命人于京都长安开凿昆明池，并于池的两侧摆放牵牛、织女石像。如班固的《西都赋》记载：

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

张衡的《西京赋》也说：

乃有昆明灵沼……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

牵牛和织女已经从天上来到了人间。原来被远远地隔离在银河两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因素同牵牛、织女传说的结合日渐明显。

牵牛、织女两星已经具备了人物形象，弄机织布，思念流泪，并且开始被编织为一幕恩爱夫妻因受银河之隔的爱情悲剧。

到了汉代，在司马迁的笔下，织女的家庭出身才有了一些眉目。在《史记·天官书》中说：

织女，天女孙也。

意思是说织女是天帝孙女，亦称天孙，是个仙女。

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从嫁与河西牛郎后，织造就中断了。天帝大怒，责令她与牛郎分离，只准每年七夕相会一次。而牛郎则未能脱俗，始终是个凡夫俗子。因此七夕相会，也就是仙凡相会。

在《汉书·天文志》中，也有牵牛、织女双星的记载。到了南北朝时，任昉在《述异记》中记载：

大河之东，有美女丽人，乃天帝之子，机杼女工，年年劳役，织成云雾绢缣之衣，辛苦殊无欢悦，容貌不暇整理，天帝怜其独处，嫁与河西牵牛为妻，自此即废织纴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一年一度相会。

在汉末的《古诗十九首》中，也有这样的描写：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这首诗比起《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得更加凄凄切切，道出了一对有情人，两地相思，饱受隔绝之苦的爱情悲剧。

诗中虽然没有直言牵牛、织女是夫妻，但织女终日思念牵牛，渴望相见，“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情节则是十分清楚的。

在东汉应邵编撰的《风俗通义》中有一段记载：

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相传七日鹊首无故皆髡，因为梁以渡织女也。

这表明，在当时，不仅牵牛、织女为夫妻之说已被普遍认可，而且他们每年以喜鹊为桥、七夕相会的情节，也在民间广为流传，并融入了风俗之中。

在七夕之夜，妇女们不仅争出家门观赏“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鹊桥之会”，而且还要祭拜牛郎和织女星，乞愿七巧。

对于这一点，可以从汉代的一些画像中体现出来。据吴曾德著《汉代画像石》一书记载，在山东历城孝里铺孝堂山的郭氏墓石祠中，有一幅石刻天象图。

图中有牵牛星、织女星遥遥相对，在织女星下有一女子正坐在织机上操作，旁边还有一只飞鸟，就是传说中牛郎、织女以鹊为桥、七夕相会的表现。

此外，在河南省南阳汉画馆中，也有一幅表现牛郎和织女的画像。这幅画像右上角有一牵牛星，星下画一牛，牛前有一人做扬鞭牵牛状，左下角有一织女星，里面跪坐着一位头挽高髻的女子。这显然也是对牛郎、织女传说的一种艺术表现。

在三国时期，更有不少诗文反映了这一内容。如曹植的《九咏注》说：

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得一会同矣。

由此可见，牵牛、织女已经成为诗人表现爱恋和思念之苦的一种突出和常用的意象。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几乎发展完备，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

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女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牛郎，嫁后遂废织紝。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

天帝似乎是一个严厉的家长，这大概是汉魏时期家族生活、伦理规范的反映。

我国文学的特点是以诗文见长，早期神话传说的流传也多以诗词为载体，诗人墨客们伤怀吟哦那相思时的期待，相会时的缱绻，相离后的惆怅，而诗文的优点是可以无限浪漫缥缈，却难有实质性内容，所以，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这一传说情节并无太多进展。

后来话本志怪小说戏剧的兴盛繁荣，才使得牵牛织女的传说真正拉开了讲故事的架势，包括背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等，眉目清晰，详细完整。

干宝《搜神记》卷一的《董永之妻》便是这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最早的版本，也是后来《天仙配》的蓝本。董永的孝心感动了上天，天帝派织女下凡与他结为夫妇，助他偿债。

另一篇《毛衣女》则讲了一位下凡的羽衣仙女，与豫章新喻县一名男子结为夫妇的故事。后来的《天仙配》大概把二者加上古老的牵牛织女传说糅合起来，最后成形了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牛郎和织女故事，开始与七夕节俗相互融合，七夕节成为普遍的节日，其活动也日益丰富，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钰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这充分反映了民间女子在七夕穿针引线、祭星乞巧的情景。

通过观看蜘蛛结网的情状来占卜自己在针线织作方面的天赋，也是一种女性们在乞巧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南朝时的做法是将蜘蛛放在瓜上，让它在瓜上结蛛网，然后根据蛛网的密与疏来推测自己是否得巧，为它所附着的牛郎和织女的传说故事得到广泛传播，这个时期，七夕原有的禁忌意义在此时已经完全消失，农历七月初七成为了欣赏天庭欢聚、乞求人间幸福的吉日。

因此在这一时期，七夕节不仅继承发展了己有的“乞巧”习俗，还添加了乞求富贵、乞求长寿、乞求生子的习俗。

同时，由于人们对牛郎和织女之间坚贞的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七夕节成为人们的情感依托。而汉代的登楼晒衣习俗到魏晋时演变成为晒书习俗。

《世说新语》记载：

郝隆七月七日见邻人皆晒衣服，隆乃仰，出腹卧，云‘晒书’。

另有阮咸先生看见邻里在七夕曝衣，而他家徒四壁却也翻出自己的粗布破裤晾出来。这显示出七夕习俗在民间的影响极大。

这其中，乞巧爱情与求子都与女性的生活及精神密切相关，封建社会对于子嗣的重视也直接决定了女性的地位，所以求子也是当时女性的重要活动，而对于爱情的祈求则是封建女性难以实现的美好愿望。

七夕食俗也形成于魏晋南北朝，相关最早的记载是在晋周处的《风土记》中，七月初七是个好日子，这天的饮食也不同于以往，北人会吃汤饼。汤饼又称“不托”，是一种经水煮过后的面块等简单的食物。

人们在七夕节吃饼有其文化内涵。饼是圆状，古人认为“圆，阳物也”，阳物有辟邪的功能，吃阳物可以求吉利。而且，圆还暗示在七夕之夜牛郎和织女鹊桥相会，有团圆之意，所以古人也把七夕饼叫做“巧饼”。

与此同时，还涌现出许多描写七夕风俗的诗歌。其中最多的是描写七夕穿针的诗。如梁简文帝萧纲的《七夕穿针诗》：

怜从帐里出，想见夜窗开。

针欹疑月暗，缕散恨风来。

刘遵的《七夕穿针诗》：

步月如有意，情来不自禁。

向光抽一缕，举袖弄双针。

穿针乞巧的习俗在此时已出现，并被后世之人不断地延续了下来。

唐代长安盛行各种七夕节俗，在《开元天宝遗事》中，也有“宫中殡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的记载。宫女们长期被幽禁在宫廷中，生活的寂寞，情感的空虚，使她们对七夕穿针之事甚感兴趣。

唐代崔颢的《七夕》诗，曾形象地描述了唐代长安七夕节女性们穿针乞巧的风俗，诗云：

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

仙裙玉佩空自知，天上人间不相见。

长安城中家家户户的少女少妇，在七夕节时都要持针线、供瓜果、摆香案，向织女乞巧，其目的也正是为了想要证实自己在针线活计方面的天赋与才能。

唐代时，皇宫中也十分盛行用蜘蛛乞巧的习俗，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当时每至七夕节，宫女们便要：

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

唐宋时期，七夕食饼又出现了变化，《唐六典》中记载：

七月七日加研饼，并于常食之。

宋代以后，农耕文明进一步发展，从朝廷到民间，牛郎、织女成为了祭祀的神灵，祭祀盛行推动了七夕节的发展。七夕节俗活动更加丰富了，除了保存历代流传下来的习俗，还出现了《天河配》、《长生殿》等节令戏，七夕节成为了可以使民众娱乐放松的节日。

宋代罗烨、金盈之编辑的《醉翁谈录》说：

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填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

由此，我们能够得知当时七夕节热闹非凡的场景。978年，宋太宗下了一道有关于鼓七夕节在元代多被称为女儿节，可以看出到这时，七夕节的节俗基本是以女性为主了。

《析津志》中对七夕节这天在市中、朝中、宫中等热闹庆祝节日的场景做了详细的记载。牛郎和织女的传说已经很普遍了，南宋罗愿《尔雅翼》卷一三也说：

涉秋七日，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

此时也涌现出很多颂扬牛郎和织女的诗文。例如北宋秦观的《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便是赞颂七夕的著名诗篇。

明清时期，七夕有吃“结缘豆”的食俗，《漳州府志》记载了用熟豆相亲来证明有缘，并结缘的习俗。

明代是牛郎和织女传说演变的重要时期。由于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牛郎和织女传说在明代进入了文人和民间艺人的视野，被加以重述。

明代产生了以牛郎和织女为题材的小说、戏曲，短篇小说有《鉴湖夜泛记》及依据其改编的《灵光阁织女表诬词》，中篇小说有《新刻全像牛郎和织女传》，杂剧有《渡天河织女会牵牛》，传奇有《相思砚》《鹊桥》。

《鉴湖夜泛记》是明初文学家瞿佑《剪灯新话》中的一篇短篇文言小说，记述元代处士成令言一日忽至天河，遇到织女，织女诉说神界并无牛郎、织女结为夫妇的事。

小说虽继承了民间牛郎和织女传说中一些因素，如织女具有高贵的身份，但将织女塑造成一个高贵且与牵牛无关的神仙，从根源上否定民间流传的牛郎和织女传说，这是以反封建为主题的民间传说，在理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的必然遭遇。

明末白话小说《灵光阁织女表诬词》，内容由《鉴湖夜泛记》增益而成。由这篇白话小说可以看出，瞿佑的《鉴湖夜泛记》在文人阶层中的影响。作品反映了在理学思想禁锢下文人思想的僵化，及其对古代神话、民间传说的曲解。

清朝时期，江西七夕节有吃“油饼”，喝“巧水”的习俗。明清时期，女性们在过七夕节时又开始流行起一种新的乞巧方法，那就是通过观看针在水中的投影来验证自己的针线织作水平高低，这叫做“丢巧针”，又叫做“督巧”。

《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记载：

七月七日许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缔针投之则浮。则看水底针影，有成云雾、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槌，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叹，女有泣者。

这种卜巧方法在《帝京岁时纪胜》和一些明清方志中均有类似记载，可见流传已久，覆盖面也很大。

[旁注]

叔均　本名姬均，“叔”字放在名字前，或表示尊敬，或表示长幼次序。他是帝喾之孙、台玺之子、周部族的杰出首领，他与父亲一起也被周王尊为先祖。叔均聪明敏慧，有智谋，在民众中有很高的威信。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东汉官吏、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班彪之子。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潜心20余年，修成《汉书》，当世重之，迁玄武司马，撰《白虎通德论》，善辞赋，有《两都赋》等。

《史记》由司马迁撰写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五史的第一部，记载了我国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后期长达3000年左右的历史。《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它是历史、文学的统一体，是文学的历史，又是历史的文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汉书》包括纪12篇，表8篇，志10篇，传70篇，共100篇，后人划分为120卷，共80万字。

《风俗通义》汉唐人多引作《风俗通》，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著。原书30卷、附录一卷，今仅存10卷。该书考论典礼类《白虎通》，纠正流俗类《论衡》，记录了大量的神话异闻，但作者加上了自己的评议，从而成为研究古代风俗和鬼神崇拜的重要文献。

天象图　天象是我国远古天文学的称谓。现在所说的天象图，是一种天空中出现风格各异的建筑物、清晰的人像图的景象，这些现象有别于海市蜃楼，人们叫它“天象图”。

曹植　字子建，沛国谯人。三国时期的诗人、文学家，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他是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因其文学造诣，与曹操、曹丕合称“三曹”。

《风土记》由西晋周处所编。此周处即是“周处除三害”的周处。此书是记述地方风俗的名著，是我国较早记述地方习俗和风土民情的著作，比另一部同类性质的地方性岁时节令专著南北朝的《荆楚岁时记》要早好多年。此书对于端午、七夕、重阳等等民俗节日，都有重要记叙。

话本　宋、金、元、明时代，话本代表一种特殊的叙事性作品的体裁，既包括傀儡戏、皮影戏及各种说唱艺术的底本，又包括说唱艺人口头创作成果的记录整理本，同时还包括按照说唱艺术格式编写的通俗读物。总之，话本一词应用的范围相当广泛。

占卜“占”意为观察，“卜”是以火灼龟壳，认为就其出现的裂纹形状，可以预测吉凶福祸。它通过研究观察各种征兆所得到的不完全的依据来判断未知事物或预测将来。在许多社会里，占卜仅仅是操作者在将行某事时，由于没有把握而借助某些器具或现象寻求信息或解答，由此满足心理需求的行为。

《世说新语》南朝时期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志人小说，全书原8卷，刘峻注本分为10卷，今传本皆作3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36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逸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萧纲　字世缵，小字六通，南兰陵中都里人。梁武帝萧衍第三子，侯景之乱中被迫登位，在位两年，被弑。梁元帝萧绎即位后，追谥为简文皇帝。

崔颢（约704年～754年），唐朝汴州人，诗人，唐玄宗开元十一年进士。《旧唐书·文苑传》把他和王昌龄、高适、孟浩然并提，但他宦海浮沉，终不得志。他秉性耿直，才思敏捷，其作品激昂豪放，气势宏伟，著有《崔颢集》。

《唐六典》全称《大唐六典》，是唐朝一部行政性质的法典，是我国现有的最早的一部行政法典。唐玄宗时官修，旧题唐玄宗撰、李林甫等注，实为张说、张九龄等人编纂，所载官制源流自唐初至开元止。六典之名出自周礼，原指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后世设六部即本于此。

罗愿（1136年～1184年），字端良，号存斋，徽州歙县呈坎人。汝楫子。荫补承务郎。宋乾道二年进士，历任鄱阳知县、赣州通判、鄂州知事，人称罗鄂州。精博物之学，长于考证。文章精练醇雅，有秦汉古文之风。所撰《新安志》10卷，体例完备，章法严密，舍取并合随主旨而定，尤详物产。

瞿佑　字宗吉，号存斋。元末明初文学家。其多才多艺，著有《存斋诗集》、《闻史管见》、《香台集》、《咏物诗》、《存斋遗稿》、《乐府遗音》、《归田诗话》、《剪灯新话》等。

白话小说　发源于唐代的一种文学形式。白话小说的前身是民间故事和所谓的“街谈巷语”，在我国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小说经历了不断地丰富和拓展，到宋代的话本阶段基本成熟定型，直到明代才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成为与抒情文学分庭抗礼的一大文学体系。

《帝京景物略》明刘侗、于奕正同撰。侗字同人，号格庵，麻城人。崇祯甲戌进士，官吴县知县。奕正字司直，宛平人。崇祯中诸生。奕正摭求事迹，而侗排纂成文。以京师东西南北各分城内、城外，而西山及畿辅并载焉。所列目凡一百二十有九，每篇之末，各系以诗，采摭颇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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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在我国有许多别称：

一是双七，由于七夕这天的月、日皆为七，故称，同时也称为重七。

二是香日，俗传七夕牛女相会，织女要梳妆打扮、涂脂抹粉，以至满天飘香，故称。

三是星期，牛郎和织女二星所在的方位特别，一年才能一相遇，故称这一日为星期。

四是巧夕，因七夕有乞巧的风俗，故称。

五是女节，七夕节以少女拜仙及乞巧、赛巧等为主要节俗活动，故称女节，亦称女儿节、少女节。

六是兰夜，农历七月古称“兰月”，故七夕又称“兰夜”。

七是小儿节，因为乞巧、乞文等俗多由少女、童子为之，故称之。

八是穿针节，因为这天有穿针的习俗，故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