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落后的优点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时指出，中国有两个缺点。其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其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 30 多年。但这并没有成为毛泽东的包袱，相反，更激励了他性格中浓厚的挑战意识和诗意般的想象力，落后的中国竟成为毛泽东施展革命意志的优越舞台。他认为， 中国这两个缺点，同时也是两个优点，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越穷越要革命，越能激发起巨大的意志力量。使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摆脱落后的状态，就成为他新的挑战对象。

一 国计民生的迫切问题

通过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如何把我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不仅是毛泽东投身革命的理想追求，解决民生问题的平生夙愿，也是我国一直面临的国计民生的迫切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们提出过许多“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均贫富”。“藏富于民”等主张。儒家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设想。他们在《礼运》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者有所终，壮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种描述、主张，激励了不少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终身。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由一个封建大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列强的烧杀抢掠，官僚资本、封建买办的敲骨吸髓， 使中国人民丧失了起码的生存权利。这种惨况，使中国的志士仁人怀着不甘屈辱的复杂心态，提出了各种强国富民的主张。太平天国有“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魏源等人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方案。孙中山更是集民生

思想之大成，系统地阐述了“民生主义”的理论。他提倡“土地公有”和“资本公有”，实行“按劳分配”，主张消灭贫富阶级，实现真自由平等博爱。为此，他制定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措施，以实现中国工业化， 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然而，所有这些，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都先后失败了。对此，美国统治阶级曾断言，“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① 美国把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即国计民生问题归结为中国人口太多，这当然是为自己的侵略行径开脱罪责，但也反映了近代中国“一穷二白”的基本事实。

中国有句古谚，“民以食为天”。马克思也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②毛泽东早年也认为，在民生问题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吃饭问题。他说：“当前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表明他对国计民生问题的深切关注。但是，与中国历史上一切历史唯心主义的民生主张相反，毛泽东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要解决民生问题，必须以革命为前提。因为民生问题的发生，从一般规律而言，是由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以及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及其代表剥削者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夺而引起的。因此，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这种反动、落后的上层建筑，改变腐败、没落的生产关系，打倒他们的阶级代表，才能使被束缚的活生产力即劳动者本身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社会的主人。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仁人志士满腔热血，认为提倡“实业救国”就能把民众从水深火热的惨景中拯救出来。其实，他们不懂得，要实施各种实业计划，必须先推翻腐败的社会制度。只有革命成功，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才能为民生问题的解决，经济建设的发展，提供社会条件。

毛泽东在评价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时强调指出：“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准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①在这里， 毛泽东站在社会主义的思想高度，不仅肯定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积极因素， 而且提出了“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具体措施。毛泽东在变革生产关系的过程中，经过财产的重新分配，在生产资料公有方面实现了广泛的社会公平，从而使广大贫苦人民改善了生活，使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历史上所提出的民生主义的理想，真正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毛泽东认为，革命是发展经济，解决国计民生问题的前提，但并不等于问题的解决。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革命与生产的有机结合，才能创造现实的物质财富，而生产力的发展，还要靠生产活动本身。如果解放了劳动者，不进行生产活动，或者不满腔热情地进行生产活动，生产力依然不能发展。因此，毛泽东提出了“革命加生产”、“抓革命，促生产”的解决国计

① 转引自《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51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1 页。

民生问题的方针。

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中，从加强工农联盟、支援革命战争的高度，提出了一边打仗，一边生产的主张，批评了忽视经济建设的错误倾向。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用极大的精力组织发展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发动解放区的机关、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对于解决当时经济上的困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更是把发展生产、搞好经济建设作为建国的中心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在晋绥干部大会上说：“希望你们好好地领导这些生产事业，否则就不能算作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①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更加明确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②根据这一指导思想， 党和政府在开国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改善民生，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了很大的提高。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提出了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价值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③这里清楚地表明，这个价值标准不是别的，就是生产力。要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必须有好的政策。而什么是好的政策呢？这就是能够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应当肯定，解放以后，特别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综合国力与我国在世界中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加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很大困难。工业刚刚起步，国防薄弱，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发展，面临着严重的国际挑战，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党的“八大”曾深刻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 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①如何解决这些矛盾，直接危及到国家社会生活安定团结的大局。因此，毛泽东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理论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的政治问题。

二 “以苏为戒”

毛泽东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仅是国计民生的迫切需要，也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借鉴。在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上，毛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311～131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2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1079 页。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 810 页。

东在 1955 年 12 月和 1956 年 4 月，先后两次提出“以苏为戒”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已积累了一些经验，同时，也陆续发现了苏联的某些经验并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因此，同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能否从我国国情出发，以苏联为鉴戒，总结我国已有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能否顺利进行、少走弯路的一个大问题。

从 1953 年开始，在苏联的帮助下，我国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建设过程中，由于我们没有管理现代化经济的经验，经济技术落后，因此，在计划管理、金融财政等方面，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但是，斯大林逝世以后， 苏联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其中包括对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使毛泽东陆续觉察到苏联经济建设经验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发现苏联一些成功的经验也不适合我国的国情。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实际和已经积累起来的经验，对我国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苏联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的基本原理和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方针。马克思在揭示社会再生产内在规律时指出，为了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首先必须扩大生产资料的生产。列宁则把马克思这一原理上升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以后，列宁、斯大林又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原理贯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中，将生产资料的重工业置于经济建设的首位。列宁、斯大林确定的这条工业化道路，与资本主义国家从农业到轻工业、再以轻工业发展到重工业，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相反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前，是一个农业国，按工农业净产值来讲，在 1899 年，工业只占 36.2％，农业占 63.8％，从 1850

年到 1919 年，农业总产值从 16 亿美元增加到 237 亿多美元，增加了 13 倍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首先发展的是轻工业。1860 年，产值最高的四个部门是面粉、棉纺织、木材加工，制鞋等轻工业部门，而铸造和机器制造居于第五位，轻工业在工业中占统治地位。以后，随着农业、轻工业的迅速发展， 重工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轻工业部门。在 1860 年到 1913 年，棉纺织业增

长约 6 倍，而铁路猛增 11.4 倍，从而带动了钢铁，煤炭，机械制造等重工业的发展。1900 年，钢铁业的产值一跃而为第一位。铸造和机器制造业产值上升为第三位，屠宰和肉类罐头业为第二位，木材加工、面粉业降为第四位， 第五位。工业净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61.8％。按总产值计算，工业超过农业的两倍。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是先从农业、轻工业发展带动重工业发展的。

然而，为什么苏联却要从重工业开始发展呢？这里有其深刻的原因。列宁说：“防御力如此薄弱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处于非常不稳固、而极端危急的国际状况中。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利用全部客观形势给我们的这个喘息时机，来医治战争带给俄国整个社会机体的严重创伤，来发展国家的经济，不这样做，就谈不到真正国防多少增强一些国防力量。”①列宁认为，除苏联刚刚建国时期政权还不稳定的原因外，还有帝国主义存在这一原因。他说：“只要我们还没有把其他国家的资本推翻，只要他们还比我们强大得多， 那末，他们随时都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反对我们，重新挑起反对我们的战争。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494 页。

因此我们必须使自己更加强大，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发展大工业，必须发展运输业。”①可见，列宁、斯大林之所以提倡优先发展重工业，从重工业入手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完全是为当时苏联国内外环境所迫。

我国夺取政权以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苏联的经验，毛泽东也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他说：“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②应该肯定，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方针是对的。众所周知，生产资料优先增长是以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为前提条件的。由于技术进步，带来有机构成的提高，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像我们这样一个技术落后的国家，为了迅速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国朝工业国的转变，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显得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重要。

但是，在执行毛泽东这一方针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矛盾。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时，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用重工业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出现了农、轻、重比例失调的矛盾；在重工业的服务方向上也出现了偏差。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重工业也不例外。重工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脱离农业和轻工业在自身内部得到发展，但重工业决不可以完全脱离消费品的生产而发展。重工业生产的目的就是为生产消费资料服务的。虽然重工业为自身服务的那些生产表面上和生活消费资料生产无关，但最后落脚点仍必须在消费资料生产上。而我们当时却片面地强调发展农业、轻工业为发展重工业服务方面，而忽视了发展重工业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为消费资料服务的方面。在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积累与消费等方面也都存在着一些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毛泽东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听取了 34 个部委的汇报。在这一过程中，根据苏联的经验和我国的实际，对我国经济建设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轻工部和纺织工业部在汇报时，毛泽东插话说：“你们野心不大，斗争性不强”，“王道太多，霸道太少，像小媳妇不敢斗争。”“重工业部门都积极抓，你们也要积极搞，你们有理由，要有些霸道。”“凡是重工业部门不干的，你们自己干，你们干起来，将来就也会好。”这些插话，实际上就提出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听取重工业的汇报时提出：“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都重要。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不论英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嘛！”“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苏联内务部不受党领导，军队和企业实行‘一长制’，我们就不学。‘一长制’这个名字有些独裁。过去苏联有电影部，没有文化部，只有文化局，我们相反，有文化部，没有电影部，只有电影局。有人就说我们同苏联不一样， 犯了原则错误。后来，苏联又改了，改成跟我们的一样：设有文化部、电影局，取消电影部。苏联原来男女分校，讲起利益之多，不得了，可是又要男女同校。所以学习苏联也得具体分析。我们搞土改、工商业改造，就不要学苏联那一套。陈云同志管财政工作，苏联的有些东西，他也不学。”总之， “要打破迷信，不管中国迷信还是外国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

① 《列宁全集》第 31 卷，第 43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68 页。

迷信。”这些，实际上谈到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苏联经验问题。

在谈到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时，毛泽东插话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去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好像原子弹已经在三千公尺上空了。不要说三千公尺的上空没有原子弹，就是一万公尺的上空也没有原子弹。轻工业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搞生产？”“上海地区不作大的扩建，还值得考虑。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不用说过了十年，十二年，我们应当办好沿海的工厂，就算只有八年、七年、六年，甚至只有五年时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办了四年以后，等到第五年打起来了再搬家， 也是完全合算的。”

在说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时，毛泽东说：“现在全世界都在强调减少军事消费，发展和平经济问题，英国、法国谈得最多，美国有时候也被迫地谈一下。现在是和平时期，军政费用的比重大大不好。”他批评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错误说：“那时的红军，由于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干部，由于战略指导是想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来。在这些方面，我们现在都比他们那个时候强。”

在谈到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时，毛泽东批评了苏联推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错误。他说：“据说一直到第 19 次代表大会那个时候，苏联粮食的产量还没有达到沙皇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大问题了。如果真是这样，集体化、机械化的优越性在哪里？社会主义制度比沙皇制度好又怎么说呢？”

在谈到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间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学，据说苏联是这样，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的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以至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达，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达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地方的权力过小，对社会主义建设是无利的。” 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工业的管理体制问题。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没有苏联经济建设的鉴戒，没有我国学习苏联经济的教训，就不可能有毛泽东的“十大关系”，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

三 服从“大仁政”的需要

毛泽东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立足点，就是为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

1953 年 9 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上，就国家经

济发展的方针问题，提出了“小仁政”与“大仁政”的关系问题。1949 年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使美帝国主义惊恐万状，它一方面发动侵朝战争，另一方面纠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实行禁运和封锁，企图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革命的摇篮里。毛泽东针锋相对，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 一方面进行抗美援朝，以击败美帝的侵略野心；另一方面，确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以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计划。对此，党内有些同志，也包括党外朋友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片面强调中国经过 22 年的战争，经济亟待恢复， 人心思定，不能再打仗了，人民的生活亟待改善，应该多搞些轻工业。有的甚至提出，工商业者可专搞轻工业，国家则专搞重工业，这样分工合作，于国于民两利。当时，这两种议论，呼声甚高。毛泽东把这种思想称为“小仁政”，进行了批评。他说：“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 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 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们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这就深刻阐明了人民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他认为， 建国伊始，百业待兴。但必须有大小主次之分，轻重缓急之别，“小仁政” 不能防碍“大仁政”，眼前利益不能损害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不能损害整体利益，生活消费不能冲击国家建设。如果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宣传只引导人们满足于现有条件，好行小惠，吃光分光，去追逐眼前利益，贪求个人享受，那么，它将是一个开始堕落的民族，从根本上违背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因此，我们必须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给人们指出远大的革命目标，并号召人民为实现这个目标浴血奋斗，勇于牺牲。只有这样，我们这个民族，才是生气勃勃，大有希望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维护国计民生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时，时刻也没有忘记人民群众的个人和目前利益，主张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他对苏联发展重工业不顾农业，不顾农民利益的方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苏联从 1929 年到 1940 年，工业年均增长 16.8％，钢产量从 430 万吨猛增到 1830万吨。但由于集体化中的强迫命令和农业政策的失误，1953 年的谷物生产只有 8250 万吨，比 1913 年沙俄的 8600 万吨还要低，直到 1951 年至 1955 年的

平均产量才达到 8850 万吨，稍超过沙俄时代的最高水平。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在究其原因时强调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①

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是阐述发展重工业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和作用，阐述重工业与农业的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提出了“民本经济”思想，即探索工业化道路、发展经济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任何一个阶级，一旦获得政权，实行对社会的统治，首先就面临一个共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74 页。

同问题，就是经济发展问题。但是，各个统治阶级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却随统治集团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而各异。封建统治阶级，发展生产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地租和劳役，横征暴敛。资产阶级发展生产是为了追求超额的剩余价值，它们对内敲榨盘剥，对外疯狂掠夺。纵观毛泽东经济著作，经济观点和他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可以发现贯彻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服务人民， 依靠人民，组织人民。他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群众， 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积极组织人民群众，是一部以人民为本位的经济学，人民群众的经济学，民本经济学。

毛泽东在 1933 年《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就明确地提出了“人民经济”的概念。

1943 年，毛泽东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活动》一文， 针对当时党内少数干部不注重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生产，不用全力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知向群众要粮要款，不注意在发展生产基础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只片面地提倡艰苦奋斗的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集中地论述了经济建设必须服务人民、依靠人民、组织人民的思想。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是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毛泽东民本经济中一个根本观点和根本精神，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在他所有的经济著作中，反复强调指出，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和最高标准，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宝和保证。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人们从事生产斗争，直接是为了经济利益。人们进行阶级斗争和革命斗争，最终也是为了实现物质利益。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斗争的实践中，一直十分注意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认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 才是好的东西。”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早在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定为我们经济工作的总方针，并强调指出：不顾人民困难，不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 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更加强调，“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④，我们的经济建设， 归根到底是服务于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的。因此，“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⑤我们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不是为了共产党一党之利益，而是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此外，别无其他目的。因此， 毛泽东思虑的是，如何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全国人民早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毛泽东的民本经济，不是历史上民生主义者的“赐富于民”，而是依靠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创造社会财富，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毛泽东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8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64～865 贞。

③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94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65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87 页。

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⑥因此，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强调，搞经济建设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实行群众路线，反复强调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保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而不是泼冷水、压制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民本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善于组织、发动人民进行生产。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必须多快好省， 热气腾腾。这样，就必须组织人民，发动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把人民群众的一切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开展广泛的群众运动。他提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①为了组织人民进行经济建设，他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 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就是要把发展经济的立足点放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在十大关系中， 无论是处理农轻重的比例，还是解决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矛盾，抑或是沿海与内地、中央与地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始终遵循服务人民利益这个根本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