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的起点

毛泽东自 1920 年冬至 1921 年初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一个具有

坚定信念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即将革命理论付诸实践，至 1924 年这几年的时间里，他依据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与俄国革命的经验，也结合中国的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72 页。

②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16 页。

③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54 页。

④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54 页。

⑤ 参见《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36～137 页。

实际情况，把主要精力投入组建政党与发动工人运动等实践活动中。

一 组建政党

毛泽东不仅明确认识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而且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唯物主义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来组党。

中国共产党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20 年 8 月， 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李大钊于 10 月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毛泽东受陈独秀之委托在长沙筹组共产主义小组①。8 月 13 日，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鼓励他要“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②。9 月 16 日，蔡又来信建议毛泽东在最近期内“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③。毛泽东对于蔡和森的主张，“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表示要尽一切努力去进行。在组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过程中，毛泽东与何叔衡等经常同北京、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取得联系，接受其帮助和支持。陈独秀、李达等人则随时把上海建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告诉毛泽东，并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共产党》月刊寄给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准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于 1920 年冬正式宣告成立。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毛泽东采纳蔡和森的在发展党员方面注重质量，在开展活动方面注意秘密的建议，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方面，以便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优秀分子入党。

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先于 1920 年 8 月在上海成立，是一个半公开的革命组织。10 月，毛泽东在收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章程之后，与何叔衡等人加紧在长沙建立团组织的工作，到 12 月底，在长沙地区

物色了 20 名左右的骨干分子。1921 年 1 月 3 日，在新民学会举行的新年大会上，决定成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问题， 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找真同志”①，并通过这些人到各地各行业中，首先是在各学校青年学生中“努力结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② 1921 年 1 月 13 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召开成立大会，毛泽东亲自担任书记。他非常重视从思想上和组织上采取多种形式去教育青年团员，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素质，至是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长沙地区的青

年团员到达 39 人。随后，又在省立第三师范、第三女师、第三甲种工业学校，

共发展了 40 多名团员。这些团员中的许多人如郭亮、肖述凡、彭平之、夏曦等，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工农运动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

1921 年 7 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二人作为湖南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明确规定中国共

① 参见《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共产主义小组》（下），第 472

页。

②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87、88 页。

③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15 页。

① 转引自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 319 页。

产党必须遵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为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党必须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大会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毛泽东在会上“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①。在会议过程中，代表们互相交换各地建党条件和革命工作进展的情况，湖南被认为是最有基础的省份之一。

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和何叔衡于 8 月上旬回到长沙，积极进行湖南地

方党组建的工作。1921 年 10 月 1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省支部——湖南支部宣告成立于长沙，毛泽东任书记，何叔衡、易礼容等任委员，党员还有彭璜、郭亮、彭平之、陈子博等，共计 10 人左右。关于中共湖南支部成立的具体情况，据萧三回忆说：“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旁边的公共坟墓场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一时沉默地站在坟堆子和墓碑中间，一时在坟墓中间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在高高身材、背略有点躬的毛泽东同志的旁边，走着宽肩膀、矮矮身材、一口黑胡子的何叔衡同志”，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这一天在这里讨论组织湖南共产党的问题。⋯⋯就在‘三十节’（1921 年即中华民国十年十月十日）那一天，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毛泽东同志被选为书记。”②

中共湖南支部成立后，根据中共“一大”决议和 1921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精神，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一方面积极发展党团组织，一方面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团优秀骨干。

在发展湖南地方党组织方面，毛泽东把注意力首先集中在青年学生中间。省城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省立一中学、长郡中学、商业专科学校等处， 是毛泽东进行重点发展党员的地方。此外毛泽东多次去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联络革命同志，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优秀分子入党， 于 1922 年 5 月建立了中共衡阳支部。在工人群众中，毛泽东也进行了许多艰苦深入的工作。除了在长沙的粤汉路、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发展了一部分党员之外，他把重点放在工人比较集中、生活极为低下、革命热情较高的安源路矿。1921 年 12 月， 毛泽东第二次到达安源，“以朋友的关系”深入矿井、工棚、餐宿之处，详细了解工人的疾苦，并在晚上邀约工人到小伙铺座谈，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号召他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根据工人的要求，于 1922

年 1 月由李立三创办了安源工人补习学校。2 月，吸收安源工人朱少连等 6 人入党，建立了湘区最早的第一个产业支部——中共安源支部。

从 1921 年 10 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至 1922 年 5 月这半年多时间里，经过毛泽东等人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湖南范围内无论党的组织，还是党员人数， 都有较快的发展。在组织发展方面，先后建立了长沙、衡阳、安源 3 个党支

部；在党员人数方面，由长沙支部成立时的 10 人左右发展到 30 余人。按照

中共中央局 1921 年的通告中，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 5 个地区“早在本年内至迟亦须明年七月”都能发展党员“三十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以便开大会时能够依党纲成立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规定，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简称湘区委）于 1922 年 5 月底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区委机关

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 22 号。

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的成立，为进一步健全和发展湖南地方党的组织， 壮大革命力量，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毛泽东曾先后在粤汉铁路新河站吸收了程帝广、卢士英等人入党，建立了党小组；在长沙泥木、铅印洁版、缝纫、纺织工人中吸收了任树德、张汉藩等多人入党，并建立了泥木工人党支部。在毛泽东的关注和指导之下，郭亮在岳州建立了党小组，在铜官建立了党支部；蒋先云在常宁水口山建立了党支部；黄静源在株洲铁路站建立了转运支部；陈弗章、余贲民在平江建立了党小组。此外，常德、浏阳等县均在稍后一年余时间里建立了党小组或党支部。据统计，到 1924 年 5 月止，湖南全省

中共党员的数量迅速增加，仅长沙就有党员 89 人，安源 60 人。

在发展湖南地方团组织方面，毛泽东也予以特别的重视。他根据中共中央局 1921 年 11 月的通告中要求的“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

前超过二千团员”的规定，自 1922 年 1 月 13 日成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逐渐将发展青年团的工作由学校转入工厂，重点放在泥木行业、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锌矿、湖南第一纱厂等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并几次赴衡阳培养团的骨干，于 5 月 1 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

员会。他在 6 月 7 日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汇报有关团务工作的情况时说：“衡阳 S·Y 现有五十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转交’。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及其他要案除已在

《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衡阳团组织建立之后，先后派遣团员到衡山、耒阳、常宁、水口山等地发展团员，建立了团组织。此外，常德、安源、平江、岳州、宁乡、安化、益阳、湘乡等地大都建立了团组织。

从当时团组织和团员人数的发展情况来看，以长沙、衡阳和安源最为迅速。1922 年 6 月 17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长沙地方团员大会，依照新章程

“改组执行委员会”，选举执行委员 3 人，毛泽东仍任书记，李隆郅任组织

部主任，罗君强任宣传部主任。执委会下设学生、劳工等 7 个工作委员会。6

月 20 日，毛泽东在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施复亮信中，重点汇报了长沙团执行委员会改组情况：“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二人年龄虽过二十八岁，然须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二项由到会人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 兹特呈请中央局同意”；“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十二条经大会表决，依章程第十三条之规定呈请中局认可。”①当时，各地方团组织均直属团中央管辖，而团员的发展，文件的转达，这些工作都由毛泽东担任。为了更有利于地方团组织的发展壮大，毛泽东在信中提出建议：“请中局从速将全国各省分区

（湘是第几区？）；并委任一地方团为该区临时执行委员会至正式区执行委员成立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几个地方团而从速组织正式执行委员会。”

②团中央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批准长沙地方团执行委员会于 1922 年底开始代行团湘区临时执行委员会职权，领导湘区各地方团的工作。

在建团工作中，毛泽东为了避免团组织成为“学生团”，强调要扩大工农成份，并将团组织严格置于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之下，团的主要负责人由党员担任，从而使得湖南团组织能够稳步健康地发展。至 1923 年 12 月社会主

义青年团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湖南全省建立了 6 个地方团执委会，7

个团支部，共有团员 790 人。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急需培训干部，但当时尚无一所培训干部的学校。为了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造就一大批优秀的党、团骨干分子，毛泽东于 1921 年 8 月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1922 年 9 月，自修大学增设补习学校，招收年长失学和有志向的青年。自修

大学的学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至 1923 年 3 月，自修大

学有学员 34 人，补习学校共有学生 200 余人。

湖南自修大学及其附设补习学校的组织形式、办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方法，都体现了毛泽东的办学思想，与传统的旧式大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为什么要创办自修大学呢？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明确指出，学校和书院存在着三个弊端：一是官式大学和书院“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者当然不能入学，即使是“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二是官式大学和书院，“将学术着得太神秘了”，只允许少数人来做学问，而把绝大多数平民拒之于做学问的门外；三是“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因为平民交不起“千元乃至两千元”， 所以他们要想入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最后，他将此三个弊端集中到一点，指出：就是学校和书院的非平民主义的性质。鉴于此， 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要“力矫这些弊病”，要把它办成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它的办学宗旨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 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①。它除了因房屋关系对住校学生稍加限制外，校外学生则凡有志向学者都可以入学。学生可以到学校来“共同讨论，共同研究”，也可以在自己的家里、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机关里做研究，“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术学周流于社会。”

②

自修大学对于学生的培养目标规定得很明确，即是通过自由学习和共同讨论研究，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说：“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③对此，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更有明确的要求：虽然我们这个学校刚刚创始，“确实简陋得很”，但“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 也不愿意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④。因此，自修大学对于新学友入学，采取慎重的态度。要求每一个新同学明白几件事：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如何？愿来这个大学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对于人生观的主张，对于社会的批评抱什么态度？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凡要入学者，都要作出明确的回答，“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①。

① 《东方杂志》第 20 卷，1923 年 3 月 25 日。

② 湖南《大公报》1921 年 8 月 16 日。

③ 《东方杂志》第 20 卷，1923 年 3 月 25 日。

自修大学设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仅 1921 年下半年就购置了哲学、

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类书籍 421 种，共计 1000 余册。其中包括有《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阶级斗争》等有关马列原著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

在这个学校里，学生主要是靠“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共同讨论， 共同研究”，同时也接受教师的指导。课程设置和研究的中心完全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开设了文、法两科 10 多个专业。补习学校则设立国文、英

语、数学、历史、地理 5 个学科，分 3 班教授，采用选科及学科制。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的学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之外，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 辅学中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及心理学等课程。学生可以从自修大学图书馆中借阅各种所需的书刊，进行自由学习，自由研究。

为了促进学术思想的研究和交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研讨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毛泽东于 1923 年 4 月 10 日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报《新时代》月刊。关于该刊的任务和特点问题，毛泽东在创刊号“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刊是湖南自修大学同人创办的，也可说是同人发表研究所得的机关报”，因为“本刊和普通校刊不同，⋯⋯是有一定主张有一定宗旨的。同人自信都有独立自强的精神，都有坚苦不屈的志气，只因痛感着社会制度的不良和教育机关的不备，才集合起来，组织这个学问上的亡命之邦，努力研究致用的学术，实行社会改造的准备。”并且表示，对于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他学问如何革命、如何建设等等问题，“本刊必有一种根本的研究和具体的主张贡献出来。”①在创刊号上，毛泽东还发表了《外力、军阀与革命》的文章。他指出，当时国内各派包括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三种势力。革命的民主派当然是以国民党为主体的，而“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非革命的民主派，以前是进步党，“目前的嫡派只有研究系”。反动派的范围最广，“包括直奉皖三派”。紧接着，毛泽东对这种现状的发展前景作了预言：“三派之中，前二派在稍后的一个期内是会要合作的，因为反动势力来得太大了，研究系知识派和商人派都会暂时放弃他们非革命的主张去和革命的国民党合作，如同共产党暂时放弃他们最急进的主张，和较急进的国民党合作一样。”②由此，也就形成了民主派和反动派两大阵营。虽然，各国帝国主义正在协调侵略中国的步骤， 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以及广大农民仍处在落后状态，这种政治经济“最利于军阀的统治”。但是，这种“政治愈反动愈混乱的结果”， 必然要激起全国人民的革命观念，使得“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要一天进步一天”。为此，他断言：“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这篇文章， 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所写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体现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和革命斗争所作的分析。它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清中国的现状，寻找革命的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湖南自修大学及其补习学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自办性质的党校，是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它不仅是中国“高等教育普

及之先导”，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来自省内外约 40 个县的 200 多名优秀的领导骨干。因此，它的影响普及于省内外，教育界名流对其予以肯定和好评，同时也得到了中共中央局的认可和赞扬，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1923 年 4 月底，毛泽东奉调中共中央工作，离湘赴沪，不久即随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自沪赴粤，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6 月 12 日至 20 日，毛泽东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毛泽东等人经过与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思想作斗争，促使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决定同国民党合作，一起建立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会后，他又被任命力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协助主要领导人处理日常事务、起草和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9 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自广州迁居上海。不久，他回湘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精神，并以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往湖南的筹备员身份，指导中共湘区委与国民党湖南筹备组筹建国民党湖南总支部。1924 年 5 月 10 日至 15 日，毛泽东在上海出席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等决议案，纠正了党只注意国民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而忽略其宣传工作，忽视共产党组织的独立性的错误。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在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的错误；要求共产党员认清国共两党组织的区别，共产党必须保持其独立性和秘密性；要求共产党员加强自身的教育、组织工作；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发展劳工运动，坚持党对工人运动的绝对领导权，防止国民党右派插手工人运动，等等。会后，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为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起草了一系列开展国民运动、反对军阀统治、痛斥国民党右派以及加强党务工作的通告。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仍予以足够的重视。先后起草了一些有关中共中央局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致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信，强调团中央的人事安排，必须与党中央取得联系。

1923 年冬，毛泽东从湖南到达广州，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的筹备工作。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一大”。会上，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他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直至 12 月离沪回湘为止。

在 1923 年 5 月至 1924 年 12 月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利用共产党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双重的身份，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了许多工作。概括起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力促成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 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的领导权。集中到一点，就是继续加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团结“较民主的国民党”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

在促成国共合作局面的形成问题上，毛泽东自中共“三大”闭幕以后， 积极从事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早在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时，他就委托夏曦、刘少奇负责筹组国民党的工作，1923 年夏又请覃振转交给李维汉信件，要求中共湘区委协助覃开展国民党的事务。9 月 16 日，毛泽东以国民党总部派赴湖南的筹备员身份回到长沙，与夏曦等人商议筹组国民党湖南总支部的问题。先在组织长沙支部、常德支部和衡阳支部的基础上，于 9 月底正式成立国民党湖南总支部。随后，又促成中共湘区委员会全力进行发展国

民党基层组织的工作，于 1924 年 4 月成立了国民党临时省党部。经过一年多

时间的努力，至 1925 年 5 月止，国民党在湖南 17 个县市建立了组织。其中

县党部 3 个，临时县党部 4 个，县党部筹备处 3 个，直辖区分部 5 个，区党

部 26 个，区分部 136 个，党员达 2754 人。①这种情况，标志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在湖南的初步形成。它与毛泽东的亲自筹划指导分不开。

1924 年，毛泽东在上海中共中央局工作期间，还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为团结国民党左派，建立国共联合统一战线作了不懈的努力。诸如起草“执行部办事通则”、出席会议，议决有关开展工农、妇女、青年、平民教育各种运动及宣传、组织、调查各项工作的计划等，毛泽东都参与其事。

上述行动，与毛泽东致力于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理论研究有关。如前所述，他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革命的民主派）及由研究系、新兴的知识阶级和商人派组成的非革命的民主派， 必将在“稍后一个时期内会要合作的”的预见，中共“三大”之后，毛泽东针对封建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撰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和时评，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纲领和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作了较为精辟的阐述。他在 1923 年 7 月 11 日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说：“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①，“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 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②

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坚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及合法地位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是鲜明的。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当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方瑞麟攻击共产党，提出党中不能有党，要求将国民党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写进章程里去。大会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李大钊以章程审查委员和共产党员的身份发言，阐述了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主张，有力地驳斥了方的谬论，并且得到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的支持。毛泽东适时地抓住时机，提议“请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否决，共产党的独立地位得到了维护。当有人提出“比例选举制”的提案时，毛泽东立即予以反驳。认为它“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坚决表示：“本席根本反对本案，以为不能讨论，不能表决。”①在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之下，这一提案被大会否决。

在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期间，毛泽东起草或与陈独秀联名签署过许多文件，其中关于维护共产党的适当地位，联合国民党左派，与国民党右派展开斗争的有第 15 号通告和 21 号通告。15 号通告发布于 1924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第一次使用了“国民党右派”这个词。针对孙科等人提出的《制裁共产党案》和张继等人提出的《弹劾共产党案》，毛泽东提醒共产党员：“我们

① 《湖南人民革命史》第 114 页。

① 《向导》，1923 年 7 月 11 日。

② 《向导》，1923 年 7 月 11 日。

①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4 年 1 月 29 日。

在国民党的工作，其重要而又极困难，各地同志应有不断的注意与努力！” 指出自 1924 年 5 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以后，“国民党大部分党员对我们或明或暗的攻击排挤日甚一日，意在排除我们急进分子， 以和缓列强及军阀对于国民党的压迫。”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在通知中向全党同志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方面，为了革命势力的联合，为了国共合作形势的继续发展，决不要使“分离的言论与事实出于我方，须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的右倾政策，“不可隐忍不加以纠正”，对于右派破坏国共合作：摧残工农运动的错误，应利用各种场合予以揭露。并且号召中共各级组织，领导党内同志们“努力护（获）得或维持‘指挥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各团体的实权’，在我们手里，以巩固我们在国民党左翼之力量，尽力排除右派势力侵入这些团体。”要求各级党组织，“按照当地情形切实讨论并执行，并将讨论及执行情形详细报告中央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尽力联合革命势力、维护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同时，坚持中共的基本原则和政策，强调党的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为使中央避免犯“左”、右倾的错误，为中共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提出了指导性的方针、政策。

由毛泽东参与签署的中共中央第 21 号通告，重点就加强党务工作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通告指出，“党内组织为党的中心工作，一切对内对外发展，均与之有密切关系”。加强党务工作，有益于增强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有利于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加强中共党务建设，显得尤其重要。然而，我们“内部组织却末（未）有显著进步，有的地方许久没有报告，有的虽寄报告，不是漫无系统，便是失之简略， 不能看出工作的进步。”这种情况如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影响是很坏的”。对此，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特别引起注意的几件事是：“小组及地方会应照例举行，不得间断”；开会时要提出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交党员同志共同讨论，“依本党机关报之主张，以教育各个同志”；党组织的领导人，应在规划工作后，给党员同志具体分配任务，“使成为真能行动的党员”；每次接到党中央有关文件后，应及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并尽力执行，将执行后的结果，“随时报告中央”。等等。这个通告的基本内容，体现了毛泽东重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贯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斗争复杂尖锐的环境和条件下，提高党的自身素质，加强和壮大党的力量，从思想上、组织上提供了保障，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在担任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委员期间，毛泽东与瞿秋白、恽代英等人一道， 同国民党右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孙中山 1924 年 11 月北上路经上海

时，毛泽东等 14 人向孙递交了重要信件，揭露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叶楚伦等人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在进行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时，有些国民党员以不向“毛头小伙”交待履历为藉口加以拒绝。毛泽东等人在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下，坚持原则，明确宣布执行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凡不登记者就除名，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嚣张气焰。一些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南方大学召开代表会议， 讨论所谓“处置共产分子问题”，从而激起左派的反对，造成武斗。随后， 右派分子还闯入上海执行部，殴打邵力子。针对这一事件，毛泽东领衔，与恽代英、邓中夏等 10 多人联名写信给孙中山，控告叶楚伦“主持不力，迹近纵容”的破坏国共合作的罪行。

毛泽东在早期中共组建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

际相结合，在与国民党合作期间，坚持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并且将组党的重心放在工人之中，从而使得他所主持的一切党务工作独具特色。

二 从事工运

毛泽东在完成世界观根本转变的过程中，就注意了解工人、接触工人， 常去参观、考察一些由学校和社团举办的工人义务学校。中共“一大”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加紧建立党组织的同时，根据“一大”决议中确定的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的精神，对工人进行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从工人中寻找革命力量，成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注意的焦点。

中共“一大”闭幕不久，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机关。同年冬，毛泽东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在此之前，他组织中共湖南支部的同志首先进行了肃清无政府工团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争取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的工作。毛泽东发动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组织星期同乐会，与有无政府主义观点的青年工人交朋友，谈工作，谈生活；在充分肯定黄爱、庞人铨为提高工人的思想和文化素质而开办的工人夜校、平民阅报室和女子职工学校、工人读书会、星期讲演会、女子新剧组等活动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指出他们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远大政治目标，只注重于经济斗争的问题。1921 年 11 月 2 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借此机会在《湖南劳工会周年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首先肯定了劳工会一年来的工作是有成就的：“在湖南劳动运动史上已写完了头一叶，现在要开始写第二叶了。”紧接着，他对劳工会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的方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明确指出劳工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认为这是“宗旨所在”，希望劳工会领导引起特别注意。他主张劳工会在组织上应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由代表会议产生相当名额之委员付与全权组织委员会执行会务”，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应当取缔。进而指出，要把工人真正组织起来，就必须在工会的组织下由工人“自己养活工会”，认为“这一点很要紧”。不久，湖南劳工会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对劳工会进行了改组，把已有的 8 个部改为书记、

组织，宣传 3 个部，并请毛泽东担任会务助理。又改组了基层组织，成立了

土木、机械、印刷等 10 多个工会，会员也按规定交纳会费。为了把湖南劳工会彻底争取过来，培养成为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性较强的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毛泽东还趁第三国际代表马林于 12 月中旬途经长沙赴桂林会商孙中山之机，把黄爱、庞人铨介绍给马林，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向劳工会部分骨干“讲阶级斗争”，介绍“俄国革命”的情况及经验。①

毛泽东除了自己经常帮助、教育劳工会的骨干成员外，还指派中共党员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正因为毛泽东等人的耐心说服和帮助，使得黄爱、庞人铨等劳工会骨干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防止了他们许多轻率和无益

① 《马林赴华回忆》，《“一大”前后》第 570 页。

的行动”，②使他们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 1921 年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其他成员中的不少人后来也相继入了党。至此，湖南劳工会完全归属中共湖南支部的领导。12 月 25 日，为反对帝国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太平洋会议，湖南劳工会受中共湖南支部的委托，出面组织了有工人、学生和市民万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黄爱在大会上发表演说，痛斥太平洋会议，是国际资本主义共同宰割中国的会议。对于这个会议，我们工人表示坚决反对。号召劳工阶级团结起来，一致行动起来，去联合全世界的劳工阶级，准备实行全世界的大革命。黄的演说，在游行示威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同时也使湖南军阀赵恒惕感到恐慌和不安。1922 年 1 月 16 日，赵恒惕派军警将黄爱、庞人铨等人逮捕，于次日凌晨将他们秘密杀害。

黄、庞等工人领袖被杀后，毛泽东很气愤，亲自主持了各界代表在船山学社举行的两次追悼大会，分发“黄、庞精神不死”的纪念章，出版了黄、庞被害纪念特刊，发表《湖南三万一千工人的通电》，指斥赵恒惕督湘两年以来，“倒行逆施，无恶不作”，恳请全国各界主持正义，诛此独夫。1922 年 3 月，毛泽东与何叔衡分赴上海、广州，向各界介绍黄、庞被害经过，发动新闻界弹劾赵恒惕。不久，由纪念黄、庞而引发的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工人运动开展起来。

毛泽东从黄爱、庞人铨被害引起全国反响的事实中感到，只有依靠工人， 用马克思主义去启发他们的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势力强大，不断发展壮大。然而，要把工人组织起来，首先要解决的是劳动立法的问题。因为，只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正当权益，才能使他们认识到建立工人团体、组织起来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21 年 4 月 25 日，毛泽东在

《省宪法草案的最大缺点》一文中，就明确“主张别立一种‘劳动法’，对于劳动者之工时，工值，红利，教育等项为确实的保证”，并且要“特别承认劳动组合的地位”①。从而，他建议对省宪法草案作根本性质的修改，以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赵恒惕政府对此根本不予理睬，但毛泽东不放过一切机会予以力争。1922 年 5 月 1 日，他又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中，希望大家注意到“劳工的生存权”、“劳工的劳动权”、“劳工的劳动全收权”3 件事情。现在的“省宪法虽则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尽管大家不注意。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必要解决的”，反之“俄罗斯的资本阶纵， 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侮之不及了！”①由此可见，毛泽东是中国劳动立法运动的首倡者。

1922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7 月，中共“二大”进一步明确指出： “工会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必须进入为劳动立法运动”。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贯彻中共中央决定，发布了《劳动法案大纲》。毛泽东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通知后，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并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山东分部负责人，于 8 月 16 日联合向众

议院呈递“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 19 条，要求国会制定劳动法案，“依法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4 页。

① 湖南《大公报》1921 年 4 月 26 日。

① 湖南《大公报》1922 年 5 月 1 日。

请愿贵院，尽量采纳通过，⋯⋯提出大会议决施行。”并将请愿书和劳动法案大纲 19 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9 月 6 日，毛泽东领衔率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织湖南劳动立法大同盟、湖南各公团联会会，并以各工会、各公团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 19 条，以使劳动者“获得政治自由”、“改良经济生活”、“参与产业管理”、“得受补习教育”4 项基本权利。否则，全国劳动者将“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②为了推动劳动立法运动， 毛泽东主持于 9 月 17 日组织成立了湖南劳动立法同盟。劳动立法虽然未得到北洋政府的允可，但争取劳动者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工组合权的呼声，已经深入人心，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在倡导劳动立法时，就注意在工人中建立革命团体，把他们组织起来。他首先把组织的重点放在产业工人之中。他在派出党的骨干到安源、水口山、粤汉铁路等重要产业的同时，自己带头深入到工人中去，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曾担任过 8 个工会的秘书。在组织工人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组织方式就是举办各种类型的工人夜校、补习学校。他和李立三、蒋先云、刘少奇、郭亮、夏明翰、罗学瓒等，分头在各地工人夜校和补习学校讲授文化知识的同时，重点分析工人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他们的觉悟，吸收优秀分子入团，入党，先后建立了一些党支部。再通过这些工人中党的骨干分子，去影响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工人运动。

安源路矿，包括安源煤矿和株萍铁路，是当时中国南方重要企业之一， 有工人 16000 多人。工人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生活非常低下，工人中蕴藏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毛泽东一直把这里作为发动工人、组织工人的重点。1921 年冬，他曾先后两次到安源，采取多种形式接触工人，了解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向他们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1922 年初，毛泽东派李立三赴安源办起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讲课的过程中，他们指出工人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只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作斗争，才有“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经过两个月的宣传发动，“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谈者日众。”1922 年 2 月中旬， 中共安源支部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党支部决定成立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采用“十人团”的办法把工人组织起来。5 月 1 日，正式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此时，毛泽东又增派蒋先云去安源参加俱乐部的领导工作。9 月初，毛泽东又亲自到安源，召集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针对工人中某些人不注意斗争策略的举动，他强调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不要过早暴露党的组织。从而，安源党组织的发展很扎实，并成为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对于粤汉铁路工人的组织也很重视。1921 年冬，他曾多次到长沙北门外新河车站和机车修理厂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和要求，同他们谈心， 启发他们的觉悟。年底，又派得力干部到新河车站办起了铁路补习学校。1922 年 5 月 1 日，中共粤汉铁路新河支部正式成立。8 月初，郭亮受毛泽东派遣

来到岳州车站，于 15 日成立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办起了工人补习学校，

并主编《工人之路》周刊。

在重点组织产业工人的同时，把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这是毛泽东从事早期工人运动的特点。长沙是当时全省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不下百余个工种，人数多达 10 万人。其中以码头、泥木、人力车、织造工人最多。自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开始，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就花了很大力气对手工业工人进行教育和组织工作。长沙泥木工会是毛泽东依靠一批积极分子，经过 3 个来月的工作，以“十人团”的形式把工人先组织起来，然后

于 1922 年 9 月 5 日成立的。下属 108 个团，达 1000 多人。毛泽东还亲自起

草了长沙土木工会章程 18 条，规定该工会的基本宗旨是：“改进工人生活， 拥护工人权利”，工会所要开展的工作是：举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互济”以及其他必要事项。工会的“基本组织为十人团”，每会员 10 人联成一团，选举代表一人，任期一年，负责“传达、

联络的责任”。委员会下设总务、文牍、会议、庶务、交际 5 股，主持工会的日常工作。各工会的秘书均由中共党员担任，代表党组织领导各工人俱乐部。在长沙泥木工会的影响下，长沙人力车工会于 10 月 8 日成立；长沙笔业

工会于 10 月下旬成立。此外，长沙活版业、织造业、理发业、缝纫业等工会

在此前后都纷纷建立起来。至 1923 年初，湖南一共建立了 20 多个产业工会

和行业性工会，有组织的工人达 4 万多人。

为了把全省各产业、行业工会统一组织起来，以便进一步开展一致行动的工人运动，毛泽东首先于 1922 年 11 月 1 日，主持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

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各产业、行业 30 余个团体代表 80 余人。会上，通过了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决议。紧接着，毛泽东召集各产业、行业代表17 人举行全省工团联合会第一次会议。5 日，省工团联合会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由毛泽东起草的《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章程》，选举毛泽东为干事局总干事，并将工团联合会的成立情况通告全国。21 日，毛泽东出席了湖南劳工会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指出“经济问题不解决，则社会一切问题俱不能解决”①。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努力工作之下，到 1923 年下半年，湖南的产业、行业工会达 30 多个，有组织的工人达

7 万多人。在工会中，一般都秘密地建立了党组织，积极而又慎重地吸收经过斗争考验的优秀分子入党，从而扩大了党组织中的工人成分，尤其是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实现了湖南工人阶级第一次大联合，在由党领导下的1922 年下半年至 1923 年 4 月的全省性质的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并且有力地促进了 1923 年湖南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等人认识到，仅仅把工人发动起来还不行，应当领导他们进行有组织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去取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正当权益。开展大规模的罢工斗争，则是夺取工人权益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自 1922 年 5 月至 1923

年 4 月这约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各类产业、

行业的工人举行了 10 次罢工斗争。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长沙铅印工人罢工等。这些罢工， 大都取得了胜利。罢工的目的，大都是为了争取正当的工资待遇，小部分则是争取营业自由、工人组合自由。湖南地方当局对于工人的罢工斗争采取了阻挠、破坏和镇压的态度，一些反动知识界人士亦对工人运动予以诽谤、歪

曲和谴责。毛泽东自始至终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对罢工斗争及时给予指导， 除了代表工人亲自与当局进行面对面谈判之外，他还撰写文章反驳那些攻击工人运动的谬论。在发生于 1922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11 日的长沙铅印活版工人罢工斗争中，毛泽东从一开始就鼓励工人们不要动摇，坚持斗争就是胜利。12 月 9 日，毛泽东组织报界及铅印活版工会代表等举行调停谈判会，“将工人要求条件逐条讨论，自午后一时起，至十二时止，始得结果”，“当场签订草约”。11 日，“复签正约”①。经过半个多月的斗争，罢工终于取得胜利。13 日，各报照常出版。然而，就在工人复工的这一天，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刷工人罢工后的几句话——对于工人的忠告》的时评， 诬蔑工人“受人驱策”，“为人作试验主义的牺牲”，“欠缺常识”，“不守秩序”，“不知卫生真谛”，“忠告”工人“非注意学问不可”等等。毛泽东在第二天发表的《铅印活版工会致“大公报”记者盾书》一文中，以工人的口气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对那种攻击罢工胜利的谬论予以反驳。他说： 穿长衣的先生和工人，“各自要拥护自身利益，各自要显出神通，这也是很不错的呵！”穿长衣的先生自认为以“同情者”的身份来“忠告”工人，但愿他能做到如下几点：一是愿“教训我们的人，能站在我们的地位来教口我； 能够不为我们的师长，而降格以为我们的朋友”；二是愿“教训我们的人， 能将事实调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视人家的人格”；三是愿“教训我们的人，能够下得身段，真真实实地教训我们，⋯⋯帮助我们，干劳动运动，至少，也应当做一个真实的劳工教育者，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来指责我们；四是愿“教训我们的人，能替我们仔细想想，我们当用何种方法而后能读书和运动的机会，⋯⋯免使我们长久受人教训罢。”②毛泽东这篇用词激烈、针锋相对的反驳文章一发表，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它既使得那些反对工人运动的人有所收敛，又给予工人罢工斗争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1922 年底湖南工人运动形成罢工高潮时，赵恒惕政府散布“过激派”操纵工人运动的谣言，企图压制工人罢工。并不断制造向工人挑衅的事件，如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长沙县署准备重新封闭理发工人开的 7 家新店，旧缝纫工会的封建把头，寻衅与工人发生冲突，等等。为了进一步鼓舞工人的斗志，揭破谣言，保护工会，解除部分工人群众的思想顾虑，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份，于 12 月 11 日至 13 日率领

各工会代表 20 多人，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先后与长沙县知事周瀛干、警察

厅长石成金、政务厅长吴景鸿、省长赵恒惕等人，进行了连续 3 天的面对面的说理斗争。

这次说理斗争的内容牵涉到 10 个问题。其中关于政府对工界的态度问题，赵恒惕、吴景鸿、石成金、周流干等假意宣称：“政府对于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在谈起黄爱、庞人铨被杀事件时，赵恒惕等诬蔑“黄、庞收买枪枝，勾结土匪，运动造币厂罢工”，并狡辩杀黄、庞“并非对工界”，而“系对黄、庞个人”。毛泽东等人当即予以反驳，指出政府对黄、庞所加罪名纯属强加于人，“实不是事实”。并警告赵恒惕等，用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手段，绝对没有好结果。因为，在“工人方面杀一两个人封

① 湖南《大公报》1922 年 12 月 13 日。

闭一两个工会，固然是损失，但并不因此停止他们必须的活动。”关于工人集会、结社自由的问题，毛泽东等人拿着政府制订的“省宪法”第 12 条规定“人民在不抵触刑事法典之范围内有自由结社，及不携带武器和平集会之权，不受何种特别法令之限制”。质问赵恒惕等人，宪法既无规定要经官厅准许才可结社，“若须准许才可结社，则许可与否官厅大可自由，省宪法第十一（二）条就根本取消了。”集会也是如此；近来常有暗探多方阻挠，或竟用武装警察勒令解散，“不知人民不携带武器之和平集会，省宪法规定有完全自由，断不宜随意干涉。”赵恒惕等承认“宪法当然完全有效”，但又强调人民必须“守法”。毛泽东等又利用资产阶级的法学理论，与吴景鸿展开辩论：“法律只管行为，不管意思”，“若政府在人民未有行为以前只根据其用意（并且是揣测的）就去干涉，那就几无事不可指为‘将会’侵犯刑事法典，无事不可干涉了”。并且列举英国不干涉共产党在行为以外之事， 不禁止人民佩带手枪，只是在“有放枪杀人之事发现时才去干涉”的例证， 驳得吴景鸿等无词以对。关于表明工人态度即信仰的问题，毛泽东等明确表示：“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确于工人有利，但中国目前尚难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义为原则。至官厅文告，常有工人盛倡无政府主义之语，全违事实。”因为，工人信仰的并不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于工人殊不利也”。至于工人对于目前政府的态度，“只要政府待工人有好意，工人对政府断无恶意”。近来发生的工人要求增加工钱、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待遇的事情，“断不为目前政治上的党派所利用”。然而，“政府不察”，一见到工人罢工，“就疑心有政派在那里利用。这种疑心，实在是错误的”。赵恒惕等提出：“劳资不要互斗，应互让，以免酿成社会上大损失”，“劝工人稍微忍点痛苦”。毛泽东等立即指出：“政府实负有一种责任，即政府宜使资本家店主多退让，则工人便不至与之冲突了。”①此外， 关于“工人与政府接头”的问题，关于“劳资裁判所”的问题，关于“人力车工会”的问题，关于“理发工”的问题，关于“笔业罢工”的问题，关于“机械工会”的问题，关于“缝纫工会”的问题，毛泽东等代表分别与省政府、警察厅、政务厅、长沙县政府要人作了针锋相对的交涉，取得了胜利。

在这连续 3 天的交涉过程中，毛泽东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既揭露了它的假民主的真面目，又为工人取得了一定的合法权益。1923 年上半年， 湖南工人运动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组织领导之下，继续向前发展。“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人运动迅速转入低潮，唯独湖南的工人运动仍呈高涨之势。例如，湖南外交后援会成立于 1923 年 4 月，标志着工人运动走上了反帝的道路。由水口山工人俱乐部领导成员刘东轩在衡山白果组织的岳北农工会，也于此时宣告成立。对此，毛泽东在 1923 年 7 月 1 日发表的《省宪下之湖南》一文中，作了初步总结：“湖南的劳动运动与国内各地的劳动运动同时并起，工人的活动，大引起社会之注目。”他对自 1922 年 5 月以来，在湖南范围内新组织的工人团体作了统计，共达“二十三团”，“总计人数约三万人”。罢工斗争的次数为“十次”，胜利及半胜利者“九次”， 失败一次。罢工人数“共计二万二千二百五十人”。

湖南的工人运动虽然在 1923 年底，被赵恒惕政府残酷镇压，暂时处于低潮，但在这以前，无论其组织的发展，还是罢工斗争的次数、规模及其结局，

均居全国各省区工人运动的前列。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在开展湖南工人运动的过程中，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以产业工运为重点，产业、行业工运一起进行；以马克思主义武装工人，在斗争中发展党、团员，建立党支部和严密的工会组织；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发动工人为争取生存权、劳动权和劳工组合权而斗争；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策略，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把合法斗争与罢工斗争相结合，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从经济斗争入手，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等等。这些，都是湖南早期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形成高潮的基本原因，同时也是毛泽东开展早期工人运动的基本经验。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的工人人数毕竟太少了。仅仅依靠工人的力量，不足以动摇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革命的主要力量在哪里？这是毛泽东在革命实践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