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昪化家为国

李昪（公元 888 年—943 年），南唐开国之君。字正伦，小宇彭奴，徐州人。父名李荣，是一个不事正业的游荡者，混迹寺众僧徒之间。彭奴幼年多难。6 岁丧父，兵乱中母子二人依伯父李球流徙于濠州（今安徽凤阳）， 不久，其母亦逝，遂至濠州开元寺落发做了小沙弥。昭宗乾宁二年（公元 895 年）杨行密攻占濠州，于流亡难民之中奇其过人机警而收养；但不为杨氏之子所容，乃转养于大将徐温之家。

徐温收彭奴为义子，改姓徐，名知诰。在徐家诸子之中，以徐知诰最为伶俐，善解人意，对徐温夫妇恪尽人子之道。徐温之妻李氏，因与同姓，钟爱倍加，视同子侄。徐温偕徐知诰外出，稍不如意，即杖责和驱赶；徐温归家时，徐知浩却迎拜于门后。徐温大为惊诧，问何以至此？徐知诰回答说： “做为子辈，抛弃父母，则无地自容；严父相责，慈母必怜，这是人之常情啊！”由是徐温对徐知诰钟爱有加，情胜骨肉。尤其在徐温生病之际，徐知诰夫妇日夜伺候于床前，送汤熬药，比徐温的亲子更尽孝道。徐温愈后即以亲子之情待之，并令其主持家务。杨行密曾多次赞叹说：“徐知诰乃人中豪杰，诸将之子中无人相及啊！”

在杨行密割据淮南，徐温南北征战之中，徐知诰均随侍左右，入则谋划军机，出则冲锋陷阵，以战功卓著升为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上任之后， 奖励廉能官吏，勉励发展农桑，数年之间，州府仓盈库实，百姓足食丰衣。他还重视振兴文教，访求古籍，刊刻流传。还优待文土，招纳贤良，为异州各级官吏选拔有用之材。天佑十二年（公元 912 年），徐温被封为齐国公， 以亲子徐知训驻守广陵（今江苏扬州），而自己徙置金陵（今南京），迁徐知诰为润州（今江苏镇江）团练使。徐知诰初不欲往，屡求宣州之任，均遭徐温拒绝。幕僚宋齐丘私劝徐知诰说：“徐知训为人，骄淫失众，旦暮必败。润、扬二州，一江之隔，朝发夕至，这是天赐良机，切不可失！”徐知诰于是允为润州之行。正如宋齐丘所料，天佑十五年，徐知训被部下所杀，广陵陷入混乱之中，徐知诰即率州兵渡江，平息广陵之乱，遂取代知训为淮南节度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由此徐知诰实际夺取了徐温军政大权。他革新徐温弊政，劝农桑、宽刑罚、恤民艰。常派官吏到民间访察，凡有婚、丧大事及贫不聊生者即予赈济。有时亲至民间明察暗访，布衣蒲履，无异乡民。暑天左右为张伞盖，徐知诰责备左右说：“百姓务农，均暴露于烈日之下， 我怎么能有此享受呢？”所以徐温名义上在南京遥控吴国军政大权，而百姓却早已归心于徐知诰了。徐知诰初至广陵，代徐温治理军政之时，吏民均以年轻嫩稚，少不更事之辈待之，为了弹压非难之议，特以药物将发须染白， 装扮老成，以孚众望。没料到几年之后，百姓归心却如此之速了。

吴天祚三年（公元 937 年）十月，徐知诰废吴主杨溥，以受禅名义夺取

吴国政权，自称皇帝，国号“大齐”，改年号为“昇元”。第二年自称为唐玄宗第六子永王李麟之后裔，复姓李，更名为“昪”（音 biàn），国号“大唐”，史称“南唐”。李昪称帝之后，没有走封建帝王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路，仍以吴国平章事张廷翰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门下侍郎张居咏、中书侍郎李建勋为同平章事，比敌为友，对巩固南唐小王朝的政权，获益匪浅。李昪称帝后继续推行富民利国发展农桑的政策。规定百姓种植桑树3000 株以上者，赐帛 50 匹；每丁垦田 80 亩者，赐钱 2 万，并且让获奖农户

5 年不纳租税。他还派人踏勘田地，按照土地肥瘠程度决定税额。他如兵役、徭役或其他赋税项目，均依税钱比例摊派：税额高者多征，税额低少派，负担均衡，深受百姓拥护。南唐在这种比较安定的情况下，生产迅速发展，不到 10 年，江淮间呈现“旷土尽辟，桑柘满野”的繁荣景象。

李昪还继续推行复兴文教的政策。昇元四年十二月，在江两庐山建学馆于白鹿洞，以李善道为洞主，主持学馆事务，并号称“庐山国学”。并给学馆设置田产，其收入作为学馆公务及诸生生活之资。白鹿洞学馆后来成为历代有名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卓著。

李昪建国之后，推行一种外和内忌的政策。昇元四年后晋据安州（今湖北安陆）大将李金全请降，李昪遣鄂州屯营使李承裕、段处恭二人前去迎降， 戒令勿入安城。二人违令入据安州，且肆意剽掠民财，晋派兵围击，段处恭战死，李承裕俘后被杀，南唐丧师 4000 多人，李昪悔恨多日，诏谕群臣以为擅起兵争之戒。昇元五年四月，后汉遣使来南唐，邀约兴师伐楚，平分其地， 李昪坚辞拒绝。七月，吴越火灾，宫室器械焚毁殆尽，大司徒宋齐丘乘机献策说：“夫越与唐乃唇齿之邦，我屡施大德，而越人屡叛。今遭火厄，实上天之谴责。我若乘机用兵，晨发而暮至。愿勿失良机，为后世之患。”李昪表情凄沧地对齐丘说：“两国疆域虽分，让百姓蕃衍生息的道理是相同的， 人各为其主之心也是一致的。平白无故突起杀伐之衅，我于心不忍。且救灾睦邻，乃治国之道。怎么能乘人之危而夺人之国，这种事我是不干的，望大司徒勿复多言。”于是特地派遣慰问使，厚赠金、粟、缯、绮之物，车载相连，络绎不绝。李昪长于戎伍之间，早年颇受兵乱之苦，深知兵为民害之烈， 对臣下开拓疆土之议，均予拒绝。他东与吴越连和，西与晋楚通好，保境安民，息兵和外，无复拓土恢疆之略，以至好为大言的宰相冯延巳讥刺他说： “一个乡巴佬怎么能做出大的事业来呢！”

李昪夺权之后，对内严加防范，这是从他自身的发迹史所总结出的历史经验。他的义父徐温是凭拥兵自大而夺取杨氏的军政大权；李昪自己也是以实力和徐温亲子较量而夺取徐氏军政大权的。为了李氏的千秋大业，采取诸多防范措施，这是形势的必然，是可以理解的。他反对用兵，目的在于削弱将领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抑制将军们的跋扈野心，自然有利于政权的稳定。他自己是从做吴国的宰相而演变为南唐的皇帝，深知宰相久任之后的不良后果。李建勋是南唐的良吏，政绩甚佳，民称贤相，因在位日久被他视为危险人物，但又找不出罢免他的理由，只好寻找一个借口予以免职。他还严格规定：外戚不得在朝廷为官辅政，宦官更不准干预朝政大事。

李昪由于出身微贱，生性俭朴。常穿蒲履（草鞋），用铁制盆器，暑天用粗葛布帐，照明用乌臼子油灯而不用脂蜡。一个名为“金奴”的铁制灯台， 还是杨行密马厩中用过的旧物。宫内侍者只有几名老丑的宫妇，而不用年轻貌美的宫女。百官若有“羡余”（应纳赋税之外的进贡物品）必责令退还物

主。并说：“百姓是依赋率纳税的，若不是额外搜刮民财，怎么会有‘余’ 可‘羡’呢？”这不仅在五代十国君主中所仅有，就是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算凤毛麟角。李昪后期迷恋方士长生之术，服食丹药因而中毒，于昇元七年2 月病逝，享年 56 岁。临终以牙咬太子之指嘱曰：“他年北方（指后周）一定南侵，亟早防备。”史称李昪然自立，化家为国，遂霸江南。息兵养民， 国力强盛。且生性俭朴，有古代贤主之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