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

要使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成为党的政治主题，就必须采取相应的政治战略。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初步实现了政治主题与政治策略的转变。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奠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并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得到充实与发展，使统一战线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 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基础的确立

这一理化基础的核心是如何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其中尤其是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和政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共临时中央，长期实行着“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四·一二” 政变后，中共接受了斯大林关于“蒋介石的政变表示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573 页。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9 册，第 577 页。

的论断，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临时中央继续沿用这一理论根据，无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事实而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重大变化，坚持着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尖锐化对立的理论与观点，否认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的分化。由于错误地把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阶级斗争）看作当时形势的主要特点，因此，衡量各个阶级、阶层和派别的政治标准就是是否拥护苏维埃政权与推翻国民党政府，而不是抗日与不抗日。于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等政治势力的抗日要求与主张，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在“九·一八”、“一·二八” 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由于敏感地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本阶级利益所构成的威胁，虽然不同意苏维埃革命运动，但却抓住了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他们有的提出对日绝交，“立请宣战”；有的提出“集中全国人才，组织国防政府”；有的甚至提出“停止剿共”，“一致对外”， 有的则极力说明“不分党派”组织统一战线。这些主张在抗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时，本来就是倾向于革命或至少是有利于革命的。但在“左”倾路线的理论模式下，则成了非常危险的“欺骗”宣传，因为它们模糊了阶级斗争意义下的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界线。认为“国民党的民族武断宣传与欺骗已经不能使广大群众相信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切反革命的在野派别都积极行动起来，⋯⋯所有这些主张，他们的一致作用，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而向国民党去‘官民合作’。在革命危机迅速成熟的时候，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①因此提出“我们的枪锋，应注射在这些政党上面”②。这种极“左”路线的关门主义策略，严重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清除关门主义“左”倾思想影响，论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民族资产阶级等政治势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就成为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思考的重心与焦点。

毛泽东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从而改变了国内阶级关系这一事实出发，论证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就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③工人、农民及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抗日的。“问题摆在民族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面前”， 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需要向全党解释民族资产阶级在“四·一二”政变后附和蒋介石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是否有可能重新参加革命的问题。他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既没有地主阶级那么多的封建性，也没有买办阶级那么多的买办性。虽然中国半殖民地的政治经济规定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也“正是因为这样， 帝国主义敢于欺负他们，而这也就规定了他们不喜欢帝国主义的特点。”④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这个阶级在大革命失败后附合了反革命营垒， 但什么好处也没得到，“得到的只不过是民族工商业的破产或半破产的境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33～34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8 册，第 300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3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7 页。

遇”。而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形势下，这个阶级改变了它的政治态度， 倾向于抗日。①这种情况，基本他说来是不利反革命，而有利于革命的。毛泽东从“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的抗日表现，说明了这个阶级的变化及其在国民党营垒中所造成的分化，批判了“地主资产阶级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论点，重要的是共产党必须加强对这个可能的有时是动摇的同盟者的争取和领导权，从而论证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来说，毛泽东的出发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 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②。这就需要同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与政治力量联合起来。在这里，毛泽东着重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关门主义”理论与策略。这种“关门主义”理论机械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词句，不仅错误地把握了历史的主题，而且错误地过高估计了革命的力量，犯有严重的革命急性病与“左”倾幼稚病， 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③不懂得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关门主义”实际上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毛泽东着重向全党指出，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行动能够变动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就不能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计到日本反革命势力、中国反革命势力和中国革命势力这几方面的强点和弱点，就不会足够地估计到组织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就不会组织统一战线， 向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最中心的目标进攻。“而把目标分散，以至主要的敌人没有打中，次要的敌人甚至同盟军身上却吃了我们的子弹。”①毛泽东严厉批判了极“左”路线的孤立妥协的政策，我们的枪锋应注射在这些政党上面的所谓“领导原则”。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不仅把握住了抗日救亡这一中心主题，而且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革命力量的弱点，论证了革命的长期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为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调整有关国内阶级关系的政策。为此，毛泽东等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尔后又改为民主共和国，使之适合统一战线的需要。这个“国”的概念突出了民族性质， 它“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②如果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到统一战线中来，“那未，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4 页，第 155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8 页。

“劳资问的斗争是有限度的”③。这就是说，阶级矛盾必须服从于日益突出的民族矛盾。但毛泽东指出，民族矛盾的突出和统一战线本身并不是消弭了阶级矛盾的存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也是有冲突的”④。工农阶级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因而必须保护工农基本群众的利益，这是保证党在统一战线中实现领导权的基础，否认这一点，也就否认了统一战线本身。

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基础的思索与论述，表明他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与革命的学说，与中国社会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与条件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的历程中又深化了一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要能够成为一种可操作性的实践观念与模式，必须充分考虑实践的具体环境与条件，撇开了具体的环境与条件，把初始理论或别国经验机械地直接诉诸实践和操作过程，必然是方枘圆凿，格乎不入，这正是“左” 倾教条主义的致命弱点。

这里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关系。我们认为，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必须抛弃那种认为统一战线只能在下面进行的观点以及王明等人据此而发布的八一宣言， 对于长征后到达瓦窑堡的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的确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毛泽东也曾赞扬过王明起草八一宣言的积极行动。但是，比较一下八一宣言的内容以及王明此时关于统一战线的讲话与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所作的报告，我们可以看出，首先，王明只作关于统一战线的一般号召，缺乏对“九·一八”事变后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特点的深入分析，同时对当时党和红军的力量往往夸大其词，这在逻辑上并不证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而毛泽东则是基于对“九·一八” 事变后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深入分析，从敌（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我力量的强弱对比的事实出发，充分论证了与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抗日力量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其次，王明虽然也反对关门主义，但缺乏对关门主义危害的深切了解，尤其是对自己所犯关门主义的错误没有作任何反省，而毛泽东则深入批判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而且正是针对王明“左”倾路线而发的。其三，更深刻的问题是，毛泽东的参考框架和思想基础与王明根本不同。王明长期在国外，缺乏对中国社会的深切了解。他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共产国际的指示，他的思想是随共产国际路线的变化而变化的，他以前倡导极左路线，随后倡导统一战线，盖由于国际路线变化使然，这也是他以后从极左倒向极右的深刻根源。而毛泽东则主要是以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与具体情况为参考框架的，他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了解如同他熟悉中国农民一样。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他从青年时候起就倡导“民众的大联合”。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后，更是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其政治态度，对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阶级非常注意。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依附了反革命营垒，但“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①因此，毛泽东给予蒋介石统治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以很大关注。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注意到“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过重打击是主因”，“贫农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59 页。

阶级成了孤军，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②因此注意争取中间阶级（包括民族资本家和商人）。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到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轨迹，清楚可见。毛泽东关于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论述， 既充分反映了历史主题的要求，也是他思想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二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杭日

瓦窑堡会议期间所确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着重解决的是与民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联合抗日问题，并没包括联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买办资产阶级在内。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说：“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①因此，瓦窑堡会议期间中共中央的基本口号仍然是“抗日反蒋”。之后，毛泽东等人继续采取了“抗日反蒋”的策略。在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在一系列的文件、书信、布告、宣言中，“抗日反蒋”

（或“抗日讨逆”）是毛泽东的一个基本口号。

瓦窑堡会议期间及其以后一段时期内的“抗日反蒋”与“左”倾中央统治时期的“抗日反蒋”的性质根本不同。后者是在突出两个政权尖锐对立、突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突出“革命与反革命决战”的政治路线下的“抗日反蒋”，“反蒋”的内涵主要是反对整个国民党，推翻国民党的统治，置阶级矛盾于民族矛盾之上。而此时期的“抗日反蒋”，则正是在突出了民族矛盾基础上的“反蒋”，因此“反蒋”的范围仅局限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小部分国民党最高当权人物，“反蒋”的内涵是反对蒋介石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卖国内战的政策，是把蒋介石当作“卖国贼”和“民族叛逆”（而非阶级敌人）的前提下的“反蒋”。因此，从政治主题来说，它是与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相吻合的，并不是否认了中日民族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瓦窑堡会议期间之所以采取抗日反蒋的方针，主要是因为红军刚到陕北，对蒋介石政治态度的些微变化不太清楚，对蒋介石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与影响估计不足。毛泽东等人所看到和面对的则是蒋介石在根本上未放弃“安内攘外”政策，对刚到陕北、立足未稳的红军布置重兵“围剿”。同时，国共两党长期内战，血侮深仇，要消除这种敌对情绪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时期的“抗日反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 蒋介石控制着中央政权和绝大部分的武装力量，反蒋在事实上不能抗日。从这点来看，“抗日反蒋”虽然在政治主题上突出了中日民族矛盾与抗日救亡， 但在策略上，排除蒋介石于统一战线之外，便不能保证这一主题的实现。这就促使毛泽东等人把思考的焦点放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问题上，这就是“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70 页。

1936 年 5 月 5 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第一次公开放弃反蒋口号，称蒋介石等人为“蒋介石氏”和“南京政府”诸公，申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 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 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①这一通电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新发展，开始由抗日反蒋转向逼蒋抗日。6 月 20 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再次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关于今后战略方针》第一次确认南京政府为统战的“必要与主要对手”。接着在 25 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 称国民党为“贵党”，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对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所表现的某些进步表示诚恳的欢迎。同时针对蒋介石继续坚持先安内（实即内战，消除异己）后攘外，先集中统一，后御侮的政策， 严正指出这“实在未免本末倒置”，“全国人民现在所要求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②表示在建立抗日的民主共和国的总目标下，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封信说明毛泽东等人逼蒋抗日的方针甚为明显。9 月 1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

《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

毛泽东等人“逼蒋抗日”方针的形成，无疑与共产国际的新的指示有关。1936 年 7 月 23 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关于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指出：“我们对南京政府、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治方针有些不正确的地方。⋯⋯不过亡羊补牢，未为晚矣。现在是必须转到正确的方向上去的时候了。”“蒋介石本人并不想建立统一战线，害怕统一战线，但是，必须在中国制造一种应有的局势，必须在蒋介石的军队和国民党内部制造一场运动， 让蒋介石被迫接受统一战线，让蒋介石率同南京军队的其他将领加入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①季米特洛夫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逼蒋抗日的思想。8 月 15 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与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主要的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此外， 不可能左右开弓，既顺利进行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又顺利进行反蒋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② 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的新精神在中共 8 月 25 日致国民党书、9 月 1 日《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以及 9 月 17 日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得到了体现。

不过，共产国际新的指示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苏联的处境。当时德、意、日法西斯战争的危险日益加剧。苏联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的被动局面，急需在东方寻找一个阻止日本入侵的力量。而在莫斯科看来，中共的力量还很弱小，只有蒋介石才能完成这一使命，因而于 1935 年春同南京政府恢复了外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第 24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第 78 页，81 页，84 页。

①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第 5 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第 9 页。

交关系，更加重视南京政府与蒋介石的作用，从而迫使共产国际重新探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 年国际执委会 7 月会议实质上体现的正是斯大林的战略算盘。这虽然对中共实现逼蒋抗日方针起了促进作用，但毛泽东等人主要是根据实际情况探讨与蒋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问题的。

从可能性来说，首先，毛泽东一贯认为中国是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掠夺的半殖民地国家，他们在中国境内彼此划分势力范围，为了自身的利益，彼此间是有矛盾的。与此相适应，依赖于帝国主义的中国买办阶级营垒也存在着矛盾，日本独占中国的企图促使这种矛盾加剧与买办阶级营垒的分化。因此，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毛泽东就说：“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这是半殖民地的环境， 即许多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环境所造成的。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①事实的演变也的确如此。随着日本侵华活动的深入，国民党营垒内逐步发生分化，对日态度也日趋强硬；其次，由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同国民党许多地方实力派达成重要谅解，同时全国各界无不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使蒋介石的“安内攘外” 政策发生极大动摇，陷入孤立状态，其中尤其是两广事件更给南京政府以极大刺激，使得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抗日姿态；其三，在上述背景下，蒋介石在继续坚持武力“剿共”的政策的同时， 也开始同中共进行秘密谈判，企图通过与共产党的对话取得苏联的援助，同时也企图通过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引诱共产党投降。由于蒋介石没有谈判诚意，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但也反映出蒋介石急于结束内战以便把力量转向对外的心理，从而加深了中共对蒋介石政治态度的了解。正是基于这些，毛泽东等人认为：“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②

从必要性来说，当时的实际情况使毛泽东等人意识到反蒋在实际上不能实现全国规模的对日抗战。1936 年 2 月 20 日，为了表示红军抗日的决心， 以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正式实行东征。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 以便与日军作战。结果进入山西后不久即遭到阎锡山军队的堵截，蒋介石也派了 10 个师的兵力进入山西，阻止红军东进，红军不得不回师。在这种情况

下，毛泽东与朱德于 5 月 5 日联名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开始放弃反蒋口号。同时，在与东北军的统战谈判工作中，张学良将军的态度也是促使毛泽东等人转变策略方针的一个重要因素。张学良认为抗日非拥蒋不可，蒋介石“是中国现在的实际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果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那样。”①张学良认为，蒋的错处只是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48 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第 87 页。

① 应田德：《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第 65 页。

于他坚持必须先消灭共产党然后才抗日的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因此目前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设法把蒋这个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采取种种方法逼迫蒋介石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将上述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后，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蒋介石当时是国民党的领袖，掌握着国民党的军队，在国民党中有一定影响，抗日反蒋不利于团结国民党中的其他人，而二月东征的事实也证明不联蒋就无法抗日。蒋介石虽有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但他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剩下的只有“逼蒋抗日”一途了。因此毛泽东等人认为：“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现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②

“逼蒋抗日”方针的确立，在抗日统一战线策略的发展过程中具有转折性的意义，它对实现联蒋抗日，对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毛泽东在确立这一方针后，立即展开逼蒋抗日的强大攻势。从 8 月下旬开始，几个月的时间内，他频繁致信杨虎城、宋哲元、傅作义、王以哲、王均、朱绍良、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于学忠、张学良、冯玉祥等地方实力派，并派人与他们联络，加强对他们的统战工作；致信蔡元培、宋庆龄、宋子文等社会名流和国民党要人，以期利用他们的影响，“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苟求之错误政策”①；直至致信蒋介石本人： “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②通观毛泽东这些信件，纯粹是从民族大义出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寇深祸亟”，“风雨同舟”，“情切嘤鸣”，一片救国之诚，跃然纸上。正如国外有的研究者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情况下，毛泽东远比蒋介石成功地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越来越陷入孤立状态，终于引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标志着蒋介石一意孤行的“安内攘外政策”的破产，为实现逼蒋抗日方针创造了条件，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毛泽东等人逼蒋抗日方针的本意即是推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亦即联蒋抗日。在致王以哲的信中，毛泽东就说：“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③因此，在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毛泽东等人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式，蒋介石被迫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得以安全返回南京。12 月 28 日，针对蒋介石 12 月 26 日发表的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毛泽东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批评了蒋对事变真相的歪曲，重申了蒋所允诺的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继续迫使他“不打折扣”的实行自己的诺言。1937 年 2 月， 中国共产党发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与四项保证，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国民党三中全会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主张，终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第 87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67 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88 页。

③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9 页。

于确定了与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此后，毛泽东居后筹谋，周恩来等人在外周旋，国共两党展开了多轮谈判，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终于通过逼蒋抗日实现了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历史性转变，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形成，从此展开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抗击外国侵略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

三 统一与独立，联合与斗争

中日民族矛盾的突出，只是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国内阶级间、政治集团问矛盾的地位，但这些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并没有减少或消灭”①，因此， 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也造成了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在这云波诡谲的政治场景中，毛泽东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极为棘手的问题，一是既要与蒋介石联合， 共同抗日，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原则性和独立性；二是与此相联系，必须反对来自党内“左”右倾思想的干扰。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血的教训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的严重危害，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政治环境，极为成功地驾驭了复杂的政治形势。他细密地分析国际国内各种情况，谨慎地对待各种事变，为党制定了既统一又独立、既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政策，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彻底实现抗日救亡这一政治主题，并保证抗日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

既统一又独立，这是毛泽东从着手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开始， 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所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其主旨在于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即保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与军事上的独立自主权， 反对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早在瓦窑堡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论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同时， 就提请全党注意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在确定逼蒋、联蒋抗日的方针之后，为了求得统一战线的形成， 毛泽东等人在与蒋介石的谈判过程中，向蒋作了重大让步，但他同时指出： 这种“让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区和红军中共产党领导的保持，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自由的保持，这就是让步的限度，超过这种限度是不许可的。”①抗日战争爆发，统一战线形成之后，独立自主问题愈来愈成为毛泽东思考的一个重点。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作军事问题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军事问题上，他强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创造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支持长期抗战的战略支点；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他指出要坚持、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但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提出全面抗战路线，以此作为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相区别的政治路线。1937 年 11 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把全面抗战路线与片面抗战路线看作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原则分歧，着重提出“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

②，指出：“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54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5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1 页。

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③在 1938 年 10 月至 11 月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对统一与独立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说明：“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① “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②

综观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强调，主要是从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内的具体情况来考虑的。

首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是在各种因素下被迫停止军事“剿共”而转向抗日的，并转而对中共采取政治“诱降”政策。蒋介石根本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把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联蒋抗日主张看作是“输诚”，被视作政策转变标志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却是所谓《关于根绝赤祸案之决议》。在国共联合抗日的谈判过程中，蒋介石提出种种苛刻要求，暴露出他统制共产党、限制和消弱红军的企图。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提出所谓“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计划，并对抗日根据地采取限制与削弱政策。这一切不仅在毛泽东心中唤起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

血的教训，而且加重了现实危机感。毛泽东在 1937 年 8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说，现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集团“特别表现其被动性，比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同，那时以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力量要好些；现在更胆小、更小气些，非逼迫着不想分出其已得的宝座。西安事变后，更自觉地来限制我们。”③因此毛泽东认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为了“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①

其次，在蒋介石的政治“诱降”与统制政策下，党内形成了一种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在卢沟桥事变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②这种右倾倾向在事实上迎合了蒋介石的企图。特别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形成，给党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险性。一贯“左”倾的王明，自从倡导统一战线后，就愈来愈变得右倾了。王明从不考察国内的实际情况，唯共产国际指示是尊。此时斯大林为防止日本从东边进攻苏联，急需寻找力量拖住日本。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力量大弱小，只有依靠蒋介石，不仅大力援蒋，而且要共产党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蒋介石国民党多加迁就与服从，支持蒋，尽量避免发生摩擦③。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的意向，授意王明这样“熟悉国际形势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4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24～52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40 页。

③ 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 517 页注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1 页。

③ 见崔可夫：《在华使命》，第 35、36 页。

的人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④王明临回国前就对前去苏联养病的王稼祥说，对于蒋介石，“不仅听，还要绝对服从，不然叫什么统一战线。”⑤ 1937 年 11 月 29 日，王明回到延安，为了贯彻他的右倾主张，立即提议召开

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干 12 月 9 日至 14 日召开，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对这次报告的意图，王明自己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也说：“1937 年 12 月 9 日，我从莫斯科到延安，在 12 月初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顺便谈了以下情况：季米特洛夫同志建议我们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时期的经验，并建议在中国提出这样的口号： ‘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⑥王明不仅传达“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而且把它发展为“五统一”，“受蒋统一指挥”，对毛泽东等人的统一战线政策提出了批评。由于他是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在党内制造成了思想混乱，“造成了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①。毛泽东后来说：“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②这场论争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才基本解决，毛泽东在会上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 强调了既统一又独立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其三，更主要的是，在毛泽东看来，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是夺取和坚持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前提，而这一领导权的归属问题实质上涉及到能否坚持抗战到底，担负起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历史重任，这也是毛泽东与王明争论的实质所在。毛泽东认为，在国民党实力占优势的情况下，领导权的获得必须不是把共产党降低到依附于国民党，必须独立自主地提出自己的正确的政治口号并模范地实行之，必须独立地开展群众运动和创立抗日根据地，壮大自己的力量，并团结国民党中的左派，争取中间派，从而影响整个国民党，实现共产党的领导权，并由此引导民族革命战争达于彻底胜利之途。资产阶级由于其经济上与政治上的软弱性，不能领导革命彻底胜利。1927 年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③，而“在今天，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着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①，其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一方面害怕战争对于他们的财产的破坏，另一方面害怕民众的起来，他们的投降倾向是必然的。”②因此，毛泽东指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

④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三辑，第 19 页。

⑤ 朱仲丽：《黎明与晚霞》。

⑥ 转引自《王明评传》第 357 页。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 3 册，第 1333 页。

② 《关于王稼祥的评价》，载《文献与研究》1986 年第 4 期。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62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6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2 页。

③，“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

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④这是抗日救亡成败的关键。否认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否认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⑤。因此，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⑥

联合与斗争是统一与独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过程中的推演，但这种推演就其背景来说是更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就党内思想路线来说，既反右， 又反“左”，且更主要的是反“左”；就政策的操作来说，更具有灵活性。

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由于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亡华计划，大量消耗了日军的进攻力量。面临这种战争长期化的形势，日本侵略者对侵华策略作了一些调整，在政治上采取了所谓“以华制华”的方针，尤其是“国共之合作，乃抗日联合阵线之基于，实有加以打击之必要”⑦。于是逐渐将其注意力用于打击八路军与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从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逐有策动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之举。在日本诱降活动下，加上国际上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又由于害怕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与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从这以后，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注意力，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抗战初期比较积极的抗日态度日趋消极，而对共产党和人民抗日的限制则日益加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周围接连制造摩擦事件，直至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 甚至发动皖南事变，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破裂的边缘，投降反共的空气笼罩一时，时局几度恶化。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日本灭华总方针并没改变， 日本与英美等国家的利益矛盾仍然存在，国内抗日力量的发展，以及国民党内部各派之间的矛盾，使得蒋介石也下敢公开降日，不敢发动类似于 1927 年的全面的反共内战。因此，争取蒋介石抗日，维持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但这需要运用正确而灵活的统战策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与阶级关系，制定了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以防止时局恶化，力争时局好转。

就当时党内的思想状况而言，面对蒋介石的“限共”、“反共”政策， 右倾思想还有一定影响。他们为了怕破裂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反共摩擦不敢反击而一味地让步。他们不知道，这只会助长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恰恰会破坏统一战线。因此，毛泽东认为，在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反共政策时，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①。但是，在蒋介石发动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6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1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6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394 页。

⑦ （日）松本慎一：《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见《大公报》1939 年 1 月 23 日。

反共高潮时，党内“左”倾思潮更普遍，成为更主要的危险。有些人把第一次反共高潮估计为“马日”事变，把第二次反共高潮估计为“四·一二”事变，混淆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的区别，强调阶级斗争，提倡土地革命， 只讲斗争，忘记了联合。对此，毛泽东深为注意，他紧紧抓住中日矛盾这一主题，着重向全党指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不会变更的”①。针对党内一些人思想上的左右摇摆，毛泽东在《论政策》中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②，其间的辩证关系是：“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③既联合又斗争的辩证关系，在实行中是非常灵活的，它要求根据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程度的联合与不同形式的斗争，“需要一整套的战术，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④。毛泽东认为，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坚决联合的政策，在此前提下，对其动摇性与某些错误，进行说服与善意的批评。对于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有的投降日本成为民族敌人的，必须坚决打倒，对其他伪军、汉奸和亲日派分子，除不侮改者外，也须既斗争又联合。⑤对于以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民党，应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联合斗争。毛泽东指出，整个国民党并不等于顽固派，其中有进步派、中间派与顽固派之分，而中间派与顽固派则因各种矛盾而因时因地发生某些变化，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中立者争取之，对于其中的顽固派，“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 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方面， 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①特别是在与顽固派的斗争方面，毛泽东提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著名原则。通过这种灵活策略的运用，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使蒋介石既不敢公开降日，又不敢全面反共， 从而维护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实现抗日胜利创造了基本的条件。

这种统一与独立、联合与斗争的统战策略，的确是马克思主义策略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与教条主义不可同日而语。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结合”实际上也包含了由各种各样的计谋韬略组成的中国悠久的谋略文化传统，它内有独特的精神运思之术（“心术”），外有大量警戒愚智的历史事例编撰（“通鉴”、“汇览”），它是以“争利”为核心，以“斗智” 为手段，在无明朗规则下的任智巧夺。马克思说，中华民族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于西方人，当指这种谋略文化。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即好读历史小说与历史书籍，深得其中三昧。就当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言，既没有一定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6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6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45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82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784 页。

组织形式，又没有国共双方认可的共同政治纲领，彼此又经过了十年内战， 在这种状况下，要对付蒋介石的反共政策，的确“需要一整套的战术”—— “谋略”。“共产党人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们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②，“蒋介石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革命队伍，共产党也能够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反革命队伍”③，“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④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张闻天在保安曾向他表示：“老毛懂得旧社会旁门左道的那一套，就让他去干罢！”⑤不论此话真假，毛泽东应付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党内恐怕无有出其右者。但应该指出，毛泽东对谋略的运用，服从于宏伟的目标——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人民的解放。否则，这种谋略会“心术”不正，失去民心，毛蒋高下之分，除了谋略智慧高低之外， 根本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