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个文艺女神——圣佩甫

迄今，我们介绍的作家不是诗人，就是小说家。或是戏剧家。最后我将以圣佩甫这位法国批评家结束这一章的介绍。这是个划时代的批评家，由他开创了一个体系，奠定了一门新的艺术。因为现代文艺批评在他以前是并不存在的。他完全改造了文艺批评。

这个后来被德国历史学家称为一代宗师的圣佩甫（Chailes Augustin Sainte—Beuve）出生于 1804 年 12 月 23 日。其父亲是个精明的政府官员。是个很有教养的绅士，当他父亲与母亲结婚时，前者已经进入不惑之年了，其母亲当时也近 40 了。父亲在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前两个月就去世了。老圣佩甫对各种文学都感兴趣，而对于诗的兴趣尤浓。他遗留下来的书本上写满了注释和评语。可见，圣佩甫的批评性的沉思性格显然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了下来的。他的母亲是英国人，从小就教他学习英语，为他对英国文学产生兴趣打下了基础。

这个从未见过自己父亲的青年生性郁郁寡欢，少年老成。由于家庭的影响，他从十几岁起就有一种令人吃惊的宗教虔诚，时刻思考着宗教上的疑问和神学问题。但上大学后，他接触到了一些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和感觉论哲学，他们的吸引使他从神学的宫殿钻了出来。但他一直未完全失去对宗教的热情。同时，他对历史和语言也很感兴趣。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却决定去学医。在 19 岁到 23 岁这 4 年之间，他钻研普通生理学和解剖学。

这个年轻的医科大学生，其貌不扬，而且贫穷。有一个与体失去比例的大头颅。那双明亮的眼睛既大又深邃，时而流露出千百种疑问，时而表现出一种梦幻式迷人的憧憬。然而，在他身上更突出的是一种梦幻的、诗意的想象力以及一种柔和的忧郁气质。而这却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不可少的气质。

早在 1827 年，圣佩甫就在当时的《寰球报》上发表了两篇评论雨果的《颂歌和民谣》的文章，因而得以与这位大文豪相识。这天，圣佩甫前去雨果的宅邸拜访，恰巧碰到他与他的妻子艾德娜正在用餐。这两个人将在他未来的生活中起着重大的影响。随后，圣佩甫甚至形成了去圣母院路拜访这一家的习惯，有时甚至一天要造访两次。有时他发现雨果夫人独自站在花园的小木桥旁出神，露出抑郁的神态。他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在圣佩甫的想象中，艾德娜就是他理想中的情人。他在《爱情之书》中曾经描述过他与雨果夫人的关系。

1829 年圣佩甫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抒情作品《约瑟·路洛姆诗集》。这是一部构思奇巧、字斟句酌的集子，在当时的诗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圣佩甫假称这是一本由一个死于肺病的年轻医学生所写。但诗人在序言中却毫无保留地描述了他自己的生活。约瑟是个贫穷但有才华的青年，他对人类的苦难怀有无尽的同情。他的性格是一个哲学家、理想主义者的性格，怀疑一切，同时又醉心于低级的放荡。圣佩甫在选材上别具一格。这可归因于他当时所加入的诗人和画家结成的兄弟情谊的小团体这一事实。他赞美这些成员，对他们推崇备至。

接着的几年，他又发表了《安慰集》、《逸乐》以及《波尔·罗雅尔》的前两卷。这些作品是作者极富感情的产物。《安慰集》虽说是呈现给雨果的，实际上是献给雨果夫人的。小说《逸乐》中阿莫里和著名政治家库阿恩先生及其夫人的关系，也是影射他与雨果一家的关系的。这本小说冗长不堪，

但不失为一篇细致而深刻的心理研究。它属于卢梭式的忏悔之作。但在风格上要比后者具有更鲜明的人物个性。它处理的是一个追求享乐的放荡青年的生平事迹。主人公阿莫里和三个妇女密切交往过。一个是他的老师兼上级的妻子，他深深地爱她，同时又不让她知道这件事。第二个女人是他的未婚妻，他们订了婚，但是为了第一个而放弃了她。同时他又不知不觉和第三个女人发展了亲密的情谊，对于她，他时而热情地崇拜，时而又用残酷的冷漠来折磨。阿莫里本来是个胸怀大志，孜孜不倦的青年，却由于这些爱情纠葛，他那过人的才华枯萎了。最后，除了罗马天主教会这块庇护地外，他简直毫无希望可言了。这就是以一个教士忏悔的形式自述他的青年时代的小说。作者在这里对自我灵魂的反省预示了未来的创作倾向。同时他对女性性格的洞悉又是独特的、成功的。瞧瞧他那敏锐的观察和动人的感想吧：“青年人天生是多么忘恩负义呀！凡不是由他自己赋予他的一切，他都轻蔑地弃若敝展。他只受自己形成的束缚的拘束，他要求自己选择的朋友，也仅仅是为了自己，他肯定在他灵魂里蕴藏着足以收买人心的宝藏。足以使这些心灵开花结果的生机。因之，我们看见他对于昨天还不认识的朋友，不惜以生命相交，对于几乎全陌生的女性，宣誓永恒的忠诚。”

圣佩甫的最后一本诗集叫做《八月的思念》。他在这本诗集中也表现了显著的独创精神。它体现了英国湖畔派诗人单纯肃穆的风格。如那首《致伯爵夫人》以及《小学教师约翰先生》后面的这首诗写的是一个贫穷的乡村小学教师。他在孤儿院里长大，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父母亲是谁。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他的父亲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卢梭。于是

他动身了，在浓雾弥漫的巴黎奔走；他走进死胡同，到处找寻那

他想使他欣欣若狂的人。他找到了那条小路，他走上去；每走一步，他慌张的胆量

都使他心烦意乱。⋯⋯

1834 年到 1837 年可说是他最痛苦的时期。1837 年，他与雨果夫人的关系突然告终，这也就等于中断了他与浪漫派的关系。同时他也放弃了宗教。他退隐到洛桑，开始在那儿讲学。《波尔·罗雅尔》就是根据他在此讲学的讲义而写的。这是一本研究詹森派是一种热情、明智、强烈的虔信形式。其特点是一种人人对真理的热情，强调独立性格，反对迫害和压制。这本书出版后，他成了有影响的社会交界人士，成了贵族家庭里受欢迎的客人。当时他与德·阿布维尔夫人来往密切。这是一位将军的遗孀，国务总理的侄女。每到冬天，他就与她一起消磨余暇，夏天与她一起去乡下的亲戚家串门。他成了旧派人物的朋友，但是 1848 年的革命把他们这个圈子得四分五裂，他甚至遭到受贿的指控。这件事使他十分伤心，于是他离开了法国，定居于列日，并在此讲学。这些讲学形成了他日后的《夏多布里昂及其文艺集团》一书的雏形。在此，他研究了哲学家帕斯卡尔，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研究了法国作家拉辛莫里哀、伏尔泰。拉马丁和乔治·桑等当代作家也成为他研究的对象。

他的《星期一漫谈》和《新的星期一漫谈》达到了最高的水平。这两部著作收集了他最完美时期完成的稍短一些的文章。同时代的法国小说家于尔

巴克对他的这一成果作过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现在引以自豪的文学，将有多少不受时间的淘汰，我讲不出来。是拉马丁和雨果的一些诗歌吗？是巴尔扎克的一些小说吗？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要撰写历史不求助于圣佩甫，不把他的作品从头至尾读一遍，是不可能的。”

圣佩甫批评的标准是建立对诗人或作家的充分理解之上。他教导后人说只有了解了诗人的所有品格，文献才是活的，灵魂才能赋予历史以生命，艺术作品才变得晶莹透明。同时他的批评又是很公允的。他既不会一味地颂扬人性，也不会诽谤人性。他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洞察力。他的那双眼睛学会了既看到明媚的阳光，也看到阴影。他说：“难道我必须把拉封丹这位寓言家只看成一个体面、高贵、风流儒雅、具有宗教虔诚的巨匠，而要隐没他的轻率、莽撞而又好色的真面目吗？”因此，圣佩甫在批评时竭力侧重于理解，而不在虚构。从此之后，一直被称为灰姑娘的文艺批评一下子显示了她的美丽，成了第十个文艺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