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转变标志

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断接触，并对幸亥革命前至“五四”运动以来流行中国的各派哲学经过较长时间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比较鉴别之后， 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唯心史观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在思想上具备了接受唯物史观的条件，在 1920 年冬至 1921 年初终于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第一，认定“俄国式的革命”是改造中国的一条“新路”。

毛泽东在 1920 年冬天之前，对于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就必须打倒“强权”，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这个革命目标的认识是正确的， 但是，对于采取什么方法去达到这个目标的问题，他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相反，他认为马克思的激烈说和克鲁泡特金的温和说——即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改良方法都是打倒强权的手段，而且他根据自己的理解， 认为当时最适合于中国的还是温和说——“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后来实践证明温和说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在 1920 年冬天即对此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回信中就明确表示反对肖子升等人的“用和平手段，谋全体的幸福”的主张；而赞成蔡和森提出的以“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张。他诘问温和派：“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08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60 页。

③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50 页。

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①“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如无产者在这其中占三分之二，那么“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②况且，现在无产者已经觉醒，认识到自己应该占有财产，认识到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是不合理的，不公平的。所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①。中国革命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路？ 经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考察，经过对以往政治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毛泽东作出结论：“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②毛泽东在这里阐述的内容，实际上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无产阶级

革命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期，作为一位初步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明确坚持这个基本点。毛泽东在这时已经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体现了这个基本原则和方法，与 1920 年冬天以前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反对“炸弹革命”、“有血革命”的观点相比，有了质的变化。

第二，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

毛泽东在 1920 年冬天，对于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有了比以前更为明确的认识。他说：“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③。地主、贵族、资本家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不会“回心向善”。例如，拿破仑第一帝失败，又有拿破仑第三称帝；有袁世凯专制失败，又有段祺瑞专制的登台。同样，无产阶级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因“受无产的痛苦”，就必然要“发生共产的要求”。他认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④因此，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使得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形成“自然的结果”⑤，只有通过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贵族、资本家的统治，才能实现中国和世界的根本改造。毛泽东这里论述的实际上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原理——阶级论。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中开始接触阶级斗争学说，并初步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和考察社会问题，但他那时对地主、贵族、资本家的阶氓本质还缺乏深刻的、全面的和准确的认识，误以为“强权者”也是人，幻想他们“回心向善”，“将大礼服收起”，同平民一道“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五四”运动以后，在驱张和自治运动中，他虽也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那样的“彻底的总革命”、进行阶级的大搏斗的原则是正确的，但又认为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这个条件和环境，时机尚未成熟，这种阶级大搏斗还是将来的事情，即“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①。他甚至赞扬谭延闿等

①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4 页。

②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4 页。

①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4～105 页。

②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3 页。

③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4 页。

④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5 页。

⑤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5 页。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15 页。

人“劳苦功高，乡邦英俊”，只是希望他们“能遵守自决主义”，“能遵守民治主义”，“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②。至于在中国必须通过全国性的阶级斗争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的问题，他的头脑中还没形成明确的观念。随着政治斗争形势的发展，通过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全面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上，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他表示：“急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③这个认识不仅表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有了较为深刻的理解，同时也为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去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明确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在 1920 年冬天以前虽然明确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对无产专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没有深入的认识。他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提出建立湖南共和国，虽然也主张要由人民来治理这个国，但这个“人民”二字含义较广泛，并非明确指无产阶级的专政。1920 年冬天之后，由于总结了以往斗争的经验教训，清算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对待新民学会内部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意见，进行了分析考察，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在给蔡和森等人的回信中指出：“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蔡和森的主张是什么？就是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强调的：“‘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 就是“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斯的方法的”②。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回信中对于肖子升等人的“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的观点明确表示反对③。他认为，肖子升等人的“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之所以不可取，原因就在于“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 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④教育之所以落在资本家手中，就在于“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 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⑤。通过深入的分析考察，毛泽东作出结论：无产阶级要真正获得教育的权力，就必须打破资本家的统治，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91 页。

③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41 页。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99 页。

②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2 页。

③ 《新民学会交献汇编》第 102 页。

④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3 页。

建立自己的政权，实行本阶级的专政。“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①毛泽东在这里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强调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第四，主张各阶层群众“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内容——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认识，是在高度评价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个前提下产生的。毛泽东在 1920 年冬天深刻地理解了列宁所说的“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②的观点，从政治斗争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以社会的腐败，民族的颓废，没有绝大的努力，不足以“连根拔起”、“摧陷廓清”旧制度。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指出：“我觉得创造特别的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③他基于“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基础，主张“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有可能，都要联合起来， “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④，“造成过激派万人，以此作为团结群众的骨干，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⑤。与此同时，毛泽东精辟地阐述了革命战略和策略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针对一些人热衷于当时湖南的“实际”运动，缺乏整体的、远大的革命目标的倾向，毛泽东指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在这些运动之外”⑥。这就明确地将属于战略范围内的“根本改造”与属于策略范围内的“权宜之计”区别开来。针对一些人认为“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的思想倾向，毛泽东明确指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当然，我们在这两个运动中只能处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①。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阐述了革命策略是实现某种革命战略目标的一种手段的观点。在“五四”运动中，毛泽东虽然强调要“以小联合做基础”，根据各个阶级和阶层人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联合和斗争的策略，但是他对于革命战略和策略的区别与联系还不十分明确。在湖南自治运动中，他又把实现根本改造——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问题放在次要的地位，而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湖南的自治上，并幻想与谭延阎等人握手言欢，共同采取改造的行动。正是在吸取和总结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的经验教训，在对科学社会主义有了深入的学习， 并最终接受其基本原理以后，毛泽东对于革命目标和手段之间的辩证关系才有了正确认识。

第五，明确赞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第二次去北京之前未予重视，只是在 1920 年 7

① 《新民学会文献汇编》第 10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28 页。

③ 《新民学会资料》第 152 页。

④ 《新民学会资料》第 152 页。

⑤ 《新民学会资料》第 84 页。

⑥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571 页。

月从上海回到湖南后，才创办了文化书社，在广大群众中介绍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等各种进步书刊，成立了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的“俄罗斯研究会”， 组织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这都是在湖南从事组党活动的开端。但是，这些组党活动还是初步的，肤浅的，而且对于用马列主义为指导来组党和建党的问题，毛泽东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不清的。到了1920 年冬天，由于对科学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接触和学习，并最终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是由于新民学会内部讨论诸如中国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法，用什么指导中国革命等问题时，蔡和森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纲领、组织原则和纪律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才更加明确和深化。至此，他不仅明确主张要“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①，而且坚决赞成蔡和森的建党的思想原则。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且就其中的某些问题作了补充和发挥，强调指出：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②与此同时，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其他会员的信中提出要把共产党作为“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的核心，并反复强调“主义”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在中国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③， “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他提醒他的同志们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时候，要真正变为主义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④这个主义是什么呢？他在新民学会新年会议上再次表示赞成何叔衡发言所主张的俄国式的“过激主义”，而不赞成其他任何什么主义⑤。也就是说，他赞成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来“组党”，并进一步强调以这种“主义”建立起来的政党，要像蔡和森所说的使它成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⑥。毛泽东在这里所赞成和提出的建党主张，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容——政党论的基本思想。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 1920 年冬至 1921 年初这段时间里，对于科学社会

主义的基本原理——革命论、阶级论、专政论、战略和策略论、政党论等 5 个方面有了基本理解和接受，尤其是他得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的结论，标志着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唯心主义转变到了唯物主义，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