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论“不能不写”

毛泽东在回顾两论写作的原因时曾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单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七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足以应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候的需要， 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合当时需要不能不写的。”①这段话至少给我们提示出两点：一是两论的写作是出于在中国特殊环境下进行革命的理论需要；二是清算脱离中国实际而发生的或“左”或右的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一 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

近代中国面临强邻四逼、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日益尖锐；另一方面，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制度在世界近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日益走向没落，但它仍以其顽强的习惯势力变换着各种形式继续苟延残喘，成为中国贫弱累积的根源，因而与人民大众也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② 中国人民先之以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与中日战争，抵抗外国侵略，反对封建统治；继之以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典型的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意义的革命。这些革命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先进的中国人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并未完成其所承负的历史使命。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中所寻

① 以下简称两论。

① 转引自《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 36 页。

借的各种武器，既不能有效地对付封建主义，也不能使中华民族获得独立， 而且“老师总是欺负学生”，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结合成为中国社会的症结所在。

“五四”运动在这种形势下沛然而起，它所标举的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它所从事的反帝与反封建的运动，仍是上个世纪末与本世纪初资产阶级事业的继续。在社会革命的意义上并未提供观察中国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新的思想武器。但“五四”运动却在思想文化启蒙的意义上陶冶了大批知识分子，其中许多人在彷徨歧途之中，通过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从俄国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式革命”的道路成为当时革命知识分子的共识。这一选择使中国革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主要是以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模式，从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学说，虽然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意义，给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指明了远大的方向，但它的某些具体革命理论与策略，与东方如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相去甚远；在他们的著作中，也没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极其微弱的落后国家、特别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虽然提供了这种分析的一般原理与方法。“俄式革命”的道路及指导理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帝国主义时代及俄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产物。就其普遍性而言，对于中国革命具有一般的指导意义；就特殊性而言，俄国地跨欧亚两洲，其社会基础与中国有相似之点，因而比之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学说更为接近中国的实际，所以“五四”的先驱者们大都选择了走“俄式革命”的道路。但是，这种特殊性仍然只有一般的意义。中国不像俄国只是一般的资本主义发展落后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度，它具有悠久的封建专制历史， 自然地理幅员辽阔，农村人口众多，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同时，半殖民与半封建的性质使得中国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呈现出相互交织异常复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革命的对象与力量往往是随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即以资产阶级而言，它本身就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既具有革命的一面，又具有软弱甚至反革命的一面；买办大资产阶级则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角逐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如此等等，都表明了中国社会条件的极其复杂，革命过程与道路的极为特殊。在这样的国度中如何进行革命，这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没有现成答案，俄式道路也只有一般的意义。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与特殊方式，这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甚至俄式道路所能规范的。列宁曾对东方各民族的共产党组织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这样的条件。”①“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②中国的情况可以说比列宁讲到的更为特殊，它不仅要反对“中世纪残余”，而且更主要的是首先获得民族独立；列宁还认为东方共产党组织可以在俄国所开始的斗争中找到革命的答案，而中国的革命道路却与俄式

①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04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105 页。

革命也有很大区别。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正是这种非常特殊的革命任务。

正是在这种特殊的革命任务面前，中国共产党却在理论上没有充分的准备，在实践上也缺乏斗争经验。她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俄共的帮助下建立起来，即投入了蓬勃发展的、有全国各阶层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没有也来不及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及其精神实质和中国社会的特殊状况进行双重的深入研究与了解。在这种情形下，革命只能是一方面以共产国际的指示与策略为准绳，另一方面只能在失败中总结教训，不断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的具体道路。共产国际虽然在中国革命中起过很大的帮助作用，但是，它的许多指示与决议是脱离中国实际的，这对于中国革命的损失是极为严重的。由一个远离非常特殊的中国环境的国际指挥中心来导演中国革命，不能不说是中国国内一、二次革命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逐渐从中国实际情况中开拓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他们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血的教训中，获得了对于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的正确认识，把革命力量引向反动统治势力薄弱的省际交界的农村地区，创立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开辟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的革命道路，开始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并逐渐形成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 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的数次“围剿”。但是，这样一条山沟里的革命道路与山地游击战争的军事路线完全是血的教训与战争的逻辑所规定出来的，并没有多少理论根据。因此，山沟里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也因此遭到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共党内的代表的否定，终于又迎来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恩格斯曾说，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最好方法，是在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和亲身体会取得的经验中进行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 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①，“他们将通过本身的错误、通过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而前进”②。毛泽东也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③正是在这种胜败之间的反复比较中，一方面认识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同时抗日战争的爆发，从更广阔更深的层次上暴露出中国的复杂的阶级关系与矛盾，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出来。对这一结合进行哲学上的论证与说明，正是现代中国革命的理论需要。两论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它根植于这一结合的历史经验，又是对这一经验的哲学升华。

二 清算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两论的写作，从另一角度看，则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需要。如上述说，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极其特殊， 中国共产党又缺乏相应的理论准备与实践经验，因此在革命过程中连续不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32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7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5 页。

地出现过或右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其中尤其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与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就其思想实质来说， 在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特殊情况与复杂的阶级关系缺乏了解。因此，他一方面把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机械地套用于中国的社会条件，主张“二次革命”论； 另一方面，在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上，也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指示，把革命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对他们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忽视党的领导权与发展党的力量。在大革命初期，孙中山曾说过： “精卫（汪精卫）、展堂（胡汉民）已不能代表俄国式的革命”①，但共产国际硬说汪精卫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武汉政府及国民党左派领袖”甚至“已经走到了工农专政的路上”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陈独秀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多方迁就，在敌我友的复杂关系与变化态势中失去了应变能力，终于导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与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在中共领导层中引起了一股愤怒情绪，这种情绪又在共产国际的引导下走向“左”倾机会主义。共产国际一再强调中共党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党内“左倾病只是残余，而右倾是会变成可怕的危险的”①，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正是来自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但是，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是以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种在莫斯科看来是所谓“中国中心主义”的方式出现的，这就为共产国际所不容。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主要是忠于中国而不是忠于莫斯科，所以在莫斯科看来，这是“敌视布尔什维克主义，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 号召中国的一切布尔什维克“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去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路线”②。在这种情形下，中共党的领导人更加失去了把握中国特殊国情的可能性。瞿秋白上台后只得继续执行“左”倾路线，但由于他对李立三“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采取了温和的方式，同样遭到共产国际的指斥。于是，在米夫的支持下，本来极力推行立三路线的王明，夺取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以更“左”的方式来反对在他看来是所谓右倾的立三路线。他上台的口号是“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所谓“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百分之百的忠实于共产国际的路线”，这就深得莫斯科的要旨，因而得到共产国际的赞赏。米夫公开说，王明上台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你们信任他，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体现的就是国际路线，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对国际。③这样一来，在中共党内便出现了一种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绝对化的倾向，同时王明的“左”倾路线更加走向极端，更加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一路线随着中央机关转移到江西苏区，便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得到贯彻执行。在政治上实行极左的关门主义路线，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排除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

“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在思想根源上，

① 转引自《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66 页。

② 《六大以前》，第 812～813 页。

①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第 247 页。

②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二辑，第 112 页。

③ 《党史研究资料》1981 年第 10 期，《关于米夫》

就是把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将共产国际的决议神圣化，不是从实际出发， 而是从马列的一些词句与苏联经验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分离开来，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遵义会议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首先在红军的军事行动中得到克服，并在组织上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但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却来不及清理。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首先在中国革命的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上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这就是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问题。1935 年 12 月毛泽东作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抓住抗日救亡的历史主题，克服“左” 倾关门主义，同时也向全党提醒统一战线问题上右倾错误的危险。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又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彻底批判了脱离战争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与保守主义的错误。之所以首先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是因为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中国革命的两个最紧迫最重要的问题，而“左”右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最直接的表现也是在这两个问题上。但是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批判，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因为错误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是以其深层的错误思想路线为基础的。事实上，王明的教条主义思想从未根除，唯共产国际指示是尊。抗日战争爆发，他回国后，根本不从复杂的中国阶级关系与实际情况出发， 却秉承莫斯科的旨意，从原来的极左又倒向极右，在政治上与军事上提出一套右倾论调，并为党内的一些人所接受。所以，清除错误的思想根源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

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点。他认为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同是中国革命的三个主要问题。他曾指出，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武装斗争（军事路线）与党的建设（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三者是紧密相联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正确与否体现了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反过来说，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①因此，毛泽东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教训，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之后，接着又着手批判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两论的写作，即是为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

三 “闻道”的兴趣

两论的写作，主要是中国革命与党内思想斗争的需要。但是，也还有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个人的心理因素与对哲学研究的兴趣。众多的研究者在谈到两论的写作原因时大都忽视了这一点，或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一个对哲学毫无兴趣或毫无哲学素养的人，即使现实的斗争如何需要某种哲学理论，也是很难写出几篇有价值的哲学著作的。诚然，毛泽东决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这从两论的内容及上述写作的主要原因可以看出来。但毛泽东的确从早年一直到晚年，都对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忽视这一点，很难说是对两论写作的原因作出了全面的解释。

从学生时候起，毛泽东就对理论上的建树有所抱负。人们都说毛泽东的特点在于他是一个实践家。的确，在一师时期，他就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色。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第 605 页。

那时毛蔡齐名，有蔡和森是理论家，毛泽东是实践家之说，毛泽东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也确实充分表现了他的组织天才与实践才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重要的方面则是毛泽东更倾向于理论上的建树。学生时代他就学于杨昌济门下。杨先生一贯倡导圣贤精神，区分圣贤与帝王之特质：圣贤百代之王，帝王一代之王；前者乃传教之入，创立学说，泽被千古，教化万代； 后者乃办事之人，顶多创立一时之功业，影响远非前者之所及；前者如孔孟程朱陆王，后者如诸葛武侯、范希文。迄至近代，左宗棠为办事之人，曾国藩则是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被誉为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完人。杨昌济的这套理论，不仅体现在毛泽东早年的课堂笔记里，也体现在他那时的思想中。那时他就用这一标准指点近代人物，并“独服曾文正”，倾向于衷言、立功并完，尤其倾向于“倡学”。这一价值取向似乎贯穿于毛泽东的一生。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的，如果要毛泽东在统帅与导师之间作一选择， 他宁可选择后者。他经常声称自己是一个教师，其意蕴是非常深厚的。

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就在于他们观古今之变，通天人之际，从而把握宇宙人世间的根本道理。杨昌济讲《论语类钞》，引孔子的话说：“朝闻道， 夕死可也”①。“闻道”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研究哲学，所以杨昌济解释说， “人不可无哲学思想，”“人不闻道，是谓虚生”，西方哲人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哲人如孔、孟、程、朱、陆、王，皆能悟道，乐莫大焉。在杨昌济的引导下，毛泽东曾醉心于探讨大本大源，亦即哲学研究， 并参加了杨昌济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走上社会，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已不再进行学生时代那种抽象的思辨哲学探讨。但他对哲学研究的兴趣却从未间断过。1920 年 6 月，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起，渐次进于各家”②。在他所拟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也特意把“哲学上之主义”列进去，冠于各种主义之首。1920 年底至 1921 年初，毛泽东“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 “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③，认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④， 但那时他找不到多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只得搜寻其他哲学资料进行研究。在他组织经办的文化书社所销售的各种书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种各样的哲学书刊。1921 年 1 月，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举行三次会议，在讨论介绍个人计划时，毛泽东声称自己除了补足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外，尤“喜研究哲学”①。1921 年 8 月，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规定“本大学之研究范围”分为“科学、哲学、文学”三类。可见毛泽东对哲学研究始终未曾忘怀。

尔后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了革命斗争，从容地进行哲学研究已不可能。但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抓住不放的。在大革命时期，马列著作翻译成中文的还很少，但毛泽东 1926 年 6 月在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讲《中国农民问题》时，从记录材料来看，似已读过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当然从他

① 《杨昌济文集》第 80 页

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 479 页。

③ 斯诺：《西行漫记》第 131 页。

④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① 毛泽东：《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

参加革命时起，读马列著作或研究哲学，已不是纯学问的研究了。但哲学研究的兴趣对于他了解和研读马列著作的影响也不能低估。1932 年 4 月，红军攻占漳州，搜寻到了恩格斯的《反社林论》以及列宁的一些著作，毛泽东如获至宝，在长征路上还读《反杜林论》。红军到达陕北后，环境相对安定， 同时 30 年代出现了一股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热潮，这给毛泽东提供了研究哲学的极好机会。他总是想方设法搜寻这些书籍，认真研读。斯诺对此曾有过记述：“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他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什么都不管了。”②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延安曾出现过哲学研究的热潮，毛泽东还仿照他学生时代的作法，成立过哲学研究小组，倡导过“新哲学会”， 这是人们所耳熟能详的了。

两论便是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辛勤研究的成果，放远一点看，也是他从青年时候起立志于理论建树、“倡学”与探索哲学的结果。他早年醉心于“闻道”，认为孔子这样的圣人之所以与弟子对答如流，“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①《矛盾论》的原稿中有这样一段话：“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是矛盾学说的精髓，懂得了它，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这个矛盾之道”②。两相对照，遣词立意前后一揆。

两论无论就其内容或是就其写作背景来看，无疑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但毛泽东的个人心理因素的确是不能忽视的。施拉姆曾说：“按照传统，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被尊崇为领袖的人物必须同时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家），毛泽东也就尝试撰写这类文章。”③ 这种判断似未抓到痒处。实际上毛泽东对理论与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后来戎马倥偬，理论准备相对不足。他因此在江西时期被讥为“狭隘的经验主义” 者，遵义会议上有人指斥他“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④这对于一个一贯抱有理论建树与哲学研究兴趣、在统帅与导师之间宁可选择导师的人来说，其刺激是可想而知的，这无疑是毛泽东从理论上清算那些旁征博引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者们的心理动机。毛泽东说：“我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⑤。从这个意义上看，两论的确是“不能不写”的。