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价值波动与价值尺度

（第十四—十五章）

我们看到，纸币乃是从中产生硬币的关系之发展。它们起着和硬币相同的作用，只不过比硬币活跃些；如同硬币在经济活动方面不产生任何变更，只不过促进改善以交换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中之流通一样，纸币只不过更加改善和发展这些流通，根本没有给其实质增添任何新东西。然而正象以交换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某些发展必然出现硬币一样，在它进一步发展之后必然会出现纸币。在这种生活方式高度发展之际，在其微弱发展时几乎看不出来的现象竟获得惊人的力量。由于表面观点的常见错觉——混淆事物的外在属性与事物本身，混淆现象的征兆或形式与现象的原因，非常流行一种偏见：把只有在经济活动高度发展时才能达到巨大规模的那些现象归咎于纸币本身。这些现象中非常引起兴趣的是所谓商业危机。这就是穆勒解释这些毁灭商行，破坏工厂，让数千名原来的富人和数百万工人没有一碗饭吃的经济地震一章的简明提要。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只利用自己的一部分购买力，把另一部分留作备用。但是如果他利用全部购买力，则对商品的需求将会增加。当商人根据预见到的供应不足或需要迫切增加而期待商品涨价的时候，就打算利用自己的全部购买力：这时他考虑利用未来的涨价以便转卖购来的商品，可是正由于他增加了成批的采购，商品便涨价。醉心于此的全体投机商人开始加紧购进大批商品，指望继续涨价。这样一来，价格上涨到不能坚持住的高度。投机商人看出这点之后，急忙抛售大批购进的商品。商品迅速降价；投机商人满怀张惶失措的恐惧，他们力图在价格还没有下降得更低的时候，无论如何尽快地出售商品。因此，价格就降得非常低。凡是来不及很早出售大批购进商品的人，都遭受非常大的损失。所以很多人破产；如果投机商人在期待由于预料

的任何特殊的商业繁荣而普追涨价，那末某一种商品发生的情况，所有一般商品都可能发生。如果这种为倒卖而投机抢购引起的过分涨价蔓延到全部商品，那末自然它们全部都会过分地跌价。这就叫做商业危机——显然，这时问题不取决于运用了什么信用形式和是否运用了任何信用形式，也不取决于为增加采购量发行了还是没有发行纸币的新数额。问题只取决于商人和投机者利用自己全部购买力来极端地增加采购量的打算。如果为此不发行新纸币，可以借助于简单地凭字据购买或简单地列入贸易帐目来同样地增加采购量。如果必须进行的不是赊购，而是立即付清硬币的采购，同样可以通过增加硬币的周转率来购买。商业危机与纸币的联系，实质上不过是：当然只有在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生活高度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迅速地大规模地采购。而在这样的经济生活发展情况下必然也存在高度发展的信贷。而在其它形式中，也必然存在高度发展的所谓纸币。

所谓供应过剩问题是与商业危机有联系。请看穆勒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的。

前几章阐述了货币基础理论之后，我们回到一般价值理论上来。不说明货币的本质和作用，是不能满意地分析此问题的。因为我们不得不与之争议的错误，主要是由于对货币作用的看法不正确才产生的。

我们看到，每种物品的价值都趋向于某个称之谓自然价值的中心点—— 趋向于物品按照各自的生产费用成比例地彼此交换时的数值。我们也看到了，实际的或市场的价值才吻合或几乎吻合自然价值（必须按几年平均计算），只是由于需求的变化或供应的偶然波动，才经常高于或低于自然价值。然而供应倾向干适应有其自然价值的商品的需求，这种倾向会使这些偏离矫正过来。因此，方向相反的偏离相抵，从而产生普遍趋向于一个中心的倾向。一方面价格昂贵或脱销，而另一方面供应过剩或堆满市场。这是所有商品都会发生的现象。在缺货时，只要它还持续着，商品给予生产者或商人异常高的利润率。市场上堆满时，商人应当满足于低于平常的利润。而在极端场合，甚至会受到损失，因为在提供普通利润的价值下，供应量大于现有的需求量。

由于任何商品最后都可能有供应过剩现象和由此产生的对生产者不利或造成损失，许多作家，也包括某些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断定，全部商品总额都能遭受这种情况，在总的财富生产中可能产生过剩，以致全部商品总计可能供过于求。其后果是各类生产者全体受限制。这种意见的主要鼓吹者是英国的马尔萨斯和查尔门斯（Dr,Chalmers）博士而在大陆上则是西斯蒙第。面对这种意见，我在第一卷中已经争议过了。但是在我们研究的那个时期还不能全面地分析错误。在我看来，它主要产生于对价值与价格现象的错误理解。

在我看来，用此理论来联系的概念本身，彼此这样不合情理，以致我难以把它阐述得既使理论的捍卫者满意，同时又很清楚。坚持该理论的作者们断言：在产品总额中可能发生，并且有时发生着超过时产品需求的过剩。如果发生过剩了，就不能按照带利润来偿还生产费用的价格找到买主。因此那时会普遍降低价格或价值（他们总是混淆这两个概念），以致生产者看到，对照其生产的增长，他不是日益致富，而是日趋贫穷。所以查尔门斯博士授意资本家，让他们在追求利润时服从自己精神上的自制力。而西斯蒙第则诅咒机器和其它能提高生产力的创造发明。他们两个都断言，资本积累不仅比生产者和积累者在精神利益上的要求快些，而且也比他们在物质利益上的要

求快些。所以，他们两人建议富人用大量非生产性的消费来制止这种灾难。当这些作家谈论商品供过于术的过剩时，难以很好地理解，在需求的两

个因素中，他们指的是哪一个，他们指的是拥有商品的愿望呢，还是购买商品的资金？不知他们是想说，供应过剩时，现有用来消费的产品，比社会想要消费的多呢，还是只想说商品比愿购者能购买的多？因为不了解查尔门斯和西斯蒙第在这两个假设中指的是哪一个，我们应当两个都研究。

首先假定所生产的商品数量不比社会①乐意消费的多，在此场合是否可能由于支付的资金不足而造成对所有商品的需求不足呢？说实在的，认为这是可能的人们并没有考虑什么是为商品支付的资金。它们不过是商品。每个人为别人的商品支付的资金就是他自己掌握的那些商品。一切商人，顾名思义，也必然是买主。如果我们能一下子把国家的生产力增加一倍，我们便会把所有市场上的商品供应增加一倍，从而我们的购买力也增加了一倍。每个人要是给市场提供加倍的供应，则需求也会加倍的；每个人能购买加倍的东西，是因为他提供了较以前多一倍的东西去交换。当然，十之八九有些商品会剩余。社会愿意让其消费总额增加一倍，可是社会对原有某些商品已足够了，再多并不需要；所以它不想让这些商品的消费量增加一倍，而是想使用比加倍更多的其它产品，或者把增加的购买力转到新物品上去。在此情况下，供应迁就这个，于是物品价值继续与生产费用相一致。然而说什么全部物品的价值将会下降和什么因此全体生产者将得不到足够的报酬，无论何时，这种说法部纯属谬论。如果价值仍然与从前一样，那未价格的改变是不重要的。因为生产音的报酬不是以多少钱来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用自己的商品能换到多少消费品来决定的，何况连钱也是商品；如果我们假定全部商品数量增加了一倍，那就意味着我们假定货币量也增加了一倍，而在这种场合，价格也并不下降，就象价值没有下降一样。

我们看到，如果需求在于支付资金，那末一切商品供过于求的普遍过剩便是不可能的。然而可能人们假定的不是购买资金的不足，而是假定缺乏拥有的愿望；人们假定工业总产品比社会希望消费的多，或者至少比社会上拥有资金购买的那一部分人们希望消费的多。问题很明显，产品乃是产品的市场，以及国家具有相当多的财富来购买国家的财富：然而有资金的人可能不需要，而需要的人则可能没有资金。所以由于那些想要消费的人缺少资金，由于有资金的人缺乏购买的愿望，一部分生产出来的商品可能找不到市场。这就是能使我们有争议的意见具有最适宜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意见已不

象原来的形式那样在逻辑上不合情理。实际上不难使某种商品比有购买力的人们希望的多，而理论上对所有商品都可以这样假定。产生错误的原因是没有觉察到一个情况：假定有购买力的人们具有他们希望有的生部消费品的全部数量；这是可以假定的；但是他们继续生产商品这个事实说明，他们还不具有该数量的商品。就拿对我们批驳的理论最有利的假定来说吧：假定一个人口不增加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拥有他想要有的必需品和所有公认的奢侈品。如果考虑其需要已完全满足的人们会为了得到他们不愿意要的物品而劳动和储蓄，那是荒谬的。假定来了一位外国人，他将补充生产任何一种商品，而这种商品，没有他来生产也已经相当多了。“他们会对我们说，所以这里生产过剩啦。”对，我回答：这一个别商品生产过剩了，社会不需要增

① 按俄译文 Haunr 应译为民族，我们在这里是根据英文原文 community 译的。——译者

加该商品的数量，可是需要增加任何其它商品的数量。我同意，原来的居民什么也不需要，可是外国人本人是不是需要什么呢？他在生产多余的商品，难道他的劳动没有任何动机吗？他只生产了不需要的东西。大概他需要粮食，而他却生产对所有的人都供应充足的表。这个外来者与他自己带到国内来的对商品的需求等于他能用自己劳动生产的一切，所以他应当想到让他所带来的供应适应这一需求。如果他不能生产任何能刺激社会新的需要或新的愿望，以便为了满足这个愿望无论谁生产出较多的粮食和用粮食来换取他的产品。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他可以为自己生产粮食，或者开垦新地，如果有空闲土地的话，或者成为农场主，或者成为助理，或者当一名想要劳动有所减轻的任何前主人的工人。他生产了不需要的物品，而不是需要的物品；大概是连他本人也不是那类需要物品的生产者；可是这里没有生产过剩：生产并不过分，只不过安排得很不好。我们已经看到了，每个把补充商品带到市场上的人，也带来了补充购买力；现在我们又看到，他还带来了增加消费的愿望；因为如果没有这种愿望，他就不会用生产来难为自己。这样一来，如果有补充供应，那末需求的两个因素都不可能有短缺。虽然很可能需求的是一种物品，不幸供应的却是另一种。

全部论点都被驳倒了的反对者可能会说：有这样的人，他们只不过按习惯生产和积累罢了，不是因为在增加个人财富方面有任何目的，不是因为希望在任何方面增加个人的消费，而是由于保守思想的作用，Vis inertiae①。

他们继续生产，因为机器已经开动了；他们储蓄并且又把自己的积蓄投人事业，因为他们不愿意把它们随便用到什么地方。我赞同，这是可能的，并且为数不多的某些人大概正是这样的，然而这种情况丝毫没有动摇我们的结论。这些人怎么处理自己的积蓄呢？他们把积蓄用于生产，也即花费在劳动就业上。换句话说，如果他们具有的购买力比本人能够使用的大，他们会把多余部分转让给工人阶级的公益事业。那末难道工人阶级也不会把它用在自己身上吗？难道让我们认为，工人阶级的需要已经完全满足，以及他们只不过按照习惯才继续劳动的吗？当还没有这些的时候，当工人阶级还没有达到这一饱和特征的时候，不论以何等速度积累资本，对产品的需求是不会缺乏资本的，到那时工人阶级总会在为本阶级的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产中找到自己的工作，如果他除此之外别无出路的请。然而如果连工人阶级也既不愿意增加必需品，又不愿意增加奢侈品的消费，那未他会利用各种进一步增加工资来减少自己的工作；以致只有这时才头一次出现理论上可能的生产过剩。实际上，连那时也不会出现，因为缺少工人。因此，不论我们以什么形式设想生产普遍过剩的理论，尽管我们已经为它想出了最有利的假定，这个理论仍然是谬论。

是什么使得这些深思经济现象和甚至用自己独特的思想为它们增添光彩的人们接受这种不合理的意见呢？依我看来，是错误地理解了某些商业事实，导致他们犯这个错误。他们以为，似乎经验证明商品供应总额过剩是可能的。他们想，在市场的一定状况下看到了这种现象，对这种状况的真正解释却是截然不同的。

我已经描述了伴随着所谓商业危机的商品市场状况。在此时期的确经常出现全部商品对货币需求过剩。换句话说：常常是货币供应不足。由于突然

① 惯性力。——编者

废除大量贷款，谁也不愿意放弃现金，有许多人则急急忙忙地不惜任何牺牲力求弄到货币。所以几乎每个人都变成了卖主，而几乎没有买主：以致由于市场上堆满商品或由于货币昂贵确实可能出现（其实只有在危机时期）全部价格非常普遍地下降。但是完全错误的是，西斯蒙第认为商业危机是由于生产普遍过剩产生的。商业危机只不过是由于投机倒把过剩才产生的。这里不是逐渐地逼近于低价，而是狂妄的高价，突然跌价；危机的直接原因有时是缩减贷款，所以不是减少供应、而是恢复信任才能治愈危机。同样明显的是，市场暂时不景气有时是灾难，只不过因为它是暂时的。这时只有货币价格下降；如果它们以后不重新提高，连一个商人也不会受到损失。因为对他来说，就是下降了的价格也具有同从前高价时所具有的同样的价值。这种现象决不象查尔门斯和西斯蒙第所描述的生产过剩的灾难情景。这些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设想：由于市场缺乏，生产者的处境不断恶化，商业危机的实质丝毫也不证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按照我的意见，财富普遍过剩和积累过剩的看法，其另一依据是一个较经常的事实：人口和生产增加时，利润和利率则自然下降。利润下降的原因是供养劳动费用的增加，而这个增加是因为人口和对粮食的需求增长得比农业改善进展得快，下面（第四卷第四章）我们将要详细研究和讨论这一国民经济进步的重要特征。显然，这一事实与商品缺乏市场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虽然生产和工业阶级的抱怨也经常与它混在一起。关于目前社会生活状况的正确概念是：如果满足于小利润的话，可以特大规模地进行工业周转；但是甚至顺从现代的必然性的人们抱怨这种必然性并且希望减少资本数量，或者照他们的说法，减少竞争以便可能得到较大的利润。然而利润低与需求不足是截然不同的现象；只因为要生产和积累，利润才减少，这样的生产和积累不能称谓供应或生产过剩。在我们研究利润串降低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种现象的真正性质，其后果及其不可逾越的界限。

除这两条之外，关于实际上不论何时有过或者存在着商品生产普遍过剩的意见，我连一个能作为这种意见的根据的经济事实也不知道。我确信，在贸易事业中，用这种幻想的理论来说明的情况，一种都没有。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由于对此问题看法分歧，在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尤其从实践方面，产生了根本的差别。按照一种观点，我们只应当考虑如何把足够的生产同最优的可能分配结合起来；按照另一种观点，还得考虑第三个因素，考虑如何建立商品市场，或者如何根据市场规模限制生产。此外，如此不合逻辑的理论必然会混淆论题最基本的原则和打消清楚地理解许许多多社会生活复杂的经济现象的一切可能性。我以为，我提及的三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查尔门斯和西斯蒙第，由于这个错误，错误地创建了自己的体系。他们每个人都出色地理解和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基本定理！可是这个基本错误象迷雾一般遮住了科学的最复杂部分，在他们面前完全掩盖了它们。不这么聪明的人们的思想就更加被这些混乱的概念搞得糊里糊涂和狼狈不堪了。公正地说，精确地解释这个非常重要问题的功绩，首先归于两位著名的人物：大陆上敏锐的让·巴蒂斯特·萨伊和英国的詹姆斯·穆勒。后者在《初级政治经济学》130 中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此之前因当时的争议所写的一本小册子《保护商业》131 中非常有力和明确地提出了对问题的正确看法。这篇文章使他开始出名，通过它获得了李嘉图的友谊——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生中最可贵的和最亲密的友谊，所以他非常珍惜它。132

穆勒所说的一切都是真正的实话。可是难道象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这样的人物会不懂得什么叫做商业危机吗？他们了解这个断然错误的意思。所以为了防止商业危机的灾难，如果他们恳求富人增加非生产性的消费，他们简直就会弄到惊人的极其荒谬的地步。难道他们［不］能以商业危机来源于过份的投机抢购这样简单的观点来摆脱自己奇怪的错误意见吗？可是他们大概本来很熟悉这种观点。这样的人怎么会坚持穆勒批驳的这些谬论呢？问题在于穆勒只注意到过程的一个商业方面，认为不必谈到它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在问题的前半部，当价格上涨时，由于生产者指望非常有利和轻易地推销，就象加紧抢购一样，也特别加紧自己的活动。工厂在二、三个月内主产出平时半年才能生产出来的那么多的商品。但是须知，只因投机抢购大增，才增加销售的，并非消费增加了。相反，消费甚至可能减少，因为物价太昂贵了。如果价格开始下降，生产又会怎样呢？在前一时期，三个月时间制造出半年的商品；显然，生产应当停顿三个月，以便让通常的消费把储备减少到通常的规模。但是尽管跌价，在危机时期的消费，常常少于通常的消费，因为所有人的货币活动都失常了。因此过量的储蓄使消费不了的时期还要更长久些。而当它们没有被消费掉的时候，就不会减少到通常的规模，新的生产就找不到销路。

因此，商业危机总是与工业危机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已有的储备过剩和缺少销路，工业危机时期的生产削弱。马尔萨斯、查尔门斯、西斯蒙第就是因为这方面的问题发窘的——穆勒是完全正确的，他向他们证明：生产不能超过人类的需要，资本（也即用于新生产的部分产品）不能增长过快，不论资本以何种速度增长，总是可以希望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因为总是可以为它找到必要的用途等等——这一切都完全正确，因此马尔萨斯、查尔门斯、西斯蒙第的言论与经济理论不容置辩的原则有矛盾。但是这个矛盾的产生只不过因为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停留在半路上，没有探索到实际上产生与经济理论矛盾的基本事实。

理论认为，要按照为消费而销售的计算来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永远不会过剩。可是，如果实际上从为消费而销售分出为投机而销售、为倒卖而销售，以及如果后一种销售形式在调节生产，那又会怎么样呢？那时，在为竞争而销售与为消费而销售的规模有任何偏离时，生产与消费将不戍比例，并且我们看到了，实际上这是怎样发生的。按消费本质讲，它倾向于具有不变的数值——无论消费是增加还是减少，它都倾向于具有相当缓慢而渐进的过程。生产能够很方便地适应这种过程，以致在产品产量与销售量之间没有大的差别。可是竞争按其本质是倾向于走过分的极端。投机因今日和明天的价格差别而得利；此差别越大，对投机就越有利。因此，投机是急这的行动，一切都急于过分地扩大，然后就由于无力保持自己急遽的突发而跌落。如果用投机来调节，生产也同样会不按消费计算来专心致志地进行，而会超过为实际消费而销售的规模。由此产生生产超过消费的周期性过剩，从而导致生产停顿。

这是吝意味着人们可以生产出比他们实际需要的、比他们能或希望消费的更多的产品呢？一般说，这涉及产品总量，——不，完全不是。在危机之前过分地投机抢购时期，生产以其急遽的突发达到过剩，不是与人们对产品的需要比较，而仅与借以形成普通消费量的通常的适度进程相比较。如果生产长期按这种增长的规模进行，消费会与它成比例地发展，所以人们只会因

此得利。可是原来加紧生产只是由于投机引起短暂的高潮，消费还没有来得及适应这个增长的规模，投机就立即低落了。加紧生产的洪流还来不及达到消费领域，它就已经缩减了，由于投机无力长期供养它而萎缩了。133

这样一来，生产永远不能超过人类需要的规模。有时可以超过一般消费水平，并且这种不是消费本身的发展所引起的，而仅仅是过分加紧投机所造成的必然后果，往往是生产暂时下降，工作停顿。这种灾难的根源在于购买力与生产和消费脱节，也即不多不少，正如我们称之谓商业与纯生产业务脱节。

商业危机是通常彼此间隔几年的时期内有时商业才达到的极端。然而如果社会经济生活是以商业为基础的，那未小规模地不断进行着过分涨价与相应的加紧生产以及过分跌价与生产削弱轮流交替的同样过程。的确，我们知道，如果国家的经济生活相当活跃的话，除了由于劳动费用的变更而逐渐增长或减少之外，即除了商品的自然的或平均的价值缓慢变化之外，每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市场上不间断地波动。这些连续的波动引起一个问题：难道没有任何普遍的标准来相当持久地衡量价值吗？——穆勒相当详细地阐述了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对此问题的看法。

政治经济学家之间就价值尺度问题争论了很多。赋予该问题的重要性比它值得的大。所以对此问题的论断成为在■① 中责备政治经济学家非常夸张的、但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主要借口之一。可是仍然必须涉及这个论题，即使随后为了说明如何能少谈论它也好。

按照普通“尺度”的字义，价值尺度应当表示任何物品，按照与该物品的比较便可决定一切其余物品的价值。而价值本身是相对现象，所以对于它必须有两个独立于第三种我们想要用来衡量它们的物品之外的物品，了解到这一点之后，我们应当说，价值尺度是这样的物品：把两个其它物品与它比较时，我们可以根据两个物品彼此的关系得出这两个物品的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此地任何商品都可以作为价值尺度：知道两个物品与任何第三个物品交换的比例，我们总能由此推导出这两个物品彼此交换的比例。选作交换工具的商品的功用之一就是成为方便的价值尺度。通常用这一商品来决定所有其它物品的价值。我们说一个物品值 2 英镑，而另一，

物品值 3 英镑；由此不用特别的定义就已经知道第一种物品价值为另一种物品价值的三分之二，或者它们彼此交换的比例是 2：3。货币完全可以充当价值尺度。

然而政治经济学家希望找到这样尺度，用它来能决定一个物品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的价值，而不是用来决定同时同地各种物品的价值；找这样一种物品，与它比较可以看出任何一种物品现在的价值比一百年以前在英国，或任英国比在美国或中国的价值高多少或低多少。对此，货币或任何其它商品也像决定此时此地的各种商品价值一样，恰恰能作为尺度；为此只需要同样的资料，为了与尺度比较，需要两种或几种商品（因为如果没有另一种商品，则从一种商品中产生不出价值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商品。如果每夸脱小麦现在价值 40 先今和公绵羊也值 40 先令，而在亨利第二时代，每夸脱小

麦价值 20 先令，公绵羊 10 先令，我们看到，那时每夸脱小麦价值 2 只公绵

羊，而现在只值 1 只公绵羊。因此，按照对小麦的估价，现在公绵羊比亨利

① 舌战。——编者

第二时代贵了 1 倍。这个结论完全与这两个时期内货币对这两种商品（对它们，货币大概贬值了）或者对其它商品（对它们就没必要谈到其货币价值是上升还是下降了）的价值无关。

但是看来评论这个问题的作家们希望找到简单地比较商品与价值尺度来决定商品价值的方法，不把它与任何其它商品作比较。他们希望有可能按照一种事实来决定，即 1 夸脱小麦价值 40 先令，而从前价值 20 先令，小麦价值改变了没有和改变了多少。决定这个，不用选择任何其它物品（像我们选了公绵羊）来同小麦作比较。他们想要知道的不是小麦价值对公绵羊如何改变了，而是对全部物品是如何变化的。

对此第一个障碍是：普遍的交换价值概念有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价值，不接与某个商品的比较，而是与全部商品比较。如果我们精确地知道在某个历史时期 1 夸脱小麦单个地与多少数量的任何出售的物品交换，如果我们还

知道，现在为买 1 夸脱小麦，有些物品换的要比从前的多，另一些则比从前的少，我们往往仍然不能对所有商品一概说，小麦的价值是上涨了还是下降了。如果只知道小麦价值对价值尺度的变化，则更少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让物品的货币价格在两个不同时期内作为用该物品交换的商品总量的标准，必须让一定的货币总额在两个时期中符合等量的全部物品，也即让货币永远具有同样的交换价值，同样的普遍购买力。而实际上无论货币也好，任何其它商品也好，都不具备这种不变性，所以甚至不能假定这种不变性存在的情况。

由此我们看到，交换价值的尺度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谈论它的作家们用“价值尺度”一词来表示它的概念，把它叫做“生产费用尺度”会更确切些。他们设想了永远以不变的等量劳动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必须对此条件加上另外一条；让用于生产的固定资本对直接劳动的工资保持不变的比例，并且永远同样的经久不变。总而言之，在同样的时间花费同样的资本总额，以期不仅由工资构成的一个价值因素保持不变，而且连由利润构成的因素也不变。那末我们将有决定不变价值的一切条件的在同一组合中生产出来的商品。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无论如何不是不变的。如果不算因供求改变所产生的临时波动，我们看到，它的不变的交换价值会由于它所交换的那些物品生产条件的每一变更而变化。但是如果存在这种商品，它会给予我们一个好处，即在其它物品的价值对于它的各种变化下，我们会知道变化的原因不在于它，而在于其它物品。它仍然不适干作为其它物品的价值尺度，但是适于作为它们的生产费用的尺度。如果相对于这一不变商品，某物品固定的购买力提高了，这就是说，它的生产费用增加了，而在相反的场合共生产费用下降了。政治经济学家们在谈论价值尺度时，一般指的就是这个价值尺度。

然而如果理论上这一价值尺度是很有可能想像出来的，那末，实际上就与交换价值尺度一样，它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其生产费用不变的商品。金银的生产费用比其它商品的变化较小。但是，由于原有的供应源泉枯竭，由于开采新矿和改善开采方式，就连金银的生产费用也在变化。如果我们着手按照某个商品的货币价格变化来决定它的生产费用的变化，那未，就应当按照货币本身的生产费用中产生的变化来考虑尽可能地修正结论。

亚当·斯密设想，有两种商品特别适合作为价值尺度：粮食与劳动。关于粮食，他说其价值年复一年地变化，但世纪复世纪却很少变化。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个错误：粮食生产费用具有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提高和由于本国的

或向本国进口粮食的国家的农业改进而下降的趋势。粮食生产费用不变的假定，要求这些对立的力量之间保持完全的平衡，即使无论什么时候有这种平衡的话，也只是偶然的平衡。关于劳动作为价值尺度，亚当·斯密在各处表达的并不一样。有时他说，只有在短期内，劳动才是好尺度，因为劳动价值

（或工资）年复一年很少变化，一代复一代却变化很大。在其它地方他又讲：按照问题的本质，似乎劳动是最方便的价值尺度。因为，可以认为一个男子普通按日的体力劳动，对他说来永远等于同样的用力或牺牲。然而这个想法本身正确还是不正确，反正完全排除了交换价值的概念，用截然不同的、与内在价值更加相似的概念来取代它。如果每个劳动日在美国购买的普通消费品比在英国多 1 倍，那未，想证明这两个国家的劳动具有相同的价值和其中不同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其它物品的价值，则是徒劳无益的细节。正确地说，在这种场合，美国的劳动价值，既在市场上又对工人本人都比英国的高 1 倍。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寻求估价内在价值的近似尺度，那末，大概最好采用按粗工阶级所需的普通饮食平均计算每人每日的口粮作为标准。加果美国一个工人每天食用 1 英磅玉米粉，那末，每种物品的价值就由它交换玉米粉的磅数决定。如果某物品本身或者用它购买的物品可以向工人提供日口粮。而另一种物品则提供给他周口粮，那末，对普通人的需要而言，第二种物品的价值是第一种物品价值的 7 倍，将是正确的。但是，通过这个，并不能衡量出物品占有者本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赋予它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可以不确定的比例大于（并且不可能小于）用此物品购买的食品数量所具有的重要性。

不应当混淆价值尺度的概念与价值的调节原则或决定价值的条件。当李嘉图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说，物品价值是由劳动量决定的，他们说的不是用来交换物品的劳动量，而是需要用来生产物品的劳动量。他们指的是用来决定物品价值的生产物品的劳动量，为什么物品的价值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依据，就在于这个劳动量。然而当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说劳动是价值尺度时，他们指的不是用来制造或能制造物品的劳动，而是用来交换或购买此物品的劳动量，换句话说，按照劳动估价的物品价值。所以他们说的不是这个劳动决定或多少参预决定物品的普遍交换价值。不，他们说的只是按照它可以知道物品的价值和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价值差异的程度。混淆这两种概念就像忘记温度计和火的差别一样。134

照例，我们应该说，穆勒非常正确地阐述了他所涉及的那个方面的问题。照例，也应当补充，除了他阐述的这一方面之外，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按照穆勒的意见，价值尺度问题是不重要的。的确，如果我们只想得到比较不同物品在不同时间的交换价值的比例，这个问题是不重要的：这时货币或者随便什么物品都能很方便地作为价值尺度。然而选作其它商品价值尺度的商品本身的价值在变化着。所以不可能找到其价值永远不变的商品。但是在把劳动作为不是类似某种交换价值，而是类似内在价值或生产费用的准确尺度的言论中，忽略了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未能清楚地设想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作为交换价值问题提出来的问题的真正意义。

在当前的生活方式下，人类的福利主要取决于分配，它以其不均衡性掩盖了生产状况和生活幸福程度之间的不一致。在采用技术工艺伟大成就的国家，人民群众的生活比以最粗笨和无成效的方法进行生产的国家好不了多少。但是，虽然不均衡分配有掩饰的作用，生产规模与消费规模之间的联系

实际上也仍然是相当明显的，而在理论上则是清楚的。

在以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中，工人的福利水平是用工资数量衡量的。可是工资只是产品的一部分，它还不能用来决定劳动生产率。而对于考虑在此人口密度下，在一定的时间内，此社会可能有什么样的福利水平，这一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历史的和对于社会的结论就有了可靠的标准。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现今法国农业劳动的实际成效等于 5 个单位，而人民群众享用农产品为 4 个这种单位。我们应该说，法国经济生活制度的分配方面是令人满意的。4 与 5 之差无关紧要正揭露了所谓巧言惑众的理论之空虚。如果我们知道，在目前的工艺技术状况下，农业劳动最大可能的成效不超过 6 单位，就在生产问题上也暴露出这些巧言惑众

的理论之空虚：如果在最佳可能的安排下生产只有 6 个单位，而实际上生产出 5，——好啊，这已经非常非常令人满意了。反之，如果我们知道农业劳动最大可能的成效等于 15 个单位，而实际成效只有 5，人民群众享有的农产品只有 2，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样一来，为判断某个国家产品生产与分配是否令人满意，不变的价值尺度是非常重要的。亚当·斯密部分地预感到它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寻求比较不同时间内不同的生活和生产状况的普遍标准）更使他感兴趣。如果有了这种标准，比如说，我们就能知道在卡列大帝、在路易十二、在路易十六的时代法国农业劳动的成效等于它的多少单位。然而把这些资料拿来与现在的数值作比较，我们就有了在农产品方面对怯国人民历史生活的准确评价。总而言之，亚当·斯密在关心寻求普遍的价值尺度的时候，考虑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直接适用于评价国民福利和生产成效的东西。

然而他的这些想法本身是模糊的，而随着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之发展，交换价值越来越掩盖了一切其它的概念。斯密的追随者们连需要一般的价值尺度的感觉都丧失了。

现在我们清楚地了解了亚当·斯密认识模糊的、他的追随者忘却了的这个必要性。比较各种经济状况的主要因素应该是劳动成效。这里取多少劳动量作为单位实质上都一样，并且每种计算时间的主要期限都有其特殊的方便，以致很难说其中哪一个值得比其它的受到无条件的重视。小时——单位太小了，但是它比其它单位的优越之处是完全准确。工作日，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民族由不同的小时数组成，而且同一民族甚至同一行业也有不同的持续时间。例如，在露天进行的劳动，夏季的工作日持续时间比早春或晚秋的要长些。——劳动单位最合理的期限是年，至少对于我们欧洲的气候来说，农产品是按年收获的。可是不同的民族或同一民族不同的时代，一年的工作日数远非相同。例如新教徒的休假日比天主教徒的或我们的要少得多。此外，按年或小时计算，就是说要在这类设想中引进相当不习惯的单位，与此同时，按日计算谁都习惯。从这方面考虑，年和小时都不如日。其实我们一般认为，如果它们是为了问题本身的方便所必需的话，就不应当害怕引进新的。如果选出的单位本来就应该不是小时也不是日，而是年，那末，由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年劳动时间不相等，首先应当建立标准工作年的概念，给它规定一定的工作日和小时数。然后按照小时近似计算，再拿所涉及的那个国家和那个民族的普通工作年与它比较。比如说，假定我们认为在普通行业中每天劳动 10 小时既不过分沉重也不过分懒散，对为了能轻松而

勤奋地在工作日劳动而给人们必要的假日或休息的时间来说，一年 300 个工

作日既不太少也不太多。如果是这样，工作年就正常地有 3，0001 时。现在假定法国南部的农民保留着过多的假日，以致它们占去全年的三分之一，只剩下 240 个工作日。但是假设在这些工作日中人们拼命地工作，希望补偿在

多余的假日里失去的时间，例如每日工作 12 小时。如果这样，法国南部农民的工作年也只有 2，880（＝240×12）工时和只等于一个标准工作年的 96％。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记住，民族习惯使法国南部的农业劳动成效减少了二十五分之一。如果不适宜的天气减掉一定数量的工作日，也是一样的。例如，我们俄罗斯的秋季和春季就有许多这样的日子：在解冻天气和雨天，没有适合在农舍里进行手工业的农民，几乎什么也做不成。

读者既看到把劳动量作为价值尺度的观点与大家知道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称谓生产费用的概念之间的相似之处，又看到它们之间的差别。这些思想如此相近，以致初看起来是很相似的，两者都计算用于生产物品的劳动量。但是在生产费用中除了计算劳动之外，还有利润，连劳动本身也只算工资的费用。从中产生生产费用的观点，是生产者的观点，而且尤其只是向雇佣工人购买劳动的生产者的观点。这时计算的目的是决定物品的销售价值。我们讨论的尺度则属于截然不同的观点，并且其目的也完全不同。我们想知道，为了用自己的劳动生产自己的消费品，消费者需要多少劳动量。这时没有把利润与工资分开，也没有把产品本身与工资分开的概念。这里把全部产品作为劳动报酬；可是，再说报酬概念本身也并不完全精确地符合观点的实质：说实在的，这时不是把产品看作劳动的报酬，而是看作劳动的结果。任何一个局外人把产品据为己有，并从中分给生产者某一部分来作为报酬。在我们阐述的观点中，没有把产品据为已有并从产品中分给工人一部分的局外的评价者。产品的交换价值仍旧不予任何重视；产品直接满足人类需要。只研究产品满足需要是否合格——其内在价值；认为产品获得交换价值是偶然的、例外的事情，因为大量产品不出售或不交换，而直接为生产者消费服务；即或用部分产品去交换其他生产者的产品，交换价值与内在价值并无区别，—

—内在价值直接变为交换价值，没有任何增加或减少。这种观点是很自然的事：认为生产与消费之间有直接联系，不通过交换，认为利润和工资在劳动者手中合并起来，认为消费者和生产者是同样的，否认雇佣劳动制度的观点。我们说，不论亚当·斯密还是他的追随者们都没有清楚地理解这种观点也是自然的事，后者不善于设想比在三个不同阶层之间的产品三项分配更高级的生活制度。然而，其实，甚至在现存的生活方式下，要是把思想从个别人的私人经济转向民族经济的话，就不能不看到符合此观点的条件占优势。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消费者和生产者是一回事；消费直接由生产决定；工资、利润和地租汇合成一个整体，合成民族劳动的产品。只有忘却民族的或全人类的观点的片面而狭隘的习惯，由于事业的进程被引向私人经济。才能迫使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局限于我们从中发现的关于雇佣者一资本家的劳动和生产费用的表面概念。只要像重视统一的经济整体一样稍微重视一下民族经济，这个看问题的表面观点就会由我们阐述的一般的价值尺度的思想来代替。正如我们不止一次地讨论过的，民族只用少部分产品交换国外产品并只从国外得到少量的消费品。这时交换起的作用不很大，所以生产量与消费量是合成一体的。民族劳动生产民族产品。看来很容易由此观点唤起劳动量作为一般价值尺度的思想的。

“可是如果劳动是一般价值尺度，那末，你们在上述一篇论文中，用什

么方法来证明劳动不应当具有交换价值呢？”很容易确信，这两个关于劳动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但作用本身却不应当成为价值的概念，彼此并不矛盾，而且相反，从一个概念必然引出另一个。当然物品本身或概念本身不能作为物品的或概念的尺度，为此需要另一种物品，另一个概念，要与所衡量的物品有密切联系，就像它们的根源、原因或结果，但却与它们完全不同。例如，不是任何河船的深度，而是河水的深度才是何船吃水量的尺度；河深与浮在河面上的船，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服装本身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服装的尺度，人的体形和气候才是。社会福利是法律的尺度；人的胃和舌则是饮食的尺度；人的嗅觉则是化妆用香膏或香水的尺度。总而言之，物品的尺度总是与物品本身完全不同的东西。因此，如果价值应当具有自己的尺度（如同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尺度一样），那末，这个尺度本身不应当是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之所以不能理解价值尺度，只不过因为认为劳动是价值罢了。我们记得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作为价值和交换学说的最高原则的格言是： “以物易物”。劳动不是产品。它还只是生产力，它只是产品的来源。它与产品的区别，如同臂膀与臂膀举起的重物之区别一样，像人与呢绒或面包之区别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