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购买力

（第七一十三章）

“用产品交换产品”。我们完全承认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这一基本格言是正确的，同时，对它只提出一条意见：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根据什么不想知道，按照现在的制度其基本法则经常受到破坏呢？有雇佣工资时，用劳动交换产品，难道劳动是产品吗？不是，劳动是生产力。那末，二者必居其一：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或者应当承认雇佣工资是一种像行会制度或等级制度一样违反合理的经济制度的现象，或者应当承认不了解自己所发现的原则的意义。

我们是顺便说说这件事。117 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研究购买力的概念，在不是以生产与消费直接组合为基础，不是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同一性为基础，而是以交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下，购买力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是交换的中介术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非常清楚地提出产品与产品直接交换的困难和货币这种可以和任何产品交换的普遍工具的必要性。它出色地证明了交换的好工具或货币所应有的特性，并且非常有根据地证明了贪金属胜任货币的作用，比所有其它产品和物品都好。所有它论述的这些方面问题，我们假定读者全部知道，或者让读者从普通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去了解，而我们则把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来。这个问题正是这些论文的作者们忘记深入研究的，连穆勒自己也忘记了：购买力与用来消费的部分产品分离，对产品分配和消费，并且通过它对生产性质有什么影响？货币或纸币的购买力集中、集聚和永存，使社会的经济生活方式朝什么方向变化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在所谓（与“货币”相反的）货币不起重要作用的“自然”经济中，非常富有的人和很富裕的人之间的关系。吉尔吉斯人阿布达拉的马群里有 1 万匹马；吉尔吉斯人尤苏夫的全部马群一共只有 100 匹马。如果他们在货币经济还没有渗入的大草原上游牧，阿布达拉以其财富能对尤苏夫施展什么经济权力呢？假定尤苏夫是普通性格的人，我们不能不说，他一点几也没有考虑在经济上依赖他的富有的同部族人。阿布达拉能给他一些什么他特别需要的呢？尤苏夫的马匹和马奶足够了，他不需要这些物品①而除了

① 由于墨守成规的政治经济学家平凡的洞察力，在这方面至少需要估计到整整两条异议。第一，在加尔梅克人这样半野蛮的部族中，暴力占统治地位。阿布达拉可以惜助于许多亲友白白地掠夺并杀害尤苏夫。当然，此外，加尔梅克人是乡妻者，没有文艺、剧院等等——发发慈悲吧！要知道总不能把一切都混成乱七八槽的一大堆哦！其实，我们是在谈论经济关系，并且只谈它们。要不然我们就得在这里评论用马奶治疗肺结核了，就像在评论关于道布林·尼克奇契的任何一首歌的时候，布斯拉也夫先生评论米克利·安德热洛的画一样。118 另一个异议也是这类性质的：在阿布达拉的马群里有这样一匹马，由于尤苏夫酷爱这匹出色的跑马，他要获得它，准备为阿布达拉做出一切（请看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中“贝拉”的故

它们之外，阿布达拉②什么也不能向他提供。现在假定货币经济引进了这个部族。就按整数计算，每匹马价值 10 卢布。阿布达拉拥有总数为 10 万卢布的

财产，尤苏夫只有 1 千卢布财产。每个人从日常经验中都知道，在货币经济

下，不怎么富裕的人对比他富 1 百倍的邻居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依存关系。依赖性由何而来？由于货币是一般购买力，它不像直接用来消费的产品一样能满足一种不论什么样的需要，而是一般地能满足一切爱好和愿望。人能感觉到他不需要这一种或那一种物品，觉得某种物品对他是多余的；但是他无论如何不能确信他永远什么也不需要。为了不垂涎货币，就应该有这种信心，并且不仅是现在或最近的将来，而且在全部未来：我们不是随便使用“永远” 一词的。几乎所有直接用来消费的物品都是非常不耐用的。只有作为货币原料的贵金属可以称谓这种惯例重大的例外。金锭或银锭同货币很少差别，尽管没有使它们成为名副其实的货币的戳记。其余的在经济方面重要的物品不具备自然而然地长期保存的特性。只有货币才有这个特性。有许多种类的产品，不论如何细心照料也保存不了几年。粮食就属于此类产品，在一切农业国家按其价值是最主要的产品。这类产品只能以再生产来保存，就是说通过与第一次生产所必需的同等大量劳动来再生产它。另一些物品则长期完整，比方说石造建筑物，但是需要修缮，几年内用于修缮的劳动总额等于最初生产该项目所需的劳动总额。否则它们会很快就不中用和失去价值。因此，总而言之，货币与其它产品的区别在于它自然而然地继续存在，不需要进一步的生产劳动，完全免除拥有货币人的劳动。与此同时，保存所有其它物品需要继续劳动，最初就是用这种劳动得到它们的。人们只有在货币中得到完全悠闲享乐的①经济来源。直接消费品部分地由于不经久耐用，部分地由于笨重，要把它们积蓄到一个人手中的规模，要比储蓄货币窄小得多。货币占地方少，并且可以说，它是不朽的财宝。把 10 个收获期的粮食囤积在自己的粮

仓里未必办得到。但是把 20 个和 30 个收获期的货币积存到大箱子里，就像一个收获期的那样方便。

这样，与直接以消费品为基础的生活制度相比，货币制度更加有利于把财产集中到个别人的手中，促进财产不平等的发展；使宫人对其他人有更多的权力。在货币制度下，通过用财富来满足一切愿望的这种不定的因而也是无止境的想法来取代了满足一定需要的想法，这些其他人们对独立的兴趣减少了；最后，以货币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中出现了经济上可能的完全悠闲享乐。这在不以货币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中不可能不明显地破坏一切经济概念。119

“看，你们开始关于黄金对人心和社会福利的致命影响的劝善啦”，—

—墨守成规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会这样说。不完全正确。120 道德家起来反对

事，以资证明）。——自然，在酷爱影响下发生的事会少吗？但是请不要忘记，我们在这里叙述的不是酷爱的理论，而是以尤苏夫没有充分的理由让自己依赖阿布达拉的普通估计的想法为基础的经济规律。—— 车注

② 这时可能提出第三条异议，一点儿也不比前二条差：“怎么什么也没有？阿布达拉除了马匹和马奶之外还有马车、毡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自然，不过这一切尤苏夫也有，也有相当的数量。——车注

① 不妨提示一下，此处我们只注意以经济规律为基础的现象，而不注意其它类似侵占、对于人的所有权等等现象。在一切社会状况下，某些人可以不进行生产劳动。靠暴力和诈骗过活；但是这些现象的合法程度和经济合理性，不作任何解释都是清楚的。我们只需要深入研究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的那些关系。——车注

黄金之有害影响的时候，注意到人们渴望增加自己的财富，起来反对他们称之谓良心堕落的自私自利的打算，等等，——一句话，他们不满意人类的天性并阐明改变其基本志向的问题。我们完全不讨论这些；我们不想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也不希望改变他们的天性。在承认个人利益原则为人类一切经济活动的基本动机和最高标准方面，我们对亚当·斯密学派的任何一个作家也不让步，并且比大多数墨守成规的政治经济学家走得更远。我们容许后者跟随道德家们解释理想志向的必要性和激发人们对各种爱国主义的美德、对克制爱情的美德，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什么也不宣扬，我们认为，首先 121 应当关心物质需要，而且当它们还没有满足的时候，不能有成效地关心任何其它事物；我们认为，考虑个人利益是人类的主要指南之一。我们只评论什么最符合人的个人利益，而且只希望人们变得更加精打细算。——由于对人类生活主要基础的看法与道德家有分歧，我们用与他们截然不同的眼光看待所谓黄金统治的问题。我们认为货币统治一切的制度是不令人满意的，并非因为在这种制度下，人们是自私自利的（人们总是并且应该更多地考虑自己的个人利益），只不过因为在这种制度下，绝大多数人们的物质福利需要满足得太差了。这个制度对于绝大多数人们是没有好处的。但是我们认为，问题的实质绝不在于货币，而征于另外无比重要的、从中产生货币优势本身的事实，——在于现在的经济生活方式是以交换为基础的，而不是直接以生产与消费的一致为基础的。应当像现在通过货币或与货币起同样作用的任何其它的普遍价值尺度进行交换那样来进行交换。否则进行交换就太不方便了。所以使用货币本身或与其意义相同的一般的价值（标志！）规律，是非常有益的事情。起来反对它们就等于起来反对其本身也是上流社会中对预定事业必要的和极好的东西——手帕一样。我们绝不希望人们恢复到他们“不用手帕也行”的状况中去。然而，伤风时手帕的用处很大，那末伤风是不是一件好事？这完全是另外的问题。我们认为，人应当治疗伤风，并且当伤风好了以后，手帕自然而然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重要性？），这决不是它自己的过错。我们同样认为，如果生产者本人将消费自己产品的主要部分和每人消费的主要部分产品将是他个人劳动的产品，而产品总额中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将进行交换。一句话，如果产生相当好地实现经济理论的原则“让人人首先为养活自己和为自己而劳动”的生活方式的话，那末，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也将减少。我们看到，这种制度的主要特征是：每个工人最好成为主人，而且经济单位应当具有颇大的规模。我们看到，按照现在引起我们注意的科学部分、有关价值部分的专门问题，在目前的生活方式下，经济科学这项要求的主要矛盾是交换价值背离它不应当背离的内在价值，是对劳动的看法就像看待可买、卖的商品一样；与此同时劳动自然既不能买卖，也不应当成为商品。这个不合理的制度就是经济伤风，在这种制度下，我们打比方的手帕一货币的作用发展到了令人难堪的程度。

我们将不非常详尽地叙述用以确定硬币价值的规律，因为在普通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对它的解释完全今人满意。为了避免疏漏，就此问题的基本特征说上几句也就够了。硬币是和所有从花边和钻石到面包和劈柴等等其它所有商品一样的商品，它的价值，也即它与其它商品交换的比例，换句话说，一切其它商品的普遍价格①水平，是由决定任何其它商品价值的那些因素即供求

① 读者知道，若以货币计算，则产品价值就是其价格。因此，货币价值和商品价格是一样的。商品价格提

平衡和生产费用来决定的。用制造货币的（贵金属）材料来加工该商品的劳动，与用来获得材料本身的劳动总额相比，是微乎其微的。所以硬币的费用等于用以模压②它的黄金或白银的费用。硬币价值持久的或长期的水平，与价值上涨时数量能增加的其它商品一样，是由生产费用③决定的，而此水平的临时波动则由供求平衡决定。但是贵金属是如此长寿的商品，以致从前生产积累起来的数量比每年生产增加的数量大得多。所以，由于其生产的缩减或扩大使现有数量敏感地减少或增加，只是表现得非常迟缓，而由供求平衡决定的硬币价值的波动却比其价值固定水平的缓慢变化要明显得多。换句话说，由于硬币的供求波动而产生的商品普遍价格水平的提高或降低，比由于原来的矿山逐渐枯竭或者开采新的最富的矿山而产生的变化，要明显得多。那未硬币的供求平衡又是什么呢？这里需求是以提供来交换硬币的商品总量，也就是准备出售的商品总数形成的。可是用什么来决定供应的规模呢？直接用于消费的产品中，某种商品的供应等于为满足对它的需求而提供的数量。然而当硬币还是硬币的时候，它是不用于消费的；它只不过是购买的工具，因此在完成一次购买之后，立即就能为自己的新主人进行新的购买。由此可见其供应规模是怎样确定的。假定在某个时期内，比方说一年，某协会用硬币完成的购买总额达 10 亿卢布，如果在此期间每个卢布只购买一次，为了进行

购买，这个协会里的硬币总数应该等于 10 亿卢布。但是如果每卢布一年内平

均购买 5 次；为了完成全部购买总额只需要 2 亿卢布。一定时期内硬币卢布完成购买所流通的次数，叫做货币流通速度。所以，硬币的供应规模等于其现有数量乘以其购买的流通速度。正是这个数字构成在此期间内按硬币计算的销售的物品总额。比如说，假定物品销售的数量与一年内 2 亿卢布顺利地

平均周转 5 次时的数量相同，但是或者流通速度增快，达到 6 次，或者硬币

数量增加到 2 亿 4 千万卢布。在这两种场合，总额已不是 10 亿，而是 12 亿

卢布（2 亿乘以 6 或 2 亿 4 千万乘以 5）。这样一来，按货币计算销售总额已

是 12 亿，也就是说，普遍的价格水平提高了五分之一。值 5 卢布 1 俄石的小

麦将值 6 卢布；值 50 卢布的 1 块呢子将值 60 卢布等等。相反，如果或者硬币数量减少或者其流通速度下降，则价格会下跌。例如，如果每卢布只用来购买 4 次而不是 5 次，以货币计算销售总额只有 8 亿（2 亿乘 4），并且物品价格相应下降。每俄石小麦只值 4 卢布，1 块呢子只值 40 卢布。

这样，硬币价值，或者同样的，普遍价格水平的变化是符合于供求平衡，如果销售量（对货币的需求）增长得比用于购买的货币数量和流通速度快（也即比货币供应快），货币价值便提高，换句话说，物品价格就下降。如果货币供应减少，也即其数量不变时流通速度缓慢。或者其流通速度不变时其数量减少，结果也一样。在相反的情况下就有相反的结果。也即货币价值下跌，换句话说，物品价格上涨。

自然，这里谈及的只是用于或准备用于购买的货币。那些主人保存起来不用、不想用它来购买什么的货币，对商品价格不起作用。这部分硬币处在

高了，这就是说货币价值下降了；商品价格降低了，这就是说货币价值提高了。如果不直接加上“内在的” 一词的话，我们总是把价值理解为交换价值。——车注

② 严格他说，货币价值高于金属锭的价值，但是只高出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几乎没有任何重要意义。—

—车注

③ 或者说，对于金银不是国产而是进口商品的国家，由从国外获得这些金属的费用来决定。——车注

所谓昏睡状态。

* * *

写完关于决定货币价值的因素一章之后，我考虑是否应该把它删去，以期我的叙述不致把论文拖得太冗长。我认为每位读者都知道这个课题。然而我又考虑：试一试删去吧，那末，无论什么样墨守成规的人把这个硬币价值问题想像成经济智慧达到的极限，他以他达到了这个极限而异常自豪，并且按照他个人理解这个绝无智慧的东西的难度，以为普通人永世都不懂得科学如此深奥的秘密。任何一个这类学者先生就想，你是不知道它的。够了先生，那末再说不知道什么呢？而且一般他说，了解全部占统治地位的理论的全部奥妙和细节是否困难呢？比学会织袜子还要容易得多。然而如果了解此问题对你非常困难，那末，你至少没有发现这个事实的一点儿迹象，就是说，你是个门外汉，不能理解这样伤脑筋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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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把硬币作为唯一交换工具的社会状况。硬币的确永远是衡量所有其它交换工具价值的基本货币符号。但是正如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用货币买卖产品来取代直接以物易物一样，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出现了帮助硬币的另一种交换工具——信贷标志。它对金市和银币的关系，就和这些货币与全部其余产品的关系一样：硬币是产品价值的标志，信用凭证（银行券、贸易票据）是硬币价值的标志。用信贷标志与硬币的关系可以很好他说明硬币与其它产品的关系，也即说明它所完成的使命的本质。金币或银币也是纸币，与现在的信贷票据的区别仅仅在于其交换价值的保证是制造它的材料本身的交换价值，也即此材料的生产费用。然而，信用票据的材料本身价值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其交换价值的保证只是发行票据的政府银行或私营银行有责任把该票据兑换成票据上表明的金、银数量。

与硬币相比纸币有多少价值，在购买时它们就完全代替多少价值。但是它们只是多种信用形式中的一种，一般说，关于信用应该说是同样的：有它存在，它的所有形式都能当作购买力，也即代替硬币。在生活方式是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里，经济生活发展越积极，社会中借助于信用完成的交换部分就越可观，因此很容易产生把信用当做经济进步根源的错觉。然而，实际上它只是用来显示产生这种进步力量作用的一种方式。为了看清问题的本质，我们从解释普通政治经济学教程提出的、穆勒通过在技术细节上做了相当可观的改进而介绍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的提法开始。

在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一个问题比信用的作用问题造成概念上的误解和混乱更多了。这不是由于信用理论特别难，而是由于信用采用的形式所产生的某些交易现象的复杂性造成的，这些复杂现象把注意力从信用的普遍特性引向其个别形式的特点。

如此经常地谈论其民族重要性的夸大其词的腔调可以作为信用实质概念混乱的实例。信用具有伟大的然而大概不是某些人赋予它的神奇力量。它不能无中生有。非常经常地这样评论信用的扩大：好像它与创造资本的意义相同，或者好像信用就是资本本身。如果只允许一个人使用另一个人的资本，信用不是增加、而只是转移生产资料，这还要加以证明，那是荒诞的。信用使借款人增加多少生产资金和占用劳动资金，贷款人的资金就减少多少。一笔款项不能既是所有人的又是借款人的资本：它不能一次加倍地全部作为两组工人的工资、工具和材料。的确，甲向乙借款井用作甲的事业的资本，在

其它方面又是乙的一部分财富；乙可以签订以此资本保证的借据，并且如果需要，在其抵押下可以借人一笔与它相等的款项。因此，表面看来似乎甲和乙同时使用了这笔资本。然而，如果哪怕略微深入地研究一下问题，我们会看到，当乙把自己的资本借给甲，资本已经只归甲一个人使用。所以乙从该资本得不到任何另外的帮助，除了收回该资本的权力，使他能从第三者丙那里得到另外资本的使用权。某人真正使用别人的资本，必然是从不论谁的资本中借来的。

但是，如果信贷向来只是把资本从一些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些人手中，那末按照自然规律，它总是把资本转移到莅生产中比较善于有成效地使用它的人的手中。如果不存在信贷，或者由于普遍的不无危险，或者由于缺乏信任，几乎不存在信贷，那末，许多或多或少有些资本、但因自己的职业或因缺乏必要的技艺和知识不能亲自监督资本使用的人，就得不到自己资本的好处。他们积攒的资本会闲置起来，或者可能在从它们得到利润的笨手笨脚的试验中浪费掉。现在贷放全部资本以生息，并且对生产有利，每个工业国处于这种状态的部分资本占其生产资金的一大部分，并且自然被吸引到事业进行得最活跃的生产者和商人那里，他们有可能以最大盈利来使用它们。因为他们既比其他人更强烈地希望得到资本，又能够最好地保障它的安全。所以，尽管信用并没有增加国家的生产基金，但它却自告奋勇地最充分地参与生产活动。随着赖以建立信贷的信任之扩大，甚至每个人为防备不测的情况而保存在身边的最小的部分资本用于生产的机会日益增多。达到目的的最主要工具是储蓄银行。在没有这种银行的地方，明智的人应该把足以付清只要他能想到的任何需要的款项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出借。然而，当不把这笔准备金存放在自己的箱子里，而是储存在银行家那里已成为习惯的时候，以前闲置的大量小笔款项就集中到银行家的手中了。银行家根据经验在了解了这些款项中那些份额是目前需用的，并知道，如果一个存款者需要的比平均比例多，那末另一个就需要的少，他就可以把余额，也即这些款项的一大半贷给生产者和商人；而且通过这种办法来增加的不是全部现存的数量，这是确实的，而是贷出资本的数量。因此社会生产款额会相应地增加。

在为了把国家的全部资本用于生产的这种必要条件下，信贷也是从国家的工业人才中为生产吸取较多利益的一种手段。在没有或几乎没有私人资本、但却具有资本占有者赏识和珍视的办事能力的人当中，许多人或者得到借款，或者更常见的赊购商品，这样一来，他们的工业才能就会集中到增加社会财富上来了。如果改进法律与教育，使社会的忠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的个人声誉不仅可以作为反对卑鄙的侵占、而且可以作为反对用别人：的财产卑鄙地冒险的充分保证，那么上述方法还将带来更大的好处。

这就是从最普遍的观点看到的信贷在人类生产资料中的作用，然而这些观点只适用于向工业阶级的人们（生产者和商人）提供的贷款。商人给予不生产的消费者的信贷，从来不是增加而总是减少社会财源。它不是把不生产阶级的资本交给生产阶级暂时使用，而是把生产阶级的资本交给不生产阶级使用。如果甲商人向乙地主或收租人供应商品，展期 5 年忖清，则甲的等于

这些商品价值的部分资本在 5 年内是不生产的。在立即付清的情况下，这笔

款项在 5 年内可以花费和卖出几次，并且几次用这笔款额生产、消费和再生

产商品。因此，如果乙最后付清了 5 年没有支付的 100 英镑，那末对于社会

劳动阶层来说，展期支付本身相当于 5 年中他们不是一次而是几次地失去了

这笔款额。甲本人为自己的商品规定期满后乙应付给他较高的价格，以此得到补偿；但是，由于每笔无须偿还的或暂时用于非生产目标的资本而遭受损失最大的工人阶级，却没有任何补偿。在这 5 年当中由于乙从甲的资本中借

用这笔款额并且把它徒劳无益地花掉，国家的资本减少了 100 英镑，乙提前

动用自己的资金，而且过 5 年之后才从自己的收入中取出来偿还给甲，于是这笔款额又将成为资本。

这就是信贷在生产中的普遍作用。尽管没有它，现有的生产力不能充分地集中到生产上来，它本身不是生产力。但是，信贷对价格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它几乎是全部难以解释的交易现象之主要原因。通常，当商业中有许多贷款的时候，商品的一般价格由贷款情况来决定总是比由货币量来决定更为多；因为贷款不是生产力，而是购买力，所以，当一个人有了借款的时候，可以用它来购买商品，既造成对商品的需求，又抬高商品的价格，如同用现金来进行这么多次的购买一样。

我们现征应当把信贷作为不取决于货币的独立购买力来加以研究，它自然不是形式最简单的信贷，而是一些人贷给另一些人的货币形式的信贷，并且是用现金：如果得到这种借款的人用它来购买物品，他用货币购买，而不是用信贷购买。所以不表现出超过货币提供的购买力。创造购买力的信贷形式是，在购买时，任何货币都没有从一些人的手中转入另一些人手中。并且是很经常的，从来都不转手，而全部交易与其它大量交易一起入帐，井仅以帐目的差额来支付。这是用不同方法进行的，我们来一一研究它们。照我们的惯例，从最简单的开始。

第一，假定甲和乙是彼此有交易的两个商人。在这些交易中两人既是买主又都是卖主。甲向乙赊买。乙也向甲赊买。年终甲欠乙的款额与乙欠甲的款相比较，于是知道谁应按差额支付。这笔差额可能比另一个交易额少些，但无论如何一定少于全部交易款额。差额只用货币来付清，而且可能连它也可不付清而转入下一年度的流水帐目中去。用此方法，支付 100 英镑竟可能足以偿清一系列现在扩展到几千英镑的交易。

然而第二，甲可以不用货币偿还欠乙的债务，尽管乙并没有欠甲的任何债。甲可以满足乙，只要把自己对第三者丙所有的债权转给乙。借助于叫做商业期票的证券便可方便地做到这一点。实质上这种期票就是债权人的借据。他用借据把对自己债务人的货币要求转给另一个人，如果债务人承认该借据，就是说证明确是他的签字，借据就成为债务人方面承认债务的依据。商业期票最初是为了保护与运送金银有关的费用和冒险而采用的。亨

利·托尔东（Henry Thornton）说：“假设伦敦有 10 个工厂主，他们向约克郡的 10 位零售商人出售自己的商品：并且假定约克郡有 10 位另一种商品的工厂主，他们向 10 位伦敦商人销售商品。如果这样，10 位伦敦商人就不必每年把基尼汇到约克郡付给约克郡的工厂主，而 10 位约克郡商人每年再把同样多的基尼汇往伦敦。约克郡工厂主只需在办事处取出约克郡商人的货币，作为交换给他们委托信用证书，证明得到款额并说明要把伦敦债务人准备好的货币付给伦敦工厂主，让伦敦的债务象在约克郡那样用同样的方法支付。通过这个办法，全部货币转寄的费用和冒险将得到保护。根据它转移债务的委托信用证书，按现在的说法，叫做商业期票。这就是收据，能使一个人的债务与另一个人的债务交换，同样也能把在一处得到借款转移到另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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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接着叙述信贷的各种不同形式（商业期票，商业付款字据，不进行商业周转的人给银行家的字据，简单记帐赊卖，最后是银行支票）是如何产生的以及具有何等意义。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深入这些与其说属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如说有关商业惯例的专题论文的细节。讲一点就行了：穆勒在仔细分析了信贷的各种形式之后得出结论，按其对价格的作用，也即按其购买力，信贷的一切个别形式本质上是相同的；其实影响价格的不是信贷以什么形式扩大或减少，而仅仅是它扩大或减少本身这个情况。这个结论使我们大为接近真正的和普通的看待问题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教程中通常混淆了只属于商业实践、而不属于科学理论的琐碎细节。在了解了这些琐碎细节对科学理论无关紧要之后，如果我们现在力求把注意力完全从这些琐事上引开，以便集中到问题的实质上来，那末我们将会看到实质是极其简单的。

信贷，恰恰就是债务、贷款。得到信贷，意味着得到借款，负债；放出信贷，意味着出贷债款、贷款。现在我们要问：寻求借款、签订债务是什么境况的特征呢？是用自己的资金不可能摆脱困境的特征。同意贷款、同意贷出债款又是什么的特征呢？是人们不愿意或不善于把自己的资金用于生产劳动的特征。对吗？对。这点可以在我们摘录的穆勒著作的片断中找到。让我们试试老老实实地回答问题：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信贷牵连到某项事业，就证明这项事业的购买力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它发现，需要购买力而且很有利的地方，却没有购买力，而在不需要购买力和无益的地方①，却有购买力。这种状况合适吗？

请不要说信贷会纠正这种状况。我们自己知道这个并赞同你们对信贷的一切赞扬。我们只认为，不应当承认，信贷起着经常和重要作用的生活方式是令人满意的。也不要讲在信贷发展以前的古代则坏得更多。古代的事情还少吗？总而言之，古代要恶劣得多。现在就是不谈这个，而要谈论目前的情况如何。

在经济生活方式令人满意的制度下，信贷在社会生活中应起什么作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说实在的，不妨考虑一下社会经济活动的内容是什么。是交换吗？不是，交换什么也生产不出来；交换只是用来分配产品的方法之一。在一定形式的生活方式之下，它比其它分配方法优越，但绝不是唯一的方法：在生产产品的人们消费这些产品的地方，他们之间的产品分配不是间接地以交换来完成，而是直接计算他们之中谁应该得到多少，用直接的方法进行分配的。于是分配本身只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甚至在以交换为基础的、使交换异常强烈地发展得过分不正常的现存生活方式制度下，在人民的经济生活中，生产与消费对分配具有绝对的优势。“商业人民” 一语是纯粹的错觉。商业以其嘈杂的忙忙碌碌使我们震耳欲聋，而每个民族的群众却从事比较安静的生产活动，商业则仍然只是相当少的一部分人的职业。在英国，与农民、手工业者、工厂工人相比，商人是很多的。甚至在这个我们凭表面印象想象成主要靠对外贸易过活的国家，运往国外的和从国外

① 自然，这里我们只讨论按照理论赞同的方向起作用的信贷（理论把购买力从无成效的停滞状态或滥用浪费引向经济活动），讨论由不生产阶级向生产阶级的贷款。正如我们看到的，穆勒无疑也斥责在相反方向起作用的信贷当作不生产阶级的贷款。所以、这个问题不需要我们来解释。甚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在现存生活方式中所指责的，大概我们也不会去赞扬它。——车注

得来的大宗产品，几乎只占全部生产的和消费的产品的五分之一。①现在设想一下只销售五分之一产品和只购买五分之一消费品的经济。这种经济需要借款吗？它有资金立即付清任何一次购买的款额，因为这些款额与其收入相比是微乎其微的。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甚至对外贸易也应当不靠信贷来进行。然而，如果甚至信贷最发达的对外贸易普通进程也真正不需要信贷，那末，在一般情况下，国内贸易比对外贸易利用信贷要少得多，就更可不必采用它了。

但是我们只谈论了一般情况。最好的经济有时会碰到迫使它借款的不幸机会。民族的经济生活也会遇到这种不幸的机会。其实，现在对于整个民族已经只剩下一个这种极其广泛的贫穷的根源——歉收。歉收年可能要进口大量的粮食，以致不分期付款就难以付清它。这就是对外贸易需要信贷的唯一自然情况。国家的个别地区存在这种必然遭受不幸的其它情况。比方说，洪水泛滥成灾的沿河地区，或者被火灾焚烧一空的城市，不借款是不行的。由于某些其它的时机（比如说由于疾病和死亡的很多情况偶然地凑在一起），个别经济可能遭受比这更大的损失。这就是个别经济、地区或整个民族确实需要信贷的时机。这一切仅仅是特别不幸的时机，在当时对生活是非常沉重的，但是生活总的进程会使它减轻。信贷应当减轻它们，把困难分摊到比较长的时期，使它较少地被感觉到。

一句话，信贷象是一种药。无论如何不该否定药的作用。但是，一生不断服用药水和药丸的人的境况并不好。经济科学是经济生活方式的医学。然而医学除了给药之外，还有另外更重要的责任：向人们说明他应遵守的条件，以期不再需要药物。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只限于一门病理学。卫生部分（科学最重要的部分）却被它忽略了。它不谈论在人们无法成为健康的寒冷与潮湿中发展的恶病肌体里、在由古老的野蛮风俗继承下来的粗野的有嗜好酩酊大醉的肌体里、在不断食用按原始的无知偏见做成的有害饮食的肌体里，会发生什么变化。占统治地位的理论或者自己过份惧伯真理，或者过分逢迎野蛮的任性、粗野的习惯，逢迎呼求它来援救自己愚昧生活方式的荒唐冷淡。这不好。对于科学来说，真理应当高于一切。应该直截了当他说：“你用信贷的药水和其它制药的成分来填塞自己。这对你还不够你的环境对你的健康不合适，你的生活方式不合理，请改变环境并采取其它生活规则吧。”如果对于这一真理的回答是：“我没看出这个必要性”，“现在的生活方式对我是很可爱的”，“我缺少改变环境的资本”，“你们是乌托邦分子和无知的人”，我们是否发窘。我们因此而感到发窘吗？当人们对斯蒂芬森说，建筑铁路是不需要的，不可能再有比马车和公路更好的了，修造铁路和机车缺乏机械工具，他是乌托邦分子和外行，难道他感到难为情了吗？面对我们说的一切，全都对他说过。他顽强地反反复复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终于取得自己真理的胜利。我们的真理比斯蒂芬森的要复杂和广泛得多。自然，在社会上普及这个真理的麻烦，对我们来说，应当比斯蒂芬森的多。可是这是什么呢？我们从事我们事业的劳动多多少，事业对人们的利益也就大多少，一旦了解事业的卓越真理的人对它的热爱也就强烈多少。

① 最近 5 年（对外贸易发展最快的几年）英国出口商品的价值平均每年不足 1 亿 4 千万英镑。英国本国这

几年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无论如何不少于、而且很可能大于 7 亿英镑。（从事农业的工人不足总数的三分之

一，生产了多于 2 忆英镑的价值。手工业或工厂工人的劳动生产的价值比农业劳动的高得多。）——车注

可是，在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下，信贷自然应当经常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所以在货币经济制度下，经济活动发展得越活跃，通过信贷与信贷规律来完成的比例应该越大。硬币仍然是容量相当大的、沉重的、不灵活的物品。大量商业交易迅速发展时，用它来支付是不方便的，同时硬币在使用中会磨损，而按照其磨损材料的昂贵来看，这是亏损的。所以在稳定合法地使用它的国家里，在日常流通中硬币逐渐为信用单据所取代。并且其主要款额在发行支票的机关里作为储备基金安静地存放着。这些支票就是对货币流通最方便的信用形式。其实，这个储备基金是为了保证把银行支票兑成它们的代表—— 硬币所必需的。如果发出支票的机关，信用非常巩固，储备基金可以保险地只是支票总额中相当少的一部分——只有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可能甚至更少。根据这种情况和各种其它情况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不具有硬币储备基金或不让占有者有权要求从发行它的机关兑换成硬币的那些银行支票或纸币是可能安全地流通的。这种幻想有非常多的信徒。因此，我们援引穆勒对它的分析。

经验证明，一张没有任何内在价值的证券，之所以能以硬币价值进行流通，只不过因为证券上印着它们等于一定数量的法郎、美元或英镑。经验表明，它们带给发行者以它们所代表的硬币能带来的全部利益。政府开始考虑，如果不遵守用来代替货币的证券的发行者个人应当服从的条件，不遵守接上面的标志兑换所代表的东西的责任，能把该利益据为己有是有好处的。政府作了尝试，它能否摆脱这项不愉快的责任，让它发行的纸币作为英镑通行起来，并用它纳税。因为几乎所有稳固的政府的影响都如此之大，以致它们全都成功地达到了此目的。看来我也可以说，它们总是在一定期间得以达到目的，并且只因它们过份地无节制地使用纸币，它才会丧失作用。

在我们假定的场合，货币的作用是由唯一地根据人们的协议使其能起作用的物品来进行的。然而为了赋予物品以此效力，这种协议已经足够了。因为如果人们确信，别人和他一样接受某种物品，这就已经足以使他接受任何物品，如同货币一样，并且甚至按照随便什么价值。问题仅仅在于用什么来决定这种交换工具的价值，因为它不能象决定金银的价值、或者一俟索取即行兑现的纸币价值一样，由生产价值决定。

然而我们看到，甚至连硬币价值也是直接由硬币数量决定的。要是其数量不取决于普通商业的盈利和亏损的结算，能够由政府任意决定就好了。硬币价值就由这个政府的指令、而不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按照持有者的愿望，不兑现成金银的纸币数量可以任意决定。尤其是如果是由最高国家政府发行这些纸币的话。所以这些纸币的价值完全是任意的。

假设只有硬币在流通的国家，突然发行纸币，其数量为硬币总额的一半。不是银行也不是以公债形式发行，而是政府为发工资和购买商品而发行的。货币流通的数量一下子增加了一半，所以一切商品的价格以及一切金制品和银制品的价格都将顺便上涨。成品中一盎司黄金的价值与一盎司金市价值之差，高于通常酬劳成品价格的差价。因此把硬币回炉重新制成金制品将是有利的，直到由于金市回炉使货币减少的数量等于纸币发行增量为止。那时价格又会降到原先的数值，并且一切都将照旧，除了纸币取代了从前存在过的一半硬币之外。假设现在又重新发行纸币；同样的一系列后果又将恢复，并且由于下几次发行纸币，最后硬币全部消失（也即如果要发行与最小硬币同名的纸币的话；而如果不发行这种等于最小硬币的辅币，就得保留零碎支付

所必需的辅币）。由于准备用于装饰的金银数量的增加，某段时期内，此种商品的价值会有所下降。所以虽然发行了全部原有硬币总额的纸币，但是与纸币一起，仍然有为了保持货币价值与金属材料减少了的价值相等所必需的硬币在流通。这部分硬币将继续流通，直到金银的价值低于原有的为止。然而这些金属的价值跌到了生产费用以下，矿山便将停止或减少金银的供应。这样一来，其多余数量将以通常消耗的途径被耗尽。此后贵金属和货币

便将重新获得自己的自然价值。我们这里假定的，如同迄今为止经常假定的一样，国家拥有自己的旷山，并且与其它国家没有任何贸易关系。而在有对外贸易的国家，由于发行纸币而变得多余的硬币，将消失得快得多。①

迄今为止，纸币的影响实质上是一样的，不论它们是否有硬币兑换。当硬币已经完全被纸币代替并且被排除在流通之外的时候，纸币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差别就开始显示出来了。假定当全部金银市因被同样数额的纸币所代替已经不再流通的时候，还要增加新纸币的发行量。恢复了从前的一系列现象价格上涨，金银制品的价格也顺便上涨，于是与从前一样，把硬币回炉是有利可图的。硬币已经不流通了。但是如果纸币必须兑涣硬币，还可以用票据

（■）交换，从发行票据的机关得到它。所以当纸币完全代替金银币之后，全部增加的进入流通界的票据将回到发行它的机关兑换硬币。如果纸币可以兑换为金属币，则其价值会低于它所代表的金属的这些纸币量便不能在流通界维持。然而不可兑现的纸币却往往不是这样的。如果法律允许，纸币数量的增加是无止境的。新的发行量可使纸币无限增加，会降低它的价值，并且相应地抬高价格，换句话说，无止境地使它大受影响。不论这种权力属于谁，它都是不堪忍受的灾难。124

交换工具的价值的一切变更都是有害的：它们破坏现存的契约和意见，由于担心这些变更，长期货币债券变得完全不准确了，为自己买进或交给别人 100 英镑终身收益的人，不知道这笔款额几年之后等于多少，——是当时

货币的 200 英镑还是 50 英镑。125

为了使预计的变化对货币价值没有威胁，为了尽可能少受偶然的波动，在一切文明国家都把一切众所周知的商品中最少遭受价值波动的商品——贵金属作为商品货币价值的标准。所以其价值不符合贵金属价值的纸币就不应该存在。这一基本法则任何时候谁都不会完全忘记。一般说，发行纸币的人或社会宣布过：他们准备将来什么时候开始用硬币支付纸币。如果他们没有讲过这些，那末他们总是给予自己的纸币以硬币名称本身就已经暗示允诺保持纸币价值与金银市的相等。甚至连不能兑换的纸币维持这种价值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的确，不兑换时，就没有兑换所提供的那种自动停止增加纸币的情况。但是有一个明显的不容置疑的特征，根据这个特征可以看出纸币价值是否下降了以及下降了多少。这个特征就是金银的价格。当硬币已经不再流通并且不能把它送去回炉成锭时，金银价格的涨或跌，就与其它物品的价格一样。如果它高于规定的造币价格，如果从 1 盎司黄金模压出 3 英镑 17 先令

10 12 便士，1 盎司黄金的售价为 4 或 5 英镑纸币，这就是说，它们的价值以这种比例下降，低子硬币具有的价值。所以，在通常认为是纸币天生的不方便中，没有一条是不能兑换的纸币所没有的。如果纸币的发行服从严格的

① 也即流到国外去。123——车注

规则，其中之一是当铸锭的价格升高，超过金属币的价格时，所发行的纸币数量应当减少到使铸锭的市场价格又和硬币的价格相等为止。

但是在这种制度下，不能兑换的纸币也没有这么多好处，来让人们去应用它。不能兑换的纸币发行量是由铸锭价格决定的。它与可兑换的纸币在各方面完全相同。并且不能兑换的纸币的好处是，它不需要任何全银的储备基金。这种考虑不很重要，特别因为当政府的忠诚不被怀疑的时候，政府不必象个别银行家那样保持如此大量的储备基金。由于不可能如此大量地一下子索取，从来没有真正怀疑政府的支付能力。这一不重要的好处胜过：第一，可能利用铸锭价格进行靠不住的投机，其目的是影响货币的价格，就象在粮食法存在的条件下英国如此众多的和正当抱怨的粮食平均价格因其卖空而波动一样。但是，这种考虑则更为强烈，维持简单的规则对最没有学问的人是有利的。每个人都明白：什么是可兑换为硬币的纸币。每个人都看到，总能立即换成 5 个英镑的物品，价值 5 英镑。用铸锭价格来调节纸币，是比较复杂的概念并且与普通概念没有有利的联系。广大群众对不能兑换的纸币的信任，远不如对可兑换为匝市的纸币的信任。于是最有学问的人可以公正地怀疑，是吝会一贯地遵守关于限制货币数量的规则。群众并不完全了解该规则的根据。所以社会舆论大概不会完全严格地强迫遵守它。而且在困难的情况下将起来反对它。然而对于政府本身来说，停止兑换硬币是比背离有些人为的法规更为强硬和极端的措施。因此，认为可兑换为硬币的比不能兑换的纸币好的理由是非常有力的，尽管后者经过最好的调整。在某些财政情况下，发行多余纸币量的诱惑力如此之大，以致无论如何不可能削弱阻止这种过剩的障碍。

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结论是以如此明显的理由为根据的。这种理由是：纸币或因它自己的兑换性、或因任何与它等效的限制原则，不能与硬币维持同一价值的危害性。因此虽然通过多年的争论，这一结论也相当好地最终列入社会意识；可是至今还有许多人不接受它，并且不断涌现好做空洞计划的人，提出借助于无止境地发行不能兑换的纸币来治愈社会的一切经济灾难的计划。的确，这种思想有很大的迷惑性。可能偿清公债，不用捐税来抵消政府开支，以及不多不少正好使社会上每个人都富起来，——如果人们只要能想到小片纸上印上几个字和数字就能实现它，这个计划是出色的，难道能期待哲学的冷酷无情（kaMeHb）有这样的好处！

不论这些方案被打消了多少次，它们不断地再生，所以研究它们的发明者用来欺骗自己的两三种诱惑，并非多余的事。这里最普通的诱惑之一是：如果每次发行的纸币都代表财产或是以现在的真正财产为基础的，则发行纸币好象就不会过剩的思想。明确的或准确地确定的概念是很少与“代表”和“为基础”等词联系起来的。假如联系起来了，那末其意义只不过是纸币发行者应当拥有自己的或者委托给他的财产，相当于全部所发行纸币的全部价值。但是却不能很好地分析这是用来做什么的。因为不容易猜测，如果不能要求用纸币交换此财产的话，单纯具有这些财产怎样能作为纸币价值的支柱。然而我假设把财产作为现有纸币的保证：如果任何不幸事件迫使全部抛弃这个纸币制度，最终要偿清纸币。按照此理论编制了许多“由全国大量重铸货币”等等的计划。

即使这种思想与理智有任何联系，它的产生是由于混淆了纸币常见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坏的方面。一方面，纸币发行者无支付能力。如果纸币的基础

是他们的信用，保证一旦索取即行或在一定期限内用硬币支付。当然，无支付能力会使纸币丧失保证兑现的全部价值。不论纸币发行量如何适度，它们会遭到这种不幸。确实有效地预防这种不幸的措施是：任何发行量都应该“以财产为基础”这一条件。比如说，发行票据只应以直接用作赎金的任何贵重物品作为票据的保证。可是这个理论没有考虑最独立的商行、公司或政府可能遭受的另一种不幸。由于发行量过大它们会跌价。法国革命时期的阿西格那特①就是以这些原则为基础的。它们“代表”大量相当贵重的财产，即皇宫的、教堂的、寺院的土地或侨民的土地。这些合起来可能大约等于法国的一半领土。阿西格那特就是这些土地的抵押证券或获得土地的收据。革命政府曾企图把这些土地“大量铸造”成货币。但是，值得赞扬的应当说是最初政府并没有考虑要无限制地发行这些钞票。当一切其它财政经费全部没有时，事变的力量会使它不得不大量发行。政府考虑，用阿西格那特交换土地之后，它将迅速回到政府手中，并且可以不断地重新发行纸币，直到全部土地售完为止，所以经常流通的将是非常少量的货币。它的这个希望落空了。土地销售得不象它预料的那样快。买主不打算把货币花在一旦革命被镇压将会无偿地被收回的财产上面。代表土地的一张张纸币增加得非常多，就会象土地本身一下子全部投放市场时不能保持其价值一样，纸币也保持不住其价值。最后结果是，一杯咖啡要付 500 法郎纸币。

据说，阿西格那特的实例没有说服力，因为它只代表全部的土地，而不代表任何一定数量的土地。人们断言，防止它贬值的可靠手段是对全部没收的财产按照其价值估算为硬币数值，就按这笔款额发行阿西格那特，但不得多于它。使阿西格那特的占有者有权按照土地册上的估价用同样的阿西格那特款额换取随便哪一块土地。关于这种计划比那时的制度好，是不可能有争议的。如果采用了这种方法，阿西格那特无论如何不会跌到它们已经跌到的不象样的价格：不论它们对其它物品如何剧烈地贬值，对于土地会仍然保持其全部的购买力。所以，大概在大量失去其市场价值之前，它们会来交换土地。但是，不应忘记，如果它们没有失去价值，这就是说其继续流通的数量并不大于当可兑换为硬币时流通的数量。所以，作为以尽可能小的损失迅速出售大量土地的手段，在革命时期，这些一旦索取即可兑换成为土地的货币也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很难说，与可兑换成硬币的纸币相比较，这种制度作为经常的制度对国家会有什么好处。而其不利方面又是什么，绝不能说：土地价值比金银价值易变得多。此外，只在有可能把土地变成货币的时候，占有土地对大多人才是愉快的。如没有这个，与其说愉快，不如说非常麻烦。由此可见，为了让人们开始用它们来交换土地，货币必须猛跌价，比为了用它们来交换金银所必须的跌价还跌得多。①

想批驳纸币兑换成硬币的必要性的最明显错误意见之一，贯穿在不久前

① 阿西格那特（AccgrHaTLI）是 1789—1796 年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府发行的纸币，到 1796 年秋其价值几乎等于零。——译者

① 奇怪，这就是智慧出众的作家的货币制度计划之一。国家应该用任何无限款额的财产，诸如土地、牲畜等等作为保证，并且按照所做的估价发给私有者不能兑换的纸币。这种货币甚至不具有我们假设地讲过的阿西格那特的优点：得到纸币的人们。用它们付给别人：后者不能把它们还给政府和要求用它们来交换土地或牲畜，因为这些东西只是抵押的，而不是依法收归国有的。这种阿西格那特不会回到政府手中，所以其跌价是没有止境的。——车注

在爱丁堡（Edinburgh）出版的约翰·格雷著作（《Lctures on the Nature and use of Money》126——《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的全书。从我读到过的所有不能兑现的纸币计划中，格雷的计划是最复杂的和比其余所有的计划最少缺点的。作者深深体会到政治经济学的某些主要思想，其中包括商品本身就是商品真正的市场和生产就是需求的实质性的原因和标准这些重要思想。然而照他的说法，适用于交换制度中的这一理论不适用于全银控制的货币制度。因为假如商品总额比货币款额增加得快，价值应当下降，所有生产者受到损失。而金银数量“决不可能任意增加得象具有价值的全部其它产品总额增加得那样迅速”；所以对生产者没有损失的生产总额的限度是任意提出的；于是在此基础上格雷指责现存制度的过错在于：由于这种制度，英国的产品每年至少比能够完全按商品量增加的比例扩大的货币制度下，少生产 1 亿英镑。

可是第一，是什么妨碍黄金或其它产品“象具有价值的全部其它产品总额那样迅速地增加呢”？如果地球上生产的全部商品总额增加了一倍，是什么妨碍黄金的年产量也增加一倍呢？要知道只有这才是必要的、而不是（正如可以按格雷表达的方法考虑）吐它象具有价值的与黄金相提并论的其它物品翻几番那样翻几番。在没有证明贵金属的生产不能由于用在生产它的劳动和资本增加而增加的时候，问题很明显：商品价值上涨同样会鼓励旷工扩大作业。就象鼓励（格雷本人承认的）扩大所有其它生产部门的作业一样。

但是第二，如果货币数量也完全不能增加，如果国家产品总额的任何增加必然伴随着一般价格水平成比例地下降。那未仍然不明白，深入分析问题的人怎么看不出，由于此原因所产生的跌价会不变成生产者的损失；他们得到较少的货币；然而现在在一切既是生产的又是个人的费用中较少的款额具有与从前较大的款额之同等效力。唯一的变化在于没有变化的货币支付金额的负担增加了。当这种变化的过程极其缓慢时，这种负担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落在生产阶级的肩上，他们原先债务较少，并且他们几乎只是在支付用以付清公债利息的捐税中，才加重了自己的一部分负担。

第三条不能兑换的纸币的信徒们依据的诱惑：似乎工业由于货币量的增加而兴旺的思想。休谟在其《论货币》的论文中介绍了这个思想，从此以后它就有了许多忠实的信徒，例如所谓伯明翰通货学派（ the BirminghamCurrency Schoo1）的作家们，当年其最杰出的代表是阿特伍德

127。他断言：纸币数量增加引起的价格上涨鼓励着每位生产者最勤奋的热情

并使国家全部资本和劳动得到充分利用。如果涨价的范围相当大，在涨价的整个时期就总是这样。但是我认为，按阿特伍德的话，鼓励全体从事生产的人们异常勤奋的动机是期望用自己劳动的产品交换大体上数量较多的任何一般产品，得到较多的实际财富，而不单单是得到较多的纸币。而且假设的术语表明，人们的这种希望落空了。因为假设全部价格同等地上涨，实质上谁也没有因自己的商品而得到的比从前的多。赞同阿特伍德的作家们能使人们倾向于这项特别的活动，实际上是继续利用诱惑，即利用这种安排，让货币价格不断上涨和每位生产者看来似乎他眼看就已经会得到比从前多的报酬了，实际上他毫未得到。不必援引反对这个计划的其它异议，只要指出计划完全不能实现这一点就够了。计划指望所有的人将永远支持下列意见：似乎纸币增加。他们便会致富，所以从来没有注意到，他们用全部纸币买到的任何物品也不能比从前买到的更多。就连伯明翰学派认为其经验非常重要的价

格上涨时期，在人们当中也没有这种错误意见。在阿特伍德错误地算作幸福生活的和只不过是投机（正如在可兑换的纸币制度下，涨价的全部时代必然出现的那样）的时期，投机商人想：好象他们致富不是因为保持高价格，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坚持住，以及每个在高价期间得以出售的人发现自己在跌价之后拥有比从前多的英镑，这些英镑具有的价格不比从前的低。如果在投机的结束时发行了如此大量的纸币，以致价格维持在所能达到的极限高度，谁也不会象投机商人那样伤心，因为他手中的、他还以为他们及时销售才得到的利润，逐渐消失了（涉及在他们出售时购进的并且必须低价卖出的同事）。他们除了不得不重新数一数比从前多了一点的纸币之外，什么利润也没有得到。

休谟的这个理论与阿特伍德的形式略有不同。他考虑，全部商品不是同时涨价，所以某些人因出售商品而获得比从前多的货币之后，将得到真正的好处，与此同时，他们希望购进的物品还没有全部涨价。所以看来他这样想：谁比别人较早地结束活动，他必然会得到这个好处。可是显然，由于每个因此得到比普通好处多的人，必然应当有任何一个另外的人得到的不得不比普通的少。如果事情照着休谟的假设进展，出售较其它商品涨价迟的商品的商人就是受损失的人：按照这个假设，他以原有价格把商品卖给已经利用新价格的买主；他因自己的商品只得到了原来的货币数量。其实，有些物品用这些货币已经买不到原来的数量了。所以，如果他知道事情的进程，他会抬高自己商品的价格，那时买主将得不到按休谟的假设可用以鼓励其活动的利润。反之，如果卖主不了解情况和只有在花钱时才发现用它们买不到从前的数量时才猜到这种情况——如果这样，那末，他因自己的劳动和资本得到的报酬就比普通的少，所以如果另一个商人的活动受到鼓励，那就应该考虑，与前者的情况相反，前者的活动是削弱了。

普遍而持久的涨价，换言之，货币跌价，不可能象对任何人都亏损那样对谁都有利。用纸币代替硬币——对民族有利，超过此限度，纸币数量的任何增加——只不过是捐说的特殊形式。

发行票据，对发行者明显有利，发行者使用支票如同支票就是实在的资本一样，直到支票本身因付清而返回他的手中为止；并且当支票不增加货币的固定数字而仅仅代替与其总额相等的金银总额的时候，支票发行者的利益对任何人都不是亏损。由于社会避免了花费较贵的材料费用，才有该利益。但是，如果再没有金银要用支票代替，如果用支票增加货币量，而不单是替代货币的金属部分，那未手中有货币的人们由于其价值下跌而受损失，支票发行者盈利多少，他们就损失多少。问题的实质是对他们课税而有利于发行者。可以反驳说，由于重新发行支票而得到借款的生产者和商人也得到盈利了。但是他们的盈利——并不增加依靠一切手中有货币的人的支票发行者所得到的利益，而只构成这种利益的一部分。支票发行者不留给自己、而与自己的主顾共分从群众征集来的捐税。128

这一切完全正确。关于发行纸币的机关，一俟索取时不能把纸币兑换成硬币这种牢固的制度的可能性——关于除了用硬币以外无论怎样保证纸币经久不变的价值之可能性，这种思想多少是最纯粹的蠢话。然而除了穆勒指出的之外，大量发行纸币的计划还有另外的意义。还有这样一种过量地发行纸币，其目的只有一个：通过无息公债的这种特殊形式抵消国家开支。然而未必找得到哪怕是一个捍卫这类流通的出色的理论家或政论家。但有许多卓越

的理论家，他们要求同样发行纸币，完全为了另外的目的——为了用这些货币来实现国家经济生活方式的重大改革。

铺设铁路，大规模兴建农田水利设施，关心发展任何工业部门，等等，等等——一句话，与现有生活方式基本原则结合的一切改善，不论用于改善的费用有多大，没有任何非常措施也可轻易地进行。事情的普通进程自然而然地根据需要得到其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这时只要政府愿意，只要了解事情的好处和把它提到交易界——交易界或者自己完成任何有利于自己的事业，或者大量向政府提供兴办交易事业所需要的货币。

可是有截然不同的改善，控制经济生活方式的力量从来不想用自己的资金来完成这类改善。这就是改良，用来改变对它们有利的制度原则。只要有一丁点儿怀疑，政府想要着手改良，商业界就恐慌起来，就出现商业危机，于是货币从交易所消失。1848 年法国就是这样。那时商业界恐惧和怨恨完全是枉然的；坚决不愿意在经济生活方式有任何重大变革的人们统治着临时政府。129 但是，我们假定它的确希望进行无论什么样的变革。一切事情都需要钱；象改变经济生活方式使之有利于工人而不利于资本家这样大的事业，需要非常多的钱。自然，一旦着手这项事业，它就会用自己的资金来发展—— 但是为了把它开办起来，为了使它有可能开始，仍然需要非常多的钱。这是一种迫切的情况，它证明借债是正确的，它要求发动数百万受贫穷压制的人们，把他们从不幸的命运中解救出来。为了终止笼罩在广大人民头上的经常的不幸，为此也应当急于求助于信用。然而信用也不能有所帮助，因为还没有信用，从什么地方能拿到钱呢？

按经济理论，最合理的是直接地开诚布公地解决问题，就是理论建议的对一切迫切的国家开支的解决办法：借助于捐说以取得办事业所必需的钱。如果政府感到自己是巩固的，那就可以这样做。但是回忆起来，我们讨论的是象 1848 年那样的时期，而且是在法国，那时面对企图复辟旧制度的党派，政府刚刚坚持住。在此动摇的境况下，不得不随机应变，迁就流行的成见，不采取本身最佳的行动方案，而采取对社会产生最少沉痛印象的方式，尽管实质上对社会是沉痛的。怎么办？这时完成任务的不是那些能平静地考虑自己前途的人们，而是其生命在千钧一发之际的人们，而且这一发眼看就断！必然要断，不是现在，明天就断，于是他们的事业也与他们同归于尽。如果发现现在就断——无论如何应该坚持住今天，以便哪怕无论做出点什么也好。对了，设想一下这种境况、你们就会明白为了进行经济生活制度根本改革而无限制地发行纸币的思想。

今年，法国政府应该迫切支出的总额，大概等于全部日常预算。加倍收税？这还不够。税收翻一番得到的收入总额远远小于加倍的收入总额。税收应该翻两番，可是说收翻两番，这对每个人似乎太沉重了！而在借相当于三倍税收的债时，群众不了解让他们承担什么，并且消费的产品数量与规定捐税时一样多——群众对此并不理解，他们抱怨得更少或者完全不抱怨，甚至还很满意，甚至高兴。因为没有信用，不能进行普通借债——只得以发行纸币的形式进行掩饰的借债。这种形式是最不方便的（这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如果只有这种形式是完成高于一切的事业唯一可能的，又有什么办法呢？不必惋惜对人民的命运没有什么改善：Salus popm lex suprema esto①。

① 人民的利益应当是最高的法律。——编者

当然，如果在平静的时代论述这个问题，从侧面分析它，推论会截然不同。所以我们现在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就论述得不一样。而且在写类似论文的时候，将总是［这样］进行论述。然而先生们，历史的必然性没有证明是正确的随便什么事物还少吗？一切称之谓光荣的历史的偶然事件，我们祖父的同时代人感激的一切改良——它们全有许许多多比大量发行纸币沉重得多的东西。如果只要求这样背离无可指责的纯理论，进步的忠诚的工作者们的义务将是幸福的。

任何公债都是掩饰的捐税，并且比以捐税命名的捐税更沉重。建议发行纸币来完成经济改革的政论家们只建议了一种最坏的惜债形式——所以提出它自然绝不是因为不知道它比其它形式坏得多，而是因为事先分析了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一切其它形式的债都是不可能的，仅此而已。

有没有原谅公债的情况呢？按照纯理论，这种情况是没有的。理论上税收总比借债好些和容易些。然而如果你们考虑流行的偏见，假定有时实际上政府不得不借债，那末就不必与你们争论称之谓过量发行纸币的借债的特殊形式了。至于它坏，我们不与你们争议。而在其它形式都不可能的情况下，它是否可行，这就只取决于你们对这个由于它而借债的事业的看法了。这里的牺牲是很大的。但是如果事业值得牺牲，历史会证明不惜牺牲的人们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