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给发明者“一号博士”头衔

1957 年 11 月 1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 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它强调，现在“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规律的。”这篇社论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一词。对此，毛泽东非常欣赏。他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批驳了反冒进的口号。他在对社论的批语中写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口号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可以调动浩浩荡荡的建设大军，以无比的革命热情，炽烈的理想追求，迅速摆脱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跃过刚刚到来的社会主义，跨入共产主义之门。这是中国人民 100 多年来落后挨打的耻辱积淀起来的民族心态，也是毛泽东迎战球籍危机、使中国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烈愿望。

一 球籍危机

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谈到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赶超资本主义强国时强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①这， 不是毛泽东的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接过来的旧中国是一副破落不堪的烂摊子。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至 1949 年，使用机器的工业产值大约只占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17％左右，而农业及其副业、个体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占了工农业生产总值的 83％左右。在仅有的工业中，重工业不到 30％， 轻工业占全部工业的 70％以上。在重工业内部，又是门类残缺不全，互不协调，多数是采矿业，或生产初级原料的工厂，除一些从事修理和装配的工厂外，没有自己独立的机器制造业。由于工业落后，旧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工具基本上还是几千年相传下来的手工工具，有些农村地区甚至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极其缺乏；科学、文化、医疗卫生事业也极不发达。解放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致力于我国的经济建设，经过“一五”计划，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

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巨大工程，加之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封锁，军事上挑起的朝鲜战争，给我们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的经济发展状况，与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与中国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相比，很不相称。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仍然还很落后，不仅没有形成自己的工业生产体系， 而且，绝大部分还停留在手工操作为主的、半机械化生产的水平上。国防工业也很薄弱，没有具备生产现代常规武器的能力。广大农村则仍然是以牲畜和手工进行耕种，有些偏僻的山村，还是处在刀耕火种的时代。

与此相联系，我国的文化科学技术也很落后。据 1957 年的统计，当时全

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仅 44.7 万人，中学生仅 708.1 万人，小学生仅 6428 万人，农村人口大都是文盲或半文盲。职工们缺乏必要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操作技能，熟练工人严重不足。全国科技人员不足 5 万人，其中专门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不到 500，专门的科研机构只有 30 多个，并缺乏起码的仪器设备和科研经费。科技人员、科学技术管理干部奇缺。科学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相比竟落后半个世纪。这种状况，显然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日 28 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国家是又穷又白，穷者一无所有，白者一张白纸，“一谈起来，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四千多年历史，但现在生产与我们的地位完全不相称，钢铁生产还不如一个比利时。它有七百多万吨钢，我们只有五百二十多万吨。总之，我们是个历史长久、优秀的民族，可是钢那么低。粮食北方一百多斤，南方三百多斤，识字人那么少。这些都不行。”他还指出，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样的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我们的管理干部严重缺乏。这与大规模的建设，很不适应。

当时，人民的生活仍然处于贫困状态。群众生活水平的高低是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与生产力落后相联系，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尽管在解放后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显得很低。1957 年，农村人均收入仅 70 元。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据同毛泽东工作过的

同志回忆，大约是在 1957 年 12 月，有一次，卫士马维回家，带回一个窝窝头，又黑又馊，参杂大量粗糙的糠皮。马维说：“乡亲们就是吃这个东西， 我讲的是实话。”这时毛泽东的眉毛一下子拧紧、耸高，他的震动显而易见。接过窝窝头时，他的手有些抖，很费劲才把窝窝头掰开，将一块放入嘴中， 他才嚼了几口，眼圈就红透了，泪水一下子充满了眼眶。第一口咽下，泪水哗的淌下来：“吃，你们都吃一块。”喉咙窒塞，鼻音喃喃，一边哭，一边掰了窝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食的人吃的粮食啊⋯⋯。”之后，他带着久久思考后仍然困惑的表情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嘛，我们的农民不该还吃窝窝头嘛，不应该嘛⋯⋯。”过了很久，他又说，“要想个办法，必须想个办法，怎么样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①这对毛泽东的心灵，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他，深深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土之

中，深切了解处在三座大山压迫下的农民的痛苦生活。他走南闯北，含辛茹苦，受尽磨难，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人民的这种境况，为人民谋幸福。但是， 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民，仍然处于这种缺吃少穿的境地，一种巨大的历

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撞击着他的心灵。他决心迎战球籍的挑战！

二 公平分配的孜孜追求

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除了迎接球籍的挑战之外，他还希望另辟蹊径， 寻找一条人们收入均等，防止两极分化，向共产主义按需分配跃进的理想道路。

纵观毛泽东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制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可以发现贯彻其中的一条红线，就是社会产品的公平分配问题。

公平分配，这是人类文明史以来就一直在寻求解决方式的恒常课题。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是工业革命引起了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工业化时期。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工业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加。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贫富悬殊的扩大和工人生活的绝对贫困化。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对财富的永无止境的追逐，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境况愈加贫困化。要改变贫富分化的不平等状况，只有彻底破除旧的社会经济制度，把一切资本集中到社会手中，以消除不平等分配的经济根源。在社会占有一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社会，能够进入分配领域的只能是最终消费资料，能够参与分配的只能是社会成员提供的属于自己的劳动量。因此，分配的差异只表现在劳动量的差异上。但是，马克思基于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他并没有到此止步。他认为这种劳动量上的差异，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的表现。因此，他进一步强调，以劳动量参与分配也还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在事实上却是不平等的。因为还存在劳动者个人秉赋的不同，人口供养的不同。真正的平等分配方式是按需分配，依据社会成员各自的特别需要而获得足够的其需要的消费资料，劳动已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不再是分配的尺度，仅仅是劳动者全面发展的一种享受活动。在这里，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推论，正确地揭示了人类历史进程发展的一般规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不可能具体揭示平均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态关系，这就给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留下了一个艰深的难题。

在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问题，同样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儒家以民为本、均富养民的原则深深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在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极端不发达，自然经济束缚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虽然财富供给大大高于原始社会，但是仍然相当匮乏，养民只有靠平均财富才能实现。平均分配观念一直根植于中国百姓的心中。

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深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当他在解决经济增长与公平分配动态关系的艰深难题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原则对中国传统的平均观念进行了综合的剖析，提出了一个公平分配优先、均平求富的经济发展方针。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曾“梦想新社会生活”。认为“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据此，他主张创造以求完全人格独立的新家庭，由若干新家庭汇合而创造一种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里，从公共幼儿院到公共学校，从公共银行到公共工作厂，从公共消费社到自治会，样样齐全，应有尽有。在这里。尽管是一种空想，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公平分配的关注。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着重于变革农村的封建所有制，消灭和打击农村的土地富有者，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小农生产方式，以解放农民，满足农民均等拥有土地的要求。在革命队伍中，主张实行革命的民主主义，采取供给制的分配方式，在经济上官兵一律平等。

在 40 年代，他设计了新中国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平均地权使占中国人口 80％的农民获得相等的土地份额，这既为实现公平分配作了实质性大变革，又为中国工业化扫清了障碍。节制资本，就是在城市限制资本扩张，适当提高工业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劳资两顾”。既承认已有的贫富差距，又抑制资本的扩张。这两项政策，对公平分配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独特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根据形势发展的新变化，进行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短短几年，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就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基本消失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被一举歼灭。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一个最突出的结果，就是使任何人都不能孤立于他人而独占集体或社会的生产资料，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获取生产收入的分配方式就此消失了。在农村， 早先对生产资料的人均分配，使小农拥有了自己的土地，而这次则使小农交出土地，归集体所有。在城市，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社，使生产资料大部分集中到国家手里，少量的归集体所有。这样，就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公平分配原则的实施创造了社会条件。在农村的合作化运动中，打击了富裕农民，扶植了贫苦农民，铲除了收入分配重新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激发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在城市的和平赎买中，消除了城市收入不平等现象， 使城市人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公平感。同时，由于政府控制了社会所有资产，就能依据政府意图发展工业生产。因此，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国民收入总额增长 53％，全国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了 42.8

％，农民收入增长近 27.9％。显而易见，毛泽东的分配公平化改革，在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第一阶段产生了经济、政治效应，不仅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以此为满足。他认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 资本家还拿定息，还存在着剥削。就所有制这一点来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从分配上看，还没有建立起完全的社会主义公平分配原则，社会还存在着造成不平等的经济根源，应该进一步地改革利益结构，消除不平等因素，以使经济收入分配更加均等化。这就需要寻找一条既能保证收入均等，又能极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超常规的赶超式经济发展战略。于是，从 1958 年起，毛泽东从分配与增长两个方面进行了异乎寻常的大胆试验。在分配上，通过建立人民公社，取消工分制，吃公共食堂，向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跃进，以使分配趋于平均化，消除因天赋或家庭人口多少等方面造成的收入差异。在财富增长方面，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运动。在工业生产方面，以钢为纲，9000 万人齐上山，大炼钢铁。在农业生产上，以深耕密植为特征，争放亩产 3.6 万斤的大卫星。这样，分配公平与财富增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达到了毛泽东设想的和谐统一，分配与增长的两难问题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进程中解决了，在“一穷二白”的国度里，描绘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不难看出，以

快为灵魂的“三面红旗”，正是毛泽东借以最佳实现孜孜追求的公平分配目标的大胆实验。

三 不断革命的情怀

毛泽东发动多快好省的“大跃进”运动，还有着他那永不满足现状、超越局限的个人主观因素。

如前所说，毛泽东早年由于变革现实的强烈愿望，他在探索宇宙的大本大源、寻求救国救民的济世灵丹的时候，积淀了主动尚变的文化心理。当他以这种心态关注自己民族未来的时候，他总是渴望冲破传统和现实、时间和空间的界域，以强烈的责任感自觉地肩负起时代的使命。正是这种责任感， 搏动着他快速的心律节奏，激励着他奋力抗争、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显露出对未来的神往恋情。正是这种情怀，构成了毛泽东独特的思维方式。

他在 1958 年 1 月 31 日，草拟工作方法 60 条时说：“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要提出新的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在他的实践中，就是趁热打铁，不断革命。他要求革命一个接着一个，中间不要停顿，突破现实时空的局限，以自己的智慧和想象，以对民族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向未知的世界进军。

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他设计了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奋斗目标。抗日战争刚刚进行 8 个月，毛泽东便从中日双方的矛盾分析入手，确定了抗日战争进程中的退却、相持、反攻三个阶段；解放战争伊始，面对美式装备的 400 多万强敌，毛泽东从人心向背等

因素考察，断言 5 年打败蒋介石；解放后，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毛

泽东计划 10 年到 15 年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些构想，成功的进程比他预想的要快得多。这些成功的经验，更激起了他“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超越情怀。于是，他对未来的奋斗目标， 愿望越来越强烈，信心越来越坚定，激情越来越高昂，步伐越来越急迫，时间越来越紧促。

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后，特别是 1957 年通过反右派的斗争方式，完成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毛泽东认为“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他要求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进行一场新的战争—— 向自然界开战，革地球的命。应该肯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不是毛泽东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他一贯思想的继续发展。毛泽东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最紧迫的任务是将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到首位。这是一个带有世界意义的普遍规律。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刚刚成立时就大声疾呼：“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①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两个转移的思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509 页。

想：首先要将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然后再实现工作重心由战争到经济建设的转变。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他说：“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的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 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走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①他进一步说，党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②1950 年 6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更加明确地提出，党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工作这个中心任务并且围绕这个中心任务在各条战线开展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1953 年，农村掀起了互助合作化运动的高潮，百业待兴，工作千头万绪，各个业务部门片面强调各自工作的重要性，农村工作形成了“人人是上级，事事是中心”、“样样首长负责，党委保证”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春耕生产。对此，毛泽东指出： “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③在实践中，毛泽东也始终抓住了经济建设这个工作重心。在开展的多种政治运动中，都没有离开这个中心。例如，在进行土改时，确定了土改与生产两不误的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做到农忙搞生产，农闲搞土改。在进行“三反”、“五反”运动时，主张一面搞生产，一面搞运动，在实施过程中，“白天搞生产，晚上‘打老虎’。”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过程中， 提出了“努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口号。即使在抗美援朝期间，对国内的生产建设也没有放松，更没有停止，而是坚持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广泛地掀起了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生产高潮。正是由于毛泽东坚持了一切工作都围绕着经济工作来开展这一正确思想，所以在建国初期的几年， 尽管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但都没有影响经济建设。

如果说，在这里，毛泽东还只是把工作重心问题在具体工作安排上来加以处理的话，那么，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就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作为战略部署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1957 年 3 月，他在南下视察讲话时多次强调：“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干它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①

1958 年元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谈到三大改造之后的“不断革命论” 时指出，我说的不断革命和托洛茨基说的不同，是两种不断革命论。我们的革命步骤是：（1）夺取政权；（2）土地革命；（3）是再次土地革命；（4） 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5）技术革命。前三项今后没有了，思想战线上、政治战线上的革命仍然有，但重点放在技术革命。1958 年元月31 日，毛泽东以文件的方式为全党起草工作方法的条文时详细地论述党的工

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2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42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79 页。

① 《中共党史研究》1988 年第 1 期，第 48 页

作重心转移的思想，他指出：我们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立作的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把全党的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

如果到此为止，这不愧为毛泽东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但是，当他运用战争年代的时间观念和群众运动的历史经验，来估计和预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间进程的时候，便激起了他那超越情怀的冲动，展开了雄伟而奇特的想象：要在短短的几年里炼出几千万吨钢；增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的粮食；15 年赶上或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举国上下，“跃进再跃进”的口号喊得惊天价响，卫星指数扶摇直上。如河南省委 1958 年2 月 2 日向中央汇报关于传达和学习毛泽东不断革命论的思想情况时写道：“主席不断革命的指示，给我们以敢于思想，敢于向前看的无限勇气，从理论上、思想上解决了能不能跃进、敢不敢跃进的问题，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论’，粉碎了‘反冒进’（就是反跃进）的观点，以最锋利的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把我们武装起来，乘风破浪，跃进再跃进。”这不单是某个部门对上级表决心的文字，而是当时全国人民摆脱“一穷二白”，走向繁荣昌盛的一种普遍心态。毛泽东对于那些天方夜谭式的卫星指数，尽管并不真信，但是对于只要有了忠诚的信仰和奋发的意志，就可以破经济发展的常规， 就可以无往而不胜的观念，却是信之以笃的。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彻底解放了生产力，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必将带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就可以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因此，这种不断革命的超越情怀，不能不说是他在中国大地上掀起轰轰烈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