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主题的形成

“中华民族，氏族轩辕；黄帝之陵，口口田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世变沦桑，中更跌蹉；越数千年，强邻蔑德。东等不才，剑履俱备，万里崎岖，为国效命。⋯⋯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失勿谖。”这是毛泽东长征达到陕北后写的《祭黄帝文》中的文字，民族自尊与抗日救亡之心跃然纸上，表明他的思想主题由苏维埃革命转向抗日救亡，但这一主题的转变与形成却有一个过程。

一 历史主题的变换

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乃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①由此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政治的一般主题， 即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规定了自己的最低纲领，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政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要求。但是，中国社会的这两对基本矛盾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决定了不同时期的历史主题，决定了不同的时期革命的主要任务与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九国公约”确定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局面，各个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中国各派封建军阀，控制和统治着中国，并且由于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他们所支持的各派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其政治主题与革命的主要任务正是削平各派封建军阀。1927 年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并和地主阶级结成反动的同盟，⋯⋯背叛了中国革命，造成了革命的失败。所以当时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政党（共产党），曾经不得不把这些资产阶级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之一”。②这就是 1928 年开始的苏维埃运动与土地革命战

争。诚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社会革命是毛的思想与行为的主要焦点。”③

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中国社会的历史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3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34 页。

③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73 页。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占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明治初年，日本政府便开始着手制定对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扩张的计划，通过发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挤进列强侵华的行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于 1915 年利用袁世凯急于称帝的机

会，提出灭亡中国的 21 条，且乘俄国十月革命之隙，取得老沙皇在东北的部分特权。但这一时期日本侵华活动的基本特点，主要是采取逐步蚕食、迫签和约、割地索款、逐步扩大“势力范围”的方式，实行经济掠夺，还未以武力公开占领中国。日本武力侵华阶段的关键性转变，就其政策制定而言，是1927 年的所谓“东方会议”，就其政策实施而言，正是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华盛顿体制，削去了日本在中国的大部分势力范围，同时严重的经济危机与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使日本统治集团急欲摆脱困境，积极制订新的对华侵略政策。1927 年田中内阁的所谓“东方会议”和“大连会议”（史称第二次“东方会议”），精心策划井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则根据“东方会议”的决定，炮制了《帝国对蒙满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密奏天皇，谓“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蒙满”。随着日本经济状况的急剧恶化与阶级矛盾的日趋尖锐，“东方会议”的既定方针便开始进入实施阶段，先是在国内制造舆论，借“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事件”煽动国民仇华排华的军国主义情绪，最后终于借口所谓“柳条湖炸车事件”，悍然发动对中国东北的大规模武装进攻，“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日本侵华活动进入武装侵略的阶段。“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占沈阳，攻长春，陷黑龙江，1932 年 1 月发动上海“一·二八”事变，接着成立“满洲国”，东北事实上沦为殖民地。1933 年日本移师南侵，犯榆关，攻热河，占承德，薄平津， 1934 年陷古源，独石口，进窥冀东，以武力为后盾，企图变华北五省为其殖民地。

可见，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长达 15 年的全面的武力侵华战争。因此，“九·一八”事变决非所谓“地方性事件”或“局部事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①中国社会的历史政治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独占中国的战争行为，使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中日矛盾。近代以来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胜国的各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所制定的“九国公约”，更是明确地规定了中国的这一半殖民地地位，“四国公约”又承认和维持太平洋地区的现状。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对华盛顿体制的挑战，即变由各列强瓜分共管的中国为日本的独占领地，这引起了日本与英、美、法列强的矛盾，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日本的侵略更使中国由半殖民的地位滑向殖民地的深渊。

其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也导致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与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动，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上，也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处于低潮的革命运动，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重新走向高涨。在东北沦陷区，各阶层人民自发起来进行了各种形式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3 页。

抗日斗争；在民族危亡关头，青年学生更是以满腔热情挺身而出，集会游行， 发表通电，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请愿示威，声势浩大，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群众，出兵抗日；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 也出现了严重分化，从东北的马占山等违命抗战开始，继之发生了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二十六军在江西“剿共”前线起义以及察绥抗战、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等；大革命失败后曾一度追随国民党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改变了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在政治上“改弦更张”，甚至公开指责蒋介石等人“误国多矣”。他们主张：在“当前中国将整个的被日本军阀摧毁吞并之时，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民更始之决心另谋和平的解决‘赤祸’之路”①，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功夫来对内”， “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②。

这些都说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政治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重新出现的革命高潮采取的是民族运动的形式，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氛围凝结成抗日救亡的思想意识与价值目标。这标志着：在日寇铁蹄深入中国的民族危机面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历史背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新的历史主题乃是抗日救亡，它左右了长达 15 年的中国政治舞台。历史事实说明，谁能真心实意地领导民族抗战，谁就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并主宰政治舞台。抗日的广阔历史背景为全国民众真正认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也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与系统化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

二 “对日战争宣言”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大举侵华，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战争，毛泽东是非常敏感的。在中国共产党内，他是第一个号召对日宣战的人。从 1932 年至 1934 年，他曾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多次发表宣言、讲话，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的反动集团实行不抵抗主义的严重祸害，号召民众团结起来进行民族战争。

1932 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指出：“要不是国民党军阀集其全力来进攻苏区与红军，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与红军早已与抗日的英勇士兵和义勇军站在一起直接对日作战了”

①，同时在苏区内发布《对日宣战的训令》，指示“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

战的广大宣传”，“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

②1933 年 1 月，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山海关，进窥华北，而蒋介石集中 30 万兵力发动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之际，毛泽东等从民族大义出发，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

① 《大公报》，1932 年 1 月 21 日。

② 《我们的希望》，见《国闻周报》1932 年 11 月 8 日。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17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184、185 页。

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③在民族危机面前，毛泽东等人的抗日姿态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但是，在 30 年代初，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的“对日战争宣言”还只具有宣传的意义。从他这一时期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职务所公开发表讲话、宣言来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抗日救亡还未真正成为其政治思想的主题。

在理论上，对中日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关系的变化，还未作出系统的说明。虽然强烈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民族危机，但突出的却是阶级矛盾和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在对外的问题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把日本帝国义这个民族的主要敌人与其他帝国主义同等对待，过分强调他们进攻苏维埃根据地以及苏联的一致性。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职务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目前的中国局势的重心，是广大的国内革命战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生死存亡的斗争，是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尖锐化的对立，是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瓜分中国和中国民族大众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斗的斗争，是帝国主义积极准备太平洋大战进攻苏联战争与中国和东方劳苦群众为阻止及消灭帝国主义大战为保护苏联的斗争。”①

在实践上，虽然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以及《对日宣战的训令》，号召“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但这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实施。由于蒋介石集中重兵数次“围剿”苏区，因此当时在实践上强调的是“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用“积极进行的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来摧毁国民党的统治。”②认为“对日宣战，绝不是要等到直接与日本帝国主义开火时才做⋯⋯ 而应认为动员去发展革命战争，就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③因此，在实践中强调的是深入土地革命，扩大苏维埃区域。

可见，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公开的讲话与宣言中，无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 抗日救亡还未成为其政治思想的主题。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有下述三个原因：

第一，在时间上，30 年代初的几年，虽然日本帝国主义的真实目的在于灭亡全中国，并进窥华北，但其军事武装侵略还主要局限在东北四省。事态初发，对于新的时局很难从理论上及时地进行科学系统的说明，20 年代未形成的苏维埃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却依然延续着。同时，在地理上，日本的侵华活动与苏区相隔遥远，使红军没有在实践上直接对日作战的地理条件。

第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于日本侵华活动，想依靠外交途径和国际联盟的对日干涉来解决，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的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所谓“安内”和“统一”，实际上就是消灭共产党，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内部排出异己。认为帝国主义只是“外面的皮肤小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446 页。

①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讲话》，1934 年 1 月 23 日。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178 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184 页。

病”，而共产党则是“心腹大患”，“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击的境地了”①。在这种“安内攘外”论的指导下，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着着退让，反而把主要军事力量集中于“剿共”，并极力压制军界的抗日要求，严令推行“剿共”战：“再有偷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②。这样一来，虽然日本的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在整体社会背景中已成为主要矛盾，但蒋介石正在这一时期对苏维埃区域实行第四次、第五次重兵“围剿”，使苏区根据地面临着严重危险，这就在客观上使苏维埃区域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尖锐化了。

第三，更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1931 年 1 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强制和独断下，王明等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掌握了党的领导权，迎来了“九·一八”事变。王明等人一上台，采取了比李立三更“左” 的政治路线，不顾中国的特殊国情，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不适当的决议与指示。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一方面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了“第三时期”，即革命高涨的时期，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全面危机和处于总崩溃的状态中；另一方面强调帝国主义对苏干涉战争的可能性与各国共产党拥护苏联的重要性。“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把日本的对华举动纳入上述分析模式，从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对立这一公式出发，认为日本侵略满洲不仅是反对中国革命，而且特别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③认为中国党不仅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且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强调“以民众革命推翻国民党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④。这些论点抹煞了中国社会历史主题的变换。共产国际理论模式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切实际的指示，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本国现状的分析与民族特殊性的把握。王明等人统治下的中共临时中央，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理论模式和政治路线，在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变得极为“左” 倾。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及苏维埃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①。“九一·八”事变则“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②。因而在民族危机面前，竟荒谬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以城市为中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高涨，他们无视其抗日救亡的价值目标，把它同苏维埃运动同等看待，从而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地进行着”， 断定“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决死的斗争。”③ 从而片面地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在实践上重新提出“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的方针，攻打中心城市，“猛烈地”扩大苏维埃区域。这一切都完全偏离了抗日救亡的历史与政治主题，从而使“对日战争宣言”成为空洞的口号，在某种意义上正好为蒋介石反民族的反动口号——“安内攘外”提供了借口。

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王明等人完全排除了毛

① 《蒋总统集》第 1 册，第 622 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新编（三）》第 36 页。

③ 《反对日本侵占满洲》1931 年 11 月 6 日。

④ 《共产国际指示——关于反帝斗争问题》1931 年 12 月 29 日。

① 《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1932 年 4 月 4 日。

② 《六大以来》，上册，第 152 页。

③ 《六大以来》，上册，第 146 页。

泽东对中央苏区的正确领导。他们提出“必须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根据实际情况形成的军事政治路线，被他们视为“富农路线”与机会主义，从而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权力，剩下的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失去了政治上与军事上的决策权。在这种情况下，他以被架空了的职务发表公开宣言和讲话， 必然受到严格限制。施拉姆注意到：“当我们要追溯毛在 1932 年到 1934 年间的政策时，我们发现情况与其他任何阶段不同。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在我们阅读一篇毛的讲话或文章时，我们可以认为这准确地代表了他当时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拿江西苏维埃共和国阶段来说，把毛真正说过的或写过的东西串连起来只是第一步，我们还必须根据可得到的贫乏证据，判定他是当真那样认为还是并不当真那样想。”①例如，“九·一八”事变后王明“左” 倾路线脱离中国实际与新的历史主题的最典型的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 在毛泽东以政府主席职务的讲话中也出现过这样的词句，但它的确不是毛泽东的想法。斯诺曾向毛泽东提问说，在共产主义胜利时，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中国之间是否会形成“政府实际上的合并”，他宣布“我们为解放中国而战斗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将国家交给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它胜利时，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不能代表俄国人民讲话， 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只能维护中国大众的利益”。②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 1932 年至 1934 年间，在抗日问题上毛泽东以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职务发布的《对日战争宣言》和其他公开讲话中体现出来的理论观点，基本上是沿用了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代表关于时局的理论分析模式，并不是毛泽东的理论特色。可以说，不是毛泽东，而是王明等人偏离了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这正是苏区根据地反“围剿”失败而不得不进行长征的深刻的政治原因。

三 北上抗日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新主题，是在遵义会议后通过蕴含在他的军事战略方针中的政治目标——北上抗日中逐步形成并显示出来的。

早在 1934 年 7 月，毛泽东等人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并把红七军团改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但此一宣言仍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产物，其主要目的与意义乃是调动和牵制第五次“围剿”的敌人，“以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① 。广昌失守后，第五次反“围剿”已成败局，10 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大转移。但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失败面前又变得惊慌失措，战略转移变成逃跑主义，没有明确的意图与目的地，《北上抗日宣言》被搁置一旁，尤其是拙劣的军事指挥使红军着着失利，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日益增长的怀疑与不满情绪，以致使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人如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也逐渐醒悟过来，于是围绕着军事指挥问题，从黎平会议到猴场会议，一路争吵，遂有遵义会议之举行。

遵义会议仍然一般地肯定“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提出“保卫

① 施拉姆：《毛泽东》，第 138 页。

② 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 88 页。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 380 页。

苏区，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的政治主题。②李德曾藉此攻击遵义会议，说毛泽东“把批判的全部火力都集中在中央红军的战略和策略上，也就是集中在纯军事问题上”，“一切基本政治问题都被撇在一边”，“甚至关于抗日战争，这个中国红军未来的战略目标和多年来共产党和革命政府的主要口号， 在会上也只字未提。”③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紧迫的战争环境下，针对错误的军事指挥问题而召开的，因此，会议主题自然是集中在“纯军事问题上”，由于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使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从而在关键时候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危险。第二，遵义会议是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同时当时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只是反省到军事路线的错误，并未意识到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使遵义会议讨论和改变共产国际规定的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把批判的全部火力集中在中央红军的战略和策略上”，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政治问题上与“左”倾路线没有分歧。事实上，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新主题在他的军事行动的战略方针中逐步显示出来。

据陈昌奉回忆，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遵义老城杨柳街天主堂召开了红军干部大会，“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讲话。主席那天也很兴奋， 他先讲了长征以来的国内外形势（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说日本鬼子已经占了华北），讲了我们要上前线打日本救中国。”“在红五军团工作的有不少是宁都人——我的老乡，他们特别高兴。凡是见着我的人都说：‘毛主席说了， 我们也要去打日本了’。”①陈昌奉的回忆表明，毛泽东当时鼓舞红军将士的口号，即是抗日救亡，这正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

1935 年 6 月，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当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战略方针。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展开了激烈争论。当时张国焘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毛泽东则主张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从两河口会议到毛儿盖会议，这两个战略方针之间的争论日趋尖锐化，这种争论虽然是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但其中的确包含了政治路线问题，并且张国焘当时也有意挑起政治路线问题的争论。他“再三强调党内政治歧见早已存在，遵义会议没有适当解决，目前中央又只注意军事行动，不谈政治问题，这是极可忧虑的现象，”他认为苏维埃运动事实上已经失败，而“中央则死死抱住苏维埃这个左的躯壳”②。的确，原来王明路线统治下的苏维埃运动已变成一个“左”的躯壳，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但张国焘的进军川、康、藏，建立所谓“联邦政府”的主张， 同样脱离了中国社会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它使党和红军远离抗日前线，在政治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毛泽东的北进军事战略方针，虽然避开了长征中不宜争论的政治路线问题，但在政治上却契合了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在1935 年 9 月 12 日的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了他与张国焘的争论，这一报告的内容无从查考，但中央“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443 页。

③ 见伍修权：《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载《红旗》杂志 1981 年第 21 期。

① 陈昌奉口述，赵骜整理，《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第 49 页。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明报月刊社 1974 年版，第三册，第 1143 页。

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同志对于全国目前的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的西南部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的方针。”①这说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政治上的意义正是北上抗日。

在与张国焘分道扬镳后，毛泽东以坚定的意志带领党中央与红军北上， 克天险，翻雪山。在哈达铺，北上红军改编为红军北上抗日支队（陕甘支队）， 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随后相继占领榜罗镇与通渭城，由于得知陕北红军活动的消息，毛泽东等人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本营，抗日救亡的政治主题更为明显。据当事人事后不久的回忆，在哈达铺毛泽东曾有过这样的演说：“同志们！雪山草地的困难我们已胜利地克服了，然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尚有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 民族危机一天天加深，我们坚决主张国内和平统一，停止内战，使我们可以到达抗日前线，完成我们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②在榜罗镇，据当事人的日记记载，毛泽东在北上抗日支队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并讲话：“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前线。我们要到抗日前线去！⋯⋯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③这激昂的声音，正代表了日本铁蹄下中华民族悲壮的呐喊。会后，毛泽东率红军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概，翻过长征途中最后一座天险——六盘山，并赋词抒发其政治抱负：“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首词和同时的另一首词《念奴娇·昆仑》一样，“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①， 亦即抗日救亡。1935 年 10 毛泽东到达陕北，11 月 28 日，毛泽东发表《抗日救国宣言》，12 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标志着毛泽东抗日救亡的政治思想新主题的正式形成，并为全党所接受，苏维埃运动让位于抗日救亡运动。

毛泽东政治思想新主题的形成，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日本侵华活动的深入。早在 1934 年 4 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发表独占中国的狂妄声明，声称日本是东亚的“主人”，不许他国染指，日本侵略分子则叫嚣“满洲市场已臻饱和，⋯⋯实不能不注意于进攻（华北地区）”“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于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突破长城防线，强划冀东为“非武装区”以后，更进一步企图吞并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1935 年 5 月，日本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并调集大批军队入关，扬言要采取自由行动，蒋汪合作政权采取妥协和亲日政策，在日本的军事压力下，步步退让，遂有 6 月的《何梅协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505 页。

②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 368 页。

① 毛泽东 1958 年 12 月 12 日扰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是别的。”关于《清平乐·六盘山》一词中的“苍龙”，众多注家解释成系指蒋介石，这不切合毛泽东此时的实际思想，倒是施拉姆和特利尔说得对，“苍龙”原指日本，见施拉姆：《毛泽东》第 158 页；特利尔：《毛泽东传》，第 161 页。

定》和《秦土协定》的签订，将冀察两省的主权大部分给了日本。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进一步公然策划“五省自治运动”，制造第二个“满洲国”， 华北殖民地化的危机迫在眉睫。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等人通过当地的报纸杂志了解到华北局势①，从而更明确和坚定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以此鼓舞红军将士。到达陕北后，11 月 13 日中兴中央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正如毛泽东所说，“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那时日本侵略范围还限于东北四省，“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 他们要占领中国，⋯⋯最近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②显然，日本侵华活动的深入，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转变政治路线的直接原因。

其次是毛泽东个人的文化心理因素。早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 他便作《救国图存篇》，并常引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自勉。进入湖南第一师范，更深受湖湘文化中深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传统的熏陶。近代湖湘士人“笃信民族主义，固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最敏”。③ 他们具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④的强烈的爱国意识。这种爱国传统发源于王船山的“民族大义”，中经谭嗣伺为国捐躯的壮举而达到顶点。通过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对船山“民族大义”和谭嗣同“壮士断腕”精神的提倡和发挥，湖湘士人爱国主义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内化为毛泽东文化心理结构中最基本的因素。因而在青年时候，毛泽东即矢志于挽救中国，对那时日本侵略中国即非常注目。1915 年 5 月 7 日，日本政府为独占中国提出 21 条，毛泽东即写道：“五月七日，国民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6 年 7 月日俄再订分掠蒙满权益协定，毛泽东写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⑤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怀，导致他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成为他从爱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思想契机。在以后漫长的军事、政治活动中，爱国主义与民族尊严始终是他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心理因素与价值取向。因此，当 30 年代日本侵入中国时，毛泽东

对此就极为敏感，特别是 30 年代中期日本侵入中国本土，毛泽东更深感民族的危机。他的这种文化心理素质使他最容易契合普遍的民族救亡意识，并成为他从社会革命转变为抗日救亡政治主题的心理契机。从而，即使在长征的艰难险境中，也使他以坚定的意志，带领党和红军北上抗日，胜利到达陕北， 引导着全国的民族救亡运动，打开了抗日新局面。

三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遵义会议选举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进行分工，取消了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 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①。3 月 4 日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1 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毛泽东实

①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 37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3 页。

③ 《杨树达文集之十七》第 100 页。

④ 《杨度集》第 95 页。

⑤ 《毛泽东早朗文稿》第 51 页。

① 《中共党史资料》第 6 辑，第 8 页。

际上成为军事上的决策者。这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是最重要的职务，它使毛泽东能够根据变化了的时局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并支配着红军行动。虽然在长征中来不及讨论政治路线问题，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方针所蕴含的政治目标——北上抗日却为中央所接受，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充分表现了这一点。因此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获得的领导权就为他形成新的政治思想主题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四是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转变。1935 年 7 月至 8 月间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大会，批判了“爱用死板公式与模型的倾向”，强调了“共产党人在法西斯主义国家中工作环境的特点”②。大会确立了以战争的挑起者——法西斯主义为主要敌人的理论，并指明“受帝国主义大国侵略的弱小民族及弱国，有‘保护民族独立的权利’”，“这类国家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而在这些场合，共产党人的责任，便在于积极参加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与站在这种斗争的前线”①。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大会的精神，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1 月下旬，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林育英（化名张浩）到达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与八一宣言的内容。毛泽东、朱德 11 月 28 日署名发表的《抗日救国宣言》的内容与八一宣言基本相同，可知毛泽东很快接受了国际七大的精神。国际七大对毛泽东与全党形成新的政治路线的作用在于： 第一，对于毛泽东抗日救亡主题的形成而言，真正的内在因素是日本侵华活动的深入和他对民族危机的深切关怀。事实上，毛泽东在长征中并不知道八一宣言的内容，而北上抗日的方针却早已确定。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只是毛泽东政治主题转变的外在依据；第二，在国际指示对中共具有支配作用的情况下，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为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新主题化为全党新的政治路线提供了重要的根据，它促成了瓦窑堡会议的举行，从而为统一全党的认识， 为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