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动因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大权旁落的反抗，不是权力分配的争斗，更不是人欲的追求；而是历史传统、经济基础、民族心理和时代因素等各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理想模式的追求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当人民还囿于困难时期留下的种种痕迹的时候，毛泽东却在绘制他的“新世界”蓝图。因此，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其主观愿望来说，是要建设一个最完美最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理想蓝图，就是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看了林彪呈送的解放军总后关于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于1966 年 5 月 7 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称为“五·七指示”，它不是毛泽东的即兴之作，而是他政治抱负的凝炼，社会理想的寄托，继续革命的蓝图。这是打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之谜的一把钥匙。

我们从“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理想模式的大致轮廓：

其一，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社会。“五·七指示”要求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每个大学校都要以一业为主，兼营他业。具体说来，军队把“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兼起来”；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 “农民以农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军、学农”；“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这样，整个社会内部的工、农、学、兵不是固定的分工，每个人都“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以便成为“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①。这样，每一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变成不依赖外界的“小社会”。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逐步消失。

其二，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经济的社会。在“五·七指示”的

各业兼学中，没有商业。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它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上的变化。“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态度，曾出现过反复。“大跃进”初期，他提出过“取消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的主张，后来，在“共产风”泛滥时，他又强调中国的“商品生产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经过 60 年代初期的几年思索和研究之后，他下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的制度。他认为，“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①。因此，他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来消灭商品、货币和工资制度。“五·七指示”道路就是他设定的消灭商品经济的途径。

其三，社会主义是一个逐步消灭三大差别的社会。毛泽东设想的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制度，根本目的是要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②，实现人们在从事生产劳动、接受文化教育、享受物质生活等方面的平等，尽快消灭各方面的不平等现象。避免城市和工业的畸形发展，为社会每一个成员提供参加劳动和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力。知识分子、科技干部，下乡下厂，补上体力劳动课；没有文化的工农兵送到大学学习，工宣队、贫宣队管理大、中、小学校，干部轮流进五七干校，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样，社会每一个成员都做点工，务点农，学点军事、政治和文化。“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其四，社会主义是与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实行彻底决裂的社会。毛泽东设定的各业兼学中，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都要“批判资产阶级”。他要求人们在革命大批判中，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实行彻底决裂，要通过“斗私批修”，在自己灵魂深入爆发革命。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文化阵地，“在最大的广度上把资产阶级留藏在每个角落里的灰尘打扫干净，在最大的深度上把几千年来居于垄断和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连根拔除”③，以便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思想条件。

毛泽东设计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蓝图，不无理论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运动规律，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曾作过原则的规定。

他们根据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设想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范围，私有制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必要加以废除，对生产资料实行全社会共同占有制，即全部生产资料归整个社会劳动者共同占有，使全体劳动者都能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

他们设想，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自觉地根据社会需要有计划地组织整个社会生产，生产哪种产品，生产多少，都不再通过价值规律、市场机制来调节，而是由整个社会来调节，以消除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他们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虽然还

不能“按需分配”，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即社会的总产品扣除了生产方面的消耗和社会共同需要之后，以劳动为尺度，在劳动者之间进行消费品的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

① 转引自 1975 年 2 月 9 日《人民日报》。

② 转引自 1966 年 8 月 1 日《人民日报》。

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①。这样，社会的平等也随即到来。

他们设想，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之后，直接的社会生产和直接的分配排除了一切商品交换，商品和货币将在社会生活中消失。“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没有商品生产，就没有商品和商品交换，也就不需货币了。在这里，商品经济已经被消灭。

他们设想，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一代全面发展的人迅速发展成长，社会分工随即消失。

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规定，既不是从善良愿望出发的幻想，也不是从理性原则出发逻辑推理的结果。而是分析资本主义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的必然结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过程的反映。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与社会主义的现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毛泽东却没有看到这种矛盾，把他们的设想当成了现实。不能不产生严重的失误。

第一，他们的设想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认识结果，不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最终真理。列宁说过，“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①。马克思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准备阶段，虽然经历了几次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潮，其中包括巴黎公社那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但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诞生，他们没有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设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具有超前研究的性质，其中个别论断难免会带有空想的因素。但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尽可能地避免陷入空想，他们对于未来社会只作一些原则的论述，而对具体问题总是拒绝回答。例如 1881 年荷兰社会民主党人打算在即将举行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上讨论一个问题：假如社会党人取得了政权，他们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应当采取哪些立法措施？当他们将这个问题提给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作了这样的回答：“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②恩格斯晚年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说过：“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①然而，毛泽东却把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脚本，用它来剪裁活生生的社会主义实践，而不是用经验来检验、修改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更增加了空想的成分。

第二，他们的设想，是舍弃了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阶段具体特点的科学抽象。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说，根据这些原理，在将来某一个特定时刻应该做什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89 页。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13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54 页。

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②。列宁进一步指出：“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③。这就是说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南，并在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的具体道路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深深地扎根于实践的土壤，才能开出绚丽的花朵，结出丰硕的果实。而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违背了他曾倡导的实事求是原则，忽略了中国特定的历史环境，忽略了中国的具体国情，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生命力，开出的只是无果之花。

第三，他们设想的前提是社会主义首先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然而历史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料，社会主义首先在一系列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相继取得胜利。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需要重新探索。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考虑到当时俄国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曾打算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法令，直接按照马克思所阐发的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全国的生产和分配，甚至想比较快地消灭商品和货币，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产品分配制度。现实生活证明，此路不通。列宁尊重实践的裁决，根据俄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新经济政策，找到了像在俄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历史经验证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都会遇到一系列新课题，这些课题在马克思著作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必须靠各国马克思主义者总结实践经验，独立地进行理论探索。而毛泽东在实践探索中，没有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没有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是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使理论离开了生活常青之树，陷入了灰色的渺茫之中。

第四，他们设想的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然而社会主义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个联系、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指出，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有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但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既不是当时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可以概括总结，所以，他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做出明确的规定。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使社会主义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后，才算从根本上建成。而毛泽东以为可以凭借主观愿望和道德的力量，依靠群众运动，就可以拔苗助长，使生产力急剧提高；以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公越好，产生了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倾向，忽略了社会主义应有的发展阶段，把将来可以做的，当作现实必须做的，超越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这就不能不处处碰壁。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154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03 页。

二经济上的急于求成

恩格斯在分析社会变革的动因时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极终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①拂去历史层面的尘埃，就不难发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动因，就是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有人把毛泽东说成破坏生产力，专搞阶级斗争的凶神。其实，毛泽东却是“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实现生产力飞跃发展的战略家。毛泽东懂得，要建设一个理想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必须要有生产力发展作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社会主义不能建成，建成了，也不会巩固。因此，他想以“大跃进”的形式，以主观意志的超越来发展生产力。毛泽东晚年犯了不少，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其动因，不是他不提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忽视生产力发展。恰恰是因为过急地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

如前所述，当毛泽东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他就惊人地发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他向全党发出了“被开除球籍”的警告。毛泽东作为一位坚韧不拔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共产党员，他曾经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而艰苦奋斗。他并不满足于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他认为国家还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并不高，历史赋予共产党和自己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尽快使国家富强，使人民幸福，让中国跻身于世界的先进行列，这是自己的责任。

但是，当毛泽东在贫穷落后的现实面前，在生产力水平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在理论上发生了失误。列宁曾经指出：“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①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取得革命成功的，经济上比俄国落后，建设社会主义更加困难。毛泽东却误以为这种说法不对，似乎经济越落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就越容易，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历史的责任感、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理论上的失误，就决定了毛泽东经济建设上必然急于求成。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产力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既得力量。它既是前人实践活动的客观结果，又是人们当前生产实践活动以及由它决定的其他实践活动的物质基础，因而也是人类把社会历史继续推向前进的根本出发点。人民只能从现实的生产力出发，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毛泽东由于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就不可能立足于现实的生产力基础来发展经济，而企图靠“大跃进”等群众运动来发展生产，以为单凭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使生产力成倍、十几倍乃至几十倍地增长。这样，势必要求过高的计划指标，要求更快的发展速度。

这样，当 1956 年中央政治局根据当时经济发展计划不平衡的情况开展反

冒进的时候，就与毛泽东急于求成的思想发生了矛盾。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是右倾保守的表现，反冒进是稳健派反对跃进派的一个口号。要发动“大跃进”，就必须批判反冒进。因此，从八届三中全会起，他就反复批判反冒进，而且越批越严厉，越批越上纲，以致将反冒进与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说： “我们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际方面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 1956 年国内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②1957 年国民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少有的好年份之一，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7％。毛泽东认为，这是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样，他就形成了一个逻辑，如果不是反冒进使 6 亿人民泄了气，1957 年的经济工作成绩会更大；反之，如果不是反右派斗争，就连这样的成绩也得不到。结论是，抓阶级斗争能促进经济建设。

在毛泽东反复批判反冒进的情况下，“大跃进”运动就发动和开展起来。“大跃进”是急于求成的产物，很快受到了经济发展固有规律的惩罚。毛泽东自己也很快觉察出来了。经过两次郑州会议，采取一些具体措施，纠正了一些错误。毛泽东准备通过庐山会议，继续纠“左”，以统一全党认识，在实践中贯彻执行。不料变成了反右，出现了“左”上加“左”，其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没有从指导思想上认识“左”的错误，他认为 107Q 吨钢的超额完成，证明“大跃进”是对的，“三面红旗”没有错。成绩的取得是执行以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的结果，也同反右派和批判反冒进分不开。毛泽东不但没有认识到所犯错误的实质，而且是满腹曲肠，认为与彭德怀等人的争论，是过去 10 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就开始把党内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不同意见也看作了阶级斗争的反映。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决定对经济建设进行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刘少奇等人提出了“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主张，这恰好违背了毛泽东的“革命”原则。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也可以发展经济，但这是一条通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道路来实现的，而他一生所奋斗的就是要避免走这条道路。搞“三自一包”必然引起两极分化，导致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一大禁忌。因此，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重提阶级斗争问题。

重提阶级斗争的主要原因，又是毛泽东把经济建设工作中党内的不同意见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为了将这种理论付诸实践，又提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里，毛泽东提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这个“灵”，不是别的，还是“灵”在发展生产力上。

这就说明，“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已经有了 10 年抓阶级斗争促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他认为这些经验，是有成就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这种成效，与自己的理想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他在 1970 年曾表示过这种心情。他说，我对中国的进步不满意，历来不满意。这就是说，过去搞了工厂的斗争，搞了农村的斗争，搞了文化界的斗争。但是，这些局部的阶级斗争没有根本解决问题，有必要发动像“文化大革命”这种全面性的阶级斗争来最后解决问题。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仍然是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建设沿着他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有一

句极为著名的语录，就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泽东抓阶级斗争促经济建设这一观念的高度概括和明确表述。他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造福于人民的一大壮举。可以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业相媲美。他认为，打倒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通过斗、批、改，清算了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就为解放生产力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由此可见，毛泽东从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和人民贫困生活这一良好愿望出发，想在自己的晚年把中国建设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为此，确定了建国后“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方针。但由于缺少经验，加之理论上的失误，因而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急于求成就要求高速度，高指标。而这种高速度，高指标违背经济发展本身的客观规律，脱离了实际，不可能实现。而毛泽东将其原因归之于社会上存在的阶级斗争和党内的不同意见，而且将这两种不性质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又错误地把 1956 年以后经济工作中的成绩看成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得出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认识。经济建设上的急于求成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两者相互作用，恶性循环，使毛泽东陷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 10 年的全局性的错误之中。

三伦理政治思想的积淀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追求，也是伦理政治思想积淀的结果。毛泽东伦理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的反映。因此，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服务，当成是共产主义事业的真谛，把为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而奋斗作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生活的最高目的，贯穿于他一生的全部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之中，充分体现了共产主义事业与实现自我、发展自我，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实践基础的高度统一。

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伦理政治思想，不仅是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党性原则的体现，也是对中国伦理政治思想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的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曾经提出过“以民为本”，“爱民如子”， “为民请命”的伦理政治思想。

管子提出过“人本”主张。他认为，“夫霸王之业，应以人为立国之本，无人无以出师征伐，无人无以国强民富。”否则，不仅不能竞争霸业，而且连国都保不住。因此，他认为，为政要顺人心，注意人心向背。《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就是说，为政的根本，在于治理好国家；国家能否治理好，其根本在于顺还是逆民心。他强调，为君要满足人民的需要。《管子·牧民》指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就是说，人民厌恶，不仅不能去做逆民心之事，而且要根据人民的厌恶，去改善人民的忧劳、贫贱、危坠、灭绝，使之佚乐，富贵、存安和生育。

孔孟提出过“仁学”思想。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节用爱人，使君以时”。这就是说，治国要爱护老百姓。在《论语·阳货》中提出“恭、宽、信、敏、惠”为仁的具体内容。其中“宽”，就是治国家要宽厚对待人

民，便能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而得到人民的拥护。“惠”，就是仁爱恩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就是说，顺着人民谋利的路子使之得到实惠，便能给人民以好处而无所耗费。对人民要做到五美，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食，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样，行之天下，始可谓仁。孟子更是发挥了孔子的仁学主张，在政治上提出了“政在得民，民贵君轻”的思想。

贾谊根据秦王朝速亡的教训，提出了“民本”思想。他在《大政上》中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海，吏以民为贵贱。”在他看来，民是国家的命运所系，功业所在，力量之源；民决定着国家的安危、存亡、兴衰、胜败。因此，民“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他反复告诫人们，要重视人心向背和人民的力量，要接受历史的教训：“戒之哉；戒之哉，民为政本”。“轻本不祥，实为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在中国封建专制的社会中，这些“爱民”思想，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它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趋向，是我国思想文化遗产中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的优秀传统。但是由于社会条件的制约，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其本质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说的“爱民”，不是什么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治民”。

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系统地研究并吸收了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成果，对它进行了改造，从而提出了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命题。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实现他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其根本目的，就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一批党员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在这种情况下，在干部与群众之间，毛泽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群众。他一反“官官相护”的统治术，始终站在人民群众一边。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条基本的政治道德标准来教育干部。他对于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他要求干部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在合作化运动中他批示说，“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①他把干部的腐败现象视为不可饶恕的丑恶，要严加惩处。“钻进我们队伍里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对这些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在党的干部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他在1957 年3 月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说：“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对此他要求“共产党员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后来，他对官僚主义作风，更是表现了极大的愤慨：“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在病重期间，毛泽东还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民主革命成功后，一部分党员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228～229 页。

么呢？作了大官，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感情世界中，始终表现出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浓烈的、稳定的、持久的爱。正因为如此，他要求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深入基层，接近群众，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中去，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群众，到下面去研究问题。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论官有多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防止他们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虽然他在分配上的平均主张曾导致平均主义的倾向，但其反对特权的思想，对于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提高党的凝聚力确实起到了良好的作用。毛泽东这样说，自己也身体力行。他对自己家人及亲戚的要求也很严格。50 年代，他就任国家主席时，他外祖父家有人骄傲起来，不大服从当地政府管理。他就去信批评教育“不应该特殊”，要求政府严加管理。三年灾害时，他和孩子也与全国人民一样勒紧裤带过日子。当他了解到农民吃饭问题严重时，在一段时间里，心情沉重，以不吃肉、不吃细粮的行动来寄予同情。警卫人员见其女儿生活太苦，提醒毛泽东能否给她提高一些待遇，他没有同意，并说，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特殊。毛泽东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更是令人敬佩。革命胜利之际，他提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请客送礼，歌功颂德。晚年他虽然产生了骄傲情绪，但生活上的艰苦朴素的作风始终保持不变。所以，当他用自己的要求来审视党内存在有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时，他就要用“文化大革命”这种方式，来消除党内存在的这种腐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