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 租

地主得到一部分产品，叫做地租，这并不是因为他用什么参加了生产， 而是因为他允许别人使用归他所有的土地。不同地块的肥力是不相同的。有的地块除了通常的工资和利润之外还能提供剩余；有的地块没有这种剩余， 但是提供平常数量的利润，——这种土地，只有在扣除工资后全部产品归资本家所有的情况下，资本家为了利润才会耕种。不能提供平常数量的利润的劣等土地，资本家就不能为了利润去耕种，只有工人为了糊口才会去耕种它。然而在三项分配制度下，资本家是为了利润才经营工业企业的，所以后一类土地是不耕种的，而耕种的土地等级要不低于扣除工资之后还留给资本家平常的利润而没有任何剩余的土地。为了有权耕种这类土地，资本家什么也不能支付给地主。如果地主要求支付，那未，资本家连平常的利润也剩不下了， 他会放弃耕种。地主只好让他白白地使用这类土地（自然，应该这样理解这类地块：面积不大，而且就在好地的中间。耕种这类地块是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优越，但是地主从好的土地得到的地租并不因此而有所增 加）。可能土地中的这种最低等级的就作为决定每类较高等级的土地地租数量的标准。穆勒说：

即使耕种的土地中，向在土地上花费劳动和资本家提供最低收入的那一部分土地，只提供资本的平常利润，没有给地祖留下任何东西，就这样定出

了决定任何其它等级土地地租的标准。每个等级的土地比总支出的平常利润提供多多少的利润，就正好是比各等级已耕种土地中最差的多多少。这个剩余就是农场主能付给地主的地租总额，然而如果他下支付这个余额，他将获得的利润会比平常的利润多，因此其他资本家的竞争（平衡资本的各种开支的利润的竞争）将使地主有可能得到这个余额。这样一来，某种等级土地提供的地租就是剩余产品，它超过把同量资本用于耕种可耕地中最差的土地所得到的总额。租给农业资本家的土地无论如何不能经常提供大于这个的地租。然而如果提供的较少，那未只不过由于地主让给了农场主一部分余额。如果他想要，他便可以得到这部分。85

这就是李嘉图的著作在科学中巩固地建立起来的地租理论。86 面对这种理论有许多异议，然而这些异议不过是由于不了解事实才产生的。只有凯里想出来的一条异议应当在这里提一下。因为由于著名的巴师夏因袭了凯里的异议而又把它当成自己的发现向大陆的读者推荐。这条异议扰乱了许多人和我们的思想。87（其实，说不定巴师夏确实不是因袭，而是亲自发现了它。本来有时发生过这种情况，两位彼此互不联系的思想家完成了某项伟大的发明——牛顿和莱布尼兹各自独立地发明了微分学，那未，为什么两个对立的头脑不能彼此独立地发明相同的胡言乱语呢？）我们自己不必讲任何反驳这条谬论的话，因为穆勒已经相当好地揭示了它的荒诞无稽。就是这么一回事。

通常还把某些款项加到地租上，其实这些款项不是地租的组成部分而是组成资本利润的。例如，农场承租人由于使用住宅和其它建筑向地主支付的一部分金额。严格他说，这部分款项不是地租，而是用在建筑上的资本利润和偿还被时间耽误的资本利息。但是如果资本用于改良土地，按照穆勒的意见，用这部分资本所得的收益，与其叫做资本酬金不如叫做地租。如果是这样，某些土地上的部分地租是资本酬金，同一土地上的另一部分地租和其它土地上的全部地祖是对大自然力量的酬金。指出这点之后，穆勒继续说：

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凯里抹煞了这两种地租来源之间的差别，完全否认其中的一种。他认为任何地租都是花费资本的结果。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确信随便什么国家，比如说英国或合众国，全部土地的货币价值远远小于为了把这个国家从原始森林的状况改变到目前状况所花费了的金额或现在需要花费的金额。巴师夏和其他作家抓住了这个尖锐的想法，就象抓住了比一切其它论据都更加有力地用以捍卫土地私有制的工具一样。如果一下子在英国土地上再加上与此土地的自然肥力相同的未耕种的土地，那未，英国居民是不值得去耕种这种土地的，因为这样做的利润要少干为此所花费的资本的平常利润。凯里理论最明显的含义与上述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果想要对这种意见做出回答，那未只要指出，在英国经常在开垦质量不是与已耕地相等而是差得多的土地，而且用于开垦的费用在不多的几年内就可以用这些土地的地租来完全抵偿。指出这些就已足够了。

但是凯里的想法，不如其它说明而单用他的几句话是不能完全表达清楚的。他确信的不是随便什么国家的土地都不值得花费金额去改良，也不信对于主人来说改良土地总是不划算的。他在估价投人土地的资本时，包括修筑道路和运河的生部费用，即不是用于提高已耕土地的价值，而是用于开垦与原有耕地竞争的其它土地。但是加上这个修正，他的理论几乎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如果要给它加上只不过是他的结论的基础这层意思的话。正如我们假定的，假定向现在的英国加上第二个英国，土质是同样地肥沃的，有谁会怀

疑，得到了新土地的人们会发现随着开垦土地修筑把产品运往城市所必须的道路是赚钱的事情呢？大概凯里会回答说，他们修筑这些道路可以提高自己的地租，可是大概会降低原有英国的地租。回答完全正确，并指明了凯里采用的标准是靠不住的。也许全世界所有土地都没有等于把它开垦成目前这种状况所花去的全部费用加上修筑全部现有交通的费用的总和的售价。改进交通具有降低现有地租的趋势，因为会减少相邻土地与广大用户聚集地点的垄断权。修筑道路和运河并不是为了提高已经供应市场的土地的价值，而是为了（顺便说说）让别处较远土地的产品能投放市场以降低商品供应价格；因此这个目的越能顺利达到，地租就降得越低。如果设想合众国的铁路和运河不单是降低了运费，而且事情进展得如此顺利，以致完全取消运输费用并使密执安州的产品到达纽约市场与长岛的产品到达的一样迅速和便宜，那未合众国全部土地（除了其位置适合于建筑用地之外）的一切价值全将消失，或者更确切他说，最好的土地只能以清理它的费用出售，并且政府在划拨新土地时。每英亩只付 1/4 美元。因为用这些费用可以在密执安州得到无限多的与合众国最好的土地有同等价值的土地。然而奇怪的是，凯里认为这一事实是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相矛盾的。如果同意他所论述的一切，下述论点仍然是正确的：当没有提供地租的土地还存在的时候，那未提供地租的土地由于其肥力好或临近市场而比没有提供地租的土地优越才提供地租；所以这个优越的标准也就是地租的标准。而这块土地之所以提供地租的原因，是由于具有与它同等好的土地面积不足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因此，它具有天然的垄断。这些思想构成李嘉图阐述的地租理论。因此，如果这些思想是正确的，我没有看到这种情形有什么重要性：现在土地提供的地租大于或小于用来提高土地价值所花费的资本利息与用于降低土地价值所耗费的资本利息。凯里在以后的著作《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本书中举出反驳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另一根据：他引证一个历史事实——最早耕种的土地不是最肥沃的，而是不毛之地。他说：“我们发现，移民总是在上游地带耕种，那里腐殖土层薄，土地容易清理而且不需要排水，但收成不多；然后他们总是越来越向下游迁移。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加，不断清理下游肥沃的土地和进行排水。当人口很少而土地很多的时候，总是应当从不肥沃的土地开始耕种的。随着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总是扩大耕种其它比较肥沃的土地，所以对于用在它们上面劳动的报酬总是不断上涨的。”

的确，从那些需要最多劳动来清理和排水的土地开始耕种是罕见的。大概在新兴国家也通常在丘陵地带开始耕种，然后从丘陵移向盆地，也是正确的。因此可能经常出现（自然，尽管这里没有一定规则），比起自然生产能力较小、甚至耕种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也较小的土地来，最肥沃的土地留着不耕种的时间要长些。但是凯里未必能说，不论在什么古老的国家未开垦的土地总是最宜于耕种的土地。不过就迟让一步与凯里一起假定，庄稼地是向着较好的土地扩大，从不毛之地向肥沃的土地扩大；而不是向着较差的土地、不是从肥沃的土地向不毛之地扩大。比如说，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未开垦的土地就是这些国家逐步向农业劳动提供酬金最多的土地。读者会同意， 这是相当大的让步。然而就连这个让步也不能成为反对我们在本章中阐述的地租规律的异议。如果象达姆尔或歇菲尔（Dartmoor or Shlp Fells）这种沼泽和岩石也是英国最肥沃的土地，那未一旦开垦它们，它们将提供最高的地租，而那时全然没有提供地租的土地将象埃塞克斯平原（Essex bevels）

和高瑞的卡斯（Carse of Gowrie）一样是现在最肥沃的土地。不论以什么方式开垦土地，农产品的价格必然由那些按照耕种土地花费的劳动比例提供最小进款的土地来决定，一切其它土地支付的地租将直接等于其产值超过这最小（mi- nimum）值的剩余产品。88

与不支付地租的劣等土地相比较，地租乃是优质土地的所耗费用积储。由此可见，支付地租，只不过使耕种不同质量土地的资本家的花费均等，然而丝毫不会使耕种劣等土地必需的费用增加。然而，在竞争条件下，尽管一部分产品是用一些费用得到的，另一部分产品则是用另一些费用得到的，产品价格应该是一样的。由此得出结论：地租本来是不增加生产费用的。如果在产品三项分配条件下只从售价方面看问题，事情似乎确实是这样。如果资本家不支付地租，那未似乎他出售粮食的价格仍然与他支付地租时是一样的。可是如果我们不停留在价格（表面的和偶然的现象）上，而分析问题的实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假定社会有 1 千个工作日可以用在耕种上；假定这个社会需要 40 俄石粮

食；假定这个社会所有的土地分为 3 等。头等土地每收获 1 俄石粮食要用 15

天。头等土地的面积足以收获 20 俄石。二等土地每俄石粮食要花 30 个工作

日；三等土地——则要花 40 个劳动日，从这两种土地的面积上各可收获 10 俄石粮食。假定这个社会只有一种经济——这个假定不超过现有的经济规模。40 俄石粮食相当于约 15 口人家庭的用量。让我们看看：在假定向别人 支付和不支付地租的情况下，这个家庭对农产品的需要有什么变化。

如果这家庭不向别人支付地租，它当然要把安排搞农业的力量全部投入农产品生产。家庭经济的农业部分将具有下列形式：

家庭会得到其所需要的全部农产品，因为把能用于农业而不致损害其它需要的劳动日全部用到农业上去了。

现在假定向别人支付地租。其实一切支付都通过劳动进行的，货币只不过是劳动所得的票据。用产品支付来取代劳动支付。其意义仅仅为收款者缩短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时距。为简化起见，假定支付的形式与其实质是一致的，地租形式上也是以工作日支付的，如同实质上用工作日支付的一样。这样我们将有：

如果家庭只耕种头等土地，就不会支付任何地租。但是从这等土地上只收获 20 俄石，需要的却是 40 俄石。1 千个工作日中只用掉 300 个；还剩下

700 个工作日由家庭支配。当然，家庭会把这些工作日用来增加农产品。着

手耕种二等土地。二等土地提供 10 俄石粮食，花去 330 工作日。二等土地还

不支付地租，可是头等土地已经支付地租了，即生产每俄石粮食支付 15 个工作日。让我们现在来进行计算吧：

但是产品仍然不够，而且只花费了 900 个工作日，还有 100 个工作日可供家庭支配。当然，这些工作日将用来增加产品。你是这样认为的吗？如果是这样，要扩大耕种第三等土地。让我们看看那时将会怎样。三等土地生产每俄石粮食要花 40 劳动日，就是说从二等土地上生产每俄石将支付 10 个工作日，

而头等土地上生产每俄石要支付 25 个工作日作为地租。假定开始只把收获 1 俄石粮食的工作日数用于三等土地。我们将有：

我们看到，家庭要不损害其它需要而能把工作日用到农业上的只有 1 千个；

但是须知，除这 1 千个工作日之外，它还有用于其它需要的一定量工作日。现在他就得选择怎样办有利了：或者不耕种三等土地，因而农产品数量不足， 或者挪用用于其它需要的工作日来增加农产品，而其它需要就不能完全满足了。实际上，问题的解决要看家庭是否有足够的劳动日用来从事农业，以便生产出需要的 40 俄石农产品。假定其它行业的工作日总数为 800 个。如果把补充生产农产品所需的全部工作日都挪到农业上，计算为：

按这种计算，对农产品的需要是很好地满足了；但是用于所有其它需要只留下 200 个工作日，而不是 800 个。对它来说工作日缺得太多了，所以采用折衷的方案：把一部分工作日从其它行业挪到农业上来，但是挪用的数量不能完全满足农产品的需要，不过其它的需要也不象获得全部农产品的时候那样只满足四分之一，而是满足一半或者八分之五——假定满足一半；那未家庭情况将是：

从满足所有其它需要的 800 个工作日中，挪用 400 个搞农业；农业就有1，400 个工作日；农产品收获量将为：

没有所需要的 40 俄石①粮食，只有 35 俄石②，就是说稍微有点儿吃不饱，可是按需要吃了这些之后也可以说是饱了。用于衣、住等等只需要一半劳动； 就是说，衣着是不好的，住所是极坏的，然而总算不是没有衣穿和住处。还要什么呢？生活是过得去的。

当把地租与工资分开，这就是地租起的作用。要是愿意，你可以证明地租不包括在生产费用之内，它不是多余的费用，而只表示条件较好的劳动比条件较差的劳动要经济些。假定一切都是这样的；然而不论什么地方地租都是产品的一部分；如果地租与工资分开，意味着给从事生产的人留下产品少的部分正好等于从产品中分出的地租部分。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在现存制度下，当分配是借助于交换来完成的时候，地租是如何表现的，在我们分析价格问题的时候将会看到这一点。

大家知道，地租象利润一样，具有侵占越来越多的产品份额的趋势。任何一个严肃的政治经济学家都不怀疑这一点。从我们所列的小表已经可以看出，地租量具有比产品总额增长快得多的特点。然而为了使这个过程更明显， 我们来列表说明这方面的问题。

假定某个国家的土地按其肥力分为 10 等，其中最好者花一定量的劳动每俄亩可提供 10 俄石小麦，二等地——9 俄石，三等地——8 俄石，如此类推， 而最低等的土地每俄亩只生产 1 俄石小麦。为了简化计算：假定各等土地的

面积是相等的，比如说，每等土地各 100 俄亩。现在来看看，随着扩大耕种低等的土地，地租份额是如何增长的。

只耕种头等土地的时候，没有地租。产品为 100×10=1.000 俄石。

当扩耕二等土地时，产品增加 900 俄石（100×9）；头等土地每俄亩交

1 俄石地租；总共收获 1，900 俄石产品；其中 100 俄石交地租。一直计算到最低等的土地，我们将得出下列表格：

① 这两处，俄文原文皆为“лот”（＝12.8 克），但前文皆用“чеTBеPTь”（=29.21 公升）这两个字含义完全不同，决不能互用！我们根据原文意义把它改了。——译者

② 这两处，俄文原文皆为“лот”（＝12.8 克），但前文皆用“чеTBеPTь”（=29.21 公升）这两个字含义完全不同，决不能互用！我们根据原文意义把它改了。——译者

这里我们看到，对利润和工资而论，地租起的作用同利润对于工资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地租的发展速度快于产品总额的增长级数。但是最初地租量是很小的，所以在初期，地租的发展还没有吞没全部产品的增量；只有留给利润与工资的百分比在下降，然而这部分的绝对值仍在上升；以后地租就变得如此之大，以致吞没了产品的全部增量；再往后全部增量都不够了，地租从以前留给利润和工资的产品部分中侵吞越来越大的部分，以致留给利润和工资部分的绝对值开始越来越快地减少。89

但是，实际上地租很少有力量来减少留给工资和利润的产品绝对量；通常地租增长的限度是，只降低在日益增长的产品中构成利润和工资的比例， 但是利润和工资的绝对总额并不减少，甚至还有所增加，只不过在任何情况下增长得比产品总额慢得多。是什么在阻止增长的地租吞没产品的增量呢？ 在三项分配的制度下，阻力来自影响社会福利的截然相反的两种力量，但它们对地租的作用却是相同的。

第一种力量是与产品三项分配制度完全无关的力量，是文明、进步、改良的力量。任何进步的基本公式是：进步减少不平等的力量。90 每项适于农业生产的改良措施，在良好的条件下能提高事情的成效，在较差的条件下通常提得更高，而在任何场合，在以前曾是条件最差的土地上，便没有必要再进行耕种。例如，用好犁取代原始犁，在头等土地上的产量将由原来的 10

俄石增加到 12 俄石，那未，在大多数场合，第五等土地上的产量将不是原来

6 俄石，也不是 8 俄石，而是 9 俄石。所以在任何场合，由于前五等土地上

的产量显著增加，就没有必要再去耕种六等土地，这种从前耕种过的土地每俄亩只产 5 俄石。这样一来，工作成效的最低标准即决定地租的标准大为简化。例如，甚至假定五等土地改良之后的产量不超过一等土地的产量，同时假定社会需要 4，500 俄石产品，我们将有下列改良前后各种不同的情况（同上面的假定一样，假设各等级土地的面积相等）。

改良前：

改良后：

这样，在产品因改良而增加 500 俄石的同时，地租减少了 500 俄石；改良之前地租侵占了三分之一的产品，改良之后只侵占了五分之一；地租的绝对数也比原来的减少了三分之一，而留给利润和工资的产品绝对数却比以前增加了三分之一。

在三项分配制度下阻止地租增长的另一个力量在于地租过份企求上涨本身：地租要吞没利润和工资，也即要推翻产品三项分配制度，要用更不令人满意的制度形式来取代它——在这种形式下企业主和工人会丧失独立性，会变成地主的附属品，成为地主的一部分财产。在三项分配制度下地租要复辟奴隶制度，就象利润也要恢复它一样。但是，在这种制度下利润 91 让工人服从资本家，而地租却要工人和资本家一起服从地主。不言而喻，这种反动倾向在生产上的反映是生产成效的降低，也即在三项分配制度下地租不仅使留给利润和工资的产品份额减少，而且导致产品总额的减少，也即导致人口的减少。而当人口减少时，自然不必耕种从前耕种的最次的土地，所以地租自己损害着自己。当然地租的这种减少产品数量的倾向与力图提高产量的进步力量斗争着，在新时代进步力量已强大到足以经常取得胜利。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地租的作用已不是减少产品，只不过是减少产品的增量。

* * *

根据穆勒著作的特征，我们对这部书的概括具有纯理论性的、抽象的； 我们仅仅分析了诸原则，把实际中与原则相符的事实留给读者自己去思考； 我们几乎既没有援引统计资料，也没有引证历史事实，因为每位读者都记得相当丰富的有关材料，而我们和穆勒一样，力求缩短终究还是太长的篇幅。只在某些极端需要的场合我们才离开自己的规定把简单指出的事实当作理论概念。这样，比如说，我们应当在这里引证历史和统计，以便证明全部事实以何等精度说明我们的理论分析是正确的。

我们看到，进步与地租的增长是对立的，得到地租的阶级总是奋起反对任何改良的、保守的阶级。其历史作用的根源实质上在于其经济地位。92

我们看到，地租过份地企求扩大，就会为实现其吞没利润和工资的倾向而拒绝最有成效的生产形式，致使产品总量减少。全英国都证明了这一点。大地主敌视定期合同，定期合同比起大地主有权随便想把农场主打发到什么地方去的无期限合同要有利一些。地租力图让利润和工资服从自己——这反映在现实事例上就是大地主敌视农场主和工人的独立性；所以我们在英国看到大地主力图让他们依附于自己，甚至不惜使所有人也包括他自己受到损失。

我们看到，利润竭力吞没工资；这意味着资本家必须让工人同样依附于自己，就象大地主必须让资本家和工人依附于自己一样。一切文明国家的历史，就是这种倾向永恒性的一个连续的见证。

我们看到，地租的利益同利润和工资一起的利益是对立的。 面对获得地租的阶层，城市资产阶级和普通人民总是同盟军。

我们看到，利润的利益与工资的利益是对立的。只要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其联盟战胜了获得地租的阶级，国家历史的主要内容就是资产阶级城市阶层与人民的斗争史。1830 年以来的法国历史便是极好的例证。

我们看到，利润与地租本身力图摧毁产品三项分配制度：地租力图吞没利润与工资，利润则力图吞没工资；并且通过这个制度，它们成功了，可是它们的成功，这个制度也就被推翻了。我们看到历史上获得地租的阶层或者获得利润的阶层胜利之后，每一次接踵而至的必然是推翻这个阶层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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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们是否需要简明地一一列举从分析三项分配制度中得出的结果来结束这篇论文呢？也许这是必要的。因为论文很长，所以应当提示一下分散在论文中的结论。然而须知一个问题的结束正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为什么作为本文结尾的清单不能成为另篇论文的开头呢？就让它什么时候都行吧。我们认为，这一次不做任何结论也会给读者留下相当清楚的总印象：三项分配制度不符合经济理论的要求。

理论认为，劳动成果取决于劳动质量，也即取决于工人的质量。理论承认这个公理：无论什么优秀的质量都取决于人的福利状况。因此，劳动成效取决于工人的福利。在产品三项分配制度下，工资不可能今人满意，工人也不可能是质量好的。在这种分配制度下，利润力图给工人留下尽可能少的产品份额。

理论认为，利润应当激励事业心和节约。在三项分配制度下，利润总是发展到过剩的程度，使人们变得游手好闲和挥霍浪费。

理论关心排除工业进步的障碍。把地租同工资和利润分开的制度给地租增添了敌视进步的力量。

产品三项分配制度的天性中就存在这些特点。它与经济理论的要求有矛盾 94，不是由于任何偶然的属性，而是由于其实质本身。

与科学和人类福利条件的矛盾，不在于保持原则时能变化的细节中，而在于三项分配制度原则的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