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热雨洒江天

自毛泽东赠予“大跃进”一词的发明者以“一号博士”头衔之后，经过1958 年 1 月以批判“反冒进”为基调的南宁会议和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

主要精神的 3 月成都会议，在全国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对此，毛泽东曾赋诗抒怀：“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这里，充分表现了他对大跃进的热风吹雨洒遍神州大地的喜悦心情， 对国际反动势力攻击大跃进的蔑视态度。

一 从“反冒进”到“大跃进”

毛泽东认为，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胜利完成，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基于这个前提，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提出了赶超英美的战略构想。

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经济建设的发展赶超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贯思想。列宁、斯大林曾经就提出过 15 年赶超美国的发展战咯。1917 年，列宁提出：“或是灭亡， 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①从而把经济发展的赶超战略提高到关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169 页。

系社会主义国家生死攸关的政治高度。在 30 年代，斯大林多次论述了快速赶

超的经济发展战略。1931 年，他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 50 至 100 年，

我们定在 10 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②为达此目的，斯大林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用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办法，追求大大高于资本主义的增长速度。在工业的增长速度方面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后，斯大林于1939 年 3 月在联共（布）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在最近十至十五年之内在经济上也超过他们”③。后来，由于苏德战争爆发，打断了这个发展战略的计划。战后，经过经济恢复和调整后，赫鲁晓夫又重提这个战略。在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大会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通过和平竞赛，在今后

15 年内赶上并且超过美国的目标：“今后几年中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牛奶、牛油和肉类生产赶上美国。”

毛泽东接受了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就进行了赶超美国的酝酿。1955 年 11 月，他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作过粗略的设想，“大约 50 年到 70 年左右即 10 个到

15 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设想 50 年以后会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1957 年 7 月，他在《1957 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考，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①

因此，当 1957 年 11 月毛泽东率团去莫斯科参加庆祝苏联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 40 周年，听了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赶上并超过美国的目标之后，受到

启发，便提出了 15 年中国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说：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 520 万吨钢，再过 5 年，可以有 1000 万到 1500 万吨钢；再过 15

年，可以有 3500 万到 4000 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 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 15 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 我也可以讲，15 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 2000 万吨钢，中

国呢？再过 15 年可能是 4000 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呢？在 15 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的讲话与赫鲁晓夫的思想比较一致，党内也没有异议，为党中央所接受。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公开宣布：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 10 年到 15 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 15 年后，苏联在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

② 《斯大林全集》第 13 卷，第 38 页。

③ 《斯大林文选》上卷，第 239 页。

同一期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那样， 社会主义世界就将把帝国主义国家远远抛在后面。与此同时，李富春对赶超战略作了详细解释，认为 15 年后中国钢产量将达到 4000 万吨，英国目前生

产 2000 多万吨钢，将不可能达到那个指标，同时，在煤、金属切割机床、水

泥、化肥等方面的产量，也可能在 15 年之内超过英国。①随后，《人民日报》

1958 年的元旦社论进一步宣传了 15 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

毛泽东这一赶超战略，并不是有些同志所批评的“妄想曲”，而是有一定根据的。应该肯定，苏联 4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确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优越性。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面貌在四十年期间完全改变了。在革命以前，俄国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曾经是比较落后的。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弹道火箭、发射了世界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卫星，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②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也始终处在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有关资料表明，1949 年社会总产值仅 557 亿元，到 1952 年已达 1015 亿元，到 1956

年又增长到 1639 亿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1.3

％，这种发展速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因此在当时看来，用 15 年时间赶上英国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同时，这一战略也反映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欲望。赶超战略，当时在人民中起了很大的鼓舞、动员作用，实现 15

年赶超的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只用 23 年就走完英国 102 年所走过的路。这对于渴望中国能早日富强起来的中国人民，的确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

基于赶超战略的构想，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具体部署。1955 年 11

月，毛泽东在杭州同 14 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商定的《农业十七条》中

提出，到 1967 年粮食产量达一万亿斤，确定以此做为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随后，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以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动力量，在各项工作中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迅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12 月 27 日，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个思想。他说：5000 多万农户加入合作社，“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①因此，他强调，凡是办得到的，能够办的都要争取办， 并要争取多，争取快，争取好，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要多一点，快一点，好一点的思想。

根据毛泽东这一精神，1956 年的经济建设迅速地发展，生产计划出现了一些失衡现象，引起了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上的紧张局面。对此，周恩来、刘少奇等人提出了“反冒进”的批评，强调要注意避免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① 见《新华半月报》1958 年第 1 号。

② 《新华半月刊》1957 年第 23 号。

对 1957 年经济建设提出了“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当时，毛泽东勉

强接受了这个计划。他在 11 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经济建设不是一点没有进退地、四平八稳地前进着，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有时快一点，有时慢一点，有时上马，有时下马，这种情况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承认了这点， 那么今年冒一点就不是不得了，明年少搞些也就没有什么。

但是，由于反冒进，引起了两个问题。一是在 1957 年整风中，张奚若、

陈铭枢等人对 1956 年的冒进引起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紧张局面提出了诸多批评，他们说，毛泽东和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毛泽东认为党内的“反冒进”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提供了炮弹。二是 1957 年工业发展的速度不如上年，农业没有达到计划，而农业增长低又会影响下一年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毛泽东认为，1956 年“反冒进”反错了，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带来了不良后果。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反冒进”提出了批评。他说：1956 年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冒进了，吹起了一股风，把多快、好、省， 农业纲要 40 条，“促进会”几个东西都吹掉了，影响了今年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农业的发展，给群众泼了冷水。进而他把“反冒进”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 称为方针性的错误。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不得了。这三年有个曲折，右派一攻， 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 50 米远了。右派来了一年全面反“冒进”， 什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 六亿人民泄了气。1956 年 6 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他引经据典，嘻笔怒骂，矛头直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称他们是宋玉的

《登徒子好色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没有分清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他强调，多快好省、农业 40 条、“促进会”必须恢复，我们要避开联走过的弯路，比苏联搞的速度要更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好一点，应该争取这个可能。南宁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提出了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的口号。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的地方工业产值，在 5 至 10 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

在 5 至 8 年内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实现苦战三年使大部分面貌基本上改观的大跃进。这是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关键性会议。

如果说毛泽东批评“反冒进”，提出 15 年赶超英国的战略口号，只是为

“大跃进”作了思想舆论上的准备的话，那么，经过 1958 年一系列中央会议， 毛泽东把“大跃进”付诸了实践。

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九省两市书记参加的会议。在会上，毛泽东一方面号召各级党委把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另一方面又着重批评了 1956 年的“反冒进”，提出以后只许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不许提“反冒进”的口号。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的结果， 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

1958 年 3 月，毛泽东召开成都会议。在会上他多次讲话，又把党内的“反冒进”与社会上的右派进攻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与此同时，他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他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

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 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来了，问题是足不足。于是，在会后不久， 中央就批发了冶金部负责同志的一个报告，计划钢铁产量在 10 年内赶上英国，20 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赶上美国，即到 1977 年前后年产钢铁一亿吨。“大跃进”就是在这样一种激情中拉开了序幕。

随后，1985 年 5 月，毛泽东又召开了八大二次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 914 际团结；在继续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还要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 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会上，毛泽东突出地论证了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口号，他甚至兴奋地提出，15 年内不但可以赶上英国， 而且可以赶上美国。当时毛泽东自信这条总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时也强调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才算最后形成。他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八年内逐步形成起来的，时间不算很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至少还有五年，苦战三年，再加二年，如果不出大乱子，路线就差不多了，就可以说形成了。”这样，就在全国开始了大跃进。

1958 年 8 月，毛泽东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为“大跃进”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这次会议的主题，是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时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等问题。会议认为全国农村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因此，毛泽东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主要任务应转攻工业，决定 1959 年钢产量比上年翻一番，即达

1070 万吨，为达此自的，决定动员全民上山，土洋并举，大炼钢铁。同时， 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定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

会后，在全国很快掀起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农业上高产卫星一个高于一个，最高早稻单产竟达 43075 斤。工业上，9000 万人上山， 土法上马，整个中国处在激动与狂热之中。

应该指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进而在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并非出于个人意气之争。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建设社会主义两种方针、方法之争。他在成都会议上说：“反冒进是个方针性的错误问题，南宁会议提出的这个问题，有许多同志紧张，现在好了，谈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大跃进”也不是有人所批评的那样，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它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跻身于世界之林的普遍欲望，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的关心和决心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意志。但是由于他没有深入细致地调查国情的变化状况，没有形成系统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这样使得“大跃进”在提出之前就缺乏充分的论证与现实基础。与此同时，毛泽东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加速完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重大成就的鼓舞下，思考社会主义建设如何加速的问题。所以，“大跃进”

强调的是主观因素，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导致对经济的破坏。“大跃进”就在这样远离本意的失控情况下，悲壮地失败了，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二 向共产主义过渡

与“赶超战略”相结合，1958 年春，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这种活动提出了土地连片和劳动集中管理的要求，出现了并社办公社的热潮。

亿万翻身农民从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之中，激情满怀地感受到共产党、毛泽东为他们带来的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自然，共产主义的美好憧憬，已骤然化为他们一种狂热的理想追求。而把广大农民变成彻底摆脱私有制的共产主义新人，更是一直萦绕于毛泽东心中的问题。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感召力与人民追求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欲，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民族心态，人民高歌着：“总路线是灯塔，共产主义开了花，水利化，电气化，麦克风前来讲话” 的狂热曲，而毛泽东则回忆说：“1949 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 到 1955 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①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看来是寻求彻底解放农民、把农民变成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也是准备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根据毛泽东这一指导思想，全国很快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从 7 月开始发展，8 月普遍规划、试办，9 月进入高潮，到 1958 年 9 月底，全国已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特点，就是一大二公。毛泽东在 1958 年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解释说，人民公社的特征，就是一大二公。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取消私养牲畜，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 实行工资制，搞农业工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制度。总之，它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础单位。

公社所有制形式规定，“各个农业合作社并为公社，根据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应该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社员转入公社，应该交出自留地，并且将私有的房屋、牲畜、林木等生产资料转为全社所有”，高级社的财产全部无偿地转为公社所有，劳动力和产品由公社统一调配，公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这样，就大大提高了公社的公有化程度。

与所有制相联系，公社的分配制度是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毛泽东指出，公社的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老年、每个青年都有工资，发给每一个人。和以前分配给家长不同，直接领取工资，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令毛泽东更为兴奋的是，供给制成了人们向往的共产主义因素， 成为生活中的“大部分”。很多公社，己不分现粮，实行以人定粮、把粮食统一拨给食堂，给社员发就餐证，吃饭不要钱，少数社可实行衣、食、住、

生、老、病、死、学、育、婚，全由公社包起来。当时实行“共产主义”的典型，河北徐水县，甚至实行“全民供给制”。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种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从而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说，进城以后，我们发明了一个东西，要给 100 元钱，计件工资，这不是个好东西，争吵，不积极，出懒汉，

脱离群众，与国民党差不多。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是打了 20 多年的仗，长期实行供给制，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星期天，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有人说，平均主义容易出懒汉，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过去 22 年，出了多少懒汉？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这种作风，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是一种便于过渡的形式，为建成社会主义， 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过渡的时间上，毛泽东提出了可以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1954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说，要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

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 3 个五年计划，即 15 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

195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把中国未来的发展进程同赶超美国，过渡到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当我们赶上或超过美国时，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就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但 1958 年 5 月，八大二次会议及其以

后，认为超过英国只不过是 7 年，5 年和两年，赶上美国也不过是 15 年、10 年。因此，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成了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提到了面前。毛泽东看到 1958 年的人民公社，公有化程度大大提高，吃饭不要钱的分配制度，似乎不但消灭了私有制，而且也消灭了等级制、特权制，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 因此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样，人们普遍认为，一个美好、纯洁的共产主义社会很快就会降临人间了。人们开始跑步过渡共产主义。当时山东范县，他们想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县委第一书记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中说：“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当他们宣布到 1960 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毛泽东兴奋不已，11 月 6 日便命笔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促，只三年，也不要紧，三年完不成，顺延可也。”并派员前往视察。当然，毛泽东一再告诫人们，要“谦虚谨慎”， 不要骄傲，即使我们已经具备了进入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也应当由苏联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不然苏联脸上无光，如果我们先进入怎么办？ 还是挂社会主义的招牌，行共产主义的实际。①

在过渡的方法上，毛泽东认为要搞群众运动。他认为，苏联之所以搞得比我们慢，就是因为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条，即缺政治，他们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生活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自下而上发动群众， 搞阶级斗争，搞政治挂帅。

三 破资产阶级法权

在毛泽东看来，经他发动起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了工农业生产的飞速发展，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丰富的物资条件。但是，实现这个过渡、单有物资条件还不行，还需要在思想上与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

裂，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以便为这个过渡提供思想条件。为了克服阻碍共产主义到来的消极因素，及早地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培养共产主义因素，毛泽东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提到了议事日程。

1958 年 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干部要改掉官气时说，不论什么大官，主席也好，总理也好，都应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在人民中出现，使工人、农民想到和他们平等。后来在 3 月的成都会议、4 月的汉口会议上， 他对这个问题做了理论概括。他认为，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在其相互关系与分配关系方面，则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在劳动阶级内部，党政工团和工人农民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劳动者的关系，因为有官气，不是平等的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单改变所有制的不平等还不够，还要继续改变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中的不平等。

1958 年 8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上，明确地提出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他说，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资产阶级法权制度还是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制，没有星期天，没有 8 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成万地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 6 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当时，张春桥在上海听到毛泽东讲话精神之后，立即在《解放》杂志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毛泽东读后，很感兴趣，责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他在转载此文的编者按中说：“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张春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这是毛泽东借题发挥，公开表达自己要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想法。

当然，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实行“供给制”等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具体措施产主了消极的严重后果，因此毛泽东又重新审视了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把资产阶级法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政治上的，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靠资格、靠权力吃饭等等；另一部分是经济上的，工资制度，按劳分配等等。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前者必须破除，后者适当保留。但是，在许多场合，毛泽东仍然执着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乃至成为他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基本原因。

毛泽东在当时为什么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如此严重地提到全党面前呢？

第一，出于对马克思、列宁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解。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基本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当毛泽东在审视现实的社会主义与理想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时，他对马克思有关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鼓吹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公平的分配”， “平等的权利”等空话时，谈到了未来社会消费资料的分配问题。他指出，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不可能有对于消费品的完全公平分配，至于对“社会一切成员”在消费品分配的“平等的权利”，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这

里通行的是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因此，这里平等的权利按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①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交换中，一切商品交换者都必须遵循价值尺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商品的平等交换原则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被确认的，因此马克思称它为资产阶级的法权。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同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加以比较分析时，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所体现的平等的权利赋予资产阶级法权的涵义，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所谓“平等的权利”的历史根源和历史局限，从本质上说明了它不是共产主义高阶级段的理想，不能作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纲领。

列宁对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非常重视，他在《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中发挥了马克思这一思想。指出这种等量劳动与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权利，只是形式上的平等，而事实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表明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尚未完全取消，没有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和痕迹。人们不可能立即学会不需要任何权利规范而为社会进行劳动，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因而需要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来保卫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于等， 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以行政手段来强迫人们共同遵守“资产阶级法权”，维持社会主义的正常秩序。

列宁的思路和结论，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58 年，他在重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时，对书中论述国家消亡的部分，如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别等处，都密密麻麻地画着各种符号，重要的段落还画着竖直线、曲线、大圈套着小圈，在论述有关国家与民主、平等的关系等处，圈画更加多。1964 年后他再次读《国家与革命》时，所注重的仍是这些段落。

当然，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解，不是停留在马克思纯经济意义的“形式上的平等”问题上，也不是停留在列宁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一般政治意义上，而关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平等待人、官僚主义、摆资格、玩权术等不合理现象。毛泽东用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来审视这些问题，这是很值得研究的。

第二，出于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优虑。如何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不能不引起思虑。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不能不搞按劳分配。但是，共产党人不能把按劳分配原则当成革命的最终目标，更不能放弃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共产党人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不是为了捞取社会给他个人的报酬。我们所进行的工作都是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因此，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发扬共产主义革命精神，实现共同富裕，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事业所要求的。而按劳分配原则，与共产主义事业的要求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是资本主义社会留下来的痕迹，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不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巩固。毛泽东在 1974 年 10 月 20 日会见丹麦首相时说：“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89～90 页。

分配，货币交换，这些与旧社会没有多大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吏了。”

①就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主要在于所有制变更了，其他方面，如工资制

度和商品经济等都没有完全变更，因此，在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很容易出现， 搞资本主义很容易。1974 年底他明确地对周恩来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正是这个原因，1975 年初，他发表了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高潮。他强调：“民主革命，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 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对待“资产阶级法权”的态度，看成了区别马克思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民主派、走资派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三，出于文化传统与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素质。追求大同理想，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儒家经典，就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历代知识分子都把这一理想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高目标，当作平治天下的最终目的。特别是近代一批仁人志士，面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都曾热烈而真挚地追求过这一大同理想，康有为在《大同书》里曾经指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梁启超则把中国古代的《礼运篇》，康有为的《大同书》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挂钩。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以今语译之，则民治主义存焉，国际联合主义存焉，儿童公育主义存焉，老病保险主义存焉、共产主义存焉， 劳作神圣主义存焉、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其理想与今世所谓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多合符契，而陈义之高且过之”。①毛泽东深受他们的影响，早在 1917 年就曾表示，“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大同者， 吾人之鹄也。”②当他政权在握时，这种大同理想被用来作为解释共产主义的注脚。1958 年 12 月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于日理万机之际，重读了《三国志》的《张鲁传》，并作了批语：“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中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千古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 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 ‘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

（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 修道治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正如法国学者余敷华所揭示的：“人们可以

① 见《人民日报》1975 年 2 月 22 日。

①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 66～67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89 页。

从这些思想中找到对现实的许多解释，对现在的许多预示。例如，二世纪时， 中国经历了一个大动乱时期。‘黄巾’的道家运动便向被他们动员起来的穷苦大众宣扬：一个繁荣和平等的时代即将到来。农民公社组织起来了，大家分享食物，公开忏悔自己的过错⋯⋯”①。的确用“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之类的新词汇来解释《张鲁传》，将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当代的人民公社相比照，这件事本身就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化素质层面上的深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