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自由天地

正如我们前面年说过的，法国浪漫主义产生得较晚。它的繁盛期应该是19 世纪 20 至 30 年代。经过了法国革命的动荡、帝国的战争以及路易十八统治的衰微之后，新的一代突然崛起。他们从政治生涯、军事冒险和民政管理转向了文学改革和艺术创新。于是对于艺术自由的狂热占据了所有的心灵。艺术成了至高无上的东西，艺术是光明，仿佛一夜之间的火焰，是一切。现在，唯有艺术的美和艺术的大胆放肆才给人生赋予了价值。这种对艺术的膜拜产生了如火如荼、光芒四射、鲜艳夺目的文学，一种迷恋于姹紫嫣红、热情奔放的法国浪漫主义文学。

随着这种艺术觉醒而来的是对本国和外国文学的研究。当时，不仅但丁和莎士比亚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刚刚在英国和德国出现的浪漫主义作家也成了法国人知识的源泉。几乎每个人都在阅读司各特的小说，阅读拜伦的《海盗》和《莱拉》的译本。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霍夫曼的小说都是抢手货。

由艺术这根纽带连接在一起的法国浪漫主义作家们不仅崇拜外国文学，也十分重视他们之间的友爱和兄弟情谊。他们互相尊重、互相敬畏。每个人都把对方视为令人惊讶的瑰宝，里面珍藏着无尽的神奇。雨果曾经给拉马丁、路易·布郎叶、圣佩琢和大卫·德·安叶尔献上了诗篇；戈蒂叶给雨果、日安·杜·塞诺和佩特路·布莱尔敬奉了诗篇；缪塞给拉马丁、圣佩琢和诺地叶献上了诗篇。圣佩琢甚至给这一派的所有旗手都写了赞美诗。就连那唯一一位歌颂新生的资本的力量的马尔扎克也写了献辞。而乔治·桑这位热情奔放的才女更是双手捧上了她的《旅人书简》。在这一派文人之中，我们看不到文人相轻的陋习，只有真诚而热烈的赞美。

然而，如果仅仅是互相赞美的话，就很容易陷入互相标榜的境地，那么也就不可能产生后来如此多的文学巨子。相反，他们的赞赏是建立在互相交流思想、互相帮助、互相影响、互相批评和互相鼓励之上的。爱米尔·戴商鼓舞雨果从古代西班牙的传奇中提取题材；戈蒂叶在巴尔扎克的《一个外省大人物在巴黎》中写出了吟咏郁金香的十四行诗。圣佩琢阅读乔治·桑的手稿，并对她的作品进行了有益的批评。乔治·桑与缪塞之间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就像他们之间的爱那样强大。

这批人以与传统决裂为荣，他们仅对古典主义的束缚，鼓吹色彩、激情和风格。他们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兴起了人民文学，这是在德国浪漫主义和英国浪漫主义中，都不曾出现过的倾向。然而现在，热情的平民、报仇雪恨的人、感恩戴德的人却成了雨果笔下的主人公，一起站在了舞台上。野蛮人成了梅里美描写的对象，他们的粗犷和清新的情感与德国作家笔下病怏怏的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诺地叶带着一颗童稚的心灵，通过描写的孩童说着天真的语言。而乔治·桑却把她的妙笔用来描绘高贵妇女心灵中天生的高贵和自发的善良。

这种清新自然的风格与卢梭的学说关系十分密切。卢梭宣扬个性解放。崇尚想象、歌颂自然，肯定感情是人的思想行为最奥秘的源泉。他的这种关于感情的学说成了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基础。导致了浪漫主义抒情风格的形

成。除此而外，法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夏多布里昂和斯达尔夫人对浪漫主义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者扩大了自然描写的范围、使海洋、山岳、森森、陵阙等巨型景物进入了文学领域。他反对古典主义诗学的绝对标准，提出了历史比较的文学批评方法。

夏多布里昂（F· R· De Chateaubriand）出身于贵族家庭。法国革命期间，他离开祖国去北美旅行。后又在反对革命的战争中受伤，之后流亡伦敦。在此地，他写了《革命论》，以及《基督教精神》。 1800 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阿达拉》。这是一部描写爱情和宗教的冲突，宗教最终战胜了爱情的故事。天主教徒印第安女子阿达拉爱上了异教徒少克达斯，但由于母亲已经许愿把她献给上帝，她不敢违背誓言，让母亲在来世受苦，于是服毒自杀。阿达拉临终时，由于有传教士对她进行天国的说教，她也就不再感到死亡的痛苦。沙克达斯曾经因为达的死而诅咒过天主教的残酷，最后也和天主教和解了。作者在这里让宗教战胜了爱情，企图宣扬基督教的“庄严伟大”，宣扬原始罪恶以及唯有基督教能使人免遭尘世苦难的观念。后来，作者把《阿达拉》与《瑞奈》合集出版。瑞奈是个像作者一样的没落的贵族青年，为了追求无名的幸福而焦躁不安、四处漂泊。他抱怨宇宙人生，留恋死亡和荒凉残破的景物。瑞奈身上反映出的宿命论、无法解脱的优郁心情实际上是被剥夺了特权的贵族阶级对法国革命的不满情绪的集中体现。除此而外，夏多布里昂还写了《殉道者》、《那捷兹人》、《最后一个阿班色那瑞人历险记》等小说。《巴黎至耶路撒冷之行》是本游记，还有自传《墓外回忆录》。在他的作品中，夏多布里昂散布了中古基督教，同时也对中古文化艺术，特别是建筑艺术的传播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还开创了“世纪病”的病态形象，对后来的拉马丁、维尼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如果说夏多布里昂因为宜扬基督教而使他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斯达尔夫人这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家却对浪漫主义起了积极的作用。

斯达尔夫人是瑞士的一位银行家兼财政大臣的女儿。早年接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卢梭是她崇拜的偶像。革命初期，她拥护革命，但像华兹华斯一样，雅各宾专政后，她十分惊恐，因此而离开了法国。拿破仑执政后，她在巴黎开办了一个沙龙，成了不满拿破仑独裁统治的人们的活动中心。1800 年她发表了《论文学》，歌颂自由，1802 年她又发表了她的反教会小说《黛菲妮》，因而引起了拿破仑的不满，从此开始过流亡生活，游历欧洲各国，并与德国的施莱格尔兄弟结成好友。1807 年小说《珂莉娜》出版。1801 年出版了她的

《论德意志》，表达了她对德国及德国文学的理解。

斯达尔夫人在其两部小说中第一次在法国文学领域提出妇女自由权利和社会传统习惯之间的矛盾问题。黛菲妮是个天真热情的女子，可是她的坦率的行为，不但为封建的道德和教会偏见所不容，而且也始终得不到情人的谅解，最后唯有服毒自杀。珂莉娜是个渴望个性自由、热情奔放的意大利女诗人。年幼时备受继母的歧视和迫害，后来与英国青年奥斯华尔德相爱。但后者生于清教徒家庭，性情拘谨，终于牺牲了对珂莉娜的爱情，听从父母之命，与一个符合贤妻良母标准的女子结了婚。珂莉娜因此感到绝望，抱疾而终。两个女主人公都希望战胜传统势力，但最终都失败了，并皈依了宗教。

斯达尔夫人对文学理论的批评的贡献是重大的。她的许多见解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成长和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她在《论

文学》中着重阐发了文学发展和社会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要求用历史比较的方法取代古典主义文学法则。她认为批评家应该从产生作品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去理解和说明作品的特征。在《论德意志》中，她进一步阐述了古典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相对立的论点。她猛烈抨击矫揉造作的沙龙文学和妨碍创作自由的古典主义法则。她坚信受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文学将比过去的文学更有力量，更有独创性，因为它是在本民族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她提出“用我们自己的感情感动我们自己”。她还强调法国应向莱茵河彼岸的作家如歌德、席勒、施莱格尔兄弟等作家学习。继这两位早期浪漫主义作家之后，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辉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