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从政治军事著作到两论

延安时期及其以前毛泽东的一些著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的历程，两论便是对这一结合的哲学论证，标志着这一结合的成熟。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67 页。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7 页。

② 毛泽东《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三章。

③ 施拉姆：《毛泽东》第 190 页。

④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 248 页。

⑤ 转引自郭化若：《毛泽东抗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见《中国哲学》第一辑。

一 哲学的前导

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轨迹来说，两论是毛泽东政治思想与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这一升华过程近看是从《批注》①到两论；远看，则在此之前已经开始。在《批注》与两论之前的一些政治与军事著作中，两论的思想已初露端倪，甚至是呼之欲出了。

1930 年 5 月，毛泽东写成的《反对本本主义》，可以说是两论的前身。这篇文章被选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中，其题解说：“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而叫它做‘本本主义’。”②这与两论写作的目的是一样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响亮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这就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本原则，同时也以朴素的形式和语言表达了两论的思想。但是，我们认为《反对本本主义》还不是一篇哲学文章，尽管文中使用了“洗刷唯心精神”这样的字眼。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或者说是毛泽东在这一结合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反对本本主义》还未对这一“结合”进行哲学论证和概括，也还未升华到哲学的高度。不过，这篇文章所表达的主题与思想，的确是两论的雏形或前导。

1935 年 12 月，毛泽东《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起来，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标志着我党在政治上的成熟。既反对了右倾投降主义，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又特别反对了“左”倾关门主义，正确处理了民主革命时期与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的严重错误就是提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把民族资产阶级看作是所谓主要敌人这一自相矛盾的说法，甚至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严格界限。这是他们脱离中国实际，教条式地搬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与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错误指示的结果。在民族危机愈益深重的情况下，这一路线显得愈益脱离中国历史主题，越发显得“左”倾。毛泽东的报告不是从某种教条出发，而是从中国当前形势的特点出发，紧紧抓住抗日救亡这一主题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我党从苏维埃革命向民族民主革命转变的一篇关键性的政治文献。在这篇报告中，毛泽东从理论上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就在于他们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①把“本本”当作“圣经”，正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这是反对本本主义的继续，是在政治路线上进一步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两论正是在哲学上对这些思想的论证与总结。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是两论的前导了。无论从时间上来说（两论是 8 个月后完成的）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都与两论有更为密切的关系。由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简称《批注》。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9 页。

于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因此，作为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与概括的两论，与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的内容可说是水乳交融，相映成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已经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作于 1936 年 12 月上旬，“因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②据说，此文的原形就叫做《军事辩证法》， “最近发现一份毛泽东的题目为‘军事辩证法’的 15 页打印件。这是 60 年代莫文骅根据刘亚楼保存的一份内容相同的材料打印的。而且根据莫文骅考证，这是当年毛泽东所写。其目的不是为发表，而是用于研究。”①《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军事辩证法》的公开讲课内容与发表形式。若如此，毛泽东在阐述军事思想时，是有意识地把它们提升到哲学高度来论述的了。

事实上也如此。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充满着丰富的认识论与辩证法思想。许多论述与两论相去不远。毛泽东在论述战争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关系时，要求把两者结合起来，尤其重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的研究，突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观点，这可以说是《矛盾论》中关于矛盾特殊性理论与不同矛盾用不同方法去解决的思想的雏形；在说到学习军事理论时，毛泽东强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②这与《实践论》中强调认识来源于实践，强调“亲知”是一脉相承的；在谈到指挥员认识敌情时，毛泽东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③，这是对军事指挥员认识过程的描述。在《实践论》中则升华为这样的表述：“要完整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④两相比照，遣词立意， 前后一贯，只是前者讲军事，后者谈哲学；在论述战争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全局是由局部构成的，若组成战争全局的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有的时候“连战皆捷”和“许多败仗” 都不致使全局引起变化，有时“一个败仗”和“一个胜仗”便满盘皆输或转败为胜。因此，“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来说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动作上”①，而不是相反。这种抓要害、抓关键的战争经验，在《矛盾论》里便表述为抓主要矛盾的思想：“任何过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70 页题解。

① 参见金羽等主编，《<实践论><矛盾论>新探》，第 12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8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79～180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91 页。

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②其他诸如战争运动中的许多矛盾对立项，更是《矛盾论》中随手拈用的生动例子。总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无论就其整体构思，抑或是其中的具体论述，我们都可以看出两论的思想已是呼之欲出了。

当然，上述毛泽东的政治军事著作，即使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样一本充满哲学思想的著作，它们本身还不是一般的哲学著作，还不就是两论。它们只是两论哲学思想的前导。从这些著作到两论，是一个质的飞跃， 是一种哲学的升华。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是从对自然科学的深入研究，不是从对思维科学、文学艺术的探讨，甚至也不是从对一般历史发展的深层规律的研究而通向哲学的。他是经由政治与战争实践，特别对军事思想的研究这样一条特殊道路而达于一般哲学的。这就规定了他的哲学思想与两论的特点；也使他区别于其他的哲学家，甚至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通向哲学的道路，更区别于那些通过概念思辨而构造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们的哲学思考历程。

二 《批注》的焦点

恩格斯曾经在谈到自然科学家们需要研究哲学时指出，大量积累的自然科学的事实迫使人们达到对于自然界辩证联系与发展的认识，但“如果有了对辩证思维规律的领会，进而去了解那些事实的辩证性质，就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这种认识。”①与恩格斯谈到的这种情况相仿佛，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暴露出中国革命极为复杂的矛盾关系与辩证性质，它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这已经充分反映在上述毛泽东的一系列政治与军事著作中。但是，要使这一“结合”得到哲学上的论证，要真正运用哲学的概念来说明中国革命的辩证性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毛泽东从其政治与军事思想到两论的哲学升华或飞跃，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毛泽东非常自觉地钻研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果，《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收录了毛泽东从 30 年代

到 60 年代批读 10 本哲学书籍的情况，其中有 8 本是在延安时期批注的。在

两论写作之前，毛泽东批读的哲学著作是 30 年初苏联出版的两本哲学教科书，即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的《辩证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②，以及米丁等著、沈志远译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③。从时间上来看，“西氏本”的批读时间是 1936 年 11 月至 1937 年 4 月，“米

丁本”批读的时间是在 1937 年 7 月以前。毛泽东对这两本书尤其是“西氏本” 读过多遍，批注文字则主要写于“西安事变”之后。因为毛泽东的批注性文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22 页。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 12 页。

② 以下简称“西氏本”。

③ 以下简称“米丁本”。

字大量是用毛笔写成的，在“西氏本”上有这样一段批注：“抗日战争与反蒋战争并不是不相容的——孙鸣九说。”①孙鸣九原为张学良卫队第二营营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回到南京扣押了张学良，孙主战，认为抗日与反蒋并不矛盾。这说明批注文字与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无关，但与两论密切相联，是写作两论的直接准备，它们反映了毛泽东从政治军事思想到两论的哲学“脱毛”过程，是毛泽东从政治军事著作到哲学著作升华的一个中介。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批注》，主要即指毛泽东对“西氏本”与“米丁本”的批注。

毛泽东首先批读的是“西氏本”，他通读了全书，但批注的重点主要在绪论和前三章，亦即认识论与辩证法问题。迨至批读“米丁本”时，这一特点更为突出。毛泽东的批注完全集中在该书第三章第五节“社会的实践为认识底标度”，第四章第一节“对立统一底法则”和第二节“量变质和质变量底法则”。其他的章节，既无批注文字，也很少有批划的符号。

在毛泽东的批注文字中，既有对原著内容的评论，也有对原文的提要与概述；既有联系中国实际的说明，亦有对原有理论的提高与发挥。但无论采取什么形式，《批注》紧紧扣住的是认识论与辩证法问题。具体说来，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是关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以及认识运动的发展过程问题。《批注》一开始就抓住了原著在并不显眼的章节中顺便提到与主题无多大关系的列宁的一段话，即“理论的思想（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这就是认识论上的统一”，毛泽东对此给予深切关注，批道：“机械论是服从盲目的自然，是理论与实践分离”②。关于主客体的统一、思想认识外界的途径问题，“西氏本”在第二章第二节“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动因”中说：“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实践的发展为基础而实现；人类如何认识周围世界的问题，在实践以外是不能解决的。”毛泽东在这段话的下面划了多达 5 道杠，并且批了提要和复述性质的文字①。关于认识的真理性证明问题，“西氏本”说：“我们的感觉和概念，是客观的现实之正确的反映么？答复这个问题的，就是实践”，接着引述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毛泽东在这些话下面多次勾勾划划，批道：“说得很好”，“实践证明是否是真理”②。关于认识运动的过程也是毛泽东在批读中极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西氏本”是以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过程为例子来阐述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虽然意在说明两者的特点与关系，但为许多无关宏旨的枝节论述所冲淡。毛泽东从中提炼和发挥出这样一些批语：“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 全体、本质、内的联系”③；“⋯⋯由浅向深，由外向内，由各个向一般，只有依据以实践为基础的思维才能达到。这就是认识之深化运动”；“两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各阶段，不是互相分离的”；“实践证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感觉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才能暴露其本质而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1 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 页。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2 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3 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6 页。

理解他。”④毛泽东从“西氏本”冗长的论述中，紧紧抓住和发挥了实践在整个认识运动过程中的中心地位：“理论从实践产生⋯⋯然后再应用这些理论于实践，就是在实践上实现这些理论，完成认识的路程”；“认识以实践始， 以实践终”⑤。在批读“米丁本”时，毛泽东除了注意矛盾问题之外，完全把批注的焦点集中在实践问题上，诸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高于认识”；“不止一种实践活动的形式”；“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最后，毛泽东从“米丁本”冗长笨拙的论述中，提要出这样一段批语：“马克思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①这基本上就是《实践论》的开头语了。

其二是对“特性”、“质”等哲学概念的关注。这些概念在“西氏本” 和“米丁本”中都是作为质量互变规律的范畴来阐述的，其基本思想来源于黑格尔。毛泽东的批语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而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待这些概念。“西氏本”主要以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等区别来说明事物的质的区别，“米丁本”则从物质运动形式与自然事物来阐述“质”的概念。毛泽东从他们的论述中提要和发挥出这样一些思想：“不同的运动形态， 就是表现不同的特质或定性”；“事物因质的不同而区（互）相区别”；“质的定性是发展变化的，说不变化不对”；“认识过程先确定过程的性质，与其他过程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即认识其特性”；“只有认识了质的定性，即特殊规律性时，才算认识了某物”；“科学研究要从质之特点的认识入手”②； “过程许多特性之中有根本特性，⋯⋯指出过程的一切特性是必要的，尤其要指出其根本特性，才能认识过程之发展法则，因法则是包含于根本特性之矛盾发展中⋯⋯过程发展，根本特性（规定性）也随之发展，在发展的每一阶段上都获得特性，直至过程完结为止”；“过程各阶段是统一的，但根本特性在各阶段中都有新的发展”，因此“不但要认识整个过程的根本性质， 而且要认识这个过程各阶段上性质的差异”③。诸如此类的批语，在《批注》占有相当的篇幅。这些批语表明毛泽东对事物、过程的质，根本性质以及过程发展中各个阶段的特点特别重视。“西氏本”与“米丁本”是把质与量的互变作为规律阐述的，虽然毛泽东也对质、量及其关系作了批注，但侧重点明显集中在“质”、“根本性质”等概念方面，而且主要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着眼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所关注的是中国革命及其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特殊性，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正是从这些特点出发而制定的。有两段批语说明了他关注这些概念的原因。在“西氏本”原文中讨论“质” 的概念时说：“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存在着，具有使它和以前的社会形态相区别的许多特殊性。”毛泽东在“许多的特殊性”下面画了三道横线和一道波浪线，然后批道：“战争首先分析特点，统一战线也首先分析特点。”① 这的确是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④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28、29、30 页。

⑤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33、37 页。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142、143、144、145 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81、182、182、42，183、185 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44，45、46 页。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43 页。

中分析问题的出发点；“西氏本”原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把一种过程到他种过程的转变和过程内部的转变相区别，把一种质量到他种质量的转变和质量内部的转变相区别，这是必要的。”毛泽东圈圈划划后说：“对”，并写道：“民主革命过程中，辛亥革命、袁世凯、五四运动、大革命、苏维埃战争、民主共和国，各阶级不同，每阶段内还有一些小阶段——例如争取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②这都表明毛泽东对“质”、“特性”等哲学概念关注的特殊的政治军事角度。他对事物、过程以及过程中的发展阶段的质、根本性质等的批语，后来被溶入《矛盾论》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之中。

其三是对“对立统一法则”的特别注意。对立统一规律在“西氏本”中是在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由质到量及由量到质的转变”中分七节来阐述的，虽然占了相当的篇幅，但这种结构安排冲淡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核心地位。“米丁本”把这一规律放在第四章“唯物辩证法之诸法则”中，用一节专门论述，则又显得份量不足，且内容杂乱，眉目不清。毛泽东在其政治与军事著作中已经涉及了许多矛盾问题，他以其待有的敏锐力紧紧抓住了原著中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据统计，在“西氏本”12000 余字的批语中，涉及矛盾问题的即有 6000 多字；在“米丁本”2600 多字的批语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批注文字也多达一半以上，表明他对矛盾问题特别重视。在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批语中，提要、概述和发挥了原著中关于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的双方相互联结与相互渗透、差异就是矛盾、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和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等思想。特别是关于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发展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等问题，毛泽东极为重视，其批语也往往比原著的内容更明晰、更概括、更深刻，有的则发挥得更透彻。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西氏本”在第三章第五节“统一物的分裂，本质的对立之暴露”中，设了“各过程之内的矛盾之特性”作为一个小问题，谈及了“一种过程之内的矛盾，和他种过程之内的矛盾，是不同质的”，“⋯⋯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相同的方法去解决。”但这些思想被淹没在大量的对托洛斯基主义批判的文字之中。毛泽东在这些无关宏旨的冗长议论中，独独在上引两段话下面划了四道波浪线，批道：“矛盾的特殊性，每一不同过程的矛盾互不相同”①；“没有同型的矛盾。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②，并且根据原文发挥道：“辩证唯物论看问题，有暴露任何过程内部矛盾的特殊性之必要，同时认识过程各方面的矛盾之特殊性也是必要的⋯⋯研究这些问题，是我们的任务”。③“米丁本”没有把矛盾特殊性作为一个专门问题论述，但其优点是涉及了不同运动形式、不同过程以及不同阶段的矛盾特殊性，毛泽东对这些都作了概要式的批语，强调“共同点和特殊点都是紧要的，而特点尤要。”④关于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问题，“米丁本”没有涉及，“西氏本”设有专节论述“矛盾之主导方面的意义”，批评季诺维尔夫、普列汉诺夫等不能理解矛盾主导方面的错误， 惜乎在理论上未作展开与发挥。至于主要矛盾问题，是在第五节讲“统一物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58 页。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72 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73 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74～75 页。

④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76 页。

的分裂”时，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矛盾的分析为例子，顺便提及的，既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更谈不上在理论上的展开论述。毛泽东以其特有的敏锐，紧紧抓住了这个思想，对“根本矛盾”、“主要矛盾”给予极大关注，并联系中国实际作了发挥。在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一节中，毛泽东更是把“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导方面与非主导方面”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中心议题，作了长达 1250 字的论述，为《批注》中最长的一段批语，不仅在理论上比原著突出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论述也更透彻，发挥更充分，后来《矛盾论》专辟一节来说明这个问题。关于内因与外因，也是毛泽东《批注》中极为重视的一个思想。“西氏本”对这两个概念用的是“内的矛盾与外的矛盾”，认为“辩证法并不否定外的作用”，但“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内的矛盾”，“外的矛盾，只有通过过程之发展的内的规律性，才影响于过程的发展”，毛泽东的批语长达 700 多字，强调内因起决定作用：“物之本身状况如何，是第一原因”①； “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②迨至读“米丁本”时，毛泽东重新肯了这一思想。”米丁本”写道：“外部条件底作用，经过一定的社会形态之内部的特性而被曲折了”；“只有明白了发展之内部自身的动力，揭露了使生命本身发展的自内推动，我们才能理解发展之真正的实质”。毛泽东批道：“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导的。不明内因，即无从了解发展。”③这就比原文更明晰、概括，也更深刻。后来《矛盾论》对此进一步提炼，提出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著名论断。

其四是紧密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与经验批读原著。这成为《批注》的一大特色，在上面提到的一些批语中，他几乎都联系中国革命的经验而加以发挥。例如：关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的问题，他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 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①，认为原文对“把离开具体发展的死的抽象作为对象，造出了产生任意的主观的非唯物论的解释事实的地盘”的思想的批判，“说透了李立三主义与军事冒险主义及保守主义”②；他联系“主要矛盾”的思想，认为“九一八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我们论证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现实性，证明了民主共和国的可能性，这样去解决这个主要矛盾”③；关于内因与外因，他联系中国革命经验发挥说： “‘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 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国民党能够破苏区与红军，但必须苏区与红军存在有不能克[服]的弱点。⋯⋯九一八之不能抵御， 原于一九二七年之失败。今日国难之是否得救，决定于统一战线能不能发展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07 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09 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60 页。

①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9 页。

②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9 页。

③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68 页。

与巩固”④，诸如此类，在批语中占有相当比重。他把批注的焦点集中在认识论与辩证法上，尤其是实践与矛盾问题上，因而能够从原文中一些并不显眼的论述中提炼和发挥出一些重要思想。

毛泽东批注的焦点表明：一方面，认识论与辩证法已是中国革命过程中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所蕴含和突出出来的问题；另一方面，它们也正是两论所具体阐明的两个哲学问题，《批注》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两论正是在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批注》凝结而成的哲学篇章。

三 两论的主题

毛泽东在经过一番哲学钻研之后，即于 1937 年 7—8 月间向延安抗大学员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课底稿即是《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这个提纲共分三章，第一章唯物论与唯心论；第二章辩证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实践论》原为《提纲》第二章的第十一节；《矛盾论》则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原题为“矛盾统一法则”。整个讲授提纲最早于 1937 年 9 月出

过油印本，尔后于 40 年代在各地多次出版流行。从《提纲》的整体结构看， 与当时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和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撰写的哲学读物一样，带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化的性质，并且许多内容与章节安排也不难从这些哲学书籍有关章节中找到准确的依据。这主要是因为时间短促，《提纲》要在整体上提出新的体系是很难的；同时，体系化也是为了给当时的干部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教育的需要，但是，从两论与《提纲》的关系来看，则是别具一格的。《提纲》其他章节的内容十分简略，是名副其实的提纲，而两论在《提纲》中显得篇幅很长，内容丰富， 是两篇完整的哲学论文。“在那时，《实践论》与《矛盾论》还单独油印过。毛泽东将亲笔署名的油印本送给吴黎平等同志，我们在吴黎平同志住处曾见到过这个本子。”①解放后公开发表时，作者曾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特别是

《矛盾论》增删较大，但整体结构与基本思想并未作多少改动。从两论与“西氏本”和“米丁本”的关系来看，如前所述，它们的确吸收了这两本哲学教科书的思想，但《批注》的焦点也说明，两论是毛泽东经过消化、提高、发挥，凝炼而成的专门性哲学著作，因而在整体结构与许多内容上多有创新， 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两论作为毛泽东 1937 年的哲学代表作。

关于两论与中国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包括翻译的与介绍的）的关系，已有许多研究者著文加以说明。本节前面“《批注》的焦点”也作了一定的探讨。但我们认为，《批注》只是毛泽东从政治军事到哲学的一个中介环节。因此，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两论同总结中国革命经验这个历史要求的联系，了解两论同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所写的政治与军事著作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两论的实质与主题，本章前面的论述与探讨的立意盖出于此。

两论的实质与主题，可以从多方面加以界说：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而言，两论是毛泽东政治思想与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从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要求来看，两论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更具体的说是对马克

④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 106～108 页。

① 许金兴、魏世峰主编，《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第 23 页。

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中国革命关键问题的哲学论证； 从党内思想路线的斗争来说，两论是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而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的哲学批判，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一个哲学基础。这三个方面的意义是一样的，因为毛泽东的许多政治著作与军事著作代表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是在与“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毛泽东从其政治军事思想到两论哲学思想的升华，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总结与论证，是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哲学批判。反过来也一样，对各种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哲学批判，是毛泽东在政治与军事著作中对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批判的继续，是为了提高广大党员与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的认识，并把这种批判与认识升华到哲学的高度。

关于毛泽东政治军事著作与两论的联系，前面多所论列，而关于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哲学论证是与批判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各种错误倾向分不开的。因此，这里仅就两论对“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哲学批判略述一二。

《实践论》是以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与主线索而展开论述的。其主旨正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实践结合起来，反对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的错误思想路线。《实践论》特别强调认识源于实践，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是来源于工人运动的实践，它们不能“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产生”①，换言之，在他们的理论中并未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进行革命提供所有的现成答案。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恰恰将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 将共产国际决议与苏联经验神圣化，旁征博引马列词句套用于中国革命，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而又自以为是，反诬注重调查为“狭隘的经验主义”。针对这些“知识里手”，毛泽东指出：“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他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②这是“反对本本主义”的继续，但是已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比之“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③的批判更理论化， 也更深刻。

《实践论》以“实践”概念为核心，论证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与目的；这是一个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的能动的认识过程； 并且这一认识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革命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推移深化，从而深刻描述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一个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的辩证统一过程，从更深的层次上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的经验教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

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也更深刻地批判了脱离中国客观实际与实践的或“左” 或右的思想错误的根源。根据这样的认识论，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革命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必须善于改正， 而且当革命过程已经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转变时，必须善于使自己在认识上也跟着改变，提出适合新的形势的任务与工作方案，不能使认识停留在旧的阶段上。右倾机会主义的特征，就在于“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 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而“左”倾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①这些“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根源，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②特别是针对那些僵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毛泽东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和运动永远不会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永远不会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③这一结论，蕴含着中国革命的丰富历史经验，它厚积而薄发，言简而意深。对于“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批判，更是入木三分，深中肯綮。

如果说《实践论》突出了认识论中的辩证法，那么，《矛盾论》则突出了矛盾问题（辩证法）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其主题同样是从哲学上论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清算错误思想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哲学根源。《矛盾论》在公开发表时几乎在每一个重要观点上都增加了对教条主义批判的段落或词句。应该指出，毛泽东当时写作《矛盾论》的本意也是如此。这不仅在毛泽东读“西氏本”的批语中非常明确，而且在《矛盾论》原稿的内容中也很明显。只是当时没有使用“教条主义”这个词，同时思想路线问题当时在党内也还未公开提出来解决，许多犯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人也并未在思想上认识自己的错误，有的还继续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在延安整风时期，这一点就非常明确地提出来了，毛泽东在此其间写的《批注》中也明确使用了“中国的教条主义者”、“延安的形式主义者”这类词语。《矛盾论》公开发表时的修改只是使原有主题更加明确而已。

《矛盾论》在开篇中即指出“左”倾冒险主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王明教条主义错误的哲学根源不仅在于在认识论上割裂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而且也突出地表现为在辩证法问题上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们只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否认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只承认矛盾的普遍性，而不知道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因此他们就不能了解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意义，所以《矛盾论》以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主线索，展开对矛盾问题的研究，而尤注重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的论述与阐发。毛泽东说：关于

矛盾的普遍性问题已经被很多人承认，“只需要很少的话就可以说明白；而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则还有很多的同志，特别是教条主义者，弄不清楚，他们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们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我们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来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①这段话把《矛盾论》的主旨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矛盾论》用大量篇幅精彩地分析了矛盾特殊性的几种情形，虽然其中吸收了“西氏本”与“米丁本”的某些思想，但其如此明确和系统，如此深刻而独到，分明是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总结，是毛泽东以往政治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而其哲学批判的锋芒所指，无不以教条主义为靶子，这都是不能用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所能规范的。

辩证法即是认识论。毛泽东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入手，论证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意义。人类的认识秩序总是首先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东西，然后才能认识事物一般的和普遍的东西。当认识了普遍的本质之后，就以这种普遍性的知识为指导，继续向着尚未研究或尚未深入研究的具体特殊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以丰富和发展普遍性的认识。这是一个由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特殊的生动的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而其要害就在于不能脱离矛盾特殊性的认识。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一方面不懂得必须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才能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另一方面不懂得在认识了矛盾的普遍性之后，还必须继续研究新的具体的特殊的矛盾。“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②

辩证法也即是方法论。矛盾辩证法“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③ 毛泽东从方法论上论证了认识矛盾特殊性的意义。各种运动形式的事物，具有不同质的矛盾；各种事物在其发展长途中的每一个过程都具有特殊的矛盾与特殊的本质；事物发展的过程因为矛盾的变化而显现出阶段性来，不同阶段上的矛盾也有其特殊性。所有这些“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①。“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②在关于矛盾特殊性的理论中，毛泽东认为研究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只有具体地研究矛盾的特殊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04～30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10 页。

性，找出众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③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也一样，弱小的力量在革命与战争中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斗争促使矛盾的主次方面发生变化。这一切都是“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④。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毛泽东从认识论与方法论、辩证法与世界观相统一的高度，论证了全面地、客观地精细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意义。这就是说必须用唯物辩证的观点去研究，而不能带有主观随意性、片面性与表面性。要研究各种情形下的特殊矛盾，特别是要研究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必须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也就是要了解矛盾的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以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只有这种精细的研究，才能了解矛盾的特殊性，这种研究“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它在政治上的要求是要了解中国和日本、共产党和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与地主，从而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在军事上的要求是“知己知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中国的教条主义者“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

①。

总之，两论以阐述认识与实践、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为基本内容， 以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为主题，从哲学上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使毛泽东的政治与军事思想升华到了哲学的高度，并在以后得到了运用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