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本主义绝种的新战略

毛泽东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后，如何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他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此， 他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发展的历史进程，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确立了使资本主义绝种的新的战略思想。

一 两种不同的心态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随着土改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我国农村和城市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纷纷呈现在全党面前。对于这种种情况，党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反映。

农村土改以后，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存在兼并和雇工现象，初步拉开了贫富差距，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老解放区的互助组织呈现出涣散的状况。

据中共山西省委 1950 年在老区 6 个村的典型调查，中农户数已占 80％，

人口占 88.7％，产量占 80％。两年间出卖土地的有 139 户，占总户数的 11.8

％，出卖土地 410 亩，占总田亩的 2.28％。这些除因调整生产和转业迁移需要等原因外，有相当一部分是不能抵抗的疾病、死亡、灾难等原因。有的中农占有土地已超过当地平均数的 1 至 2 倍，并有少量雇工。①

同年 3 月，中共东北局报告提出，东北农村有 1％左右的农户已成为新富农。据 18 个村的调查，富农占农村户数的 1.8％，人口的 2.6％。②同年 9 月，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在关于农村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和对策的报告中说，新富农所占比重，据河北、山西、察哈尔 8 个村的统计，占总户数的 2％稍强， 加上其他剥削阶层共占 2.23％，估计可代表华北一般情况，这是当时农村调查材料反映新富农发展状况的最高估计。③

这些报告，还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基本心态：中农具备了独立生产的条件， 愿意单干，不愿参加互助合作，但又不敢“冒尖”。他们对旧式富农感兴趣， 对组织起来感到苦恼。他们说：“这个国家好，就是组织起来不好。”他们认为，只有单干才能“种”好地，才能发财。现在把他们编在互助组里，是为了“拉帮穷人”，要他们等一等穷人。因此，影响了生产的积极性，或者

①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第 235～239 页。

② 《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下册，第 253 页。

③ 1953 年 3 月《东北局关于推行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决议》。

生产不积蓄，认为够吃够用就行。而贫农由于天灾人祸，或者不善于经营， 不具备独立的生产条件，生活不好。他们则希望通过互助合作组织把自己发展起来，产生了一种自发的社会主义的平均思想和依赖国家的情绪。

面对农村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如何引导农民积极发展生产，是摆在中共各级党委和各级人民政府面前的新课题。对此，党内不少人发生忧虑，担心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害怕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共山西省委的报告说：“山西老区的互助组织，基础较大，历史较长，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争时期的劳力、畜力困难，已不再是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农民已达到富裕中农的程度，加以战争转向和平，就使某些互助组织中发生了涣散的情形。⋯⋯实践证明，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如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为富农的‘庄园’。”

①

华北局政策研究室在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农村阶级分化之所以如此迅速明显，从党的领导作用方面来说，与互助合作开展不力，党在农村的政治工作不强有极大关系；但是，其实际社会原因：在于个体农民自发发展着资本主义。这种自发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的倾向，具体表现在：“农村雇佣劳动、债务剥削、土地买卖、租佃和典当，均有了相当的发展；要求我们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给以必要的限制，不能放任自流， 任其泛滥。”②

在城市，通过“五反”运动揭露了不法资本家为牟取暴利而进行的种种非法活动乃至犯罪活动，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因此，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它是否还存在两面性，是否应当借“五反”运动的东风一举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理论刊物《学习》杂志，在 1952 年第 1、2、3 期连续发表了《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领导资产阶级思想改造》、《论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认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性》、《明确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等文章，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加分析，一概抹煞，甚至把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积极性描写成一种欺骗的手段，实际上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着两面性的特征。这些观点，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他认为， 这些文章在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上，犯有片面性的错误。应该历史地分析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现在“反击资产阶级的进攻，并非现在就要消灭资产阶级。”

究竟如何分析对待农村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的情况和城市资产阶级在“五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如何分析农村中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如何分析城市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乃至整个社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与资产阶级成分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

面对这种情况，刘少奇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主张。他认为，农村必须有 80％的中农，10％的富农，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发展集体农业。对于农村中所说的剥削，他认为，现在必须剥削，要欢迎剥削，不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 35 页。

② 中共中央西南局农村工作委员会 1952 年 11 月编《西南区农村工作会议参考材料》第 17 页。

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今天大批难民到东北去，关外的富农能剥削他，他就会谢天谢地。针对有些省提出把互助组发展成合作社的意见，刘少奇说：有些同志现在就想从实际上来搞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使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有了国家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 然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能。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的农业去，那是幻想。①他认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 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业的资本主义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①

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刘少奇认为，比较进步的近代生产方式，中国只有 10％。所以，中国近代的工厂、私人工厂有进步作用。不管资本家的工厂也好，国营工厂也好，中国的工厂多一点，中国的生产力就会提高，人民的生活就会改善，所以它是进步的生产方式，如果现在就采取社会主义步骤， 把工业收起来，对人民没有利益，就要伤害工业生产的积极性。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这是破坏作用，是反动的。

但是，毛泽东面对农村两极分化，城市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反映了与刘少奇不同的心态。他虽然对 1952 年《学习》杂志第 1、2、3 期发表的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几篇文章持批判态度，但对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忧虑；对农民的自发势力，农民走资本主义的倾向，表示了极大的担心。他对刘少奇关于把互助组提高为合作社以动摇私有制基础的意见是“农业社会主义”的批语，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对互助合作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众从小生产个体经济逐渐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的形式，否认它们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思想。”②1953 年 6 月 15 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止在原来的地方，不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他认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 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他还指出，“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 15 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 31～32 页。

①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 33 页。

②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 40 页。

他还批评了“发家致富”、“确保私有财产”的口号。因为中农怕“冒尖”， 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毛泽东的这些批评，既反映了他对民主革命胜利后城乡资本主义发展严重忧虑的心态，也可以看出他改造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新思路。

二 对主要矛盾的新判断

毛泽东对城乡资本主义发展严重忧虑的心态，出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判断和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思考。

对于判断主要矛盾的意义，毛泽东早就有过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毛泽东遵循这一方法论原则，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要矛盾问题，曾做过基本的分析， 他认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尚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必须强化。对内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 这是我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但是，这种基本矛盾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却不可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近 3 年的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过程中，毛泽东以政治家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中出现的种种情况，对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判断。他认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剩下的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就阶级矛盾而言，无疑是主要的，因此，他断言， “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

由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矛盾斗争所规定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制约着社会生活的过程。如前所述，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逐渐趋于中农化，出现少量土地集中和雇工现象。少数农户上升为富裕中农，个别的还成了新富农。老解放区原有的互助组织出现涣散现象。中农的基本要求是发家致富，但其内心又是矛盾的，想致富，又怕“冒尖”，怕说“剥削”。面对农村出现的新情况，党内不少人产生忧虑。毛泽东更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要泛滥起来。”②

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58 年 3 月， 他在成都会议上说，是否民主革命较早的老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那么积极？ 两年前，河北、西北都有此情况，10 年前，陕北有此情况。原因是新区土改后接着搞合作社，群众没有习惯于“新民主主义秩序”——实际是资本主义民主秩序，发展资本主义。不断革命就是从这里提出来的。正是这种发展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6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17 页。

本主义的可能性，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这是他提出新的战略思想一个重要的原因。

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为什么能引起毛泽东如此的警觉？在他看来， 发展资本主义，既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也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意愿。

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振兴中华，使祖国独立富强，许多仁人志士，前仆后继，浴血奋斗，先后进行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戊戌变法的改良运动，以及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但都未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桎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经过 22 年的血与火的战斗，才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 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国际局势的发展，不可能停留在这个阶段上。毛泽东早就精辟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他指出，由中国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它的“最后结果，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不能不具有极大的可能了。”①可见， 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绝非偶然，它是历史的选择，是近百年中国革命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国际国内客观形势发展的必然产物。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无论是小农经济、个体手工业，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和落后的，这种建立在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限制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满足人民和工业化事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日益增长的需要，它的小商品生产的分散性与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因而这种小农经济和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之间的矛盾，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日益显露出来。同时，小农经济是不稳固的，随时引向两极分化， 如果不对它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村中少数人就会发展为富农剥削者，而多数人就不得不忍受贫困甚至破产的痛苦，这是毛泽东领导革命胜利后不愿、也不容看到的。因此，必须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逐步改造我国的农业，使我国农业由规模狭小的落后的个体农业进到规模远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通过合作社的道路，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由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主要方法。

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只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才能克服这些矛盾，我国工商业才可能获得充分的合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社会主义工业化才可能全面实现。如果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允许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将中国引向资本主义，这不仅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也脱离了中国的国情，这才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因此，毛泽东的忧虑和警觉， 不是没有根据的。

两条道路斗争制约着社会生活的进程，束缚了已经解放了的生产力，引起了社会经济生活中供求关系的深刻矛盾。

新中国成立之后，立即没收官僚资本，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由于广大工人群众对共产党的热烈拥护，由于革命胜利激起的工人阶级高度的荣誉感、责任感，国营经济确实生龙活虎，发展很快，生产情况明显地超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1951 年以后开始试办的以土地入股、土劳分红为特点的初级合作社，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社员的生产积极高涨，生产确实比多数单干农民要好。而私营工商户，在“五反”运动中暴露了不少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质，对国家政权和机关于部具有很大的腐蚀作用，对国民经济生活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加之，随着大规模建设的开始，各方面供求关系紧张， 就把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当作是解放社会生产力一个很好的办法。毛泽东在1953 年 10 月 15 日的谈话中说：“城市蔬菜供应，依靠个体农民进城卖菜来供应，这是不行的，生产上要想办法，供销合作社也要想办法。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

“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 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 归合作社之公。

“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①

后来，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从普遍规律的高度概括了“一化三改”、变革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他说：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普遍规律。东欧一些国家，农业合作社搞得慢，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拖拉机，而是因为他们的土改是靠行政命令，是从上而下恩赐的。他们在土地改革后，又没有趁热打铁，实行集体化。我们则与他们相反，实行群众路线，发动贫下中农展开阶级斗争，夺取地主阶级的全部土地，分配富农的多余土地，接人口平均土地，这是农村的一个极大革命。土改之后，紧接着开展了广泛的互助合作运动，由此一步一步地，不断前进地把农民引向合作化道路。

毛泽东遵照“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这个普遍规律，把握革命进程中的有利时机，顺利地转入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

与此同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社会主要矛盾在国际上的表现，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侵略朝鲜和我国抗美援朝的战争。朝鲜战争， 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增加了恢复因长期国内战争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的困难。但同时也加深了我国人民加快经济建设的紧迫感。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将有利于充分利用抗美援朝赢得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苏联援助等有利条件，加快工业化建设，增强经济实力，壮大国防，防患于未然。毛泽东指导工作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当一个任务将要完成的时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革命意志松懈下来。当时，朝鲜问题虽然还没有彻底解

决，但战争已经停下来了。美帝国主义想通过发动朝鲜战争，实行经济封锁来扼杀中国革命胜利的企图彻底破产了。国际国内的条件对我们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非常有利。1953 年 9 月 8 日，周

恩来在全国政协第 49 次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现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时说：“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因为朝鲜停战了，这个说法有部分道理，⋯⋯但这是不完全。现在提出这个问题，还有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从国际方面看，当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新世界诞生了 36 年，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巩固和扩大了；旧世界尽管叫嚣扩军备战，但困难重重。形式上是两个阵营的对立，但矛盾的焦点是在旧世界的内部。这种矛盾，有和平与战争的矛盾，有民主与反民主的矛盾。”“旧世界的矛盾，无论在东方与西方，是一天一天地在增长，中朝人民在朝鲜战争中的胜利把美国企图挑起世界大战的时间推迟了，这就不仅有利于促进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增长，有利于和平民主阵营的巩固和扩大，有利于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中民族民主运动力量的增长，有利于世界人民的和平与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我国进行建设工作。”①

毛泽东基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城乡资本主义发展的思虑，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构想，认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采取逐渐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步骤和政策，一步一步地向前过渡。他反对等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政策，实行向资本主义全线进攻的突变。这不仅符合当时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也符合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的逻辑。

三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确立

毛泽东根据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审时度势，提出从“一五”计划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确立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1952 年 9 月，毛泽东开始酝酿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

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到：10 年到 15 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 10 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此后，毛泽东在视察工作时，同一些地方的领导同志也谈到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毛泽东在视察湖北孝感时，他对孝感地委干部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比如过桥，走一步算过渡了一年，两步两年，三步三年，四步四年，五步五年，六步六年⋯⋯10 年到 15 年走完了。要他们传达到县委书记、县长。在 10 年到 15 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 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②

1952 年 10 月 2 日，刘少奇抵莫斯科出席苏共第 19 次代表大会，受毛泽

东的委托，于 10 月 20 日写信给斯大林，阐述了关于中国怎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信中说：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企业已占 67.3％，私人企业只占 32.7％，我们估计，再过 5 年，即我们执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在工业中国营经济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 20％以下，再过 10 年，则私人工业会

缩小到 10％以下，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将缩小，但在绝对数上则还会有些发展，因此，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和政府合作。在 10 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 90％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 10％，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他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到那时，少数资本家可能完全处在社会主义的包围之中，全部工业（手工业除外）国有化的步骤不能抵抗。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经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 10 年到 15 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在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在完成农村经济集体化的最后时期， 应该采取怎样的办法来消灭虽然不很多的富农，则要看那时的情形来决定。对于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扶助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的生产，所需的时间可能长些。这就是我们所设想的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大体方法。①

斯大林收到信后，在接见刘少奇时，就信中所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是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①这些说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都在考虑着如何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但是，直到 1953 年 3 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还处在酝酿阶段。据刘少奇说：“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过。1965 年薄一波在给田家英的一封信中说：“过渡时期总路线，主席是从 1952 年 9 月以后经常讲的，但开始未形成一个完整的辞。”②

中央正式讨论，还是 1953 年 6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事。1953 年 3、4 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为了研究在新的形势下的公私关系和如何加强对资本主义工业的改造问题，组织一个调查组，先后到武汉、上海、南京、济南等地调查。随后，调查组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根据 3 年多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及其存在的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积极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并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重要建议。调查组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利用、限制工业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我们将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的主要形式，是我们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它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形式，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抓住了这个主要形式和主要环节，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有利于领导和改造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部分。所以建议我们在目前集中地或着重地来解决我们同这一主要部分的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关系问题。

① 《党的文献》1988 年第 5 期第 53～55 页。

① 《党的文献》1988 年第 5 期，第 60 页。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人，都非常重视中央统战部的调查报告， 决定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党的任务是在 10 年到

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祉会主义的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部份：（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6 月 15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也肯定了这个报告，决定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 10 年到 15 年或者更多一些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 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并开始作为党的总路线正式向下传达，要求全党贯彻执行。1953 年 12 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拟订，经毛泽东修改和中共中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1954 年 2 月 6 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七届四中全会作报告，报告说，1953 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并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党中央政治局认为在这个时机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必要的和适时的。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2 月 10 日， 全会通过决议，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就其主要内容来说，被称为“一化三改”的路线，也称为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路线。这是随着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成为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的结论的提出而提出的。其目的就是要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使现存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使社会主义经济基本上成为我国唯一的经济基础，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完全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使资本主义绝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