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弱者的战略战术

毛在东的军事思想，博大精深。我们这里只从最主要的特点——弱者的战略战术出发，挂一漏万，谈谈几个主要的方面。

一 积极防御

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抑或是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前期，毛泽东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敌强我弱。这既是他所揭示的中国革命的特点，同时也因此规定了他的军事理论的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关于弱者的战略战术。如何以弱敌强，弱中取胜，从而由弱转强，可以说是毛泽东整个军事理论所关注的焦点。积极防御便是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

积极防御的思想形成于江西时期。它的背景是“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 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敌人把红军看作异物。一出现就想把它捕获。敌人总是跟着红军，而且总是把它包围起来。这种情形，过去十年是没有变化的。”①面对如此严重的敌强我弱的形势，毛泽东等人采取了“十六字诀” 的游击原则，后来又形成“诱敌深入”的方针。但这些正确的原则与方针却来自两种倾向的排挤。一是“左”倾冒险进攻路线，无视敌强我弱的形势， 企图进攻速胜。他们认为“我们的国家成立了②，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③。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第 13 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地已经发展到比任何西欧或东方资本主义列强的领地都大些，”它“已经完全具备有现代国家的一切条件和成份”①。这一精神贯彻到苏区，加强了进攻路线，否认中国革命在战略上的持久性与长期性，反对防御。这一“左”倾进攻路线待到第五次反“围剿”时，面对事实上的敌强我弱形势，为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从

⑤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4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2 页。

② 指 1931 年 11 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5 页。

① 《王明言论选辑》第 323、330 页。

军事上的进攻路线转至另一倾向——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毛泽东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认为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决不能冒险进攻，必须在战略上采取防御战。但这种防御不是消极防御。消极防御是一种“专守防御，又叫做单纯防御”，它“实际上是一假防御”②，因为单纯防御或消极防御并未把进攻包括在防御的范围内，不能达到打破“围剿”、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的目的。毛泽东把江西时期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概括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或决战防御”③。只有这种积极防御，把攻势与消灭敌人的进攻包括在防御的范畴内，才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保存力量，待机破敌，达到打破“围剿”之目的。因此，毛泽东主张“基本的原则是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④。

战争和军事行动中的基本矛盾是攻与防，其目的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攻首先是包含在防御之中的，因此，积极防御或攻势防御本身就是进攻与防御的矛盾统一体，它包含着比进攻性战争更丰富的内容，也因此“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⑤，由此生发出毛泽东一整套的战略战术。

首先是战略上的退却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这是积极防御中的两个最基本的东西。战略退却在红军初创期叫“敌进我退”，在反“围剿”时期叫“诱敌深入”，曾经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斥之为“游击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他们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对此作了反批评：“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与实际，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①因为它完全忽视敌强我弱这一现实，在敌人“围剿”进攻面前，命令弱小红军对付强敌，当然没有不失败的。毛泽东认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步骤，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强敌进攻时， 若不退让一步，势必危及军力的保存。但这种战略上的退却决不是一种逃跑或单纯的消极防御。战争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首先必须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因此，战略退却是“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步骤”，它的目的是为了造成有利条件，“准备反攻”②。所以战略退却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只有在退却过程中，才能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因素，为战役战斗上向敌人发起进攻创造条件。毛泽东分析了战略退却必须造成以下条件中至少两个以上才有利于反攻：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有利作战的地形；红军主力的集中；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使敌人疲劳沮丧； 使敌人发生过失。只有这样，才能使战略上的敌强我弱，转变为战役战斗上的敌劣我优或至少优劣均衡，对敌人的进攻才有胜利的把握。如若不然，宁可继续退却，持重待敌。故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是以战略上的退却为前提的。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8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0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3、206 页。

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关于退却后的反攻与战役战斗上的进攻问题，毛泽东特别注重“初战”或“序战”，认为初战必胜，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序幕，必须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这是毛泽东总结五次反“围剿”的血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结论，在尔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活动中，尤其是在解放战争中得到出色运用。

其二是战略上的持久，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上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①，是积极防御概念的应有之义。这一原则仍是由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决定的。毛泽东认为，十年内战史，就是“围剿”与反“围剿”往返重复的历史，而且“‘围剿’与反‘围剿’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②，在这一个过程中，红军一直处于战略上的防御地位。因此，从战略上来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中国的战争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对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战对待之”③。但对这种战略上的持久战方针，“左”倾机会主义者讥笑为是“打拳战术”，说的是打过来打过去仍然在山沟里转，要等到头发白了才能看见革命的胜利。他们要求战略上的速决战，直攻大城市，迅速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说：“这些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④。战略上之所以必须坚持持久战， 是“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⑤因此，由于敌强我弱，战略上不是速决战，而是持久战。也正因为这一原因，在战役和战斗上，则不是持久战，而是速决战，毛泽东不无讽刺地指出，“左”倾路线要求速决，反对持久的批评意见，“如果不是放在战略问题上而是放在战役和战斗问题上，则是非常之对的”⑥。敌人兵多，装备良好，我军则枪少，尤其是缺乏弹药，几乎都取之于敌人，并且打来打去只有一支部队，必须连续作战；敌人的“围剿”虽然分兵进击，但多是比较密集，打其一部如不能迅速解决战斗，其余各部就相互靠拢，“为了这些理由，不能不实行速决战”①， 迅速解决战斗。这就要求，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不能打成消耗战，必须是歼灭战。消耗战实际上是战役战斗上的持久战，拼消耗“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②可是“左”倾领导者们全都拧反了，他们在战略上要求速决，而在战役与战斗上则堡垒对堡垒，打持久战，拼消耗，第五次反“围剿”打了长达一年之久，终不能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3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9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4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12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4 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4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36～237 页。

打破而实行大长征。毛泽东认为，战略上的速决战与战役战斗上的持久战是根本不适合敌强我弱这一根本特点的。只有在战役战斗上实行速决战和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最后使我强敌弱，最终才能战胜敌人，这是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必须采取的军事原则。

其三是战略上的内线与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由于敌强我弱，敌人深入根据地，在战略上采取外线作战与进攻的形式，或是步步为营，或是长驱直入， 或是堡垒推进。敌人以这种战略上的外线进攻或“围剿”，居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反之，红军则在战略上实行退却，取守势，反“围剿”，一句话， 是实行战略上的内线作战。这样，红军就蒙受许多的不利，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如何打破敌人的“围剿”，击退敌人的进攻，在战略内线作战的被动中获得主动？这就必须通过在战略退却中所创造的有利条件，将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变为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前述所谓战役战斗上的进攻、速决战与歼灭战，必须通过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才能实现。这种所谓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就是在战略上的内线中，分割敌军，迂回包围，“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这样形成“‘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这即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从而取得“劣势中的优势”，成为“弱者中的强者”，变“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①。这其中的机巧，只有那亲历血战场面的人方能领悟，也只有亲自指挥这些战役的大军事家毛泽东方能用语言道出这机巧。

其四是集中兵力作战。战略上处于防御、持久、内线作战的弱小军队， 要实现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包围和歼灭敌人，打速决战，最关键的问题， 是集中兵力。具体说来，集中兵力能够改变敌进我退的形势，“过去是敌进我退，现在是企图达到我进敌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战而胜，这个目的在本战斗中就达到了”②；其次能够改变敌攻我守的形势，“退却到退却终点，在防御战中基本属于消极阶段，即‘守’的阶段，反攻则属于积极的阶段，即‘攻’的阶段，⋯⋯集中兵力就是为达此目的”③；再次能“改变内外线的形势”④，只有集中兵力，才能将分进的敌人之一部包围起来，以优势兵力临之，从而使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改变为具体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⑤毛泽东认为，人人都知道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因此看起来集中兵力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却颇难， 往往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挥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受环境所支配。为了应付这种环境，往往分散兵力。毛泽东关于集中兵力的思想，是他在扑朔迷离的战争环境中，紧紧抓住敌强我弱这一根本特点所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3～224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4 页。

形成的一整套战略战术的关键点。他从不为环境所迷惑，总是集中必要的兵力，打运动战，声东击西，调动敌人，在运动中以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军。“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全不知此中奥秘，面对四面合击的敌人，往往分散兵力，应付敌军。1932 年有所谓“全线出击”的口号，要求从根据地的东南西北四面出击，这“是伴随着军事冒险主义而来的军事平均主义”①；1933 年则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求胜，结果一个拳头置之无用，另一个则打得很疲劳；待到 1934 年，军事平均主义则愈加发展到“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毛泽东总结正反经验，使集中兵力成为其用兵要道。他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②

毛泽东上述战略战术思想，虽然主要是对 10 年内战经验的总结，一但基本的东西仍然贯穿于他以后的军事活动与军事思想中。比如《论持久战》中提出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与上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解放战争时期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基本的精神也与上述思想相通。当然，这些思想在以后的运用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此处就不加详述了。

二 主观能动性

强调主观能动性，是毛泽东以弱敌强的战略战术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敌强我弱，我的客观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果不肯定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那就意味着只有失败一条路了，以弱胜强的概念就被根本否认了。所以，在必要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积极地、正确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弱中取胜的必要条件。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似乎是毛泽东从早岁到晚年一以贯之的东西，而尤其在他的军事活动与军事理论中得到了正确的出色的运用，获得了充分的发挥。

毛泽东在青年时候起，其思想就有两条似乎相互矛盾的线索，一是注重国情和实践，二是抽象地突出主观能动性，就后者而言，其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谭嗣同与杨昌济。谭嗣同标举“心力”之说，倡导“冲决网罗”的精神。谭的思想与为国捐躯的人格形象为毛泽东的老师所称道，在讲课中常常对“心力”、“意志”、“奋斗”等字眼详加发挥，认为“人生斯世，无在而不须苦战奋斗。不解苦战奋斗者，无生存之希望也。”①“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乌，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②对老师这套思想，毛泽东深得要旨，曾在日记中一连写下三个奋斗，并著文《心力说》， 深为杨先生嘉许，得了 100 分。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主观能动性的极为重视：“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令从。”③在与同学张昆弟的谈话中，他认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4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25 页。

① 《杨昌济文集》第 366 页。

② 毛泽东：《讲堂录》，引文为杨昌济讲课内容。

“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④

不过从整体上来说，毛泽东在早年，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是“抽象地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在后来的战争环境中，这种抽象性被修正，对意力与心力的过分强调因战争的严酷现实的制约而未流于主观主义。但同时，也正是在这“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乏之兵，当新羁之马”的恶劣环境中， 主观能动性成为极有价值的因素而保存下来并得到强化。在江西时期，从红军与根据地的初创到大规模的反“围剿”，红军的力量与物质资源是非常薄弱的，“敌人超过我们十倍到二十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①，在这样的条件下，正是依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红军得以打破了敌人的多次“围剿”。长征的情况则更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毛泽东写下了“平生得意之笔”（毛泽东语）——四渡赤水之战。虽然从此使红军摆脱了全军覆灭的危险，但环境的恶劣仍难以想象。毛泽东向斯诺回忆说：“红军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横渡中国最长、最深、最湍急的江河，越过一些最高、最险的山口，⋯⋯跋涉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经受严寒酷暑、风霜雨雪，遭到全国白军半数以上的追击”，但这一切都被克服了，靠的是“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②。可以说，长征更加强化了毛泽东对意志力量的信念，使他更加注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待到延安时期，主观能动性以及伴之而来的意志、决心和热情，几乎透露在他的即兴讲话抑或煌煌论著之中，而在军事论著中尤为表现得鲜明和突出。

毛泽东认为，“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③但是战争的逻辑是：一方面“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必须谨慎从事，不能盲目蛮干，否则立杆见影，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则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必须勇敢战斗，英勇无畏，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方能决出胜负。毛泽东从这种战争逻辑与 10 年血战的历史经验中，锤炼出发挥“正确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这种“正确的主观能动性”首先是要反对主观主义的盲目的能动性。《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主旨之一就是批判“左” 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盲目和急躁病，无视敌我力量悬殊这一客观事实， 幻想革命很快取得胜利，由此制定一条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迄至进攻不成， 依次变成军事保守主义与逃跑主义，由盲目的能动性变成了毫无能动性，这种脱离实际的盲动主义成为毛泽东屡屡批判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主要是根据敌强我弱这一事实，阐述如何以弱敌强，弱中取胜，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它指出：在既定的条件下，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①，把主观能动性提高到决定战争胜负的高度。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毛泽东总结说：“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 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

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638 页。

① 斯诺《西行漫记》第 149 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5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78 页。

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②这里对正确的主观能动性的规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正确的思想，即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思想；一是正确的行动，不是盲动。这种表述用的是哲学语言。但毛泽东的目的在于说明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因此，用军事语言来说，自觉能动性表现为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指导能力，以及在这种战略战术指导下的军事行动。这是贯穿于毛泽东整个军事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思想。

既然正确的主观能动性以符合客观实际为前提，因此，这种能动性的发挥就必然受到限制：“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③，“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①。但是，战争的条件只是规定了胜负的可能性，而不是胜负的现实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就在于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战争“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②这话的直接背景当然是批判抗日战争中的亡国论，但如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却是根深蒂固的。他进一步认为，战争虽然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是可以起强弱变化的，在这里，主观上的努力，指导的正确，“是决定的因素”③。因此，以弱对强，弱者取胜，关键就在于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④本来，事物在发展中由可能变为现实有两种情况：一是人不参与和控制的过程，其从可能发展为现实是盲目的过程，与人的能动性无关；二是人的实践活动参与控制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因人的能动作用使其中的某种可能性根据人的需要而变为现实。战争完全是人参与的过程，它的结局与人的努力的关系至为密切。在既定的战争力量下，胜负谁属，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断。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要想战胜强敌，更只有靠发挥主观能动性。所以在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中，主观能动性问题占着极为突出的地位。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几乎用同样的语言再三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毛泽东是大军事家，他自己正是靠发挥主观能性，在反“围剿”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7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7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8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78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87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91 页。

斗争中，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导演了一幕幕宏阔的战争活剧。

三 人民战争

毛泽东是一个军事家，但他同时而且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当他领导武装斗争和进行军事理论思考时，从来不是用单纯的军事眼光来看待军事问题。“人民战争”这一概念可谓最充分地体现了他的这一特点。他正因为这样，“人民战争”的概念在形成、发展与演变中，特别是在解放以后，其内容变得十分复杂，它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多方面的涵义，但其最初则是发源于军事和政治的斗争。从军事理论的角度来考察，进行人民战争是毛泽东以弱敌强的战略战术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思想。正如大多数研究者所指出的，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打败强大的敌人，最根本的原因是她发动了一场真正的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思想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理论的重要篇章。

实际上，毛泽东早在青年时候就倡导“民众的大联合”。那时候他就认为“社会的改革和反抗，两造都必有其大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联合的坚脆。”②而在各种联合中，民众的大联合力量最强，“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它强权者要多”③。毛泽东此时虽然还排斥暴力革命，倡导呼声革命，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以后政治上实行统一战线、军事上发动人民战争的某些端倪。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也还未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他已经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精细地计算革命的力量，尽管这种革命力量还是潜在的。在 1925 年 12 月发表于《革命》半月刊第 4 期上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原文中，他详细地列了一个表，计算了敌友我的力量：大资产阶级：100 万；中产阶级：400 万；小资产阶级：1500 万；半无产阶级：2 万万；无产阶级（包括农业无产阶级与游民无产阶级）：4500 万。他说：“我们的真正敌人有多少？有一百万。那可友可敌的中间派有多少？有四百万。让这四百万算作敌人，也不在他们有一个五百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①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带着不足千人的队伍开进了井冈山。在那惨淡经营的严酷岁月里，面对如此弱小的红军与强大的敌人，如何使“星星之火” 成为“燎原之势”呢？毛泽东并未忘记他原来看到的人民大众的力量。他在批判悲观论调时认为，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如果仅从某些现象上去看，自然会发生悲观念头。但若从实质上去看，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虽然力量弱小， 但在中国的现时环境里，是会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中国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工人在资本家的压榨下正在反抗，尤其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严重了，农民更加仇恨地主”等等②。毛泽东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与进行的武装斗争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是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38 页。

③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339 页。

① 《革命》第 4 期，1925 年 12 月 1 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01 页。

正义的，而正义的战争是必然会获得人民的支持并取得胜利的。他毫不怀疑在他身后有雄厚的力量支持着他。但问题是如何使这些潜在的力量变为现实的力量？如何使弱小的红军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扎根、生长并壮大起来，从而使弱小的红军对强敌的战争因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而发展为人民战争？首先，毛泽东着手对军队进行政治改造，其中除了规定红军的各种纪律之外， 还着重批判单纯的军事主义观点，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等， 并实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使军、政、民融为一体；其次，“民以食为天”，毛泽东深知农村社会的症结所在，深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因此开始土地革命，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与方法。武装斗争以土地革命为内容，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形式。当“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的时候，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却形成“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①的欣喜气象。如此双管齐下，一方面红军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打仗”②；另一方面，农民把红军看成自己的军队，并在根据地开始形成童子团、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纠察队、红军预备队、区特务营和正规红军的武装力量体制，以各种手段开展对敌斗争。毛泽东所看到的潜在的革命力量开始逐步变现实，人民战争的形式也开始形成。毛泽东对此充满信心地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③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毛泽东总结红军反“围剿”的经验时说，“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④，并且由于这个条件，进攻敌军的其他条件也容易造成和发现。人民在反“围剿”过程中，积极“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⑤，“弱军要战胜强军，是不能不讲究阵地这个条件的。但是单有这个条件还不够，还要求别的条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条件。”①由于人民的支持，敌军深入根据地之后，捕捉不到攻击目标，“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由此， 虽然战略上敌强我弱，但在战役和战斗上却形成了我强敌弱或敌我均衡的形势。所以，毛泽东运用兵力的一整套战略战术的有效性，首先是建立在依靠人民进行战争的基础上的，毛泽东自己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②朱德曾经也指出： “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③

① 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 年秋。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6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9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07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47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6 页。

③ 《朱德选集》第 131 页。

如果说江西时期的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所发动的群众力量还非常有限， 那么，抗日战争则为毛泽东发动人民战争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中国近代以来蓄之已久的普遍的救亡热情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而达到了沸腾的顶点，爱国救亡的主旋律远比苏维埃运动从更广泛更深刻的层次上激发了人民的力量。这时毛泽东紧紧抓住抗日救亡的政治主题，更加超出军事的眼光来看待抗日的军事行动，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④的口号，批判国民党的单纯片面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认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 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各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抗日的胜利，离不开抗日的政治动员。这种动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把抗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政治工作原则。不这样，“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①；另一方面，则是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动员全体人民。毛泽东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刻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中国军队数量少，动员了人民，军队就有“源源不绝的补充”； 抗日财政困难，动员了人民，“则财政也不成问题”。毛泽东着重强调：“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②毛泽东认为，从军事上来说，敌强我弱， 但他是一个小国，是在进行侵略的野蛮战争，我是大国，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③；只要军队与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④，因为“兵民是胜利之本”⑤。

但是，在蒋介石坚持片面抗战的情况下，如何实行全面抗战，进行人民战争呢？这是一个极端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但毛泽东非常策略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方面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政策，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则精心部署八路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分兵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创建敌后根据地，在敌人后方开辟抗日救国、实行全面抗战的广阔天地，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在抗战过程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逐渐形成了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斗争形式上，则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条战线上， 开展广泛全面的斗争。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一文中总结抗日战争的经验时说：“总的经验何在呢？简单的同时又是明确的，就是解放区经过了我们党的领导，依据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方针⋯⋯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

④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271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1、512，513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480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12 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509 页。

动员，⋯⋯实现了解放区各阶级的大联合⋯⋯如果没有这一切，就没有解放区全面的人民战争，而如果没有这种人民战争，也就没有了一切。”①

人民战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江西时期的人民战争范围狭小，人民也主要限于工人农民及红军；抗日战争则动员各界各阶层，虽然主体是农民，但也包括了抗战的其他军队。抗日战争是一个极力重要的历史环节，通过这一环节，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使得弱小的红军武装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获得广泛支持的人民军队。迫至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成了人民的公敌。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所预示的那“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的一铺唾沫”终于变成一股现实的强大洪流，蒋介石的强大战争机器最终消失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