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经济进步对工资、利润、地租、价值和价格的影响——静态

（第一一六章）

穆勒在论文的前三卷中研究了经济因素的规律和相互关系。他在第四卷中分析经济生活的进步运动。一切文明国家的生产规模和人口都在逐渐增长。必须研究这个进步运动的性质、它的要素以及它对工资、利润、地租、价值和价格的影响。

现在先进国家处在什么样的进步时期呢？很普遍的意见是：它们几乎达到了进步的顶峰或者至少接近于顶峰。在西欧的现状面前，我们许多人被赞美搞得莫明其妙；就是西欧的许多人也满足于现状，所以想，不必再继续前进了。我们的其他同胞，想到比现在西欧的生活方式好的什么情况，可是马上和他们关于西欧人民无力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这些好的情况的意见掺和起来了。首先轻率地赞成对西欧这种看法的人，因为说了关于西欧腐败的漂亮话而出了名。比较慎重的人避免这种说法，因为害怕被嘲笑。但是他们说的实质上与它毫无区别。140 穆勒自己在他的《论自由》141 一书中写了一些非常奇怪的冗长的话，说西欧接近于中国的停滞，所以，由于聪明人把任何谰言加进有益的书中的通常的不幸，他得以用这些谰言迷住了群众，以致群众由于他的关于似乎威胁西方人类的中国主义的长篇大论，而忘却了该书中阐述的和完全消除这种奇怪顾虑之所有出色的思想。然而要知道，他只不过是迷恋于迫使他忘却冷静地分析事实的感情一一分析指出了完全相反的情况。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文，他不是作为一个屈从主观印象的政论家、而是作为一个庄重地研究问题实质的学者写作的。他非常正确地认为，西欧今日的文明才刚刚开始获得声望，与刻不容缓地实现和局部地还在我们眼前实现着的相比较，一切迄今为止获得的成就都是微不足道的。他说：

在标志文明社会经济运动的属性中，根据其与生产现象的密切联系，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始终不渝的和人类多少能顶见到的人类驾驭自然的力量无止境的增大。没有迹象表明我们关于自然物质的本性和规律的知识充实到了可能的极限，它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普及得更加迅速和广泛，而在现今的知识范围之外，向我们展示出没有研究过的领域，对这些领域的看法证实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几乎还处在初始阶段。现在，这些日益增长着的自然知识，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迅速地被实践的智慧转化为物质力量。在新的创造发明中，不是比喻而是直接意义的最神奇地实现了魔术家神话的发明（电磁电报），在发现了科学理论（这一发明乃是该理论的实现和实例）之后几年就出现了。最后，这些伟大的科学实践从来不落在科学的后面：现在在社会上不难找到或组织为数众多的这种工人，他们具有完成把科学应用于实际目的的最精密过程所要求的灵巧。由于这种条件的结合，不能不预料到有一系列大量的创造发明来保护劳动和增加劳动产品，并且不可能不预料到，这些创造发明将越来越多地得到实际应用井带来利益。另一个变化就是个人和财产的安全性不断提高，这种变化从来是和大概永远是文明社会进步的特征。在一切欧洲国家，既在最落后的、也在最先进的国家，人们一代比一代越来越好地防备

彼此的暴力和掠夺，因为法庭和警察越来越有成效地起来反对个别人的罪行，使社会的某些阶级有可能抢劫其余的人们而逍遥法外的有害的特权日趋动摇并逐渐消失。同样，人们一代胜似一代更好地用制度或习惯和社会舆论来防备政权的专横。据说，甚至在半野蛮的俄罗斯，也不那么经常地剥夺那些在政治上并无不满嫌疑的人们的财产，以免强烈地动摇任何人的安全感。在所有欧洲国家，捐税按其本质和征收方式都变得较少专横和压抑了。现在几乎在一切国家，战争和其造成的破坏，都局限于文明接触到野蛮人的那些边远的领地边界。由于不断发展救命的保险，甚至不可避免的天灾造成的不幸后果，经受的人也感到越来越减轻。142

我们将看到，在政治和甚至在经济生活中，改善的进步并不象通常谈论的那样不间断。就是最先进的国家，有时也出现相当长的退步时期。例如，由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与法国的战争，英国本身在很多方面被反动的狂热推向倒退了。

每个国家历史上都有许多这种情况。必须记住这点，以期我们在任何不加分析的事件面前不致把确信进步运动的优势当作偶像崇拜。然而反动时期仅仅是暂时拖延必然的进步，就象把任何一定时期与离它久远的年代（漫长的年代已经消除了人民生活偶然动荡的影响）作一比较时可以看到的那样，进步在一切文明国家的历史上确实占据优势。例如，如果我们对照任何西欧国家第九世纪初期的状况与第十一世纪初期的状况，或者对照第十一世纪初期与第十三世纪初期，我们会看到，改进的规模很大。从十七世纪末期开始，进步的进程还要快一些，因为文明已经相当巩固了，并且与妨碍进步进程的环境的斗争比从前更有成效了。30 年战争使德国的进步拖延了整整一个世纪。拿破仑战争之后，反动势力未能维持比任何的 30 年更长久的时间。143 除了这些为期越来越短的反动势力的拖延之后，事件确实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应该承认这种方向是正常的。由于改良的进步，文明国家的生产规模在扩大，并且人们的工作能力在加强。与其说是因为个别的人变得更加机灵和机智了（相反，野蛮人经常以其灵活的才干超过文明人），不如说是因为人们习惯于同心协力了（穆勒继续说）。

当他们失去野蛮人的性格时，他们能够遵守纪律，执行事先通过的、他们自己没有参加制定的计划，让自己的个人任性服从事先通过的决议，一个一个地完成联合企业中给每个人规定的那些部分事。许多对野蛮人或半文明人不可能的事情，每天都在由文明的民族实现着。并不是因为这些执行者的才干较多，而是因为每个人都能有把握地等待其他人完成其承担的各部分工作。总而言之，象其它才能一样，合作的才能在实践中日臻完善和获得不断扩大其应用范围的力量，则是文明人的特征。

所以，合作原则和实践的不断提高是社会上发生的进步变化最可靠的属性。人们自愿把自己不多的必要资金合并起来组成协会，现在，在工业和许多其它领域，这种协会实现着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财富不足以完成的事业，或者有可能完成它们的少数人，为了实现它们事先要拿出过大的酬金。我们可以期待，随着财富的增加和工作能力的发挥，许多工业和其它事业的协会用共同资金组建的机关范围将大为扩大，这些机关类似所谓股份公司，或不具有这种存在形式的、但在英国如此众多的为社会或慈善目的而征集款额的协会。144

在这几句话中，我们有了亚当·斯密现有学生中的最著名者关于经济进

步方向的供述。论文的后半部将详细阐述他在这里顺便提及的观点：改良的进步为扩大生产和增加人口开辟了广阔的天地。这两种进步的后果，彼此处于何种关系呢？穆勒说：

担心人口增长将超过生产增长的限度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人民最贫困阶级的生活多少改善了，那末人口的增长也不会等于生产的增长。然而很可能的是：当工业改进进步很大，当具有所谓民族繁荣的一切特征，当国家总财富大量增加和甚至当财富分配的某些方面有了改进时——不仅富者变得更富，而且许多穷人变为富者，当中间阶级的人数变得更多、更强和富裕生活的资金分散给越来越多人们的时候，作为一切基础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将只增加人数，而其福利和教育将不增加。145

是否应当保留可能具有这类不合理现象的生活方式呢？穆勒把对此问题的回答搁在第 4 卷 146 的最后一章，并且在回答之前，他研究了工业进步引起的价值、价格、工资、利润和地租情况的变化。

不构成垄断的产品的平均或标准价值决定于产品的生产费用。由于人类控制自然力量的壮大，其劳动成效在提高，也即生产费用在减少。然而价值是相对现象，所以如果全部商品的生产费用减少的程度相同，其价值仍然不变。①通常不是这样。通常人口随着生产的增加而增长。我们从马尔萨斯的定理中得知，人口增长本身导致原料开采和农业劳动成效的减低。这一工业部门的进步应当与阻止进步的人口增长倾向作斗争，人口增长增加材料和粮食的生产费用。与此同时，手工业和工厂生产的扩大都没有这种倾向。相反，其本身就几乎总是导致生产费用的减少，因为有可能扩大劳动组合。这样一来，在人口日益增长的社会中，当生产改善进步时，材料和农产品的价值通常比手工业和工厂产品的价值高。金银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材料。因此，一般他说，经济进步使金银的价值比工厂商品的价值提高，也即使这些商品的价格降低。

这就是进步对价值和价格的作用。现在来看一看，在产品三项分配的情况下，它是如何影响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它具有三个主要特点：增加资本、增长人口和改进生产过程。首先单个地研究这三方面中的每一方面，假定其余两方面不变。

首先假定，在资本和生产工艺不变的条件下人口在增长。这种变化的后果之一是显而易见的：工资将降低；工人阶级将陷于最坏的境地。相反，资本家的处境将会改善。有同样的资本，他可以购买较多的劳动和得到较多的产品。他的利润率会提高。工人所得的商品数量减少，根据我们的假定，其生产过程没有任何变化：所以数量的减少就是费用的减少。不仅工人工资本身减少，而且成为较少劳动量的产品。第一种情况对工人本人很重要，第二种情况则对于他们的主人是重要的。

这时还没有出现任何改变各种商品价值的原因，因此还没有出现提高或降低地租的原因。可是，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此事实一系列作用的第二时期，那末将会看到改变地租的事实。工人人数增加了；其处境相应地降低了：在增加了的人数之间分配原有劳动量的产品。但是他们可以在其它需要方面而不是在粮食方面缩减自己的开支：大概每人消费原先费用的原有粮食量；即

① 价格是否变化，这取决于黄金和白银的开采费用减少到何等程度。如果与其它商品的比例相同，价格仍旧不变；如果比例较小，则价格抬高；如果比例较大，则价格降低。——车注

使他们减少了粮食消费，那末，与其人数增加相比，其比率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实际工资减少，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但是根据我们的假定，工业技艺和知识仍旧不变；因此只能扩种最差的土地或者采用生产率较低的方法，来与其费用相称地增加粮食数量。扩大耕种的资本不会不够；的确，按照我们的假定，现有资本是不增加的。但是可以从以前满足其他较不迫切需要的工业中取得足够的资本，因为现在工人不得不放弃这些需要。所以将生产附加的粮食量，但是，这是按照增加了的费用来生产的，因此农产品的交换价值应当提高。

从我们公认的原则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地租应该提高。每块土地可以支付并甚至在自由竞争下支付地租，它等于土地产品超过用同样的资本从最差的土地或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之收益的余额。因此，如果耕种被迫到最差的土地上进行或者进行更艰苦的耕作过程，则地租会提高。地租会加倍地提高。第一，按实物或按粮食计算，地租增加；第二，由于农产品价值提高，地租也根据对工厂或国外商品的估价（如果其价值不变，地租的增加以其货币计算表示）而提高。

如果在上述一切之后还需要评论这一过程的进程，其程序是：粮食涨价，使得在最差的土地上或通过较贵的过程生产补充粮食所必需的资本，以普通利润得到补偿。就补充粮食而论，价格上涨只与补充费用均等。然而，如果扩大到全部粮食，则涨价提供所有粮食的额外的利润，最后的补充数量除外。如果农场主从前生产 100 夸脱小麦，每夸脱用 4O 先令，而现在要求 120 夸脱，其中最后 20 夸脱，每夸脱如少于 45 先令便无法生产，那末他在全部 120 夸

脱上，每夸脱可得 5 先令的补充额，而不是只在最后 20 夸脱上得到。因此，除普通利润外，他具有 500 先令（25 英镑）的补充利润，而在自由竞争时，他手中没有这笔补充额。可是他不可能被迫把它交给消费者，因为价格低于45 先令是与生产最后 20 夸脱矛盾的。这样一来，价格仍然为 45 先令，并且

竞争将把 25 英镑交给地主，而不是交给消费者。因此，如果随着这种需求的增加而不改善生产的话，地租提高将是对农产品需求增加的必然后果。经过最终说明之后，我们将认为：我们的理论是无可争辩的。

现在引进的新要素（粮食需求的增加），除提高地租之外，将使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产品分配发生变化。人口增长减少了劳动工资；如果劳动费用减少到它的实际报酬的程度，那末利润的增加将等于从前与现有工资的全部差额。如果人口增长导致粮食生产的增加，后者不可能不增加生产费用，那末劳动费用就不会按劳动的实际报酬那样减少，所以利润的提高将不是从前的与现在的工资的全部差额。很可能利润根本就不会增加。也许工人从前的生活有这样的舒适条件，以致他们的全部损失可用减少他们的其它舒适条件来弥补，即使必要性或决心也不允许他们消费比从前少或比从前差的粮食。为新出生的人们生产粮食，费用会随之增加，以致工资数量尽管减少，它将也是同样的费用，是和从前等量劳动的产品，所以，连资本家也绝对得不到好处。这时生产最后补充农产品所必须的补充劳动，局部地吸收了工人的损失，而损失的其余部分则由地主获得。地主总是独占人口增长的好处。

现在改变假设。我们原先假定了人口增长时，资本不变，现在则假定人口不变时资本增加；与从前一样，我们假定生产的自然和技术条件不变。现在实际工资将不是降低而是提高；工人消费品的生产费用不减少；因此工资的提高与相应地提高劳动费用和降低利润的意义相同。换句话说，工人不比

从前多，所以他们的生产力仍和从前一样；因此产品没有增加；所以，工资的提高应该成为资本家的损失。很可能劳动费用比实际劳动工资增加得多。也许工人生活改善会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许从前饮食很差，工人并没有足够的粮食，而现在开始消费得比从前多；或者，也许他们想把自己的补充资金全部或部分地用于需要劳动较多和土地面积较大的较珍贵的粮食上。例如，开始吃小麦来取代燕麦或土豆。通常农业的扩大是与生产费用或价格的提高有联系的；因此，除了因增加工资而增加劳动费用以外，劳动费用将增加，而利润则因构成工资的商品费用之增加而降低。地租因同样的情况而提高。除工人得到好处之外，资本家的其余的损失部分地成为地主的收益，部分地作为在最差的土地上或用生产率较低的方法生产粮食的费用。147

了解了当人口增长而资本不增加和当资本增加而人口不增长这两种简单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变化，我们不难理解当资本和人口都增加的复杂情况下发生的变化。如果两因素之一增长得比另一因素快，复杂的情况简化为一个占优势的因素增长的简单情况。因此，只有研究两个因素等速度增长时发生的变化，也即当人口增长时，工人应得到原来的产品数量的情况。

如果人口增长时工人的处境仍和从前一样，对粮食的需求增加，而按照我们的假定，生产工艺没有改善，因此粮食的生产费用增加；粮食价格提高，地租也增加。工资在保持从前的实际数量的同时，其费用和货币价格增加，而利润则减少。

我们研究了资本和人口这两个因素增长的作用。现在转到第三个因素。转到用改进生产过程（或从生产费用较小的地方获得产品）来改进生产上来。为方便起见，又先假定一个因素增长，其余两个因素保持不变。

工人阶级通常消费的某些必需品或奢侈品会改进；也可能只有比较富有的人们消费的奢侈品改进。但是唯独属于后一类的伟大工业改进却是非常罕见的。如果不专门与任何稀有的和特殊的产品有关的话，农业改进直接与工人的主要消费品有关。蒸汽机和一切其它发明在人类的支配下产生力量，当然，在适用于一切的同时，也适用于工人消费品。甚至适用于最柔软的材料的蒸汽机床和织布机，也同样适用于工人穿戴的粗糙的棉织品和丝织品。一切运输手段的改进都使必需品与奢侈品的运费降低。几乎每个新的工业部门直接或间接地为了降低这一些或那一些人民群众的消费品的生产或运输费用。所以可以说，生产的改进总是具有降低用来支付工人阶级工资的商品价格的倾向。

至于工人一般不消费的商品，改进对产品分配不产生任何变更。的确，它只降低有关的商品价格；生产费用下降时，商品价值和价格降低，它们的消费者（不论这些消费老是地主、资本家还是处于特别优待地位的特种工人）的生活舒适条件增加。但是利润率不提高。按商品估价的总利润增加；然而按这些商品估价的资本价值也增加了。利润构成与从前一样的资本利率。资本家不象资本家那样，而象消费者那样盈利。地主和享有特权的工人阶级要是也是同类商品消费者，他们也享有同样的盈利。

减少必需品或工人群众通常消费的商品生产费用的改进具有另一种性质。在此情况下，各种力量的影响相当复杂；因此应该比较详细地进行分析。

农业改进有两类：一类是简单地节约劳动量，使有可能以较少的费用生产一定数量的粮食，但却不在较小的土地面积上生产它。另一类使有可能以比较少量的劳动在该土地面积上获得不仅不比从前少、甚至比从前多的产

品，以致如果不需求增加产品，则以前耕种过的部分土地就变成多余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放弃的部分土地将是生产率最低的土地；所以市场将取决于比以前耕种过的土地质量较优的土地。

为了说明这种改进的影响，我们应当假定，它是突然产生的，以致在它实现的时候，不论资本还是人口都还来不及增长。这种情况的第一个结果将是农产品的价值和价格下降。它必然紧接着两类农业改进之后产生，而且尤其是在第二类改进之后。

第一类改进不增加产品，不可能放弃部分土地；耕种范围（按查尔门斯的说法）不变动；价格由象从前一样的土地和资本决定。但是现在这块土地或这笔资本生产的粮食具有较少的费用；因此粮食价格相应地降低。如果节约十分之一的生产费用，产品价格便降低十分之一。

但是假定是第二类改进，土地不仅可能生产从前的粮食数量并减少十分之一的劳动，而且用从前的劳动生产了比从前多十分之一的粮食。这时改进的结果还要大一些。现在耕种面积可能减少，并且较少的土地面积便可满足市场的需要。如果这较少的土地面积，按其平均质量也不比从前较大土地面积的高，价格仍然要降低十分之一，国为现在用比从前少十分之一的劳动量得到了从前的产品量。然而放弃的部分土地是最不肥沃的土地，所以产品价格将取决于比从前的质量好一些的土地。因此，除了生产费用最初减少十分之一以外，按照把“耕种范围”撤回到较肥沃的土地上的比例，还要进一步减少。价格双重下降。

现在来分析这种突然改进对产品分配的作用。首先分析对地租的作用。第一类改进减少地租；第二类改进使地租减少得更多。

假定对粮食的需求，要求耕种三类土地。它们在相等的面积和相同的费用下分别提供 100、80 和 60 蒲式耳小麦。小麦平均价格只要使耕种第三类土地能获得普通利润就行了。所以第一类土地将提供 40，第二类土地将提供 20 蒲式耳的剩余利润作为地主的地租。现在先假定进行了改进，它不提供获得比从前多的粮食的可能性，但却提供用减少四分之一的劳动获得从前的粮食产量的可能性。粮食价格以同样的比例下降，所以 80 蒲式耳小麦将以从前

60 蒲式耳的价格出售，然而仍然需要提供 60 蒲式耳的土地产品，而费用则与价格柏应地减少。耕种这种土地还能获得普通利润。所以第一和第二类土地将和从前一样提供 40 和 20 蒲式耳余额，并且粮食地租仍然和从前的一样。可是粮价下降四分之一；因此按货币和所有其它商品计算，以前的粮食地租失掉了原价的四分之一。地主用在工厂和国外产品上的那部分收入中，也失去了四分之一。他的作为地主的收入只等于原来的四分之三，并且他只作为粮食消费者仍然处在从前的地位。

如果是第二类改进，地租下降得更厉害。假定不仅可以减少四分之一的劳动，而且还减少耕地面积来获得市场所需的产品量。如果继续耕种全部原有的土地，则得到的产品比需要的多得多。应当放弃提供从前四分之一产品的部分土地；第三类土地正好提供这四分之一部分（240 蒲式耳中的 60 蒲式耳），所以可不再耕种第三类土地，现在可以从第一、二类土地上获得 240

蒲式耳，第一类土地将提供比 100 蒲式耳多三分之一，即 133 13 蒲式耳，而

第二类提供 80 蒲式耳加上三分之一，即 106 23 蒲式耳，总计 24O 蒲式耳。现在最差的土地已不是第二类、而是第三类（不是第三类、而是第二类？），

所以它决定地祖。现在如果不是 60 而是 106 23 蒲式耳来偿还具有普通利润的资本，就足够了。因此粮食价格不象原来的情况那样由 8O 降到 60，而是

从 106 降到 60。然而这还没有给我们关于地租下降幅度之大的全面概念。

现在第二类土地的全部产品应当用来补偿生产费用。这是耕种中最差的土地，因此它不提供地租。第一类只提供 133 13 和 106 23 ，蒲式耳之间的差额，

也即不是原来的 40，而仅 26 23 。一项粮食地租使地主从 60 蒲式耳中失掉

33 13 蒲式耳，留给他们的份额的价值和价格按从 l06 23 到 60 的比例下降了。

因此我们看到，地主的利益与迅速而普遍地引进农业改进是对立的。许多人称此结论为奇谈怪论，并因此而怪罪李嘉图智力损坏或更坏的缺点，因为他第一个说出了这个结论。我不能明白这奇谈怪论是什么，而且我没有发现李嘉图的智力有什么损坏，倒是那些非难他的人智力损坏了。只有以歪曲的形式阐述时，李嘉图的结论才象是荒谬的。如果李嘉图说过，地主领地的改进对地主是亏本的，这种想法是不能维护的；然而说的全然不是这个；地主受到亏损不是由于他的领地改进，而是由于其它领地的改进，尽管与这些改进的同时，他的领地也改进了。谁也不会怀疑，如果他能只在自己的一块领地上坚持改进，并把其土地产品增加的盈利与原来的高价结合起来，那末他便由于改进而有很多盈利。但是，如果同时在所有土地上进行改进，则价格不会保持原来的高度，所以断言地主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利而失利，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大家全都同意，永久降低产品价格的任何变革，都减少地租。并且结论完全同意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如果由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需要耕种比从前少的土地面积，则土地价值会降低，就象一切其它产品当需求减少时价值降低一样。

我完全准备同意：实际上地租并不因耕种改善而降低，可是为什么没有降低呢？因为实际上改进从来不是突然的，总是缓慢地进行的，从来没有过多地超越资本和人口的增长，经常远远落后于它们。资本和人口的增加，与降低地租的改善相反，却提高地租。因此，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本和人口的增加，利用农业改良本身来最有力地提高地租，这是由于耕种范围扩大了。然而首先我们应当分析农产品突然降价对利润和工资会产生什么影响。恐怕最初货币工资仍为原来的。并且降价的全部好处对工人有利。他们

能增加自己的粮食或其它物品的消费，并以从前的费用得到较多的商品。这种情况持续时，利润保持不变。但是工人工资的不变数量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称之谓他们的普通消费标准，取决于需求的规模，不满足这些要求，他们便不想有儿女。如果他们的爱好和需要由于他们地位的突然改善而可靠地变化，那末工人阶层的好处也将是可靠的。但是使他们有可能以原来的工资购买较多的方便和快乐的情况，也使他们在工资降低时有可能购买原来数量的方便和快乐，并且现在人口可以增加而并不降低工人习惯了的生活水平。总之，工人至今只有在这方面享受其一切增加的生活资料：他们只用它来为较多的子女兑换粮食。因此应当认为：生产的改进引起人口增加，并且下一代的实际工资将不高于改进之前的水平。它部分地由于货币工资降低、部分地由于粮食涨价（粮食费用因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需要而重新增加）而下降。利

润以货币工资下降的比例而提高。因为资本家以从前的资本支出将可购买较多的具有原来成效的劳动。因此，我们看到：当必需品的费用由于农业改良或由于进口国外产品而减少，而工人的习惯和需要却没有提高时，则货币工资和地租下降，而普遍的利润率增加。

关于用较便宜的品种取代昂贵的粮食品种，应该说是与关于降低粮食生产费用的改进相同。一定数量的土地与一定数量的劳动生产出来的玉米或土豆，比生产出来的小麦要多。如果工人放弃白面包并且只以玉米和土豆为生，为此不以增加其它消费品而以更早地结婚和生育更多的子女来得到补偿，那末劳动费用将大为减少，因为那时将在现在播种谷物土地的一半或三分之一面积上为全体人口生产粮食，同样显而易见：对小麦来说，土地太坏，必要时却可用来生产土豆以供应耕种该土豆为数不多的劳动所需要的土豆数量；土地的生产力允许人口增加得比现在多得多。所以在土豆或玉米型式下，最后耕种会比在谷物型式下可能的程度将降得更低。而地租则抬得更高。

如果不是粮食生产、而是工人阶级消费的工厂产品生产进行了改进，它对工资和利润将有同样的影响。但是它对地租的作用不同。如果改进的最终后果将是人口增长，则地租不降低，而提高。原因十分明显，不必赘述。

我们研究了一方面由于人口和资本的通常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生产的改进和特别是耕种的改进，产品分配为地租、利润和工资是如何起变化的。我们发现：由于第一类变化利润降低，而地租和劳动费用提高农业改进具有降低地租的趋势，而一切降低工人消费品价格的改进，则会减少劳动费用和提高利润。这样，在了解了每个原因单独起作用的趋势之后，我们不难确定这两项运动同时进行时事物实际发展的这种趋向，资本和人口增长相当经常，有时进行农业改良，而社会上逐渐普及知识和推广应用改进了的方法。

在作为实际工资标准的工人阶级的一定习惯和要求之下，地租、利润和货币工资在每个已知时刻往往是这些对立力量综合作用的产物。如果在某个时期农业改进的发展比人口增长快，那末该时期地租和货币工资将有降低的趋势，利润则有提高的趋势。如果人口增长的速度比农业改进进行得快，那末可能出现两种情况：或者工人同意减少其饮食的数量或质量，或者如果他们不同意这点，地租和货币工资将逐步提高，而利润则下降。

农业技艺和知识发展缓慢，而普及则更慢。发明和发现也只是有时才产生，而人口和资本增加却经常起作用。因此，想让甚至短期的改进能够这样确定人口和资本的增长，以便实际上降低地租或提高利润率，则是少有的。许多国家的人口和资本增长不快，然而他们的农业改进的作用则更弱。人口增长几乎到处压制农业改进并刚出现改进苗头时，就消除它的作用。

农业改进很少降低地租，因为它很少降低食品价格。而且几乎总是只阻止食品涨价。它很少使土地不再耕种，或者就从来做不到达点——它只提供耕种越来越差的土地的可能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因此，可以认为：农业改进不是反抗人口增长影响的力量，而是部分地削弱束缚人口增长的力量。

在人口增加、资本增加和农业改进的共同作用下，生产的增长对产品分配的作用，远远不象各种力量在我们叙述的假定情况下所起的那样作用。这时尤其是地租的变化与我们叙述的变更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讨论过，在突然和普遍地引进重大的农业改进时，地租必然下降，而在社会的实际发展中改进使地租有可能逐渐提高到没有改进就达不到的高度，并能提供资金来耕

种差得多的土地。然而在我们现在假定的、接近于相应的实际的事情进程的情况下改进即刻具有这种作用，而从前这种作用只是它们的遥远的结果。假定耕种达到了或几乎达到了技术工艺所允许的极限，因此地租几乎达到了在现有的技艺和知识水平下人口和资本增长所能提高的极限高度。如果突然引进了重大的农业改进，它能使地租大大下降，让它偿还在人口和资本进一步增长时它所失掉的东西，然后让它提得比以前更高。然而如果这种改进象经常那样进行得缓慢，它既不使地租下降，也不使耕地少种。它只使地租有可能提高，而使耕种有可能扩大到超出极限很远。如果没有改进，它们会停留在极限范围。它产生这种作用而不必降到较差的土地类别，仅仅因为改进时从前耕种过的土地开始提供较多的产品而不按比例增加费用。如果由于农业改进，所有耕种的土地，甚至以完全加倍的劳动和资本，开始提供加倍的产品，那末地租也会倍增（当然，假定人口的增长需要加倍的产品）。

为了证明这一点，让我们回到我们原先用数字表示的例子上来。三类土地在同一费用下从相等的面积上提供 100、80 和 60 蒲式耳。如果不多于加倍的开支，因而不增加生产费用，第一类土地开始提供 200，第二类土地提供160，第三类提供 120 蒲式耳。如果人口加倍之后，将需要全部这些附加产品，那末第一类土地的地租将不是 40 而是 8O 蒲式耳，第二类土地的地租将不是20，而已经是 40 蒲式耳，每蒲式耳谷物的价格和价值仍然是原来的。因此，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加倍了。没有必要提出这种结果之间的差别，象我们从前指明的那样，这种结果是由于生产改进没有伴随时粮食需求的增加才产生的。这种差别自然可以看出来的。

这样一来，农业改进的最终结果（按事情的普通进程是缓慢的）总是对地主有利。可得补充一句：在事情的普通进程中，除地主之外，它给谁都没有带来好处。当对产品的需求完全与生产力的增长一致时，粮食不减价，工人连暂时的利益也得不到；劳动费用不减少，利润也不提高。生产总量增加了，工人之间分配较多的产品量，利润总量也较大。然而工资却在较多的人数之间分配，而利润得从大量的资本中得到；所以工人处境并不比从前好，而资本家从一定的资本所得收入也不比从前多。

这个长时间研究的结果，可用下列语句表述：由地主、资本家和工人构成的社会的经济进步，使地主阶级日益致富；与此同时，工人的粮食费用具有普遍增长的趋势，利润则有下降的趋势。农业改进反对后两个结果。然而如果在某些场合其中之第一个结果即使暂时能停止，最终还因那些改进而急剧增加，所以人口增长将把农业改进带来的全部利益都转到地主身上。148

我们对此完全正确的概论，提出两条或三条意见。

“实际工资数量 149 决定于工人阶级的习惯和要求”，——穆勒说。那末，工人的要求和习惯水平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我们从穆勒本人对工资规律的分析得知，该水平超过体力必要的标准之全部余量，只是由于工人对自己本人的尊重，由于他的自尊心而产生的。在地租、利润和工资分离的现在制度下，对工人社会地位来说，经济进步的结果是什么呢？经济进步技术方面的基本特征是随着劳动组合的成功而扩大生产单位；所有生产部门逐步采用工厂的规模。靠自己的家庭和二、三个学徒帮助工作的手工业者被工厂主所取代；自耕农让位给农业资本家。因此，与经济进步相适应，工人阶级中的雇佣工人比例增加和独立业主的比例减少。现在要问：独立的人与依赖的人之间、主人与雇佣工人之间自尊的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别吗？是的，这个差

别非常明显。任何一个观察过生活的人都不能怀疑这点。如果一个人从自己的事业获得 1 千卢布的收入，他觉得自己比从任何主人那里得到同样的工资要可敬和高尚得多。这是在依附与不依附之间、在需要看别人的眼色和自豪地意识“我是自己的主人之间的差别。因此，如果我们举出一位工人一主人和另一位获得相等工资收入的工人，那末工人—主人（其它条件相同时）的自尊心必然强烈些。如果确实如此，雇佣工人的工资不会维持工人一主人所得收入的水平：工资与收入相比，前者减少的比例等于雇佣工人自尊减少的程度。这样一来，经济进步的技术方面具有直接降低工人收入的趋势。因为通过从工人—主人变为雇佣工人，他们的自尊心和需求的规模减少了。然而事情并不以此第一步而告终。任何结果都具有又成为作用力的特性，每一后果往往是新后果的原因。对个人也好，对整个阶层也好，在道德品质方面也好，在福利方面也好，都一样。只要开始走下坡路，一旦开始之后，运动向更坏方面的发展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反之，任何向好的方面运动一旦开始，也同样自然而然地发展。150 一旦学会了放松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丧失部分自尊心，要是其它力量在这条不可靠的道路上不阻止工人阶级的活，他将走下坡路和降到最坏的境地，并且在达到不堪忍受的压迫之前不会止步。一旦必须习惯于比从前差的处境，在工资取代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的情况下，工人轻易容忍借助于逐步降低工资而进一步减少自己的收入。

谁习惯于分析原则，他就将发现我们关于在现在的生活方式制度下，在经济进步技术方面，有关降低工人阶级福利趋势的结论是必然的。但是，不言而喻，这种趋势无可争辩，并不等于工人阶级生活实际恶化的历史和统计的结论（例如，从十五或十七世纪起至此刻）。不论什么有势力的环境的任何趋势，被起反作用的环境势力超过的还少吗？例如，本来我们的气候冬天的严寒具有冻死人的趋势。可我们不是在冬天冻坏。我们（正派人）在 12

月因寒冷而受冻反而比在 9 月份少。尽管我们指出了上述倾向，文明国家工人阶级的福利同样可能并不降低，反而在最近几世纪中由于反对降低倾向的环境势力提高了。本来有这种环境存在着，并且势力非常强大。其基本根源是知识的发展和理解力的提高、进步本身的文明或普遍精神，这种进步个别地应用于建立在与其基础不相适应的生活方式中，就会暴露出一种完全与其实质相对立的趋势。由于理解力和知识的进步，法律和制度改善了。要知道，现在连法律也不允许任何人象十六世纪每个有特权的人对待小康的自耕农那样来对待乞丐（懒汉）。法国或英国审问有嫌疑的流浪汉，不象 2、3 百年以前与可敬的平民谈话那样说些粗话，而这些平民还没有享受过这种谈话的荣幸呢。我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来赞美这些和那些类似的仁慈的成就，因为它们仍然太小和太慢。然而不论可以还是不可以满足于它们，它们都是明显的。对人的尊敬只是对人的，与他的社会作用无关。这种尊敬仍然以立法改革和普及教育而陶冶性情来发展的。我们讨论了统治者对待被统治者、享有特权的阶层对待乎民的方式。再举出另一例子中另一种关系的环境——家庭生活。男子对待妇女、双亲对待子女不象从前那样粗鲁了。不打妻子的丈夫比打妻子的丈夫更尊重自己。经受较少凌辱的小孩会成长为自尊心更强的人。

这样，如果工人在失去主人地位的时候失去了以其社会作用为基础的对自己的部分尊敬，因而他的收入受到下降趋势的影响，那末，一般他说，他对自己的尊敬，作为只对人的尊敬，一代一代地发展着，与此相适应地显示

出进步会提高其收入的趋势。在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期内，这两种对立趋势中哪一个具有较大的势力，是需要非常仔细考察的问题。经济生活历史还没有糟糕到难以说出什么样的结论更符合真理的程度：是墨守成规的经济学家关于近几世纪中工资极大地提高的议论呢，还是进步学派的学者证明的，现在工资的平均水平比 100、200、300 年前的低。此时，我们不进一步研究问题的可怀疑的一面，我们只说，问题可疑本身已经证明：我们指出的在现在的生活制度下进步的降低趋势的力量过大。如果技术工艺的巨大成就和普及教育真正微小的成绩不能胜过这种趋势，以使善良明显胜过邪恶的活，这种趋势会多么大量地削减工人的附加福利！从现实观点看，用这一证据已经解决了关于经济生活现行原则的问题。公正的人能否捍卫这种失去文明进步带给人们利益的明显性的制度呢？

我们讨论过，很难说，由于现今生活中经济进步，工人阶级的物质福利的普遍水平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也即工人感到的总需求满足得比从前充分了，还是满足得比从前还差？但是，在物质需要的某些个别要素方面，由于经济进步，工人的需要现在比从前显然满足得好得多。这里包括这类东西：利用它们可方便地成为整个社会的财产，尽管开初是只为某些少数阶层或为行政机关使用而建立的；因其利益而建立的没有被阶层或机关个人使用所消耗或消耗不大的东西。例如：交通、邮政、街道照明、公共游览场所、剧院。交通是根据战略的、行政的和商业的需要建设的。其实国家或商业阶级铺设交通是为了自己、为了调动军队、为了政府通讯和邮寄，或为了运送商品。然而不可能建设这样的公路：除了运输这些商品和这些人来往之外，如果可以说的话，不得不完全空闲着。为什么不让平民也享用一下其他人谁也不需要的剩余呢？按照小俄罗斯的俗话：“凡是我不需要的，穷人给自己拿吧”。就让平民百姓也在这条道路上行走或乘骑吧。铁路上也完全一样；制造小尺寸的火车头是不经济的；而尺寸有利的火车头是如此强大和有力，以致只牵引一、二等乘客所需要的车箱，对它来说太少了；它还有余力，为什么不把为平民百姓的第三等车箱给它挂上呢？在剧院里也一样，除了高级和中间阶层的雅座之外，还有各种零散的座位，因为太不方便，对这些阶层的任何人都不适用。为什么不把这些座位廉价售给平民呢？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类似情况：其他阶层多余或无用的碎渣（比方的说法）从物质进步的富裕食堂落在地板上，穷人拉扎里能把它拣起来，那末，读到墨守成规的政治经济学家过份赞扬说，支配这个进步事业的阶级和机关为了平民的利益做得如何多的时候，我们会忍不住挖苦地大笑。不，这里几乎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平民有利的事。相反，每一次，当对管理人不论有什么好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好处时，对平民就成为各种各样的不方便、各种各样的害处。大家知道，例如法国铁路公司故意把第三等车箱座位搞得尽可能不方便，以使每位稍有可能的人不得不乘坐二等车箱。然而为什么搞得这么过份呢，——这几行是我在一艘沿伏尔加何航行的轮船上写的。151 所以，为了正好看到这样的实例，我只消环顾一下周围就行了。当我第一次看了看，在我们寒冷的夜晚和在我们常有的阴雨天，三等旅客如何在露天的甲板上拥挤、淋湿和冻得发抖的时候，我想：难道我们的永运公司领悟不到，每 100 俄里向每个旅客多收 10 戈比，2、3 个月就能收回为这些旅客修个顶棚用掉的少量费用吗？我想象，这个顶棚会防止多少人患伤凤、热病、风湿病。所以我，作为一个人，对轮船公司的冷酷心感到惊讶！然而作为一个政治经济

学家，在判断这个问题之后，我立即明白了自己的惊讶是荒谬的。本来，如果乘坐三等是可以忍受的，那未乘坐头、二等的乘客定将减少。为了让每个能坐二等舱的人乘坐二等和让所有能从二等舱转到头等舱的人都转到头等以免拥挤，那末三等舱就应该没有任何方便。所以，数千名平民不得不忍受寒冷和潮湿，以便打消数十名富裕的人乘坐三等的兴趣，否则他们是不愿意花费多余的开支买二等舱票的。处处事事都是这样。如果你不习惯考虑现今生活的原则，在工业进步创造的宫丽堂皇的环境中，看到平民处处遭受与文明生活条件不相称的贫困和不便时，你会困惑不解。你们开始思考之后，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使你们大吃一惊，往往准备把它归咎于夭晓得什么样宿命的原因，如同著名的马尔萨斯定律。但是现在由于比亚当·斯密及其学生们更深入地研究人类生活规律的思想家的劳动，你们不难确信，所有这种混乱产生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大自然的基本条件，而只在于历史环境，152 为了改变环境只需要遭受不方便的人们自己的自由意志。这里全部问题在于考虑利益。谁管理经济事业，他当然考虑自己的利益。如果这种事业的进程对别人不利，可见他们自己应出来管理它，——那时它将对他们有利。153 如此而已。

我们说过，在工资、利润和地租分离的制度下，工业进步使平民能利用那些实际上不可能把他排除在外的改进。反之，有生活的其它方面：在现在的生活方式下，平民的处境由于工业进步而变得较差。这里最主要的是粮食，或多或少地还有一切其它的方便设施，一个人享用它们对别人就无剩余的设施，一切方便设施应当称之谓纯属个人消费的物品。我们看到了，在工业进步时，纺织工厂的产品与农产品相比，具有价值降低的趋势。换句话说，农产品的价值与服装或与其类似的物品相比，具有涨价的趋势。由于食品涨价，平民尽可能多地削减自己粮食的倾向在发展，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在饮食方面对自己的吝惜达到过份的程度。在国家工业一定发展条件下，可以说它的工人过着穷困的生活。请读者注意，这种后果的发展与赖以建立马尔萨斯理论的情况无关。问题不在于农产品的绝对生产费用提高还是没有提高。就算它没有提高，就算它甚至降低，这都一样。重要的是纺织工厂制品的生产费用比粮食的生产费用降低得快一些。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的价值反正将提高，尽管其生产费用的绝对数量也降低了。不知道是否需要举例说明这一简单的结论，但还是让我们说明一下以防万一。

设想这样的社会状况：生产 1 俄石小麦用 100 工时的劳动，生产 1 块细棉布也用同样的劳动量。我们看到，在假定根据这主要价值要素相等、价值的其它要素也相等之后，这时 1 俄石粮食的售价与 1 块细棉布的相同。现在

假定：因经济进步，小麦的生产费用减少了 20％，细棉布的生产费用减少 40

％，也即生产 1 饿石小麦用 80 工时的劳动，而生产 1 块细棉布用 60 工时的

劳动。显然，现在 1 块细棉布不象从前那样值 1 俄石粮食，而只值它的四分之三。

假定一个工人口袋里有 2 卢布。在从前的处境下，如果他用 1 卢布买到

了 20 俄尺细棉布的话，他还能用其中的另一个卢布买到 20 俄斤粮食。然而

由于工业进步，细棉布的价值与粮食价值相比是跌价了。那未，当他用 1 卢

布购买 20 俄尺细棉布时，用另一卢布就买不到比 15 俄斤多的粮食了。显然，他的钱在这两项开支之间的分配，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购买粮食的兴趣

将减少，而购买细棉布①的兴致则提高。这就说明了随着工业的发展，人民日益讲究穿戴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历史学家和道德学家只会否认这一事实，除了徒劳无益地抱怨人类的夭性之外，既不善于寻找其经济原因，也不善于从中得出任何见解。而问题仅仅在于供穿戴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与作为粮食供应的产品的交换价值相比，因工业进步而降低了。所以，对那些变得低廉的物品的需求自然增长。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出：费用在各项消费之间的正确分配，不外是通过内在价值取代交换价值来确定的。

我们看到了，由于工业进步，工人有兴致减少粮食消费以增加对纺织品开支的比例。若不理解这种变更的一切后果，便可能想，这时工人用在这些商品上费用的绝对量将增加。然而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在粮食上受限制的人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状态，我们会确信，他把比从前多的费用花在他为之在粮食上变得吝啬起来的那些商品上，是不可能持久的。谁一旦放弃了充足的饮食，很快会在所有其它方面屈服于贫困。他的总需求水平将下降。他自己和社会将把他当作应该削减一切开支的人，认为他只需要随便怎样活下去，而不是相当好地生活。但我们从穆勒那里知道：工资数量是由工人的需求水平决定的。随着需求的降低，工资也下降。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完全符合实际。在最先进的欧洲国家，工人的穿戴很差。这是为什么？无论如何也不是因为马尔萨斯定律，无论如何也不是因为人口过份增长。由于人口过份增长可能减少农业劳动生产率；然而马尔萨斯的最入迷的追随者中，谁也没有断言过，因人口增长而减少纺织劳动的生产率。相反，他们全都赞同不管人口如何增长，纺织劳动生产率还是不断提高的。那末比如说，为什么英国工人的穿戴不今人满意呢？须知服装生产的劳动成效，近百年来提高了几倍。墨守成规的政治经济学家非常高兴地证明：从瓦特到阿克莱时代起，它差不多提高了数百倍，而在其它方面几乎提高数千倍。假定这些对改进方法作用的过分热烈的颂扬不过是象兴奋的胡言乱语；然而由于有了纺纱机和织布机，布匹生产的劳动成效提高得还是不止 2 倍，也不止 3 倍，而是高得多，而且得到任意数量的布匹原料并不困难。看来，工人得到满意的服装应当没有实际障碍。如果他现在没有好服装，这不过意味着，对他来说，实际工资减少到这种地步，以致用在服装上那部分工资也减少了。他希望增加这一份额。因此，如果他用缩减自己的其它开支①来增加的那一部分费用甚至也减少了，那末，他的物质需求总水平已经大为降低。

我们看到了，农产品的交换价值比纺织品的高，在乎民中激出了减少粮食消费的倾向。因此，工人的需求水平和实际工资下降。然而农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什么会提高，也即为什么决定交换价值的生产费用在农产品中减少得不象纺织品那么快呢？在我们引用的一段文摘中，穆勒正确地回答道：因为

① 我们假定细棉布的货币价格仍然是从前的。然而，如果它也象细棉布的价值一样降低了，这就全一样了。读者明白，此时问题下在于 1 俄尺细棉布价值的绝对戈比数，而只在于此数与 1 俄斤粮食价格的比例。在任何情况下，1 俄斤粮食价格比 1 俄尺细棉布的价格高三分之一。——车注

① 读者记得，此处我们讨论的是工业进步的一个方面，只讨论当纺织品的交换价值比农产品降低时，不是按内在的、而是按交换价值考虑费用的分配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只说工业进步的这一个方面具有降低工资的趋势。然而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工业进步的另一方面却力图提高工资。我们也说过，这里我们下分析这个问题：进步的这两种对立趋势中哪一个在历史现实中占优势，比如说吧、从十八世纪中叫以来，西欧的实际工资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车注

“农业技艺和知识发展缓慢，而普及就更慢”。真可惜，这个非常正确的回答绝不是答案，不过只是个新问题。我们要问：为什么农业技艺和知识发展缓慢而普及得更慢呢？对问题的第一部分（为什么它们发展缓慢）可以很快找到答案：农业生产过程比任何制造业复杂得多。自然，改进最简单事业的任务，比起改进较复杂的事业来，要求思考较少。但是连这也不是答案。如果一项任务比另一项复杂，就应该等待最伟大的天才来承担前者，而把后者交给第二流的思想家。任务繁难还不是它完成得比较差的必然原因。只要把它的难度所要求的智力全部集中起来用到事业中去，它甚至可以完成得较好。例如，小提琴演奏比钢琴演奏复杂得多，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人们演奏小提琴比演奏钢琴要差些。或者，例如建造船舶比造小船复杂得多，可是船舶造得原来并不比小船差。农业技艺落后于工业的原因，仅仅在于不久以前第一流的聪明人当中谁也没有兴趣考虑改进农业生产过程的问题，就连现在他们几乎谁也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天才的人们准备研究一切：绘画和数学、历史和医学，而现在他们当中只有一个人：李比希研究农业。就连他也不过马马虎虎、几乎只在其它劳动之余才研究的。在李比希之前，你们指不出一位伟大的农业理论方面的学者。甚至莅第二流的人们当中几乎就是泰尔在上世纪末第一个研究此问题。告诉我们这就是为什么吗？例如，为什么洛克想要回顾在自己的专业、自己抽象的哲学研究范围之外的东西，以期用善良的忠告来帮助日常生活，为什么他写了有关铸制硬币的、而不是关于任何农业课目的札记呢？例如为什么莱布尼兹除了他的数学之外抓住了世界上的一切：又是中文、又是家谱表、又是外交问题、又是夭晓得几种其它科目。他为什么不考虑农业呢？154 为什么丘夫那写出了有关法律或行政问题的许多报告，而关于什么农业问题却连一次都没有写呢？155 回答是简单的，并且这将是根本的答案：关心什么，就老说什么；不担心什么，就不考虑什么。迄今为止，其利益左右着科学的那些阶级并不缺乏粮食。他们与其余的人们共同的求知欲把人类思想引向抽象科学。在实际知识中，求知欲把人们的思想导向改进高级或中间阶级所需要而又缺少的一切事业，我们学会了如何造船、盖房子、织布；这些技艺达到了惊人的成就。因为没有它们的非常高度的发展，富有的或富裕的人们的生活就感到不方便。但是就当农业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他的饮食是不是很坏或不足呢？（谢天谢地，他吃得既香又饱）自然，每个人都应当从事自己的事业，考虑自己的需要。只有平民才需要农业的改进。当平民在历史上不起任何作用的时候，只有他们才愚昧无知地为农业改进而忙碌。泰尔第一个合理地研究了农业。在上世纪末，当平民试图申述自己在历史上的权利的时候，156 他的出现，不是没有原因的。李比希是伟大的学者中第一个从事研究农业的人，他是所谓乌托邦分子的同时代人，决不是偶然的。157

现在未必还需要寻求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第二部分的答案：“为什么农业知识的普及比其发展更慢？”不考虑社会环境，这一事实本身，看来应当是不可思议的荒谬。假定迅速增长农业知识实质上有些困难。例如，假定很难在犁的构造方面想出任何改进。但是一旦想出来了，那未为什么不迅速推广使用这个改进了的犁呢？——我们错了，因为说了与此矛盾的事实乃是荒谬。墨守成规的人自古以来就为此准备了非常可爱的说明：“平民是新措施的敌人，他们喜欢守旧”。这是许许多多最愚蠢的格言之一，它们在文明社会的书籍和思想中顽强地存在着，这种情况迫使人们考虑：就是文明和进步

社会，极其喜爱保留一切隐藏在社会里的谬论。例如，你们说俄国是否早就出现了第一个手风琴，以及现在是否能找到这样的偏僻地方，那里的手风琴还不如三弦琴呢？我们记得，大家如何确信俄国庄稼人害怕沿铁路乘行，而且直到现在你们还会遇到有文化的人们赞扬俄国庄稼人，因他象我们一样迅速地坐到车厢里而惊异不止。所有阶层对旧习惯的留恋是非常强烈的，并且在每个国家每个阶层的历史上有许多顽固地反对新措施的实例，所以在这方面未必可以认为乎民与其他阶级不同。然而古老的习俗和生产过程完全是两码事。任何团体中利益的计算在迅速地克服偏见，只有当老规矩全然不是靠偏见维持，而单靠缺少用任何较好的来取代它的方法来维持这一情况除外。乎民常常说，穿树皮鞋和裹包脚布行走较方便，比任何其它的鞋能更好地保护脚以免受潮和受冻。难道你们这么老实，竟相信这条意见是重要的吗？原来只不过是以此掩饰他们不能买靴子穿。这恰恰象著名的寓言说葡萄是绿的一样。虽然庄稼人虚假的好感对树皮鞋有利，但是只要一有可能，他便立即用靴子取代它。他同样准备一有可能便为自己掌握一切其它的改进。

农业改进普及缓慢的原因与发明它们缓慢是一样的。其实，感到缺粮的阶级才需要它们。但只有根穷的人才感到缺粮。然而，很穷的人不论干什么都没有资金，其中也包括没有进行农业改进的资金。总而言之，这个问题不在于事物的实质，也不在于心理特点，甚至也不在于马尔萨斯定律，只不过在于购买力的分配。

* * *

我们引证的片断中，谈到工业进步的后果常常是利润降低。穆勒用整整两章 158 来分析这方面问题的原因和后果，而我们只顺便说说。

如果人们不指望获得存款利息，则储蓄便不可能。普通政治经济学教程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穆勒了解这种绝对的话是荒谬的，承认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下利息是有利的同时，他不向读者隐瞒：根据问题的实质，不存在利息时储蓄也是可能的。

如果资本不提供任何利润，便会相当鼓励某种数量的储蓄。如果顺利时，储蓄以备不测之需，即储蓄以备疾病和病弱之年，以备老年的自由与独立的生活，以备在子女投身于社会时帮助他们。但是只为这种目的的储蓄很少具有增加经常存在的资本的倾向。这些动机只促使人们在一生的一个时期储蓄他想在另一时期需要的、或者他的子女在尚未开始完全保障自己生活时所需要的。用来增加民族资本的储金，通常出自人们改善自己的所谓生活地位或给子女或其他人们准备与他们的努力无关的保证金的愿望。这些倾向的力量则取决于以捐款的一定数量和时间在何种程度上达到期望的目的，——这又取决于利润量。所以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利润量。低于此，则人们一般找不到只为个人致富或为向别人提供巨额资金而储蓄的充分理由。因此，为了增加资本总额的储蓄必然要求一定的利润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足以作为白制力的报酬和提供相当的冒险保险金。总有一些积极努力积蓄超过中等水平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小于平均利润率的数量已足以鼓励他们积蓄了。然而他们只是平衡那些喜爱超过平均水平地花费和享乐以及不是储蓄而甚至可能浪费收入的人。159

我们注意到，这段话的后半部得出的结论与前半部提出的事实是不协调的。穆勒说：“一定量的利润量是任何增加国家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可是在此之前他说：没有利息，人们也会为了自己的保证金而积蓄。这种积累

怎能不促使增加他们的福利和这种储蓄的愿望怎能不激励他们努力劳动，也即怎能不激励他们增加生产，也就是增加其规模决定生产规模的资本呢？

但是，在利润与工资分离的制度下，出现了靠自己资本利息生活的特殊阶级，并且该阶级需要一定的利息量以使资本不致从他们的手中落到别人手中去。尽管他们只开支、自己什么也不生产，他们的资本完整无缺、甚至还会增加，这些都是正确的，这种情况必要的利润量在不同的社会状况下是不同的。人们的预见性越少和社会上财产的保证程度越低，利润最小（minimum）率就越高，社会的经济和管理状况越好，则它就越低。

但是不论利润最小率如何低，没有利润，靠利息为生的个别阶层的资本将不会增加。如果落到资本家手中的积累没有非生产性的耗费或没有为了贸易企业而带往其它较不发达国家的话，在一切高度发达的社会，利润会很快降到低于此最小率。确信这点是很容易的。如果资本增加而人口不增长，那未工资会提高。所以支出资本的利润会构成越来越小的比例，因为利润是拍除工资以外的剩余产品。如果人口增长了，那就需要增加粮食数量，也即需要把耕种降到较不肥沃的土地上去。农业劳动变得较少成效以及扣除供养工人的费用之后，企业主所剩部分重新减少。

这种利润降低的倾向，被资本的非生产住消耗、或把资本转到其它国家、或生产过程的改善所阻止。资本的非生产性消耗（例如由于游手好闲的奢侈生活或由于商业危机）减少资本规模，也就是减少工资。如果工资减少，那末构成利润的剩余产品当然增加。

资本转移到国外，同样减少了留在国内的资本总额。最后，生产过程的改进降低生产费用，而在现今的生活方式下，它的降低通常引起工资的降低。如果工资减少，那未扣除工资之后，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产品则增加。

穆勒从这些观点得出大部分是正确的结论。例如，他说，在任何情况下，迁居国外会改善人口稠密国家的状况，尽管移民带走很多资本 160。这些国家的资本利润相当接近于最小率。所以如果部分资本离开本国，那未由于利润提高而加紧资本的积累，在因迁居国外而减少了的人口之间将迅速分配原来的资本总额，也即工人福利增加。富国再积累的资本用于修筑铁路、机器等等的作用也正是这样。看出这点之后，穆勒正确地说：

这样一来，应当做出结论，生产的改进和把资本转移到比较肥沃的土地和人烟稀少或人烟较少国家的未开发的矿山上去，并不减少祖国产品总量和对劳动的需求（如表面看法那样），恰恰相反，应当看作是改进国内产品和对劳动需求的主要手段和甚至可观地和持续地增长的必要条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一定的和相当大的范围内，象英国这样的国家以这两个途径耗费的资本越多，留在国内的资本也越多。161

但是，在穆勒的正确意见中，有一处需要提些意见。

在利润串低的国家，该理论应当非常削弱，或更确切地说，应当完全取消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事件或政府措施对国家资本的增加或减少的影响无限重要这个以前的习惯。如我们所见，低的利润率证明积累精神的动力和资本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两个反对它们的因素（生产改进的力量和增加从国外进口廉价的必需品），并且如果每年资本增加的大部分没有周期地消耗或没有输出国外使用，那末国家迅速达到停止继续积累的地步，或者至少积累自然而然地削弱，以免超过必需品生产工艺发明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增加国家资本而下随之提高生产力是不会长久的；在减少利润和利息的同时，它或

者减少下一年或下二年相应的储蓄总额，或者迫使这笔款项送往国外，或者在轻率的投机中把它浪费掉。突然减少资本，如果不过量的话，不会造成国家实质性的贫困。过几个月或几年之后：国家将有这样多的资本，就象一点几资本也没有取走一样。提高利润和利息之后，节余（вычет）重新提供积累力量，使之迅速填补空额。大概唯一的结果将是在短时期内输出的或冒险投机的资本减少。

第一，在富有的工业国，对事物的这种看法会大大削弱经济论据的力量。它反对把社会资金消耗于虽在工业意义上是非生产性的、但实质上是有益的物品上。如果建议为了什么伟大的正义或慈善事业而借一大笔债（例如，为了爱尔兰的工业复兴、为了殖民化的宏伟计划或者为了民族教育），政治家不应当对吸收这一大笔资本将使国家经常性财源枯竭和减少用以供养工人阶层的基金提出不同意见。无论为了什么目的所需要的极限数量的消耗，大概也不会剥夺一个工人的职业。第二年既不少生产一时细平布，也不少生产一蒲式耳小麦。162 穷国的国家资本要求立法者关心照顾。他有责任非常谨慎地接触它和全力保护它，使资本莅国内积累和从国外输入国内来。然而在富有、人口众多和高度种植的国家，不是缺乏资本，而是缺少肥沃的土地。所以立法者希望的应当不是增加积累总额，而是通过改进耕种或得到其它国家比较肥沃的土地上的产品来增加这些积累的收益。这类国家的立法者应当资助这种取得收益的办法，而不是增加积累。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不减少国家财富，取得（但是不要太多）部分国家资本，并作为收入来花费：这部分款项将从那部分（否则会流住国外的）年储蓄金中取得，或者从私人第二年或第三年的非生产性费用中取得。这样取得的每百万给国家留下储存另一个百万的位置，而不至于达到资本流往国外的地步。如果政府支出的目的，值得为之牺牲一定款额来满足国家短暂的快乐，那末反对通过借债直接从资本取得必要的款额的方法这唯一有充分根据的经济上的异议就是，以后靠征税取得款额来支付债款的利息，很不方便。163

这段话的后半部完全正确。可是这殷话开头的思想，穆勒阐述得非常不清楚，以致有根据认为它是错误的。可以说，他好象把利润低想象成社会无论如何应当解脱的灾难；似乎甚至资本的非生产性消耗在缓和社会情况，似乎社会因资本过多而受损害。自然、穆勒绝不想说类似这样的话。他只是表达得不太明确。如果财富积累缓慢不是由于局外的有害影响或环境、而只因不需要太热切地关心财富的增加造成的，这时还不怎么严重。相反，应该认为只有在完全满足于自己处境的人们，也即享有充分福利的人们当中致富的愿望才会削弱。穆勒以另外的章节来发挥这一观点。这里我们援引该章的大部分。

我们看到了在先进的国家里，利润一般相当接近于最小率，而在达到该最小率之后，资本停止增长，并且开始所谓“停滞状态”。从前的经济学家一般恐惧地展望这种远景。穆勒没有分享这种感情。

我不能象旧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对停滞流露出的厌恶那样来看待资本和财产的停滞状态。我宁愿想，实质上它比我们现在的状况好得多。我承认，作家们提出的生活理想没有迷住我。他们想，人的正常状态是：为了自己的提升而奋斗；至于互相排挤、向上爬、以肘推开别人、彼此践踏，对人类来说，这种现今社会生活面貌是最好的命运，而不是社会的一个进步阶段的不愉快的征兆。当然，在财富就是权力，普遍虚荣心的对象是尽可能致富的时

候，应当为所有的人开辟通向财宫的道路，不要任何特权和偏袒。然而，对于人类夭性来说，最好的状况是，谁也不穷、谁也不想更富一些和谁也没有理由担心被别人出人头她的力量推到后面。

当然，目前优秀的人们还来不及为了最好的生活而培养其他人，那末，在积极的活动中为财富而奋斗来保持（象从前他们用武装斗争来保持那样）人类的力量，比在停滞状态中腐烂要好一些。当人们还粗野的时候，他们需要粗野的动机，就算他们有这种动机吧。然而当这改变的时候，人们并不认为现个人类发展的很低阶段是它最终的面貌，他们对现在的经济进步（平凡的政论家祝贺进步），对单一地提高生产和积累相当冷淡。在这一点上是可以原谅他们的。为了民族独立的安全，国家必须在这些方面不要远远落后于邻国。然而他们本身是无关紧要的，直到人口增长或什么其它情况允许人民群众获得他们的一部分利益为止。我不知道，已经比人类所需要的还更富有的人们大量增加自己的资金来消费那些除了作为财产的标志之外很少带来或根本不带来丝毫快乐的物品，或者每年许多个别的人们从中等阶层进入较富的阶级，或者从富有者阶级上升到有闲阶级，这有什么可赞美的。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然是重要问题。在先进的国家，经济需要在于较好地分配。个别人的理智与节约同有利于平等状况的立法制度的联合作用，可以达到这一点。这种作用与每个人的正当要求协调起来，不论他个人劳动果实大或小，使得果实归他所有。例如，可以假定，用足以保证小小独立的数量来限制人们通过赠送或继承允许得到的数额。在此双重作用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工人得到优厚的工资，生活富裕，除了在个人一生中挣的钱和储蓄的资产之外，没有巨额的财产。然而比现在多得多的人们解脱了最粗重的劳动，也摆脱了无意义的琐事，体力和脑力相当闲暇，以致他们能不受限制地醉心于生活最好方面和作为那些处境不利于发展优雅的阶层之美妙范例。这种社会状况比现在的好得多。它与停滞状态完全吻合。因此应当考虑，与这种状态联系起来，比与任何其它状态结合，要自然得多。

如果技术工艺将继续改进，而且资本增长，那未在世界上，甚至在古老的国家，当然会大量生育。但是，我承认，它虽是无害的，我看也没有多少理由羡慕它。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已经达到了人们需要的人口密度，以便最充分地享用协作和社会交往带来的一切利益。即使每个人的衣食供应都很丰盛，人们的活动余地可能太少。对人来说，必须经常呆在人们中间是不令人满意的。废除孤独生活的世界太不理想。没有离群索居，没有独自留下来，便既不可能深思，也不可能有刚强的性格。在壮丽宏伟的大自然面前幽居是思想和志向的摇篮。它们不仅对于个人是美好的，而且没有它们，社会便不能很好地生存。没有任何大自然的天然活动的世界，连看一眼的乐趣都很少。那里，在可以为人们生长粮食的每一寸土地上都耕种，每块生长了野花或曾是天然牧场的地方都垦殖，消灭了全部走兽和飞禽（没有为了人们的利益，把它们变成家里饲养的），作为人们的美餐，砍伐一切小树林和多余的树木。因此，要是为了改进耕种可以不当杂草拔掉，也未必留下了能够生长野生灌木或花卉的地方。如果为了使土地供养为数更多但却不太发展和幸福的居民，土地应该丧失财富和人口无止境地增长时注定会根绝的物品给予它的一大部分诱惑力。那末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真诚地希望，他们早些愿意保留停滞状态，比必要性迫使他们这样做要早得多。

未必应该指出，资本和人口的停滞状态还全然没有包括人类发展的停

滞。在这种情况下，智力教育、道义和社会进步各方面的目标仍然不比从前少。如果思想不再消耗在出人头地的技巧上，技艺的改进同样有存在的余地和有更多的可能性来改进这种技艺。那时甚至工艺也可能积极和顺利地发展。只有一点差别，那时工业的改善会产生其合法的作用：缩减劳动以蓄代

（为了生产）现在除了增加财富之外毫无用处的东西。至今还在怀疑，我们的一切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哪怕一个人的为每天口粮的劳动。它们使大多数人仍然过着艰难、谨慎的生活，并使大多数工厂主及其同事们有可能致富。它们为中层人们增添了生活方便。然而他们还没有开始产生它们的本质和未来所预定实现的人类命运的伟大变革。当有了合理的制度和人口增长将由正确的预见有计划地领导的时候，思想家和发明家的才智和精力战胜自然力量的胜利，才能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改进和提高全体人民命运的手段。164

建议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的崇拜者特别注意几乎在我们引文末尾的几行。穆勒坦率地说，迄今为止，一切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的任何负担，值得怀疑。165 他说，它们为中层阶级增添了生活方便，增加了富有的资本家人数，但是还没有开始改善人类的命运。

按其本质，它们是应该进行这种改善的。正因为我们这样说，墨守成规的人责备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理论。然而现在他们从当前亚当斯密最杰出的学生那里可以听到同样的话。是否用不着怪罪穆勒不学无术呢？本来我们实质上只说了读者现在从他那里听到的那些话。但是不对。发现他的话和我们的话之间有区别的人们确实是正确的。他顺便承认的话，对他思想的总进程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我们则与此相反，经常记住这一事实和从中得出的结论。这是他没有关心去做的。

还是不对。他也有某些与这个事实使我们产生的思想相类似的东西。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他关于经济生活必要的制度的概念，好象与我们的相同。如果不是关于妨碍人类福利的阻碍是什么以及为了达到人类福利在哪些方面需要变革的意见分歧，概念就完全相同。比如说，引文的最后几行重复了穆勒的主导思想：现在人口过剩乃是群众福利的主要障碍。他认为工人的节约和理智是改善群众生活的主要手段。这里理智指的是他们节制生育。但是我们指出过，现今的生活原则本身妨碍群众的福利，完全与群众节制或不节制生育无关。如果把工人的理智理解为不是穆勒谈论的一种可能性，而是清楚地认识一般关于现存经济制度的本色和应该如何改变它，那末，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工人本身的理智。因为社会上的一切都取决于本国人民的思想品质。然而对这种具有完全不同的局部意义的说法，添上这种普遍意义，那就是导致错误的牵强附会。因此更好的说法是，群众的福利取决于群众的信念，并且在群众中尚未普及一定信念的时候，它一直不会提高。我们已经知道了改进生活方式的思想方法的主要特征。它们是：劳动不应成为商品，只有当一个人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劳动时，他才以最大的成效劳动，只有独立的主人的地位，才能发挥个人自尊的感情。所以，只有当工人成为主人的时候，他才会找到应得的福利。同时，劳动组合的原则和改进了的生产过程的性质，要求生产单位具有非常大的规模，而生理和其它自然条件则要求在这个生产单位中组织许多各种类型的生产，以及各个主人一工人因此应该联合起来组成协会。当所谓乌托邦主义者说起协会的时候，占统治地位的学派的理论家宣称这个新思想是恶毒的谬论，就象起初宣称一般任何新思想为谬论一样。现在则不然，每本因循守旧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对所谓乌托邦主义者

作了很大的让步。最落后的政治经济学家应该承认，经济历史向着发展协会的原则前进，协会在某些场合竟然非常有利。形形色色的暴躁的狂妄行为往往与这种承认结合在一起。所以要用无数附带条件来粉饰它。然而这没什么可发窘的。不愿意做某种承认的人们，自然对强迫他的必要性发怒；不愿意让步的人们，在不得已让步时，自然会想出故意刁难的谗言。就在这种情况下，穆勒非常有利地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派的其他理论家。他没有恼火——他情愿承认，他满怀喜悦地谈论出现新的生活制度。他不是在未来学派中培养出来的。所以当他了解该学派的时候，重新建立理论，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因为旧学派的学说已经根深蒂固地扎进他的思想中了。在他的头脑中给新概念留下的位置太少了，因为它已经被旧概念占满了。然而按照他自己的诚实和富有生气的天性，他总是同情改进的。所以，如果他的几乎全部个人智慧都已经消耗在以前的事业上，用在掌握和发展以前的概念上，那未他会愉快地用其余力来掌握新概念。对他来说，重新学习已经为时太晚了——但是已经定型的人能够重新学会什么，他就努力学习什么。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